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屈原是个不幸的人物，可让人费解的是，以后研究屈原的人也多遭不幸。我研究屈原已三十多年，经历坎坷，大概也不能例外。
我从事《楚辞》研究，是先天不足的。首先，我不是出身于具有厚实的家学源渊的“书香门第”，父母世代为农，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我的童年教育差不多是在牛背上度过的；其次，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正好赶上“十年动乱”，白白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读书机会，五年大学，中文专业知识似乎没什么学到。所以，命运决定我的《楚辞》研究，只能选择一条艰难坎坷的道路。虽然，我的成绩微不足道，但是所付出的代价相对要比别人多一些，其间某些曲折的磨难，实在不是顺顺当当从书院里出来的人所可想象的。
我是1965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进校时，只对现当代文学发生兴趣，暗暗发誓将来也要写出象鲁迅、茅盾那等“惊世骇俗”的作品来。这样的抱负，恐怕在当时的大学生中也是司空见惯的极时髦的想法。但到后来，多是中途改弃，另谋出路的，我也是其中之一。何况在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本来为自己所崇拜的文学“偶像”一个个都被送上“审判台”，“作家梦”被彻底击碎了。然而，我竟然会一变初衷，迷上了遥远而高古的《楚辞》，而且自得其乐，“年既老而不衰”，长期游弋在古书堆里不能自拔，曾经很让一些了解我的朋友大为困惑。其实，对于这个人生选择，连自己也感到惘然，确是很难用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

那是1968年夏天，我与千千万万的发过高烧的红卫兵一样，在盲目地跟着狂热了一阵子之后，已经日益厌倦于无谓的“政治斗争”，于是“逍遥”起来，整天捧着一部残缺不全的《史记》以销磨时日。当我读完第八十四卷《屈原列传》时，立刻被屈原的高尚人格和不屈精神所感动了。我一方面同情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不幸的人生际遇，更折服于他那种“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不妥协的精神。回顾当时的社会，是非颠倒，善恶不分，整个世界处在一种非常可怕的“疯狂”状态，给“权势”二字搅得“昏天黑地”，社会人格正在扭曲，变形，堕落，觉得这多么需要提倡一下屈原的崇高的人格精神！与此同时，我第一次读着他的诗作的时候，不禁击节高吟，连声称好，长久沉浸在“伤怀永哀，汩徂南土”的苍凉悲忿的氛围中，整个灵魂完全为其绚丽、奇倔、狂放的艺术魅力所俘虏了。在这以前，我虽然知道《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可是并没读过，更未曾接触屈原的全部传世之作。当时，所读到的，仅是收入《史记》的一篇《怀沙》而已，尽管有崔骃、司马贞、张守节三人的注释，但是读得非常吃力，某些章节的意义百思不得其解。这似乎并没有使我丧失读下去的兴致和勇气，我觉得它奇，它美，说不尽那错落有致的句式，顿挫抑扬的韵律，回肠荡气的悲愤，缠绵动人的情思，不断诱引我去窥秘、索隐、探赜……我生性还有个爱钻“牛角尖”的毛病，遇到愈是不明白的东西就愈不肯放弃，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乎我捧起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读起来了。当然，这算不上是研究，可是我以后研讨《楚辞》的漫长生涯，正是由此起步的。
开始，我不知道该从何处入门去读懂它们。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郭在贻先生，并得知他背着“工宣队”的监视，正偷偷地攻治《楚辞》。我向他请教入门的“捷径”。郭先生告诉我读懂《楚辞》诚非易事，要看许多书。接着他翻开一本记录着五十馀条考释《楚辞》词语的笔记（后来以《楚辞解诂》为题发表在《文史》上），说考证这些条目，就已经查对了上百种注本。当时，我暗自吃惊，真没想到古往今来竟有那么多人在注《楚辞》！我请他开个书目，他就把姜亮夫先生的《楚辞书目五种》推荐给我，并给我圈定了其中必读的二十馀种注本。这些书在当时均属宣扬“四旧”的禁书，从杭大图书馆是借不出来的。郭先生手头上也没有这些书，他笔记里的那些材料都是“文革”前钞录的。后来我想，他即使有这些书，万一泄露“天机”，落得个“复旧”或“复辟”的罪名，也未必敢轻易借给我。可真是天赐良缘，我终于认识了一位家藏万卷古书的朋友，知道他家藏有清代以前的十几种《楚辞》注本。他是清代纂写《说文通训定声》的朱骏声的曾孙，他的生父就是精通汉学的著名教授朱师辙先生。朱老先生其时年逾九旬，解放初就已闲休在家，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他，所以在“文革”中，他一点也没有受到冲击。他足不出户，在杭州岳王路的寓所继续读书著书，好象全然不知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可是，这位“世外高人”嗜书如命，他的书是不肯外借的，只允许在他的寓所里查阅。起初，我在他家看了几天，后来在他的儿子“担保”下，方破例允许我每次可借一种，但必须在十天内归还。我第一次向他借的是清同治十一年金陵书局据清汲古阁本重刻的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时间在1969年的年底。

