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是盛行清谈的时代。在中古时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谈占有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清谈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那一绚丽的时代的脉搏。关于清谈所涉及的各种哲学问题，冯友兰、侯外庐与贺昌群诸先生都做了十分深入的研究，近人的著述也颇为可观（参见本文后所附《参考书目》和《参考文目》），这对我们认识清谈的文化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对于清谈内容的具体问题不妨各抒己见话，那么，关于清谈形式方面的问题则急需得到确实的阐释，因为目前关于清谈问题，尚有许多混淆不清的地方。其实对于中古清谈的某些基本问题，我本人关注了许多年，也困惑了许多年。1988年，我读了王葆玹先生的《正始玄学》，真如拨云见日一般，许多与清谈有关的问题都了然于心了。这确是一部材料丰富、新见叠出的学术力作。然而，由于此书以关于正始玄学问题之研讨为主，而非探讨清谈问题的专书，所以在叹服之余，尚觉未惬我心。大约在1994年7月间，我见到唐异明先生所撰《魏晋清谈》一书。此书旁征博引，几乎将与魏晋清谈有关的学术资料一网打尽，同时加以细致、严密而准确的科学分析，于是清谈问题的各个方面，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抽象，都毕现无遗，昭然若揭了。此书在魏晋清谈的研究方面，堪称集大成之作，书中的许多观点可以视为定论。如唐先生对"魏晋清谈"所下的现代定义：
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魏晋清谈》，页43）
这种定义不仅适用于魏晋清谈，也适用于清谈本身。在该书的《绪言》中，唐先生指出：
一九四六年，又一位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史林》（三一卷一号）上发表了一篇也题为《清谈》的文章。……他把魏晋名士分为清谈派与清议派两种，又把清谈的发展分为黄金时代（正始，二四0～二四九）、白银时代（七贤，二五0～二六四）、西晋（二六五～三一六，后来美国学者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代他称为黄铜时代）、东晋（三一七～四二0，马瑞志代他称为土泥时代）等四个阶段，并说经由此四段之演变，清谈逐渐与现实脱节而成为纯理论的游戏。……（《魏晋清谈》，页9）
马瑞志先生在其著名的英译本《世说新语》的导论《<世说新语>的世界》中，也复述了宫崎市定的观点。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他们的说法。在本篇中，我对清谈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形式方面的问题，而不以其思想内容为第一着眼点。我试图在前人及时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清谈形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若干问题的研讨，来考查清谈的某些本质特征。
当然，就清谈的研究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材料还是《世说新语》。陈寅恪先生说："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溯原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页194）《世说新语》是魏晋名士清谈之渊薮，其妙言隽语，精理玄旨，无不毕见于此书。作为清谈之书，它实际上也就是清谈家的语录。所以本篇对清谈的研究，主要取材于此书，同时参考魏晋南北朝各朝正史的有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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