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历

　　记得我13岁从浙江余姚西部一座偏僻小镇去县立中学求学时，县城外竖有一方石碑，上镌“文献名邦”四个颜体大字，深深地格入少时的脑际。后来才知道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和黄宗羲是自己的四大乡贤。说起来，这四位乡贤与宋代学术文化都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如王阳明继踪宋儒陆九渊，创陆王心学，朱舜水东渡扶桑传播朱子学，黄宗羲乃《宋元学案》的编撰者，至于严子陵，宋代名臣范仲淹有《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当时已能背诵；但我走上研究宋代文学之路，并非源自“故乡情结”，却是另有原由。然而在余姚县中时代，的确培养起对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 1955年夏天，我负笈北上，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经过院系调整后的中文系，各校名师宿儒纷纷云集未名湖畔，可称是系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林庚先生在四十年后用他诗人的语言写道：“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我和同窗学友共同领受了“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与鼓舞，一头埋入书林学海；课堂上听到的是游国恩、林庚、吴组细、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先生的文学史系统讲授，王力、魏建功、周祖谟等先生的语言学课程，还有丰富多采的校外专家的专题选修课；北大图书馆的骄人典藏和种种全国一流的教学条件，庆幸自己获得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良机，渡过了两年名副其实的苦读生活。然而，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夏天打断了这个进程，在左批右批声中一时颇感迷茫。幸而嗣后的“教育大革命”和“学术大批判’御意外地把我引向宋代文学研究之路。

　　事情的起因有些偶然：一位受到“大批判”的老教授发话：“你们能‘破’不能‘立’！”这一下子刺激了我们全班七十多位同学的“革命积极性”，倡议自己动手编写一部文学史，“把红旗插上中国文学史的阵地”。这就是震动当年的所谓北大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红皮”《中国文学史》。在组织各断代编写小组时，先由同学自动报名，大都集中在唐代和明清；我因对各代文学都有一些兴趣而又毫无专长，就由班上分配在宋元小组，而且被指派为负责人。对于这部在特定时代条件下产生的“红皮”文学史（包括翌年的再版本），将来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当会作出应有的历史评判；就我个人而言，首要的是得到继续攻读的机会，不像其他年级同学纷纷下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去了；而且阅读的范围不再漫无边际，相对集中于宋元的文学史料和文化典籍；同时锻炼与提高了科研能力和写作水平。而更为重要的是，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虽然世事多变，一波三折，断而复续，续而又断，却一直与宋代文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1960年我北大毕业后，分配到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文学研究所，并在该所古代文学研究组工作。一到所，立即投入组里正在进行的另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宋代部分正缺人手，我因在大学时期的上述一段经历，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唐宋段的编撰任务。从此把自己的治学领域和主攻方向正式地确定下来。文学研究所也是名家荟萃之地，为我提供了学习请益的好机会。当时的所长何其芳先生强调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古代文学研究虽属历史科学，但也要求学习理论，注意现状，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何先生的这些思想是作为文学所的“所风”建设提出来的，给我以很深的影响。所里又为每位初来的年轻研究人员指派一位导师，我的导师就是钱钟书先生。钱先生以他并世罕见其匹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在他和余冠英等先生的富有启发性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两个集体项目中所承担的编撰任务，并结合编撰，或别有心得，或利用占有资料之便，独自发表了一些论著，如关于杜甫诗、柳永词等多篇论文，《宋代散文选注》的编选，都是其时的“副产品”。在文学研究所最初工作的三四年间，最大的收获是受到对学求规范、学术道德乃至学术伦理的颇为严格的训练与具体的教育同时初步具有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进行独立工作的能力。然而，“文革”狂飚突起，我国的学术发展出现一个断裂层，我的研读生活也在劫难逃地留下了一段可叹的空白。 1978年3月我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我们的国家也迈进了新时期，迎来了科学艺术全面繁荣的春天。我一面教书育人。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唐宋文学史、苏轼研究、宋古文六家论、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唐宋文学史料学等课程；一面依旧做着自己钟爱的唐宋文学研究。这时的研究，既作为教学的学术依托与支撑点，保证教学内容的充实和不断更新；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引起新的思考，在教学、科研互动互补关系中，求得科研选题、内容保持鲜活的代特点。这时的研究，又与过去那种“以任务带研究”的方式告别，完全能按照自己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的特点、秉赋素质的长处与短处，合理地选择课题：由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此时的偏重宋代文学，由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艺术观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开拓，运用方法有所丰富，对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有所加强。具体来说，主要在以下四个领域。

