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谈的起源
对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或从清谈思想上立说,或从思辩方式(品评人物)的角度上阐述,或从语源上立论(关于"清谈"一词的语源的讨论,见本文页7~9),纷纭辞说,莫衷一是,而多有淆乱不清之处。兹分别讨论之。
1.清谈思想之起源
关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第一,贺昌群说。贺氏在《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之上篇《汉魏间清谈思想之流变》中指出:
每一时代皆有其时代之特性,当其特性在发展之时,往往与其前一代之传统势力,发生参差之反应作用,申言之,即必然承继其传统之一部分,同时革弃其传统之另一部分,复增入其他新异之部分,此历史演变之恒律也。魏晋清谈之起,在学术上盖上承东汉方术道家与老易思想之一部分,而革弃儒家思想之一部分,其新兴之一部分,则为先秦诸子学之重光,与印度思想之流入。至汉末三国时代,因政治社会之巨变,遂形成一种韵味悠长之思潮,名曰清谈,至魏正始之际,始树立宗风,六朝曰玄学,绵亘三百年之久,其间大小同异,流别纷繁,非好学深思,体察深远,或忘怀得失,想与感应,难以究其极致。……(《魏晋清谈思想初论》,页1)
他认为清谈思想主要来源于汉代之方术道家、老易思想和儒家思想,形成于汉末三国,树立宗风于曹魏正始年间(240~248),而赵翼以为"清谈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者也,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廿二史札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下引赵氏语出处同此)。
第二,杜守素(即杜国庠)说。杜氏认为清谈思想之产生与东汉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有密切关系,"东汉之末,有名的经学大师,多已有意无意地突破法家乃至训诂的藩篱了","突破了经学的藩篱而趋向于老庄思想了",他以贾逵、许慎、卢植、郑玄、马融为例说明这一观点(《魏晋清谈及其影响》)。案东汉人之不守章句者,还有仲长统、王充和班固等等,他们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不可忽视,其事迹与言论俱见《后汉书》本传。其实这种学风由西汉时代的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开其先河。《汉书》卷八七上本传: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非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
俨然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之主人公。又《文心雕龙·论说》:
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馀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据此,则毛苌、孔安国也具有同样的学术倾向。
第三,孙道昇说。孙氏认为"王充的哲学思想是魏晋清谈家之思想的惟一源泉,魏晋清谈家之思想,滥觞于王充,导源于王充之《论衡》"(《清谈起源考》)。王充的著作和学风,可能对魏晋人有影响,但如果视其哲学为清谈思想之唯一源泉,则未免过于绝对化了。此说颇类于钟记室之追溯诗源,费千钧之力而无拾羽之功。
2.清谈作为一种思辩方式的起源
清谈是在一定的思辩方式的支配下进行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认为它起源于东汉时代的人物品评,汤用彤先生和杨勇先生皆持此说。杨师在《清淡对于佛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东汉之际盛行清议,尤以太学为甚,后遭两次觉锢之祸,出于忧生的原因,则由具体的品核公卿,转而为抽象玄理之研讨。其实关于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有非常深刻的阐述,他说:
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其时政治当局合作的人物。东汉清议的要旨为人伦鉴识,即指实人物的品题。郭泰与之不同。……郭泰为党人之一,"有人伦鉴识"(子烨案:见《世说新语·政事》一七刘孝标注引《泰别传》),可是"不为危言覈论"( 子烨案:见《后汉书》本传),而"周旋清谈闾阎"( 子烨案,见《抱朴子》外篇《正郭》)。即不具体评议中朝(疑当作"朝中")人物,而只是抽象研讨人伦鉴识的理论。故清谈之风实由郭泰启之。郭泰之所以被容于宦官,原因也在这里,然而郭泰只是一个开端。……(《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页45)
