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站在這個新世紀的起點，面對高科技資訊時代的來臨，我們享受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自由、便捷的資訊、和豐盛的物質，每一個人生活中充滿了各種可能和機會。加上醫藥的發達，個人的平均壽命超過了七十歲以上。人生充滿了陽光與希望。我們覺得無限的感激與珍惜。但是，在這無拘無束，盡其在我的時代中，我們同時也看到了人類過度放縱自己言行的惡果：倫理破產、社會失序、色情氾濫、犯罪連連、河川汙染、水土破壞……顯然，高科技、快速資訊、與豐富物質本身並不能保證人類就此享有幸福。相反的，如果人類不能意識到人的本質、肯定人的價值、發揮人的特性、提高人的素質、建設更理想的環境的話，那麼科技與資訊只會幫助人類更快速地破壞自己生活的環境，並造成人類本身的毀滅。
人之可貴，主要在他有別於一般禽獸：他可以學習，可以製造工具，也可以發揮仁愛的本性，互相幫助，共同改善環境。因此，縱使在高科技主導人類生活的新世紀中，人還是主體，應是由他來操縱科技。但是高科技的時代中，人們易於崇拜科技以為萬能，而忽略了真正主導者---「人」本身的問題。機器需要軟體、硬體、與維修才能持續運作，發揮功能。它的裝備越精密，維修越完善，性能也越優越。人又何嘗不然？而人在具有硬體的形體之外，如何輸入軟體？由誰來設計？誰來維修？誰來運用？這一切的一切端賴人自己來選擇與改進。在高科技的現代，如果人類不能警覺到人的本色，具備高度的人文素養，充分發揮人的主導力量，掌握建設性的發展方向的話，那麼人類便十分容易淪為科技的奴隸。至於如何幫助一個人充實以上的裝備，則有賴於人文藝術教育。
人類文明之所以能進展到今天，完全是因為人類可以學習、累積、傳遞生活的經驗。因此，後人經由吸收、實驗、改進前人的經驗之後，才使文明逐漸發展。而學習經驗便靠教育。以下個人謹就所知，略談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人文藝術教育的特色，以及面對新世紀的來臨，我們需要怎樣的人文藝術教育。換句話說，就是人文藝術教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本文的重點將放在人文藝術教育這個主體上，並探究它在不同時空中的因應之道。個人在此所要談論的內容包括以下的四個議題：
1. 人文藝術教育的本質
2. 儒家傳統的人文藝術教育
3. 二十世紀的美育
4. 迎向未來的人文藝術教育
一、人文藝術教育的本質
在談論這個議題之前，讓我們先探討一些與「人」相關的名詞概念，比如：(1) 何謂「人」？ (2) 何謂「人文」？ (3) 何謂「人文教育」？ (4) 藝術教育與人文教育有何關係？然後再探究人文藝術教育的本質是什麼。
首先，就個人的理解而言，「人」是指在物質結構上和精神能力上介於動物和神靈之間的生物。他具有人的特性，也就是具有慈悲之心；可以憑意志力克服粗暴的獸性；同時，他具有思想，能夠學習，並累積和傳遞知識；他也能製作、使用工具，並創造、發明出各種物質產品和精神活動，以改善生活環境。因此而形成各族群的「文化」，以及人類全體的「文明」。換句話說，「人」之所以為「人」，乃在於他可以經由自身的努力，充實知識，陶冶性情，改善環境，造福全體。這便是「人」的「本色」，也就是「人文」的意思。也因此，凡能助使人去發揮這種人類本質中具有的、正面的、建設能力的訓練，並藉此提昇人的素質，使他變成有文化修養的文明人的教育便是「人文教育」。
其實人類對這種「人文教育」意識的覺醒是相當普遍的。各族群、各民族往往因所處環境不同，及時空條件不同，而設計出不同的教育內容，以教化眾生，共同締造理想國。換言之，縱使是同一民族在不同時代裡也會因歷史經驗不同，時代環境不同，而有不同的「人文教育」。這應是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
現代歐美所使用的所謂「人文教育」的觀念與內容其實源自十四到十六世紀之間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本主義」的理念。當時人們意欲掙脫中古以來長達千年之久，以基督教的義理、規範、及價值觀為依歸的生活模式，而提倡以早於基督教文化的希臘、羅馬時期的古典文學、歷史、哲學、及藝術作為主要的教育內容。其目的在藉此教化、陶冶人性、激發人的創造潛能，以建立和諧的社會，增進人類的幸福。這種以人類自主為出發點，並以人類幸福為其終極目的價值觀便是所謂的「人本主義」。它取代了過去千年那種凡事以服從、榮耀神的意旨作為依歸的「神本主義」，而成為當時義大利的主要思潮，並影響了其後西方文明發展的新方向。
