美国哈佛大学田晓菲博士回国在北大作了个《北美中国古典文学
研究近况》的讲座，登载于2000年12月20日第72期《国际文化》。田
博士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神童”（刘东语），我是早有耳闻的。拜读
之余，获益良多，也有些感想不吐不快，以就教于田博士及广大读者
（特别是对汉学研究有兴趣者）。文章题目是对鲁迅一篇名文的戏拟。

　　此文提及国人对待海外汉学研究的一种态度（或称“误区”），
原文说：“最常见也最无聊的一种批评就是他们（指国外汉学家）
‘连中国话都说不好，搞什么中国文学研究’。”我姑且称之为正方
观点。田博士对正方的反驳是：“如果说得好中国话是一个标准，那
么每天只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好了”。此话说得颇不醒豁，但好
在她要表达的意思还是明确的：如果中国话说得好，就可以搞好中国
文学研究了吗？田博士诙谐幽默的反讽实际上犯了逻辑上偷换命题的
谬误，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因而也是无效的。正方观点是：学好汉语是
搞好中文研究的必要条件，而田博士所要极力反驳的观点却是“如果
学好汉语就可以搞好中文研究”，前者成了后者的充分条件。充分条
件与必要条件在逻辑上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例如“没有水分，植物
就不能生长”这个有效命题并不蕴涵“有了水分，植物就可以生长”
这个无效命题。同理，“说不好中国话，就不能搞好中国文学研究”
这个有效命题并不蕴涵“说好中国话就可以搞好中文研究”这个无效
命题。田博士是无的放矢，她所反驳的并非正方观点，而是将其扭曲
（或说丑化），使之显得荒诞不经而不堪一击（逻辑上俗称为“稻草
人”诡辩法）。逻辑的力量是强大而坚硬的，是任何有志严谨治学者
所须臾不可离的。没有逻辑的支持，无论任何立论反驳，横说竖说，
都是无效的，没有价值的。

　　还是回到本题吧。之所以锱铢必较地辨明田博士的观点，缘于我
不认为这个问题如她所言是“最无聊的”，掌握好汉语对汉学研究
（特别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在我看来毋庸置疑。钱钟书先生
将翻译比作一段“很艰辛的旅程”，“一路上颠顿风尘”（《林纾的
翻译》），其实这大可移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因为那何尝不是当代
学者向中国古代跋涉的艰辛旅程。学者们要穿越时空的阻隔，也要穿
透语言的隔膜———古汉语与现代汉语迥然不同。对汉语不是母语的
国外汉学家而言，则不啻是一次更“艰辛的旅程”。这重重的隔膜增
加了研究的难度，或可以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首先是要去除这个
“隔”。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中。
思者与诗人是这一家宅的看家人”。（《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汉语
（包括古汉语）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载体，不掌握好这个“利器”，则
任何汉学研究难入门径，更遑论登堂入室。英国19世纪文人乔治·吉
星有一段话十分切题，于我心有戚戚焉，他说：“使我自幸生于英国
的许多理由中，有一个就是我能以我的本国语来阅读莎士比亚。……
我自以为能读荷马，……但是我几曾梦想过荷马已把他的全部音响之
美传授于我？或者对我来说，他的意思竟和古希腊当时漫步于海滨的
人们同样了无窒碍？”（商务版《英美近代散文选读》57页）吉星大
概能读懂希腊文的荷马史诗，在他当时的英国，希腊文和拉丁文是中
学的必修课，如同我们中学课本中的古文。本人的英文水平尚可，莎
翁的英文原著还能读通，但我决不敢自诩比吉星之流的英国文人更深
得莎翁诗歌之美，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如同希腊语不是吉星的母
语，汉语不是国外汉学家的母语。我是中文系毕业的，我十分自豪可
以用母语领略屈原和杜甫的诗歌之美。倘若我对英文一窍不通，我所
作的莎士比亚研究在英美学者眼中到底有多大价值，是大可怀疑的，
更何况汉语被公认是世界上最烦难的语言之一。在我看来，很多西方
汉学著述之所以别具价值，不仅因其不同的“治学手段和学术思想”，
还因为那些汉学家对中文的出色把握。我也曾面聆过几位汉学家，总
是惊讶于他们娴熟的汉语水平在我的外语水平之上。总之，汉语（包
括古汉语）这层隔膜对治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是必须而且可以突破的，
否则无异于雾中看花，隔靴搔痒，无论有何等高妙的“治学手段和学
术思想”，终为虚文浮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