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沫读之若有味          

                  陈福康
 

 

 

 

 

 

 

 

 

 

 
 
 

  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完整地收录了郭沫
若在抗战前流亡日本期间,致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太郎的二百多封
珍贵书信及诗简。印制精美,令人爱不释手。这些书简或用中文,或
用日文,字迹大多龙飞凤舞,内容则涉及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等高
深的学问,要对它们作整理、翻译、注释,决非易事。好在该书由中
日两国著名学者共同主编,先后参与其事的还有中国访日的古文献学
者、日本教授的中国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高级专家、郭沫若生
前的学术秘书以及郭沫若的家属等等。因此,总的说来,整理工作是
令人满意的。

  然而,智者千虑有时也难免有失。当我看到书中第66页所载第
63封“书简”时,便不禁大吃一惊。内容是这样的:

  丹翁《读〈释祖妣〉》

  一抹读之若有味,略翻数叶淡可记。

  他说牡牝是祖妣,读者以为确之至。

  既云古初拜生殖,之二者究像甚器。

  盍求土音从何来,证我发明之文字。以上的标点是编者加的,又
对题目加了小注:“丹翁,即张丹斧。”还说明此“信”原本“无准
确日期,且无邮戳为参考,原存1932年袋内,故置本年末”。书后的
附表中又说此“信”“未见信封”,“残片(中)”“未署日期”。
然而,我认为这根本不是郭沫若的“信”。(标点也有误,最后二联
都应该用问号才对。)

  首先,谁都会感到这只是一首打油诗,不是信简。当然,郭沫若
常常以诗代简,书中就收了很多这样的诗简;但是,那都写有抬头和
署名,这首诗却什么也没有。而且这又明显地并不是什么“残片”,
而是完整的一页诗。

  其次,只要稍许了解一点郭沫若古文字研究论著的人,就知道
《释祖妣》正是郭氏名文。所谓“牡牝是祖妣”,正是郭氏该文的论
点。因此,“他说”的“他”,不是他人,正是郭氏。而郭沫若难道
能称自己为“他”吗?

  再有,从笔迹上看,我认为也不是出自郭沫若之手。何况,首句
“一抹(·沫)读·之若有味”,显然用了“嵌字格”,而聪明如郭
沫若,岂会看不出,而误写为“抹”?

  最后,此诗明明有“丹翁《读〈释祖妣〉》”的题目,编者也注
出了“丹翁”是谁,那么,怎么又变成郭沫若的“信”或诗了呢?

  它明明是有人抄录的张丹斧同郭沫若开玩笑的一首嘲谑诗。把这
样一首调侃郭沫若的诗说成是郭沫若自己写的,那就成了一个真正的
笑话了,而且还成了中日两国的一个“国际笑话”哩!

  如果我以上的分析有人可能还将信将疑;那么,我就再抛出一个
铁证吧。在1931年9月7日上海出版的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第
26号第2版《每日笔记》专栏中载:“郭沫若在所著《甲骨文字研
究》上,论‘祖’‘妣’为‘牡’‘牝’之初字。上海无聊小报之代
表《晶报》编者张丹翁见之,为赋一歪诗曰……”以下便全引此诗。
(而第二个字用的正是“沫”!)

  《文艺新闻》是鲁迅当时每期必看的。这首“歪诗”鲁迅自然曾
经寓目,郭沫若也看过当然更不用说了。没想到过了几十年,经过中
日两国众多专家的鉴认,它却成了郭沫若的“书简”,这真是从何谈
起!

  顺便说说,此诗作家原名张延礼,字丹斧,号丹翁,别号无为。
曾是南社成员,亦好金石骨董,且懂一点古文字学。他虽然写“歪
诗”调侃郭沫若,郭沫若却并没有生气,后来他们还常常通信。张丹
斧对郭沫若其实也是很佩服的,还在《晶报》上撰文称“并世研甲骨
文字者,以郭沫若氏聪明为第一。郭颇不以雪堂舍此种学问而参伪政
为然,可以知其志趣矣。”讲得很好。

  又顺便说说,文物出版社克服重重困难,出版了这样一部成本很
高也许又赚不到钱的书,是非常令我辈感激的;但是,书中的一些错
误却令人大跌眼镜。例如,书中“己”、“已”不分(有七八个地
方),“尊夫人”变成“奠夫人”,“诊断”变成“论断”,“竟
日”变成“竞日”,“见解”变成“是解”,“来时”变成“赤时”
“小生”变成“生小”,“愿”变成“原”,等等,不待多举。连原
信中勘误表箭头的方向也会排错17处之多(第261页)。还有,连中
国人写信的格式也不懂,将信尾的“时祉”、“刻安”等原本应顶格
排的词不予顶格,而将“匆匆”这类不应顶格的却偏偏又顶格排(第
265页),真正令人哭笑不得!至于外文方面的错误就更可笑了,例
如连英文的各个单词间应空一格也不懂,好几处都是连接排
印。hotel排成botel,日语的し会排成英语的L。最怪异的,是日语
外来词ホテル(饭店)的テ,编辑误以为是中文的“广”字,排成日
文的“”字,不仅成了两重错误,而且这一错误在书中还出现了两
次!

  还有,书中第257页的第29封信,漏译了整整一段;第295页的第
1行文字,却又是原件中所没有的。这类错误,即使是原稿的错,但
编辑如果工作再认真一点,也还是能避免的。另外,第286页译文中
有“惠赠红□□亦收到”,编者加注曰“□□字未能辨识’(全书中
唯此一处未能辨识)。然而,原件中郭沫若那两个日本假名虽然写得
草了一点,却还不算太难辨认(我已读出,并得到日本学者的认同)
译成中文就不是“红□□”,而应是“红酱”了。当然,这二字连日
本人也未能辨出,而要让中国的普通编辑来解决,是一种苛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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