簡言之，現代西方所謂的「人文教育」便是奠基於文藝復興時期「人本主義」的觀念，以學習古典文學、歷史、哲學、及藝術為主要內容的教育模式。在其中，藝術教育成為「人文教育」整體設計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換句話說，藝術教育的目標乃為豐富人文教育的內涵。而不論藝術教育本身或人文教育整體，其終極目的仍在於陶冶人性，提昇人的品質，改善生活環境，建立和諧社會，增進人類福祉。這便是人文藝術教育的本質。
二、儒家傳統的人文藝術教育
上述西方「人文藝術教育」的理念，其實中國早在春秋時期（西元前770-481）孔子（西元前551-479）推行的儒家教育中已經實踐。孔子的教育，簡言之，即是一種「君子教育」。他的課程設計兼顧個人在道德、智能、體能、及藝術等方面的訓練。其目的在培養一個人發展出健全的人格。孔子雖然謙遜地說他自己「述而不作」， 實則精研古典。在研究之外，他又加以刪編、詮釋。此外，他又制禮、作樂、著《春秋》。他集古典知識及自己創見，並以此教育學生。
孔子的古典教育之中最重要的當推五經：《詩》、《書》、《易》、《禮》、《春秋》。其內容涵蓋了文學、歷史、哲學。文學之中，孔子首重《詩經》。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 因此《詩》最適用於陶冶身心。孔子又說：「不學詩無以言」。 它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如果不學《詩經》，那麼他便無法據以充實言談。因為《詩經》可說是春秋時期貴族階層的共同語言，往往在正式政治及外交場合，卿、大夫都會引用《詩經》內容來表達自己的意思。這種例子在《左傳》一書中特別多。所以說「詩言志」。孔子又說：「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這句話是孔子引古人所說的，大意是：「言語是用來充分表達心意的；文采是用來充分表達言語的意思的。如果一個人不說話，誰會知道他的心意？但是，如果他的言談中沒有文采，未能顯示他的文化素養（即言語無味）的話，那麼他所說的話就傳布不遠。」為什麼呢?因為一個人的言語反映了他的思想與學問，而文學素養正可以充實他的言語詞彙，豐富他的思想內容，因此文學的薰陶對個人的氣質與談吐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在歷史教材方面，孔子注重的是古代的《尚書》和他所作的《春秋》。據說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由於他秉持自己的道德標準，對當時禮壞樂崩、君臣失序的亂象簡單明確地予以批評，因此而使得亂臣賊子懼。由此看來，孔子的《春秋》之教，其意義不僅止是傳授歷史知識，同時也標示史家應有的氣節。
在哲學方面，孔子特別提到《易經》。《易經》傳為伏羲、文王所作，言天地之變，吉凶之兆，最為玄妙、難懂，因此孔子在四十五、六歲之時曾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可知他對《易經》的重視。
智能之外，孔子又著重學生的藝術及體能教育。他所設計的主要課程內容為「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等六種偏於實用性質的技藝。就中他特別注重禮、樂之教。但是他所認為的禮、樂，並非只是一種儀式或技術的表演。他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孔子之所以制禮作樂是因鑑於西周末年之後，周天子權力式微，諸侯相互攻伐，政治失序，行為無則，禮壞樂崩，因而「制禮作樂」。孔子如此作的目的是要藉禮樂陶冶人心，變化性情，使人人知所節度，進退有則，進而建造和諧而有次序的社會。因此，禮樂之教是配合古典知識教育，共同培養個人完整人格的重要課程。因此，他又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人要學《詩經》等文學，引發他的智力潛能；還要學禮儀等典章制度，才能進退得宜，立身社會；最後還要學習音樂，以陶養性情，完成人格教育。
至於「射」、「御」兩項應算是體育課程。而六藝之中的「書」，應指書法或文書；「數」則可能指算數或曆算。文書和歷算這兩門實用性極高的技術當時也歸在藝術類門。關於繪畫，在當時似乎並未受到重視。孔子只說過「繪事後素」， 而未再多加深論。孔子這套包含「五經」、「六藝」的課程，以今日而言，實已涉及「文」、「理」、「法」、「商」等學門。雖然他曾感歎道「吾不如老農」及「吾不如老圃」， 但他畢竟未曾著重醫、農、工等技術性的學科。為什麼呢？孔子可能認為關係一個人素質的好壞，不在於他運用技術能力的高下，而在於他人格發展的健全與否，而關係個人人格健全發展的關鍵就在於「人文教育」而非生產技術。