　　一、是苏轼研究。早在北大编写文学史时，我便是修订版《苏轼》一章的执笔人。初次接触苏筑遗存的作品，就被他的那种文学艺术上的“全才”特点所吸引。在他的宏博的文化知识、成熟的艺术技巧、丰富而复杂的人生经验面前，在无限广阔、难测其深的“苏海”面前，我错愕，我惊服。虽然受制于当时“左’的社会思潮，我还是明确地肯定他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后来文学研究所编写的文学史，其《苏轼》一章也是我写的。由于通读了苏轼的全部诗词作品、大部分的文章以及其他背景材料，似乎写得更充实、更细致一些。然而这个开端在1966年以后即被中断，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 重新进行苏拭研究已到了1978年，我在当年《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一文。针对“文革”中“评法批儒”运动时对苏软“投机派”、“两面派”的指控，这是第一篇为苏叙辩诬“正名”的文章。这一论辩实已超出单纯学术研究的范围，但又为今后自由探讨苏轼的历史真面目创造必要的前提。后来我感到，苏轼毕竟主要是一位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他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问题，对其一生的思想和创作发生过影响，继续探讨仍是必要和有益的；然而他的政治态度毕竟已属于过去，而他留给店人的巨大文化遗产却仍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深远的作用。因此，苏轼研究的重点不能不放在对于他的文学创作的探讨上。依据这种理解，我便写了一些有关苏轼文学创作的论文。如《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从苏轼〈惠崇春江晓景〉谈起》等。同时编选了《苏轼选集》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此书选录苏轼诗词文三百多篇，分体编年，“注释”中注意把前人的歧见加以归纳整理，断以己意；又设“集评”，努力做到“详而不芜，博而得要”；对一些历来聚讼不明的问题以及对理解苏氏作品有关的材料，另立“附录”。由于以学术研究的态度从事编选，此书曾被有的书评誉为“古代作家选本中少见的杰构”，获得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生活体验的积累，我又逐渐认识到，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似不宜仅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思考。他的人生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竞相仿效的一种典型。于是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这方面的探讨。如在《文学遗产》上先后发表的《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苏、辛退居时期心态平议》等文。前篇对苏斌一生于大起大落、几起几落之中的思绪变化，儒、佛、道思想的消长起伏，作了颇为精细的剖析，不仅指出其淑世精神与虚幻意识的并存，还着力发掘他在虚幻性感受中深藏着对个体生命和独立人格价值的追求，并进而详细分析他以狂、旷、谐、适为中心的完整性格系统，使他对每一个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都有自己一套的理论答案和适应办法。此文曾被日本《橄榄》杂志全文译载，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从政治家的苏就，到文学家的苏载，再到作为文化型范的苏拭，我近二十年来的学苏治苏过程大致如此。这个过程也反映出国内苏轼研究的发展走向，我的研究与之同步。我已把有关苏轼论文十六篇辑为《苏轼论稿》，由台湾出版，其增订本《苏轼研究》（收文二十四篇）亦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印行。此书曾获教育部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著作二等奖）和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

