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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有四大学术发现，即甲骨文、汉简、敦煌遗书与明清大内档案。今年是敦煌遗书发现一百周年。1900年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中古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促成了敦煌学的诞生。七十年前，我国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高度评价敦煌学的意义，他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百年敦煌学的历程证实了陈先生的这一论断。在世界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敦煌学作为一门显学已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回顾这一百年，我国的敦煌学走过了曲折的路程。1949年以前，在王国维、罗振玉、刘复、陈垣、胡鸣盛、王重民、姜亮夫、郑振铎、许国霖等学者的努力下，我国的敦煌学开始在艰难中起步。他们有的远涉重洋，寻访遗书；有的孜孜穷年，编纂目录；有的对历史典籍和社会经济文书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为我国的敦煌学奠定了基础。解放后，王重民、任二北、姜亮夫、谢稚柳、向达、周一良、蒋礼鸿等一批学者，继续研究，多有创获，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著作，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今天，当我们纪念敦煌遗书发现百年之时，我国敦煌学的开拓者、先驱者大多已先后辞世。但他们于筚路蓝缕之中所作的艰苦卓越的贡献，以及他们的名字将永留人心，永载史册。毋庸讳言，由于敦煌文献的主体部分流失国外，在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敦煌学研究相对比较落后，国外甚至有人声称“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这种被动的局面在最近20年中有了根本的改观。改革开放以来，敦煌学开始复兴，并逐步繁荣，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敦煌学研究基地，如敦煌、兰州、杭州、武汉、成都、广州、北京等；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其中包括研究专著、分类录校、大型图录，以及集中了全国敦煌学界诸多学者，经过十多年艰苦努力编纂而成《敦煌学大辞典》。改革开放使我国学者加强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如中英、中法、中俄分别合作，在中国出版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献；法国科研中心敦煌学研究组由法国政府资助在中国系统地译介法国学者的敦煌学论著；英国英中文化协会资助不列颠图书馆与中国学者合作整理新揭敦煌文献，并编制录入全部敦煌文献检索系统等。这说明，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已经出现，我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上越来越显现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可喜的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正在成长，并逐渐成为研究主力，这标志着我国的敦煌学后继有人，在下一个世纪必将更加兴旺发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敦煌学研究早在五十年代，历史所就在向达先生的指导下着手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62年历史所编的《敦煌资料》（第一辑）出版，当时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尚未大量发行，法藏、北图藏胶卷尚未拍制，故而这部资料辑被我国的敦煌学者长期倚重，影响较大。1981年历史所设立了敦煌研究组，此后文学所、语言所、宗教所、民族所、经济所等也陆续有了本学科的敦煌学学者。这支队伍涵盖了敦煌文献研究的主要学科领域，具有较强的学术水平与整体力量。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学者出版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其中有：历史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与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作编纂的十五卷大型图集《英藏敦煌文献》，宗教所方广吕的《八至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敦煌学佛教学论丛》、《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S．6981—S．8400），历史所张弓的《唐朝仓廪制度初探》、《汉唐佛寺文化史》，文学所张锡厚的《敦煌赋汇》等30余种专著。民族所维吾尔族学者雅森同志为了探寻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木活字的秘密，利用在英国研究的机会专门到法国，终于在法国吉美博物馆见到了这些被伯希和劫走尘封了几十年的960枚木活字，并用宣纸把它们拓下来，带回国内。经他研究，这些木活字中有以字母为单位的，跟中原汉字活字和西夏文活字以字词为单位的不同，属于中介类型活字。敦煌回鹘文木活字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实物，也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含有以字母为单位的活字实物。这一研究成果是世界印刷史的一个新突破，它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古代印刷术从东西两条路线对世界印刷术的影响，回击了某些国家对我国印刷术发明权的挑战。二十年来，中国社科院还积累了一套以英藏、法藏、俄藏、北图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照片、复印件、图版本、敦煌学论著为主体的比较完备的敦煌文献资料，及缩微阅读设备，大大改善了研究条件。此外，中国社科院敦煌学学者积极参与国内外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同国内（包括港台）及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单位和个人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为了充分发挥社科院独有的多学科群体优势，1998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中心，目前各项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良好势头。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为起源的西方文化等古代世界的四大文化和儒教、佛教、道教、摩尼教、袄教、景教等古代世界的六大宗教的汇合交流之地；以藏经洞敦煌遗书及莫高窟石窟艺术为代表的敦煌文化正是这四大文化、六大宗教滋养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敦煌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先驱与代表，也是中外文化成功交流的优秀典范。敦煌文化的这一特点，使得百年来的敦煌学日益成为一个国际交流和合作的重要学科。相信这种交流与合作在下一个百年将更加蓬勃发展，使敦煌这一人类的文化遗产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敦煌学虽然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敦煌宝藏实在太深厚、太丰富了，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敦煌学实际刚刚开始，还要搞一百年。就敦煌遗书的研究来说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比如，敦煌佛教研究、非汉文文献研究相对薄弱的现状急需改变；整体地、宏观地把握资料的意识有待加强；敦煌遗书与敦煌石窟的综合性、配套性研究应更加引起重视；编纂一部科学而实用的、囊括世界所有敦煌遗书的《敦煌遗书总目录》的任务应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以彻底改变敦煌学界目前普遍存在的“找宝式”的研究倾向。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互补性使世界显得异常丰富多彩，全世界人民都从文化交流中享受到好处。古代是这样，在今天这个地球村里更是这样。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是凭空而生的，它必定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今天我们纪念藏经洞的发现，推动敦煌学的发展，就是要全面研究和吸收人类历史上的先进文化，总结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经验与教训，温故而知新，鉴往而知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21世纪更大规模、更高层次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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