孔子又一再強調，上述那套多元的「人文藝術教育」又應以道德為依歸，而道德的具體實踐便是「仁」與「義」。他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又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他的意思是：如果一個人的心中沒有仁、義概念的話，那麼禮樂之教對他也就毫無用處了。換句話說，詩、書、禮、樂之教是標，而仁、義、道、德是本；人文藝術課程是方法，而終極目的則是藉此將人變成君子。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人文藝術教育的目的在以「文」化「質」，也就是以文化教育去中和人性當中粗暴的質素，使一個人的人格得以平衡健全發展，變成彬彬君子。
孔子推行的這套君子教育，成為日後中國傳統教育的典範，持續實行二千多年，直到滿清（1644-1911）滅亡為止。不過其中某些成份因時代不同而有所增減。整體來說，這套教育設計在二千多年中所保持最完整的部份是它的道德觀念和「五經」教育。至於「六藝」之教則有了變化：其中的「射」、「御」及「數」，後來似已不談；而音樂教育也未發達。反而是「書」法因兼具實用性與藝術性而得到歷代讀書人的重視，並因此而充分發展：書法六體（篆、隸、楷、行、草）從春秋、戰國（西元前403-221）、到秦（西元前221-207）、漢（西元前206－西元後220）之際已發展完備，而後歷代書家輩出，書法創作和理論日益發達，成為中國文人藝術的主流。
此外，儒家的藝術教育內容，到了北宋（960-1127）有了極為重要的變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士大夫對古器物學的重視，以及對繪畫藝術的肯定。由於歐陽修（1007-1072）等人的提倡，北宋士大夫對古代藝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並獲得相當輝煌的研究成果，比較著名的作品包括歐陽修的《集古錄》（1061成書），呂大臨的《考古圖》（1092成書），及後來宋徽宗（1082-1135）敕編的《宣和博古圖錄》（1036-1125間成書）等。 今天我們用以稱呼商、周青銅禮器的名稱，便是承襲宋代學者的分類與定名。然而，更重要的卻是北宋士大夫對繪畫藝術的強調，以及他們將繪畫列為人格養成中重要的一環，這補充了傳統儒家「人文教育」課程內容的不足。由於他們的提倡，使繪畫的重要性被提升到與詩、文、和書法並列的地位。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蘇軾（1036-1101）和他的朋友及門生。
蘇軾在題文同（與可）（1018-1079）〈畫墨竹屏風贊〉中說：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文同的文章成就雖高，但實在次於他的道統操守。文同的詩雖好，而卻比不上他的文章。而凡是詩沒辦法完全表達的，文同把它表現在書法上，也把它轉化在繪畫上。總而言之，書法與繪畫二者都是他作詩之外所剩下來的本事。」蘇軾這段話可說是對文同的書、畫、詩、文等藝術才情和道德操守讚美備至。這段文字雖屬讚譽之詞，但是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將書、畫與詩、文並列為重要的文藝活動內涵。這也就把繪畫提升到與書法和詩文等高的地位，同樣作為個人抒情表意的藝術。第二、這些文藝活動仍然以道德為依歸。這是宋代士大夫與理學家的共識。在這前提之下，他們提倡書法和繪畫等藝術課程，並結合其他人文學科的訓練，用以充實自我，提高人品道德，發展健全人格。
更重要的是，北宋士大夫認為藝術家必需兼備詩文學養，如此所創造出來的作品才能「氣韻生動」。「氣韻生動」在六朝（220-589）謝赫（約活動於五世紀後半～六世紀前半）所提出的「六法」中被列為第一法，也即是品評繪畫作品的最高標準。 從此「氣韻生動」便成為中國美學中的最高準則。而北宋藝術史家郭若虛（活動於十一世紀）認為：能使作品表現出這種美學上最高境界的要素並非單靠技術，更重要的是畫家必需要有豐富的學問修養和道德操守。而這些內在功夫是無法從老師那裡學到的，必得靠自己長期的修練才能獲得。因此他在所著的《圖畫見聞志》（1074成書）中列了一條「論氣韻非師」，詳述他的見解：