　　二、是散文研究。相对于苏轼研究这个“热点”，宋代散文研究却处于颇为沉寂的状态，难点和盲点甚多。我在“文革”前曾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宋代散文的风格》、《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等文，只能看作初涉这一领域的粗浅习作。1978年后，先后写了《曾巩散文及其评价问题》（1984）《苏轼散文的艺术美》（1985）、《苏辙的文学思想和散文特色》（1987）、《苏询散文与＜战国策＞》（1988）《论散文家王安石》（1988）、《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1990）等文，还编选了《唐宋散文精选》（此书获第三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等七八种散文选本，开始了对宋代散文颇见系统的研究。其中的体会是，第一，对中国古代散文的“杂文学”性质的重新认识。在我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关于文学性散文这一概念的确定，一直存有歧义。我认为不宜把古代散文的文学性、艺术性理解得太窄。比如列名宋代古文六大家的曾巩，以说理文见长，有着“擅名两宋、沾丐明清、却暗于现今”的奇特历史遭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现代人按照现代文学散文概念观照的结果。如果认真清理和总结我国古典散文的理论成果和写作经验，探明我国散文已经历史地形成的独特概念系统，那些在现代文学分类中不属于文学性散文的说理文，事实上却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曾巩散文及其评价问题》中较为深入地讨论了曾巩在各种文体上的创作成就，并分析了“敛气”、“蓄势”、“文眼”、“绾联”等写作技巧，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审美因素。我们对于诗、词、戏曲、小说等的批评都已基本形成一套较为稳定的术语，而且诗话、词话以及戏曲、小说理论批评倏料也已基本得到清理和编辑（如《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词话丛编》等），相对来说，“文”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模式尚未科学建构，遑论熟练运用。古代散文研究中的当务之急在于对前人已有的诸种批评范畴和术语，如“气”、“势”、“法”之类加以系统的梳理，并予以准确稳妥的现代阐述，这些范畴和术语绝不仅仅只是形式上、文字上的技巧问题，而是直接与散文的美学内涵相关。因此，全面地辑录和清理古代的“文话”便势在必行。我近年来努力于《历代文话》的编纂，希望能为我国古代散文研究提供一部基础性的参考文献。

　　第二，对宋代散文的总体把握与对北宋各大家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我把“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视为宋代散文“稳定而成熟”的风格，或谓之“群体风格”；同时逐一巡视北宋六家各异的创作历程，探求他们在“群体风格”基础上的个人风格，以确立他仅各自的文学意义与历史地位，力图勾画出北宋散文演进的轨迹。在梳理历史脉络的同时，也注意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如《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一文，以较充分的材料，辨明所谓欧氏向尹洙学习古文的真相，弄清北宋前期古文家的分流以及欧氏的抉择取舍，更深入地揭示出宋代散文“群体风格”形成的曲折过程及其丰富内涵。但我对南宋散文的发展脉络尚未有明晰的把握，当在今后继续努力。

　　三、是宋词研究。我大学毕业后发表的最早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宋词的，即《也谈姜夔的〈扬州慢〉）和《谈谈宋词和柳永词的批判地继承问题》。这是因为研究宋代文学不能不研究作为宋代文学标志性成果的宋词。但我对这个课题没有系统的研究，只是围绕苏辛词派和“苏门”词人作了重点论析。较有影响的论文，一是《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对词学研究中关于“豪放”“婉约”之争的一大公案，本文跳出以往仅从艺术风格着眼区分两者的格套，而从清理这一对概念的历史来由及其涵义的嬗变过程入手，指出应从词的源流正变上来把握这一对概念的实质，从而认识苏词的革新意义。此文为解决这一长期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新思路或切入口，因而获得夏承素词学奖（论文一等奖）。二是《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此文着眼于苏轼、秦观的题材相同或相近的诗、词作品，进行多方面的详细对照、比勘，认为秦观诗虽有“词化”倾向，但基本上保持着诗与词的传统界限；而苏轼却“以诗为词”，但又“没有使词与诗同化”，“仍然十分尊重词之所以为词的个性特性”。此文在对照比勘的方法运用上颇有新意，因而获得中国秦观学会优秀论文奖。三是《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通过秦观名词《千秋岁》及一组和词（共九首，同时人和后人所作）的分析，认为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元祐党人对贬窜岭南等地各具不同的三种心态。其实，这三种对逆境的不同心理反应，大致能概括旧时遭受贬謫的士大夫的一般类型。此文力图以小见大，从一组九首和词的罕见文学现象中，挖掘其背后所蕴藏的特殊意义，因而也为学术同道所重视。此外，秉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宗旨，我还主持编译了《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一书，收入近三十篇代表日本词学研究水平的论文，并撰写长篇前言，向国内词学界介绍日本词学研究的状况、方法和特点以及成就突出的词学家，以有助于国内的词学发展。