十天内要看懂《楚辞补注》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只得采用钞书的办法，不管懂不懂，先把它原封不动地钞下来再说，以后再慢慢推敲。为守信用，我日以继夜钞写，有时钞到凌晨三点，真的在十天之内把四册书全钞下来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极秘密中进行的。那时上三届同学都毕业了，只剩下我们69、70两届“末代大学生”，学生寝室多空着，我一人住一间，所以就是同班的同学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以后，我又钞录明周拱辰的《离骚草木史》、李陈玉的《楚辞笺注》，清王夫之的《楚辞通释》、陈本礼的《屈辞精义》、朱骏声的《离骚补注》、于惺介的《文选集林》中《楚辞注》等七种，装订起来，也是“蔚为大观”了。可以说，我的《楚辞》研究，是从钞书开始的。
可是，这种钞书的经历并没有维持多久，1970年7月，我与所有的同学一样，被送进一所劳改农场“接受再教育”，一时中断了钞《楚辞》的“勾当”。

二

1972年2月，从农场出来后，我被安置在浙、苏、皖三省交界的一所煤矿职工子弟学校教书。初到那偏僻、荒远的地方，环顧四周，但见群山环抱，空旷萧条，隐隐觉得有种被流放、遗弃的味道。
这所学校的条件非常简陋，除了一册教本以外，再不见有任何书可供阅读。读书人的日子再也没有比无书看更难挨的了。在无聊之际，我就翻出当日钞录的《楚辞》注本来打发空闲的日子。可是，许多地方我还是看不懂，以为这大约读的注本还不够多的缘故罢，发誓要读完、钞完当今所有的《楚辞》注本。于是，我很快又与朱师辙先生的儿子联系上。这时我才知道朱先生已经去世两年，朱师母也不久含恨离世。我的这位朋友原先是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他父亲的薪金，朱老先生一死，他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依靠，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开始，他卖朱师母的首饰，接着卖古玩，卖字画，卖家具，凡是值钱的东西都给卖得差不多了，最后动脑筋要变卖古书。可是在当时，谁希罕那些发黄的古书？它们早该是被扫荡的“四旧”之列，一般人视之如废纸，实在卖不了几个钱。我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往杭州，趁他在没有完全“败家”之前借几部来钞钞。这样，我又重操旧业，钞起书来了。记得在1973年至1975年间，不仅钞写了《六臣文选〈楚辞〉注》、《山带阁注楚辞》、《楚辞集注》、《离骚草木疏》、《屈宋古音义》等二十多种《楚辞》注本，而且还钞写《说文通训定声》、《说文句读》、《方言疏证》、《六书音韵表》、《四声切韵表》、《文心雕龙》等等。不断向我提供“书源”的人，除朱先生的儿子外，还有杭州大学的郭在贻、李遵进先生，《浙江日报》的杜永进先生以及其他朋友，我至今忘不了他们对我的慷慨帮助。