謝赫云：「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者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嘗試論之，竊觀自古奇蹟，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依仁游藝，探蹟鉤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爾，雖竭巧思，止同眾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故楊氏不能授其師，輪扁不能傳其子，繫乎得自天機，出於靈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術，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蹟，蹟與心合，是之謂印。矧乎書畫發之於情思，契之於綃楮，則非印而何？押字且存諸貴賤禍福，書畫豈逃乎氣韻高卑？夫畫猶書也。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北宋士大夫認為書畫作品反映創作者的人品。如果個人的學問道德修養不高，那麼他作品的品質也不可能太高。反之亦然。他們完全同意漢代楊雄（西元前53－西元後18）所說「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換句話說，他們認為藝術作品是個人學養的具體呈現。基於這個觀點，他們由於肯定顏真卿（709-785）忠貞的氣節而推崇他的書法；又由於欣賞王維（699-759）的詩而推崇他的畫。蘇軾便曾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根源於這種美學觀，而發展出宋代「詩畫」的新畫風，並且繼承與落實南唐（937-975）後主（937-978）所創的、結合詩、書、畫三藝於一體的新美學精神。 這種士大夫的美學觀也影響到宋徽宗。他的《臘梅山禽》便是至今傳世最早的詩、書、畫「三絕」佳例。 而「三絕」也成為後來中國文人繪畫的最高理想。
此外，宋代在書畫教育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徽宗在原有的宮廷畫院之外，又別立「書學」和「畫學」（相當於今日的國立藝術學院），專門培養高級藝術家。畫學生的入學考試辦法也像考進士一般嚴格，多以詩意命題，藉此測試他們對文字的理解能力、想像能力、及繪畫技巧。畫學生入學之後，又實施能力分班，分為「士流」與「雜流」。每班除繪畫課程之外，又得修古典文學、歷史、與哲學。「士流」必修「大經」（十三經：五經、三禮、三傳、《爾雅》、《釋名》），「雜流」必修「小經」（五經加上《爾雅》和《釋名》），以豐富他們的人文教育。每個月且要考試，再根據測試的結果，決定每個學生的升遷賞罰。 從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徽宗對人文藝術教育的理想與努力。宋代在書畫和工藝美術方面的成就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期，而且畫史、畫論、畫跋、和畫錄等論著，在質與量方面也是盛況空前。這主要歸功於當時人對人文藝術教育的卓見和力行。
宋代士大夫和皇室對人文藝術教育的重視成為一種典範，歷代都難望其項背。然而隨著國力的式微，傳統中國人文藝術教育到了滿清末年，因時代變革而漸為西式教育所取代。以下我們縮小範圍，略談二十世紀的美育。
三、二十世紀的美育
十九世紀末年、二十世紀初年對傳統中國而言，是風起雲湧巨大變革的時代。由於受到列強入侵的衝擊，中國人第一次產生了嚴重的危機意識，而對傳統文化產生質疑。於是滿清政府有維新變法與自強運動。而有理想的知識份子則紛紛跑到國外去留學，學習外國文化，希望藉以修正補充傳統文化的積弊，從此開啟了百年來留學的熱潮。舉例而言，在政治領域中，許多重要人物都曾出外留學，如孫中山（1866-1925）、蔣中正（1887-1975）、周恩來（1898-1976）、鄧小平（1904-1997）等先生都曾分別赴美、日、法等國吸取政治經驗。他們後來都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就人文藝術領域而言，比較有名的如胡適（1891-1962）與梁思成（1901-1972）留美；魯迅（1881-1936）、郭沫若（1892-1978）、陳師曾（1876-1923）、李叔同（1880-1942）、豐子愷（1898-1975）留日；徐志摩（1897-1931）留英；徐悲鴻（1895-1953）留法；而傅斯年（1896-1960）和蔡元培（1868-1940）等先生留德。