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位年轻的评论者，对陈忠实的《白鹿原》进行了毫不留
情的批评，最突出的观点，是认为这部小说流露出“狭隘的民族意识”，
在自己的亲人被日本人打死后，葬礼中把战场上得来的日本人的“头
发”焚烧，以为祭奠，这样的“民族意识”是否太过狭隘？20年来中
国的新时期文学艺术，对民族仇恨和历史耻辱的反思与揭示，是太过
空泛和“博爱”，还是太过强烈和“狭隘”？以我个人的眼光所见，
是我们的艺术家大多对民族意识淡漠不清，急于“国际化”追求使
“重大”主题往往流于暧昧和温情，真正让人很不舒服。

　　最近以来，常见有报纸上议论张艺谋的电影，但并非是职业批评
家的声音，却是一些踏出国门的年轻而有为的中国人。多家媒体报道，
中国留学生纷纷抱怨，张艺谋那些获奖电影损害了中国人的世界形象，
使这些学子们在海外受到莫名其妙的发问和歧视。这样的问题早在张
艺谋的电影出笼之初就开始争论，学问家们虽得不出一个结论，但说
好的声音显然占了上峰，谁都怕别人说自己“民族意识狭隘”，更怕
人家说“守旧”和“正统”，艺术观念太过“陈旧”。留学生可不管
那么多，他们只从自己的生存出发考虑问题。

　　近日的一则消息更勾起我的联想。中国的足球明星张恩华，一名
剽悍的足球后卫，有机会到英国试训，没想到才出国两天，就有媒体
说，张恩华在欧洲痛感张艺谋电影把中国人形象搞坏了。这种质朴的
感受应当视为是一种真实，也应当视为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反馈。有
的人害怕民族意识的流露显得过分“狭隘”，所以就想把本来属于刻
骨铭心的东西淡化或抹掉，以使自己的艺术和主题能和国际接轨，谢
晋的电影《清凉寺的钟声》就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作品；有的艺术家则
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训导用到极端，恨不得把自己的
土地描写成原始社会，这样才能博得“国际”赞誉。想一想我们的当
代文学艺术吧，对自己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何曾有过沉痛、严肃的
叙述与总结？民族的仇恨何曾有过饱满的倾诉与表达，“十七年”的
文学与电影，倒不是怕不能“国际化”，而是怕把战争描写得太残酷
“长了敌人威风，灭了自己志气”，战争乐观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
结合的做法，让我们这些后来人错认为战争是一场好玩的，只有“敌
人死”，我们自己却“永生”的游戏。我记得自己幼年时代正值文革，
每看电影前，大家总要互相问一些“刺激”性的问题，“打不打仗”、
“死得多不多”、“有没有特务”，等等。中国人受到的屈辱绝不比
犹太人的少，但我们这些后人及更后一代的人，被震撼的程度却要比
犹太人低得多。美国沉没了一只“泰坦尼克”，然后就有了同名的电
影成为世纪大片。中国清代的一只沉船导致上千人死亡，报纸上说，
外国人正拿沉船上琳琅满目的“文物”拍卖。

　　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在全面走向新世纪的时刻，许多文化问
题让人不得不经常回头来看，来争论。究竟何为“狭隘”，到底历史
应当怎样叙述，这些问题仍然等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