据此,东汉末年的大名士郭泰乃是清谈之风的发起者。上述诸家从不同角度立论,各有胜义,不可偏执一说。清谈作为一种绵亘中古三百年之久的学术思辩,其文化渊源是多方面的,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与分合演化的结果。关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对《世说新语》给予足够的关注,无疑能够获得有益的启示。前面我们提到,陈寅恪先生称《世说新语》为"一部清谈之全集",案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十三年(436)立玄学馆,由此至陈代末年,玄学、清谈虽然渐入"土泥"时代,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及魏晋,但还是有所发展的;另外,《世说新语》一书是临川王刘义庆及其及门人"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宋·高似孙《纬略》卷二)编纂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只能是"选集",而非"全集",况且清谈仅仅是《世说新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非其内容之全部。不过,魏晋时代的清谈事、语,除《世说新语》外,其它典籍的有关记载今日所见已经不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这部清谈"选集",是可以当作"全集"来读的。《世说新语》全书凡三十六门,编纂者将东汉名士冠于全书之首,或许这在客观上向我们暗示了清谈与清议的关系。
(二)清谈的分期
以往研究者对于清谈的分期,主要是针对魏晋清谈而进行的,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魏晋两朝清谈又不是同一面貌,同一内容。魏晋清谈可分为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此时期的清谈为当日政治上的实际问题,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换言之,此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的东西。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前期清谈因为是与清谈者本人生活最有关的问题,即当日政治党系的表现,故值得研究。……(《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页45)
这并不足以概括中古清谈之全貌,至于重视魏末西晋之清谈,而忽略东晋乃至南北朝之清谈,亦有不妥。缪钺先生在《清谈与魏晋政治》一文中对魏晋清谈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期,他说:
魏晋清谈之演变,可分为四期。魏正始为第一期,魏晋间为第二期,西晋为第三期,东晋为第四期。"(《冰茧庵丛稿》,页34)
缪先生的分期方法主要根据《世说新语·文学》九四刘孝标注:
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
此条注文位于正文中"袁伯彦作《名士传》成"一语之下,显然是对袁宏观点的转述。缪先生据此说"东晋人认为渡江以前清谈名士应分为三期",再加上东晋之清谈人物,遂成魏晋四期之说。这样的分期是符合魏晋清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1946年,无畏在《清谈之分期及其领袖人物之年代》一文中也提出了魏晋清谈四期说:第一,正始时期(240~240);第二,正元至景元时期(254~263);第三,咸宁至元康时期(275~299);第四,永和时期(345~356)。这样分期也涵概了魏晋时代的主要清谈家,而且较为具体。其中前二期与缪说无异,后二期仅取两晋的某一阶段,则未免失于过于拘泥。故魏晋清谈之分期,当以缪说为正。
总的看来,清谈自东汉桓、灵二帝时代即有萌芽(从郭泰开始),至南朝陈末结束,兹据缪氏魏晋清谈四期说,将中古清谈统分为四个时期:
1.萌芽时期(147~239),由东汉桓帝刘志建和元年到魏明帝曹睿景初三年;
2.形成时期(240~249),由魏齐王曹芳正始元年至正始十年;
3.鼎盛时期(250~419),由魏齐王嘉平二年至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元年;
4.衰落时期(420~589),由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至陈后主叔宝祯明三年。
如此划分,就可以将中古清谈的历史嬗变尽括其中了。
(三)南朝之清谈
关于南朝清谈的基本材料,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已经作过梳理;王伊同先生在《五朝门第》第八章《高门之习俗》第一节《清谈》中更为详细地稽考、辑录了这方面的材料。这里拟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讨论。
1.刘宋之清谈
刘宋立国,承魏晋风流之余绪,谈玄说理,蔚然成风,名家年少,皆以此相尚。当时善淡玄理者有吴郡张敷(《宋书·张敷传》),陈郡谢瞻(同上,卷五八《王惠传》)、谢庄(同上,卷八五本传),琅琊王彧(《南史》卷二三本传),陈郡殷臻(同上,卷二七《殷景仁传》附《殷臻传》)。其他如沈演之析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宋书》卷六三本传);吴兴沈怀文少好玄理,善为文章(同上,卷八二本传);沈道虔少仁爱,好《老》《易》(同上,卷九三《隐逸列传·沈道虔》);宗炳善琴书,精于言理(同上,《宗炳》);周续之闲居,读《老》《易》(同上,《周续之》)。可知谈玄者并不局限在朱门之内。宋世之玄学著作不多,清谈以口谈(关于口谈的问题,说详下文)为主。如晋陵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河东关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同上,《关康之》)。庐江何偃好谈玄,注《庄子·消摇篇》传于世(同上,卷五九本传)。这是刘宋时期见于《宋书》记载的唯一的玄学著作。