同時日治時期的台灣藝術家也有這種現象。這些留學生返國後對中國日後的人文藝術教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僅就藝術教育而言，則以蔡元培所提倡的「美育」影響層面最廣。以下個人試就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美育」主張略作介紹。
眾所周知，蔡元培先生曾是前清翰林(1892)。他的國學淵博，自不待言。但是，中日甲午戰爭(1894)之後，他因目睹滿清政府的腐敗，深感中國文化的積弊已深，於是改研西學。他曾旅遊日本(1902)，後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研讀哲學、文學、人類學、歐洲歷史、實驗心理學和美學(1907～1911)。他也曾一度旅居法國(1913～1916)，並獲巴黎大學贈予榮譽博士學位(1921)。在他旅歐期間，他不斷地吸收歐洲文化的長處，希望藉以補充中國文化的不足，特別是美學方面。
當時的歐洲，尤其是他所留學的德國，正風行著美術史的研究。著名的美學大師韓瑞?沃弗林(Heinrich Wolfflin，1864～1940)正在柏林大學任教。沃弗林曾在1899年發表《古典藝術》一書，到1915年，又發表了更具影響力的《藝術史的原則》。他的這些書和其他的著作，促使美術史的研究提升到一個相當高的思想層次，並使這門學科變成了人文研究當中一個主要的研究領域。蔡元培日後終其一生，對於美育極力的提倡與推行，與他這一段留學德國、吸收德國先進的教育經驗，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蔡元培先生的心胸開闊，思想自由，對於中西文化兼容並蓄。他是偉大的學者，後人將他的著作輯成《蔡元培先生全集》。他又曾編譯過許多西歐的哲學和美學專書。他也是具有先見之明的大教育家。民國成立後，他擔任首屆教育總長(1911～1913)，後來成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1919)，最後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長(1928～1940)。他在從事教育工作的三十年間，具體而有效地提倡和支持人文學科及自然科學等各領域的學術研究，其中包括了中央研究院考古工作隊在河南安陽殷墟的重要發掘。他更在1920年為中國青年擬定了一項以「四育」為內容的教育方案，宗旨是期望藉此設計，可以培養個人健全的人格。所謂的「四育」便是：體育、智育、德育和美育。其中他特別呼籲的是「美育」，因為那是當時中國教育設計中最貧乏的一項。
其實，正如前面所論述過的，這類的「美育」在中國傳統儒家教育中也曾經被強調過。特別是宋代士大夫把「書法」和「繪畫」變成和「詩」、「文」等同樣重要的一種人文藝術教育。只可惜後來的私塾教育除了詩、文及書法之外，並不注意繪畫和音樂等課程。
蔡元培先生不但在中學課程中加強「美育」，而且終其一生更不遺餘力地強調「美育」的重要性，喚起每個人對於生活周遭美感的體驗。在他從事教育的三十年之間，不斷力倡美育的重要性。他有關美育的言論，或作公開演講，或形諸於文字，總共至少有八十三篇之多。他認為美育對於個人情感的陶冶和人格的發展，影響極大。關於實施美育的對象，其範圍最小可以從個人的美術素養開始，最大則可推到整個都市社區的景觀。換句話說，它包括了整個生活的品質。至於實施美育的時效，則幾乎與個人的生命共始終；也就是說應該從胎教開始，到入土為止。
蔡元培先生對於美育是如此的推崇，他甚至認為，就終極效果而言，也就是美育發展到極致的時候，應該可以代替宗教，而成為個人心靈和感情所完全寄託的對象。因為當一個人具有美育的素養之後，他心中自有一種氣度，可從他所見所聞的對象中，發現美的存在。正因為體會到美育可以豐富個人內心的感受與生活的內涵，因此，蔡元培先生才會窮盡半生之功，加以提倡和推行，甚至當他年已七十之時，還曾經說：
「……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歲，我一定要多學幾種外國語，自英語、義大利語而外，希臘文與梵文，也要學的；要補習自然科學；然後專治我所最愛的美學及世界美術史。……」