日复以日，我的钞书生涯大约维持到1976年。当时，我已钞录自东汉王逸以来历朝历代的各种《楚辞》注本达四十七种，连现代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屈原赋今译》、文怀沙的《屈原〈离骚〉、〈九章〉今绎》、闻一多的《楚辞校补》、游国恩的《楚辞概论》、陆侃如等《楚辞选》、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朱季海的《楚辞解诂》等都一字不漏地钞下来了。开始，我是选用日记本钞写的，后来改用大16Ｋ白纸钞写，每张白纸钞一句《楚辞》正文，然后再按注家的时间先后钞录注文于其下。这样一来，原先在杭大钞写的那些本子都得重新钞写一遍。几年钞下来，两只大纸板箱装得满满的，这些钞本至今依然是我从事《楚辞》研究经常翻阅的资料。为了钞录这些书，我是付出了代价的。当时，一方面要躲过别人的眼睛，以免招来不必要麻烦，另一方面又得不影响日常教学工作以及承担起家庭的拖累，所以只能安排在晚上的时间。那个时候，条件非常艰苦，连一张书桌也没有，妻子从医院里找来两只硬纸箱，叠在一起给我当书桌用。我每天给自己规定了钞写万字的限量，常常从晚上六时钞到十二时以后，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冬天，两脚冻得发麻，仍然缀笔不止；夏天，为躲避蚊子叮咬，钻在蚊帐里钞写，汗流浃背，憋得满身长出麻麻密密的痱子来。几年下来，人确实是经不起如此折腾的，不久，我终于累垮了，几次被送进医院。可是，躺在病床上吊着瓶子，脑子里依然跳动那些钞录下来的句子，好像别的都可以放弃，就是这些书搁舍不下。或者干脆拿一册书看起来，只要有一丝力气，决不懈怠。当时，生活中的全部乐趣似乎都在读书和钞书上了，如果没这些书，心里便感到空荡荡的，变得无所适从。书，好象是我个体生活的第一需要了。自那时候开始，我对书的痴迷程度，用“瘾”或者“癖”来形容，也不显得有何夸侈之处。然而这一切到底是为了追求什么？名乎？利乎？都不是。我实在说不出任何功利目的，只是想把《楚辞》读懂，读通，仅此而已。
可是，怎么也想不到这又竟被诬陷为是秘密配合“四人帮”评法批儒的“政治阴谋”，遭到组织审查，要我说清那些永远说不清的问题，盈箱溢箧的钞本及其它书籍、卡片资料险遭不测。这个意外的打击，事先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几乎将我推到了绝境。现在回过头来看，原不过是我治《楚辞》经历中的一段“小插曲”，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经历了这次意外打击以后，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遭谗见放”，加深了对屈原的悲剧性的人生际遇的理解，在这种时候读《楚辞》，觉得特别有味道，读出了屈原的精神实质来。我意识到在生活中，不乏专门搬弄是非的“上官”、“靳尚”式的小人，于是在伤感之馀，曾赋一诗以寓当时之慨，诗曰：

江东馀子老黄郎，矻矻著书生计忙。
恨逐汨罗悲逐客，魂飞南楚招巫阳。
灵均行吟沧浪水，渔父啸歌醉醒乡。
落度书生重太息，离骚句句断肝肠。

尽管如此，那时候，我仍然读不懂陈第、戴震、朱骏声、孙贻让、姜亮夫、朱季海等人的注释，决心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下一番功夫。从７４年开始，我有计划地攻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俞樾的《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新方言》等，清代的训诂笔记著作差不多翻遍了，而且对每部读过的书都做了词条性质的索隐卡片，并按照先秦古韵的韵部编为二十八函，每函又以三十六字母排列，这等于给自己编写了一部非常有用的“辞典”，为以后注释《楚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在编卡片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上古汉语的声韵知识。当然在整个自学过程中，还是离不开名师的指导和帮助的。在训诂方面，给我指导最多的是郭在贻先生。上述的训诂书目都是他开列的，在郭先生的启发下，我一本一本读下来，不明白之处时时向他求教，他总是及时来信给我祛疑解惑，并给予诸多的勉励之语。在音韵方面，完全得力于上海复旦大学张世禄先生的帮助。张先生精通音韵，且与我同乡。我通过这层关系认识了他，先后两次去上海登门求教。在他的指导下，我首先读完了《广韵》，认真分析了其中每条反切的声韵结构情况，这为我以后着手分析唐宋《楚辞》音切的等韵门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次通读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江永的《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孔广森的《古声类》以及章太炎、黄侃、曾运乾、杨树达等研讨上古声韵学的有关文章，弄清了古今音韵分合的基本规律。最让人感动的是，张先生还不时把自己给研究生讲课的讲义以及过去出版的著作都无偿地寄给我学习，并嘱我读后把“意见”寄给他。这时，我便把《楚辞》里头的几个音韵问题挑出来，结合学习音韵学的心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先生每次收到我的信后，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回信解答，从75年至80年间，前后给我写了十几封信。如今，郭、张二先生早已不在了，可是他们的信我都完好地保存着，现在每当看到他们的手泽，不觉想起当年的情景。人去物在，真不知其感叹为如何了。

有了这样的“小学”根底，再回过头去看那些《楚辞》钞本，其间是非得失问题，心里就有些底了，于是萌生全面注释《楚辞》之志。

我正式注释《楚辞》是从1981年开始的，由于杂事牵连，时作时辍，至８６年才完成《楚辞校诂》的第一卷《离骚校诂》。继此书之后，原计划有《九歌校诂》、《天问校诂》、《九章校诂》、《远游校诂》四卷，这些都是公认的屈原作品，所以颜曰《屈原赋内篇校诂》，凡五卷，而《屈原赋外篇校诂》只包括《卜居》、《渔父》、《招魂》三篇为卷六，卷七为《宋玉赋校诂》，收《九辩》、《大招》二篇，卷八为《楚辞学杂论》，作为历年单篇论文之结集。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治学计划，可是我懂得，自己如此先天不足、孤陋寡闻，实在有些力不从心，勉为其难了，不加倍努力付出，能成么？