　　四、是专题性的综合研究。我近三四年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北宋文人集团研究，一是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一书。前一项着重研究北宋的三大文人集团：以钱惟演为中心的洛阳幕府集团、以欧阳修为盟主的嘉祐举子集团、以苏轼为领袖的元祐“学士”集团。它们都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文学群体，具有代代相承、成一系列的特点。我试图在详细描述这三大集团的师承、交游、创作等情况的基础上，着重阐明文学主盟思潮的成熟及其文化背景，三大集团的成因、属性和特点，它们对北宋文学思潮、文学运动、诗词文创作发展的关系，群体又对各自成员的心态和创作所产生的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从而揭示出北宋文学的真实可感的历史内容，从文学群体的特定视角对北宋文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些阐述和回答，探讨某些文学规律、经验和教训。已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等。这项研究尚在进行之中。

　　《宋代文学通论》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由我和几位研究生共同撰著。此书由“绪论”、“文体篇”、“体派篇”、“思想篇”、“题材体裁篇”、“学术史篇”、“结束语”七部分组成，共50万字。我们以专题的方式组织整体框架，用以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两宋文学的概貌、特点、发展进程、历史地位和影响。这一条块明晰、各部分相对独立而又互为参证的有序结构，或可在现有通常流行的“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中心”的教科书体例之外，更便于集中探讨一些文学现象的底蕴，便于从理论上总结某些规律性的问题，也便于表达我们学习宋代文学的一些基本认识和体会。比如从“宋型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宋代文学特点的形成和历史地位的确立，从“雅、俗之辨”、“尊体与破体”等角度来观察宋代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体的时代特征及其擅变等虽不敢自为定论，却表示我对于调整研究观念、更新视角、开拓思路的努力，对于宋代文学研究有所突破的一份期待。（摘录自《王水照自选集·——代序 我和宋代文学研究》）

著作目录

“祖宗家法”的“近代”指向与文学中的淑世精神——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研究 《海上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情理·源流·对外文化关系——宋型文化与宋代文学之再研究 《〈文学遗产〉纪念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

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中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

宋代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教训《文艺论丛》第五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11月

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

《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

《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

《中华文史论丛》第48辑，1991年12月

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

论北宋使辽诗的两个问题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9卷第2期，1992年4月

陈寅恪先生的宋代观,《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四期，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12月

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

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5年第5期

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平议《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

论苏轼的高丽观《文史》第46辑

苏轼临终的“终极关怀”

“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

走近“苏海” ——苏轼研究的几点反思 《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 摘录自《王水照自选集》）

宋代散文的风格 ——宋代散文浅论之一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62年11月11日

宋代散文的技巧和样式的发展 ——宋代散文浅论之二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63年3月31日

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

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辨南京大学中文系编《文学研究》第一辑，1992年5月

从《先君墓表》到《泷冈阡表》 ——欧阳修修改文章一例 《文史知识》1981年第2期

苏洵散文与《战国策》《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一卷第二期，1988年12月

曾巩散文的评价问题《复旦学报》1984年第4期

曾巩的历史命运 ——《曾巩研究专辑》代序 《曾巩研究专辑》，《抚州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

王安石的散文理论与写作实践

苏轼散文艺术美的三个特征《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

苏辙的文学思想和散文特色《三苏散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第13辑，1987年7月

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辑

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 ——兼论苏词革新和传统的关系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元祐党人贬谪心态的缩影 ——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 香港《中华国学》创刊号，1989年6月

《醉翁琴趣外篇》伪作说质疑

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述评

评久佚重见的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3辑

记蓬左文库旧钞本《东坡先生年谱（外一种）》

《伊藤漱平教授退官纪念中国学论集》，日本汲古书院1986年3月出版。《中国文史论丛》1986年第2期转载

记蓬左文库所藏《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朝鲜活字本）

《辨奸论》真伪之争

《新民晚报》1997年2月15日

再论《辨奸论》真伪之争——读邓广铭先生《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

《学术集林》卷十五，1999年1月

关于《汲古阁未刻词》知圣道斋钞本的通信

附：村上哲见教授来函

《半肖居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4月

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

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兼答梁超然、皇甫煃同志 《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1980年10月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65年8月8日

关于杜甫诗歌艺术特色的一些评论

《文史哲》1964年第3期

(摘录自《王水照自选集》)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