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美育的內容，範圍很廣，包括文學、音樂、美術、美學、戲劇和舞蹈等等。總而言之，是注重文學和藝術的修養和研究。在他的力倡之下，民初以來，新式教育制度下的中、小學課程中，便排定了美術、音樂和勞作等三項。可惜，關於大學以上的美育課程，他並不曾提出任何方案以供實行。
以個人看法，「美育」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個層面：(1)美術教育，(2)美學教育，和(3)美術史教育。在實質上，這三者是互相關連的；但是，在訓練的方法上，這三者卻各有區別。首先，我們來看「美術教育」。所謂美術教育，簡單的說，包括美術鑑賞和美術創作兩方面。也就是培養個人對美術欣賞的能力(美術鑑賞)；或是訓練個人應用潛能以從事美術創作(美術家)。它的最終目的在於美化環境，充實生活內涵。其次看「美學教育」。所謂的「美學」，簡單的說，便是探討美的原理(美之所以為美)，以及美感意識和美學心理等純屬理論思辨而不落於應用技術層面的學問。美學教育便是充實個人對這方面問題的思辨能力。最後再談「美術史教育」。所謂「美術史」，顧名思義，便是結合美術和歷史兩方面的學科。但它並不著重在美術創作這方面。在研究性質上，它和歷史研究有相近之處。它的工作，首先包括鑑定美術作品的真偽並判定它的年代（這相當於文獻考證和史料辨偽），其次是探討作品的風格和圖像的問題；然後再把作品作為視覺證據(史料)去探索它在文化史上的意義(這相當於運用史料去解釋歷史事實)。換句話說，就是研究美術品本身，並以它去詮釋文化現象，或以文化史的角度來詮釋美術品。就像歷史研究一般，美術史研究在詮釋過程當中，也必得綜合其他學科的研究結果。而美術史教育便是訓練個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能力。
前面我們提過的三項「美育」的發展，由於學者的素養和各界對這些問題的了解和關心的程度不同而有差異。大致來說，美術教育和美學教育這兩方面的發展，早在民國初年就開始，其效果也較為理想。相較之下，中國美術史教育的全面展開，則是相當晚近的事，而且它的進展與故宮博物院藏品的開放有莫大的關係。民國十四年(1925)故宮開放，在美育的實踐上，造成了極大的貢獻。首先是中國民眾第一次有機會看到清宮收藏的歷代藝術品，了解古代藝術的珍貴；其次是引發了中、外學者研究中國美術史的熱潮。特別是民國五十四年(1965)，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開放，更對臺灣地區中國美術史研究作出了最大的貢獻：首先是提供豐富的藝術作品作為學者研究的對象，其次則是補充了臺北地區各大學在這方面的師資。簡單地說，從1965到1985二十年間，臺灣各大學漸對美術史研究產生興趣，專業系、所日有所增。教育部更於1984年頒布了大學通識教育的規定，加強人文教育，從此，有更多的大學和專科院校也計畫將美術史列入通識教育課程之中，使美術史知識更普及於學院之內。此時以學院為主導的美術史活動漸漸在增強。
在學院之外，臺灣近五十年來社會上的美育也藉由各種博物館的活動而呈現出一派蓬勃的氣象。據統計，到目前為止，臺灣所有公私立藝術博物館及展示場共計約有一百五十多所。其他更有各類音樂廳、劇院、和民間藝術工作坊等等舉辦各種活動和課程。它們對美育的推行具有正面作用。總之，僅就「美育」的實踐而言，二十世紀的台灣其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目前台灣的人文藝術教育是否能面對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挑戰？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四、迎向未來的人文藝術教育
雖然我們成功地將傳統教育「現代化」，以因應二十世紀的需要，但它卻仍有不足之處，尤其是在過去這百年之中，人類由於太過相信「科學萬能」、崇拜「科學主義」而導至人文教育的式微。其惡果又因電子資訊等高科技高速度的運作而一發不可收拾。人是否能掌握自己而不淪為機器的奴隸，這是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
其實二十世紀的問題早在西方文藝復興之後，隨著科學發展的腳步，已慢慢在形成，不過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變化才驟然加速，日以千里。其中又以最近三十年的變化最大，而它的影響已直接波及到每個人的生活。根據個人的觀察，人類在過去五十年來的活動產生了三個明顯的變化現象：(1) 政治解體，(2) 經濟重組，(3) 倫理崩潰。而針對這些變化，我們要如何因應？這是極大的挑戰。