从此，我更铁了心肠，一心一意闭门著述，规定日写千字以上。寂寞经年，青灯长伴，为纂写《离骚校诂》，整整六年时间内没看过一本电视剧或一场电影。后来多次改写，力求精益求精，直至1992年送交中州古籍出版社时，又进行过一次大修改，说十易其稿也不为过。这部近80万字的书稿，所参徵的历代《楚辞》注本，达二百多种，凡是国内重要的著述都涉及到了。在这点上说，比起游国恩先生《离骚纂义》更完备（因为游著现代作者均未收录）。异文搜集甚为广泛，“上穷碧落下黄泉”，我几乎翻遍了唐、宋以前的所有文献，达一百七十多种，上万卷之多。再如果把书中徵引的书目都列上去，恐怕是上千种、数万卷了。以后，我又纂写了《楚辞章句疏证》、《楚辞异文辩证》二部书稿，并在海内外重要刊物上先后发表８０馀篇论文。《离骚校诂》、《楚辞异文辩证》二书已为国内数家先秦文学博士点的必读之书。目前，我正在校勘一部150万字的《楚辞章句疏证》，中华书局已列入“中国古代文学基本丛书”，估计明年可以問世。

三十多年的治学生涯，有失也有得，有苦也有乐。当看到自己的文章发表，特别是《离骚校诂》、《楚辞异文辩证》－－这二部长达160余万字、倾注了我三十多年心血的专著出版时，其欣喜又当何如？

三

1987年春天，煤矿公司终于发了“慈悲”，同意我的请调报告，允许我另找单位，谋求发展。我高兴得蹦起来，以为出头的日子来了，今后可以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当时，我已经有三十多篇的论文发表了，其中发在《中国语文》就有四篇，《文史》三篇，《文学评论》二篇，都是国家一级的杂志，颇为自信。我带着这些材料，跑到湖州师专，向系领导（那时叫中文科）说明自己的来意，要求调入师专工作。系主任看了我的材料后，上下打量了我好一阵，用一种疑虑目光审视着我，好像有什么破绽似的。接着又问了一些情况，说要我过一星期以后等通知。过了一星期，我又去湖州找主任，他对我赞誉有加，并很高兴地告诉我，系里研究过了，愿意接收我这样的人材，材料已上报学校。他要我自己去找校长谈一谈，说校长是搞语言研究的专家，他会同意的。晚上，主任把我领到校长大人家里，我满怀希望向他谈了自己的愿望，表示要为湖州师专尽力。谁知这位语言学专家的校长始终没有表态，不说要也不说不要，整整二个多小时，最后好容易从他的牙齿缝里吐出了三个字：“等一等。”

等什么呢？要等到何时？大约在焦虑之中“等”了半个多月，我有些沉不住气了，便又一次跑到湖州师专，向系领导去打听，发现领导原先那份热情不见了。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想弄清楚其原因。后来，系办公室主任终于说出秘密：“你的成果太多了，人家有顾虑。”

这家“小店”的掌柜原来是个“武大郎”，容不得高个的加入！我非常绝望、伤心，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走？后来，我到杭州，向郭在贻先生倾吐了自己找工作的苦恼。郭先生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人，他没等我说完，便猛拍了二下桌子，这一回，我看他是真的震怒了。平静下来以后，他一面安慰我，一面说帮我联系一下单位。过了两个星期，我接到他来信，问我师大是否愿意去，可以给师大方面的领导写信。在郭先生极力推荐下，1988年3月，我如愿以偿地来到师大报到。在调动过程中，师大的张永绵、任远二先生是起很大作用的。一个人可以宽大为怀、统统忘记曾经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无端置设障碍或者落井下石的人和事，但是，在他最困难、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更绝不可忘记那些无私地帮助过自己的人，我至今仍然感谢他们。
现在，博士来校工作，学校马上解决100平米的住房，我真是羡慕他们。当时，我来师大时，带着两个上中学的孩子，仅仅是一间八平米的平房，而且一住就是三年。来校开头那三年，我好像是带学生教学实习的“专业户”，也不知是得罪了谁，硬是被人撵出汉语组，不让我给本科生上古汉语课，事情还闹到校长那里。直到第四年，才慢慢地给我“落实政策”，回到汉语组，生活才开始稳定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我百思不得其解。在屡遭挫折的时候，我反复品味郭先生留给我的箴砭：“您的致命伤看来不是业务水平不够，而是业务能力太强。对这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读屈子《九章》句，可为仰天太息也。”（《郭在贻全集》（第四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页111--112）既然如此，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改变自己的处世的方式、态度？

