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佛丁
(1937.11—2000.4)
著名经济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毕
生致力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
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创新和近
代经济史新理论框架的构建做出了贡献
经济史学家——刘佛丁刘佛丁,笔名何立、思毅。福建闽侯人,1937年11月5日生于北京。196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留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81年起任经济史研究室主任,1983年起指导中国经济史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为中国经济史专业博士生导师。1991年起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1993年起任中国经济史学会近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85—1988年任《南开经济研究所季刊》主编。1988年起任《南开经济研究所年刊》主编,1990年起任《南开经济研究》主编。他还先后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史学科学术带头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席。
刘佛丁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史学家,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治学严谨、扎实,虽然他天赋聪颖,但依然勤奋好学,从默默无闻地搜集资料做起。他的学术生涯大体上循着由典型企业、村镇——行业、部门——对近代中国经济作宏观分析的轨迹。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中期刘佛丁参加了南开大学与开滦煤矿合作进行的开滦煤矿矿权、工资及工人生活水平的调查和有关资料的整理工作,参与编写了《旧中国开滦煤矿的工资制度和包工制度》、《旧中国开滦煤矿工人状况》等著作。1978年刘佛丁参加了由许涤新和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承担新民主主义时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部分的编写工作。在此,他还主持修订了《中国近代盐务史资料选辑》(四卷)。在他参加和主持的上述课题研究中,对近代中国工人阶级贫困化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民族资本的积累和集中问题,以及近代中国的盐政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有影响的成果。
刘佛丁对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集中近10余年的时间,倾注全部心血和精力,以全新的方法构建了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理论框架。刘佛丁学术视野开阔,有着独特的学术个性和豁达的胸襟,对新的思想、新的研究方法所持的开放精神,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之初就深感对研究领域的宏观了解和理论准备的重要,虽然他是历史学出身,但自进入经济研究所工作以来就注重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提高。1987年5-8月他应邀赴美国宾州大学讲学,更感到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在方法论上与国际同行的差距。他对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孜孜以求,注意跟踪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进展,大胆借鉴吸收西方最新的理论成果。他认为:“经济史研究的创新、发掘和整理资料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还是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应用。因为无论是资料的选择和编辑,还是数据的归纳和重组都是要在某种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的。”“在熟练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不断引进世界各国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用于分析我国的经济史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只有借助于不断发展的理论和手段,才能打开眼界,开辟研究的新领域,找到解决问题的新
途径,提高经济史研究的水平,使认识得以深入,赋予这一学科以活力和生气。”他还认为“呼唤新的理论和方法固然需要,但不能止于介绍和引进,更应着力于应用,以求有所发现。”(《经济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新理论和方法的引用》)他不仅是新理论和新方法倡导者,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为开拓中国经济史学的新境界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完成了长达14000字的论文《齐波拉经济史学思想评述》。他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主持编写了《中华文化通志·工商制度志》。
他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与周期波动、市场的发育及制度变迁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一直关心并在着手进行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的推算和编制工作,他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对1850、1887、1914年中国国民收入的估算和构建的新经济史框架,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因此,1996年11月他应邀赴日为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承担的日本国文部省重点课题
——亚洲历史统计做了“关于中国近代国民收入研究的现状和展望”的专题学术报告。他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等被国际同行称为“无可类比的名著,可以称作是展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新方向的开拓性研究”。
刘佛丁教授为人诚实、耿直,从不媚俗趋炎附势,对学生和后进,则是诲人不倦,尽力提携。他淡薄名利,与世无争,对事业则是孜孜以求,追求学术真谛执著而热忱,对各种困难和窘境都能以达观的态度坦然面对。他广交国内外学术朋友,应邀赴美国和日本讲学,赴香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的学术思想与人格风范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