首先我們來看政治解體的現象：二次大戰之後，全世界各殖民地紛紛獨立，民族主義高漲，但不久就形成了美、蘇兩大陣營，以民主對抗共產的恐怖均衡局面，長達四十多年。那情況與1945年英國作家George Owell在《1984》一書中所預想的景況相當近似。但1970年代末期，強人統治的時代漸趨終結。1980年代末期，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塌。世界兩大集團的互動關係大幅改變。「反共」已成了歷史名詞。臺灣則在1986年政治解嚴之後，實施政黨政治，步入民主法治。但同時人們又因驟然得到大量自由，常常滋事抗爭，而造成整個社會的脫序現象。這種現象又因選舉文化利益輸送而加強它的嚴重性。在對外方面，臺灣與大陸互動結果，產生了各種因貿易、探親、及婚嫁等關係中所衍生的種種糾紛。其中最重要的是「大陸政策」，至今爭論不休。凡此種種都因現代人對民主政治和法治精神缺乏認識與訓練所致。而這些問題唯有靠教育才能徹底解決。
其次為經濟重組的現象：與政治解體相反的是，經濟整合的現象。歐洲各國在二次大戰之後，意識地追求區域統合。先有歐洲共同市場的組織，免除參與國之間的關稅，以加強資源流通：1998年並正式發行「歐元」，統一幣制，以與「美元」分庭抗禮。亞洲各國也有類似的國際貿易組織，近年也有人提出「亞元」的構想。在此之上，更有全球性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凡此種種，可見世界各國期望繼1946年聯合國之後，再以經濟組織統合全球。此外，世界各國更由於電子資訊的發達，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而形成了地球村。人們的理財方式也大異於傳統的地方性、生產性投資，而改為跨國式的股票、基金運作；其盛者更產生了像索羅斯那樣操縱他國經濟，而造成了1997到1998年間東南亞的金融風暴。此外，由於電子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電腦網路的無遠弗屆，更吸引許多年青人的投入，而產生眾多短期間致富的電子新貴。在這種新的經濟生活形態下，如何教育一個人在面對金錢財富的權威時，仍能肯定其他價值的存在，實是當今教育的一大挑戰。
第三是倫理崩潰的現象：1945年英國作家Aldous Huxley出版了轟動世界的《美麗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書中他描述了人類如何拜科學之賜，可以試管製造嬰兒，以及因此而引發的倫理變化。他當初的假想中，某些部份已經實現，有些甚至過之，比如前年英國已有複製羊的事實，最近英國政府更同意科學家複製人類胚胎。而1960年代避孕藥的發明，解除了人類史上「性」禁忌的包袱。它固然使人類可以控制人口增加的速度；但因此也產生了性泛濫及其惡果，比如離婚率提高，單親家庭驟增，以及1980年代以來愛滋病的蔓延等等，嚴重影響了人類的生活模式及倫常關係。1997年銷行的「威而鋼」，以及近年各種類似藥品的風行，無可避免地，也將助長這個惡性影響的效應。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家又如何去曉喻群眾：在短暫的官能享受之外，還有另外各種雋永的精神喜悅值得追求！？
生活在如此快速解構變化的時代中，長久以來穩定持續的各種結構紛紛鬆動、解體，造成了價值紊亂，行為無則的現象。傳統的「天、地、君、親、師」五倫失序，人人平等，只爭權利，不知義務，目無尊長，以下犯上，父子相殘，父母虐待兒童，學生傷害老師，綁票、姦殺等等犯罪事件層出不窮。現代人心靈空虛、焦慮不安。加上現在多少「文藝」影視作品，層出不窮、變態地誇張色情、暴力、犯罪等扭曲人性的行為，正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社會人心與風氣。這種以負面的方式揭露問題而不能提出正面答案的作法，徒然紊亂人們的感官，汙染人們的心靈。前不久美國校園槍殺案便是模仿影片劇情與手法的結果。臺灣目前青少年的犯罪案及偏執狂的激增等等與此都有關連。面對這樣的亂相，原有的教育內容似乎已經不敷需要。然而問題的癥結到底在那里？如果我們不能找到病根所在的話，如何能對症下藥？個人覺得問題的核心仍然在於人的本身。現代人順應高科技的發展，正在締造一個新的文明。但是當人們急於與高科技掛鉤以追求物質生活的便捷之時，郤忽略了人在精神層面的建設。由於現代人忽視了人的價值、以及人存在的目的，固此造成了本身的心靈空虛、焦灼不安、犯罪滋生。換句話說，現代人高度開發了個人智能（IQ）的同時，忽視了健全人格（EQ）的培養。這種物化的結果，使得現代人長於解決科技的問題，但在面對人本身的問題時郤茫然不知所措。在這種情況下，惟有加強人文藝術教育，才能補救二十一世紀文明的缺陷。但是這套人文藝術教育到底應該包含那些課程內容，才能適應新世紀人們的需要呢？