但是，我禀性迂拙，犟得可可恶，就是不肯在人前低眉哈腰；又好轻肆直言，得罪不少人。想改也真困难，这就注定了我的人生道路要磕磕绊绊，伤痕累累，多少带上几分悲剧的色彩。

由于我原先在中学没有职称，一切得从头开始。1991年才评上讲师，1994年破格评上副教授，1998年又破格评上教授。学校是做学问的地方，可是也是非常功利、残酷的“竞技场”。因为没有相应的职称，住房、工资、奖金、福利等一大堆利益都享受不了。所以，一进来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是以职称为重，还是以学问为重？

学问与职称，本来是统一的。可是，当一切福利与职称挂上钩之后，便凸现出其对立的一面。为职称而学问，这种学问多是泡沫，不可能深入下去，往往是上了教授而断了学问。重学问而次职称，则要付出牺牲，有可能一辈子上不了教授，或许到死后，他的学术价值才被人们慢慢认识。我是凡俗夫子，要生存下去，不得不考虑生活中柴米油盐问题，不得不化费精力先把职称拿下来而暂且搁起自己原先制定《楚辞》研究计划，急于出书、发文章。再说在当时，我的心理真有点不平衡：自己的学问、成绩都不比人家差，凭什么教授要比我先上？为什么唯独我不能享受应得的利益？在这八年间，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出版了二部《楚辞》专著，共160多万字，还出了一本教材，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差不多在中学里积攒下来的所有的“老本钱”都兜售完了。现在，我回过头去重新检讨一下这些“急就章”，时时发现一些不应出现的错误或者荒谬的时代印记，真是羞愧不已，懊悔不迭！
不过，有一点始终可以让自己宽慰：我没有丧失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良知和义务，虽然因职称问题而受到了一些干扰，但是没有丧失自己认定的学术研究目标。有时候，一旦抛开了所有的功利和人间的烦恼事情，全身心地涵泳在《楚辞》研究之中，真有说不尽的乐趣，以为只有这个天地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我的毕生愿望是为后人留点有价值的东西，将来有人研究《楚辞》，非得看我的书，想绕过去也不行。在物欲横流、利势熏天之际，告诫过自己要保持清醒头脑，搞学术研究，得循规蹈矩，按其自身的规律一步一个脚印走。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是做不出一等的业绩来的。所以，评上讲师以后的那八个年头，我基本上是生活一个在既不愿放弃学问、又不肯放弃职称的深刻的矛盾之中，路走得很难,好累，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1998年11月，我的教授职刚刚批下来，突然暴发急性胰腺炎，生命垂危，当即被送进医院抢救。

生命是脆弱的，实在不堪一击。那时候，我整整二十八天，不能吃任何东西，连一口水也没有喝过。我躺在医院里的病床上，承受着疾病的痛苦，每天高烧不退，两个鼻孔分别插着输氧管、胃管，最后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处在一种极度疲惫的半昏迷状态，但脑子还是清醒的。在我最危险的那几天，看到上自学校领导，下至亲朋、好友、同事、学生一拨接一拨来医院探望我，心里不免犯起嘀咕：他们是来向我道别的吧？“岁忽忽其遒尽兮，恐余寿之不将”（《九辩》），我是否真的快完蛋了？我手中还有一部书稿还没校对完，怎能放得下？心里便焦急起来。于是便作“后事”安排，将《楚辞异文辩证》一书的校对工作托咐给好友蔡根林先生。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好像只有这件事放不下！

可是，生命又是顽强的，我居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大病初愈，我的身体并不乐观，在我出院的时候，医生一再关照我注意休息，不可劳累，连感冒都不行，亲朋、好友也劝我“悠”着点。但事实上做不到，与其消极地等待生命结束，不如积极争取时间将应该做的事情做完，然后再心安理得地撤手归去报到。自1999年以来便全力整理、撰写《楚辞章句疏证》，2001年底基本完成。我还时时从旧稿中清理出一些必须面世的论文，先后在《文史》、《文献》上发表出来了。我独立承担完成国家社科课题二项，省重点课题一项，跨境与香港大学合作课题一项，工作更为繁重了。在这中间，身体时好时坏，生怕再来一次大反复，于2001年底，我又住进医院，做了第二次大手术。

手术室里呆了四个多小时，当我从麻醉中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全身插着六根管子，已经不能动弹了，生命似乎又到了“炼狱”的关头。当然，这一次比上一次要乐观，相信自己会慢慢好起来，这有《辛巳十一月住院开刀有感诗》为证：