在刘宋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玄学的官方化,取得了与史学、文学并列的地位。《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
(元嘉)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
此为元嘉十三年(436)之事。至元嘉十六年(439),宋文帝又命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玄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南史》卷二《文帝本纪》及《宋书》卷九三《隐逸列传·雷次宗》)。玄学的正式设立,标志着它已经从士人的手中转移到国家学术的宝座,因而对齐、梁、陈三代清谈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刘宋士人对正始谈风极为景慕,清淡家经常以此互相吹捧。如王球说:"尚之西河之风不坠。"何尚之也说:"球正始之风尚在。"(《南史》卷三0《何尚之传》)羊玄保的两个儿,宋文帝分别赐名为咸、粲,并对玄保说:"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宋书》卷五四本传)王微对何偃说:"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乐。……"(同上,卷六二《王微传》)其实,他们的玄学成就远不及正始名流和竹林名士,主要是尚口谈而少著述。
2.南齐之清谈
南齐清谈家的笔谈著述非常多。如吴兴沈驎士著《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又著《老子要略》数十卷(《南齐书》卷五四《高逸列传·沈驎士》)。而口谈之士也有不少。河南褚渊,涉猎谈议(同上,卷二三本传);河东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年专以谈义自业,他常说自己"马矟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同上,卷二四本传)下邳王玄载,雅好玄言,修士操(同上,卷二七本传);张岱"辞义清玄"(同上,卷三二本传);张融"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白黑谈论,鲜能抗拒"(同上,卷四一本传);陈郡袁彖"少有风气,好属文及玄言(同上,卷四八本传);平原明僧胤也妙解玄言(同上,《高逸列传·明僧绍》)。这些人都通晓玄学,善长清谈。
南齐之清谈并不仅仅局限在"三玄"义理的讨论上,有时兼及佛理、道学和儒学,内容非常广泛。如周顒长于佛理,尤善《老》《易》(《南齐书》卷四一本传);顾欢年二十余,从豫章雷次宗学习玄、儒诸义(同上,《高逸列传·顾欢》),是一位玄、儒双修的学者;东阳徐伯珍好释氏及《老》《庄》,兼明道术(同上,《徐伯珍》);清河崔慧景,"性好谈义,兼解佛理"(《南史》卷四五本传)。由此可见,当时的清谈思想以玄学为主干,又融入了儒学、佛学及道学的成份,呈现出一种综合性的状态。对于清谈场上的风流人物,朝廷公卿极为贵重之,皇帝也往往对这样的人宠爱有加。如张绪少知名,清简寡欲,他的叔父张镜对人说:"此儿,今之乐广也。"吏部尚书袁粲对皇帝说:"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宜为宫职。"他"长于《周易》,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诸卦中所有时义,是其一也。""口不言利,有财辄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无食"。(同上,卷三三本传)从时人对张绪的推崇可以看出,南齐清谈家与刘宋士人一样,也是特别崇拜魏晋风流的。
3.梁代之清谈
梁代之笔谈著作大多出于皇帝、侯王、太子之手。梁武帝萧衍"文思钦明,能事毕究,少而笃学,洞达儒玄","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梁书》卷三《武帝本纪下》);简文帝萧纲著有《老子义》二十卷和《庄子义》二十卷(同上,卷四《简文帝纪》);南平元襄王萧伟"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学,著《二旨义》,别为新通。又制《性情》《几神》等论其义,僧宠及周捨、殷钧、陆倕并名精解,而不能屈"(同上,卷二二《太祖五王传·萧伟》);贞惠世子萧方诸"幼聪警博学,明《老》《易》,善谈玄,风采清越,辞辩锋生,特为世祖所爱"(同上,卷四四《世祖二子传·方诸》);平昌伏曼容,"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同上,卷四八《儒林传·伏曼容》)。其他善于谈玄的名士,如谢览(同上,卷一五《谢朏传》附《谢览传》)、张充(同上,卷二一本传)、王暕(同上,本传)、庾于陵(同上,卷四九《文学列传上·庾于陵》)、谢几卿(同上,卷五0《文学列传下·谢几卿》)、何子朗(同上,《何思澄》附《何子朗传》),庾承先(同上,卷五一《处士列传·庾承先》)和萧眎素(同上,卷五二《止足列传·萧眎素》)等,亦皆驰誉一时。在梁季的清谈名士中,庐江何胤的著述尤其丰富。他"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 同上,《处士列传·何点》附《何胤传》),所以在当时颇有影响。