個人覺得二十一世紀的人文藝術教育應注意到一個人在身、心、靈三方面的均衡發展。如此，才能助使一個人去面對科技高度發展之後所帶來的壓迫感。為了助使個人在「身、心、靈」三方面的整體發展，我們除了借重前人的經驗之外，還應補充許多現代的知識。約略而言，在建立健康的體魄方面，個人認為除了原有的體育健身之外，還應補充生命科學的知識。唯有在本質上認識到人的物質結構和極限原本異於動物幾稀的事實，才能喚醒人的意識，馴服獸性，發揮仁愛的潛能，提升人的品質。在心智的培養方面，個人以為原有的古典文學、歷史、哲學、和藝術課程之外，還應加上人類學的知識，以助使每個人了解古今中外人類心智活動的精華。在傳統的文學、歷史、和哲學等經典中，蘊藏了前人豐富的經驗和高深的智慧，但它們常因文字的精簡幽微而使現代人不得其門而入。如能以現代語言加以詮釋，應當可使古典的經、史、子、集等方面的書籍各自再散發出它們的光芒，成為新世紀人類精神內涵的資源。此外，在藝術教育方面，至少應提供每個人在藝術鑑賞及藝術史方面的訓練，使人們知道如何欣賞與珍惜他人創作的成果，體會美術對人生的重要性；並且誘發個人從事美術創作的潛能，進一步去美化人們生活的環境。然而，所有的美術活動，其最終目的，仍應以人文關懷為依歸。
至於靈性方面的培養，個人以為至少應該包括心理學和宗教學等方面。心理學可以幫助人們認識自我以及他人在生長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使人可以更有效地掌握自己的特點，發揮更大的潛能。而宗教學可以使個人了解人類如何面對生命的問題，思考個人存在的意義，肯定愛護他人的價值，由此而積極地去建設個人的人生，甚至更進一步自利利他、協助他人，共同建造一個和諧的人間樂土。
唯有認識人的本質是介於神與獸之間，才能警覺地發揮人仁愛的特色，提升人的品質，避免使人落於禽獸的層次。而也唯有肯定人的價值，加強人文藝術教育，使個人的智能（IQ）與人格（EQ）均衡發展，才能使人成為科技的主導者而免於變成它的奴隸。
希望透過以上這種多元性的人文藝術教育，可以幫助一個人在他所存在的時空中找到定位，認識自我，了解過去人類的經驗，集結前人的智慧，主導自己的命運。而每個人唯有在他所生存的時空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才能堅定地面對未來的挑戰，而不致於困惑與失落。這應是新世紀文明中，人們所最關切的議題之一。
結論
個人覺得每個人的生命，除了具有物質性的事實之外，還兼具有心靈活動的精神層面。在這個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也可以從這兩個層面去看它的存在狀態。首先，每件東西都具有它「形而下」的層面。這即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代表它在物質界存在的現象。另外，它同時也具有「形而上」的層面，那就是它存在的意義。我們每個人看每件事物也都可以從這兩個層面去探討它屬於物質性和實用性的存在狀態，和超物質性、屬於精神層面的存在意義。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也是如此。我們怎樣盡一己之力，使個體在發揮它物質性的作用之外，更能提昇它精神活動的層面，以充分展現個人存在的意義，並建設一個豐富充實的人生？這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課題。換句話說：我們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在我們的有生之年當中，如何在這時空中，在這環境條件下，「入其中」又「出其外」？也就是說：當我們的身體活在現實世界當中的同時，我們又如何能使自己的心靈超越與昇華，不被物質世界所限制？個人相信人文藝術教育在某方面來說，確實可以幫助我們達到這個目的。 這就是人文藝術教育的意義，而它的重要性是跨越時空限制的，不論過去、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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