重逢劫难意如何？两度开膛除旧疴。
六气微微归地府，三光暧暧见阎罗。
人来尘世欢时少，病到残躯苦日多。
死里逃生今又是，天公肯与度恒河。

有一点差可告慰自己：《楚辞章句疏证》已经交付中华书局出版。回想自己一生所写的著作，以为只有这一部书差可传之后世也。这一回若是真的遭遇不测，我也不会有太多的遗憾、牵挂了。

四

我的学问只能说是微末小事，与当今成绩斐然的《楚辞》大家们是无法相比的，实在没有资格侈谈什么“治学经验”。下面只想根据自己三十多年的经历，联系当今《楚辞》研究的状况，谈几点微不足道的看法。

第一，继承和创新问题。《楚辞》研究具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前世学者为后人积累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份历史遗产是今天我们研究《楚辞》的基础，需要好好珍惜它，利用它，继承它。我认为只有充分尊重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创新，否则，再高妙的新说也只能是空中楼阁。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任何理由将它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所以，对待唐宋以前的古注，特别是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要持谨慎的态度，尽量从继承方面多着眼，不要动辄加以否定而另立新说。稍不慎重，就是名家也难免出差错。例如，《离骚》“固前圣之所厚”，王逸注说：“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节者，固乃前世圣王之所厚哀也。”王注以“厚哀”释“厚”。清代以前学者在理解上都没有异议，而现在学者纷纷出来批评王逸了。游国恩先生说：“厚，重也，《章句》以为‘厚哀’，非也。”（详《离骚纂义》）徐仁甫先生说：“‘厚’是动词，即赞许。添一‘哀’字，把‘厚’变成副词。”（详《古诗别解》）他们是一代宗师，却众口一词。这到底是王逸说错了，还是后人对王注的误解？我以为王逸说“厚哀”，自有其道理，不可轻易否定，并注意到汉代哀有爱怜的意思，而且哀、爱二字常常相互替代，其书证至富。认为王注“厚哀”是平列复合词，厚不是副词；厚哀，是说以厚为爱。这是后人不明汉世口语实际情况，曲解了王逸古注。我在认真比较了王逸古注与其后的众家注疏异同之后，认为后世注家多有此类误解、指责汉世古注的讹误。当然对古训不能抱残守缺，要有所甄别，“吸取其精华，抛弃其糟粕”。这道理就不多说了。创新是多方面的，对古训从纵、横两方面进行疏理，求其词义演变的规律，同样也可以做到有所发明。例如，《离骚》“羌内恕己以量人兮”，王逸注说：“羌，楚人语词也，犹言‘卿’，何为也。”而现在出版的各种新式标点本对王氏注文都作如下处理：“羌，楚人语词也，犹言卿何为也。”从其句读分析，大概都是将“卿”字当作“卿卿我我”的“卿”的，“卿何为”，是说您怎么啦？这不是王氏的本意。我认为，王氏的注意是，楚语的“羌”，相当于汉世的“卿”，或作庆；这是古今音之变，而“何为”才是“羌”字词汇意义。为了弄清其南北方言的历史演变过程，我就以古书例证为依据，以声韵为线索，认为南国楚语的“羌”，相当于中土的“遽”，或作讵、渠、巨等，并根于却字。至汉读羌为卿、庆，现世又变为竟。用于陈述句，表示转折的语气副词；用于问句，则表示反诘语气的副词。这完全是在充分吸收汉世古训的前提下，提出自己新见的。只有这样的新见，才觉得达实可信。同时，在《楚辞》研究中，还要广泛吸收、发挥前贤的学术成果，用自己的话来说，充分利用前人的成绩来解释《楚辞》。例如，《离骚》“鸷鸟之不群兮”之鸷鸟，旧注都以鸷鸟为击杀鸟，如鹰隼之类。我注意到闻一多先生研究《诗经》的成果，他在考证《关雎》的“雎鸠”时，从其鸟的品性执一不贰，指出雎鸠又名挚鸟。取其挚一、专一之义。我认为《离骚》的鸷鸟即雎鸠之类，“不群”即专一不贰之谓，以比忠贞不贰之士。这自然要比旧注贴切多了。如果没有闻一多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先，我绝对做不出上述解释。