梁代的清谈,兼容玄、释、儒,如赵翼所说"梁时五经之外,仍不废老庄,且又增佛学义"。而其中又以玄、释二家最较为突出。如萧纲博综儒书,善言玄理(同上,卷四《简文帝纪》);明山宾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同上,卷二七本传);谢举少时博涉多通,尤长于玄理及释氏义(同上,卷三七本传);王褒"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王褒:《幼训》,同上,卷四一《王规传》附《王褒传》);江紑好《老》《庄》玄言,尤善佛义(同上,卷四七《孝行列传·江紑》);刘訏善玄言,尤精释典(同上,卷五一《处士列传·刘訏》)。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士人之谈多出玄入释,又间以儒学,以为谈助,这样,三种思想的交融就愈加紧密了。关于梁代的清谈与经学的关系,赵翼指出:
……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是当时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辨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特所谈者不同耳。……案汉时本有讲经之例。宣帝甘露三年,诏诸生讲《五经》异同,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临决。又施雠论五经于石渠阁。章帝建初四年,亦诏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使五官中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奏议》,今《白虎通》是也。然此特因经义纷繁,各家师说,互有异同,故聚群言以折中之,非以此角胜也。至梁时之升座说经,则但炫博斗辩而已。
所谓"炫博斗辩",确实不假,但这并非梁代清谈的主导倾向,更非当时清谈家的目的所在;否则,我们对梁代学者撰写了那么多的儒学著作的事实,就无从解释了。其实赵翼对清谈心存偏见,所以对六朝人的儒学著作以及儒学成就,往往略而不言,这是很不足取的。
4.陈代之清谈
陈代也有许多著名的清谈家。如清河张讥,《陈书》卷三三《儒林传·张讥》:
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
汝南周弘正,《陈书》卷二四本传:
年十岁,通《老子》《周易》,……弘正特善于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请质疑滞。……所著《周易讲疏》十六卷,《论语疏》十一卷,《庄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经疏》两卷,《集》二十卷,行于世。
其他谈士还有周确(同上,卷二四《周弘正传》附《周确传》)、徐孝克(同上,卷二六《徐陵传》附《徐孝克传》)、顾越(同上,卷三三《儒林传·顾越》)、全缓(同上,《全缓》)和陆瑜(同上,卷三四《文学列传·陆琰》附《陆瑜传》)等人。又《陈书》卷二五《孙瑒传》:
常于山斋设讲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资奉,为学者所称。……时兴皇寺朗法师该通释典,瑒每造讲筵,时有抗论,法侣莫不倾心。
显然,陈代的清谈比以前各代更有组织性。公元579年,朝廷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清谈,举行的地点是皇家的辟雍殿。《说文》:"辟雍,天子飨饮处也。"《五经通义》说:"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教导天下之人,使为士君子。养三老,事五更,与诸侯行礼之处也。"(《艺文类聚》卷三八)可见辟雍的设置,目的即在于宣传礼仪教化与儒学思想。当时著名文学家徐陵曾预此盛会。案《陈书》卷二六《徐陵传》:"光宅惠云法师每嗟陵早成就,谓之颜回。八岁,能属文。十二,通《庄》《老》义。既长,博涉史籍,纵横有口辩。"可见徐陵也是由儒入玄、玄儒兼工的人。《艺文类聚》卷三八引徐陵《皇太子临辟雍颂》曰:
……粤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诏弘宣,发《论语》题。摄齐升堂,抠衣即席。对扬天人,开辟大训。清言既吐,精义入神,副德爰动。音辞锋起,问难泉涌。辩论纶之异,定伦理之疑,玉振锵锵,云浮雨布。介王奉系圣踪,驰辩秀出,信令张禹惭其师法,何晏忸其训诂。穆穆焉,洋洋焉,此实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壮观者也。……
皇太子就是后主陈叔宝,他在太建元年(569)被高宗立为皇太子。"十一年"是指是陈宣帝(即高宗)太建十一年(579),在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一日,在辟雍殿举行了一场关于《论语》问题的清谈盛会,陈叔宝以太子的身份莅临此会。徐氏此颂的末尾有这样的话:"弘风讲肆,崇儒肃成。丹书贵道,黄金贱籝。洙泗兴业,阙里增荣。"足以说明这次清谈与儒学的密切关系。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在刘宋时代,清谈被何尚之、雷次宗等人确立为专门之学,而务求专精。齐、梁二代,是清谈从分科到融合的过渡时代。清谈发展到陈代,儒学的特征更为突出,似乎是在玄学渐趋寝迹的同时,人们又复归于儒学了。在南朝清谈的发展历程中,道教一直没有渗透进来,而儒、释、玄三家思想遂以圆融合一的风貌弥掩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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