第二，宏观与微观问题。现代《楚辞》研究强调“宏观把握”，希望能从传统的“小学”圈子里走出来，开创一个全新的天地。这是不错的。从宏观角度入眼，就造成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把《楚辞》放到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甚至放到世界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考察、比较、综合，确能发人思致，做出前人达不到的成绩来。但是，这个“宏观”研究，必须以“微观”的“小学”做基础。清人戴震在《古经解钩沈序》中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戴震集》卷十）这里，戴氏所说的“文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词”，而戴氏所说的“词”，就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语言”，戴氏所说的“道”，就是我们所说的“思想”，甚至包括属于“宏观”范畴的东西。戴氏是说，要想明白古圣贤的思想，从宏观上进行把握，就必须先搞清表达这思想的语言；要想搞通表达古圣贤思想的语言，必须把构成这语言的每个具体的词弄明白。不然，就根本谈不上“宏观把握”。前人总结出“离辞”、“辨言”、“明志”这样一个治学公式，我以为，这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楚辞》研究。这虽然是在走前人的老路，可是从我个人的治学经历看，这条前人走了上千年的老路还得走下去。例如，《离骚》“汤禹严而祗敬兮”之汤禹，自汉王逸以来都认为是指商汤与夏禹。惟姜亮夫认为汤应训大，汤禹即大禹，还断然认定古无禹汤倒作汤禹的。我首先从前汉文献中引徵出七例倒言作“汤禹”的书证，说明古确有与“禹汤”同时存在的“汤禹”的词例，而把大禹称作“汤禹”，在古书里找不出一个实例。说明姜氏的发明不可靠。为什么“禹汤”可以倒作“汤禹”呢？前人对此未置一词。我从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二五《排调》一段话中得到启悟。余氏认为，“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而非有一定之先后，如夏商、孔颜之类，则必平声居先，仄声居后，此乃顺乎声音之自然，在未有四声之前，固已如此。”我认为“汤禹”即属其例，平声“汤”居前，上声“禹”居后，即有“一定之先后”的词语也可以照字音声调的平仄关系来排列。我还举了王逸《九思》“吕傅举兮殷周兴”的吕傅，认为上声“吕”字居先，去声“傅”字居后，本不以其时代先后排列，而闻一多把它校改为“傅吕”，实在是多此一举。还举了出现在《荀子·赋篇》和《盐铁论·诛秦篇》“禹舜”的例子，以上声“禹”字居先，去声“舜”字居后，没有据其时代的先后次序。再推而广之，屈赋里的兰蕙、兰芷、荃蕙、草木、云霓、霰雪、鸾鸟、鸡鹜、燕雀、时世、关梁、媒理、江夏、幼艾等，都可以如此看。如果没有具体的一个个骈词的微观研究，能做出“二名连用不较其时代先后，而以平上去入为次序例”这样概括性的结论来么？又如，《离骚》灵氛占语用了两个“曰”字，古今注家都没说清楚。我一方面认真考察了先秦古世占卜的礼俗，了解到古代占卜有一人习（袭）卜“不过三”及“三人占从二人”之法，灵氛为屈原占卜是属于袭卜法。灵氛始用琼茅之草占筮，而后袭用竹具贞卜，是为二占，每占各有贞辞，前一“曰”下二句，是占筮之辞；后一“曰”下二句，是以竹具贞卜后的贞辞。这个条例，用在《九章·惜颂》“吾使厉神占之”下的两个“曰”字，也可以得到验证，说明厉神为屈原贞卜也是袭卜法，而且是“袭二卜”，有二条贞辞，所以用了两个“曰”字。我还发现出土于战国楚墓的竹简文书有袭卜的记载，以地下实物证明其说可靠性，就显示出更加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了。于是，我在这些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一人占卜分用二物而其占辞别以二‘曰’例”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现在，有的研究者歧视微观问题，甚至在根本没有读懂《楚辞》原著的情况下，竟然洋洋洒洒地写起评论屈原的大文章来。我想，他们的结论除了谬误和空泛，还会有什么呢？汤炳正先生曾感慨地说，《楚辞》里头“还有许多文字没有认清楚，怎能谈到翻译”？更何况说是宏观研究了。

第三，短期与长期问题。谁都想在短期时间内出成果，都希望在探索过程中少走或不走弯路，能找到一条直通目的地的“捷径”。其实，在学术研究中，这样的好事是很难遇到的，至少是我不曾有过如此“奇遇”。我以为，短期出成果，只能理解为长时期的厚积薄发，这中间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短期与长期，这也是辩证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是有过深刻的教训的。我开始在考索《楚辞》异文时，感到已经有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特别是后者，《楚辞》异文的考索，堪称独步古今，再也没有比它更完备的了，似乎已无事可为。在纂写《离骚校诂》初稿时，在异文考索方面，不想化费时间，完全转录姜著，悉从其校，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以为这是考索《楚辞》异文最简便的“捷径”。后来，我偶然发现姜校所列异文与民初刘师培《楚辞考异补》基本相同，再逐条与原书对勘，发现有不少错误，而且让人吃惊的是，二书错得一模一样。例如，《太平御览》卷六九二引《离骚》“纫秋兰以为佩”一句，佩字作珮。刘、姜同引此书时，都将卷六九二并误作卷六九三。《艺文类聚》卷三0引“怨灵修之浩荡兮”，刘、姜同谓灵字作零。今检影宋本、明刻本及四库本等都作灵字不误。《路史後纪·疏仡纪》卷一三《夏后纪上》注引“夏康娱以自纵”一句，刘、姜并谓娱作豫。查四库本、备要本并作娱字。与闻氏《校补》对照，也有这种情况。例如，《方言》卷四郭璞注引《九歌》“遗余褋兮澧浦”，这句诗出自《湘夫人》。闻一多氏始误谓出自《湘君》，而姜校也误谓出自《湘君》。类此例子前后有一百二十多处。这说明号称异文最全的《屈原赋校注》并没有认真地亲自到唐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中调查过，其所列异文是从刘、闻二书中转引过来的，实在不足为凭据。这件事给我一个深刻的教训，即名家迷信不得，学问偷懒不得。于是我干脆自己从头做起，整日泡在图书馆里，化了七年多的时间，把唐、宋以前的各种文献资料差不多都翻遍了，不论刘、闻、姜引过还是未引过的，我都一一重新认真地调查一通。有些书，同是一句《楚辞》异文，因版本不同，也略有出入，我就斟酌各种版本，择善而从，不敢轻置一言。结果，其所得异文较姜校不啻多出十倍，而且纠正了姜校诸多失误。类此转钞的失误，后来我在金开诚《屈原集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程嘉哲《天问新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书中找出一些例子来，于是，我在短期内写出了一组系列性质的《楚辞异文校补》的文章。如果没有那七年多的泡图书馆的积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短期出成果的效应。所以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必须踏踏实实，有长期努力的打算，前人所说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耐得寂寞，刊落声华”等等古训，仍然是我们今天做学问的座右铭，任何取巧的想法都是有害的。

第四，新时期的《楚辞》研究，必须充分占有和运用新材料。近几年，在两湖地区发掘出大量的战国时期的楚文物，尤其是出土于楚地的大批简帛文字，从字形到字义，对《楚辞》研究来说，都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新时代恩赐于我们的新条件，是前人想利用它而无法达到的事情，我们倒是沾了时代的便宜。如，《九章·怀沙》：“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王逸注：“鄙，耻也。言人遭世遇，变易初行，远离常道，贤人君子所耻，不忍为也。”《史记·屈原列传》“本迪”作“本由”，（唐）张守节《正义》引王注：“遭世不道，变易初行，违离常道，君子所鄙。”这“本迪”、“本由”是个么意思？王逸说“违离常道”。可是从字面看不出有“违离常道”的意思。朱熹《楚辞集注》说：“本迪，未详。”王夫之《楚辞通释》说：“易，变也。初本迪者，始所立志，本所率由也。”林云铭《楚辞灯》说：“改变初始本来之道，似匠人之常度替矣。”蒋骥《山带阁注楚楚辞》说：“易初本迪，谓变易其初时本然之道也。”戴震《屈原赋注》说：“迪，导也，达也，语之转，初之本迪，犹工有规画绳墨矣。”陈本礼《屈辞精义》说：“本迪，本于先人启迪之道。”马其昶《屈赋微》说：“本，常也。言人违离常道。”真可众说纷纭，未衷一是。后来刘永济先生校“本”为“不”，闻一多先生校“迪”为“道”，“本迪”即“不道”之讹。较之早说，当是通达多了。可是“易初”、“不迪”为对文，都是动宾结构，而“不迪”是偏正结构。可见刘、闻之说还有剩义。这“本迪”一直是研究《怀沙》的一个疑案。后来，我查证了近年出土于楚地的竹简文字，发现“不”、“本”二字的写法，楚简也并不相似。“本迪”，当是“伓本”之误。楚简的“倍”字写作“伓”，从人旁、不声。倍，背也。迪，道也。我以为“不迪”当作“伓迪”，犹说背道。“倍道”是动宾结构。王逸注作“违离常道”（今本作“远离常道”，远即违字之讹），恐怕也作“倍道”解释，可见其本未误。但古书没有“倍迪”、“倍由”这个词。盖本书作“伓本”，本、由同义，由为本字注文，后羼入正文，遂误作“伓本由”。后人不识“伓”字之义，遂删作“本由”了。如果没有楚简文字作参考，我能作出上述的解释吗？新发掘的楚文物所提供的内容是多方面，文字训诂特其一端耳。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总算走了一程，虽然苦恼过，伤心过，积劳成疾，差点丢掉小命，却未曾后悔过，今后还将无怨无悔地继续走下去。但在探索《楚辞》的漫漫修路上，我能走到哪一步？还能付出多少余力来？自己毕竟年近化甲，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我将寄厚望于矢志于《楚辞》研究的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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