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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钱穆治清代学术史主要以昂扬宋学精神为主旨，所以他在评价和判识清代学人学术思想的高下浅深时，就贯穿了一条是否有志经世、是否心系天下安危的宋学精神为其评判标准的。钱穆屡屡道及的宋学、宋学精神，实际上就是宋明儒提倡的学贵经世明道，讲求义理，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精神。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对清代学术的直接源头给予了具体解析，认为清学直接来源于晚明的东林学派。钱氏对东林学派之所以情有所钟，就是因为东林学者是真正有志经世、坚守气节、重在实行的学者。东林讲学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矫挽晚明王学末流空谈心性之弊，一是抨弹政治之现状。他们对王学末流的批判开启了清儒辨宋明理学的先河，而对当时政治的批评对清初诸儒的议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东林学人坚持于牢狱刀绳下的民族气节和崇高的人格更是为清初诸儒所激赏。所以，东林学者的气节操行和避虚归实、重在实行的精神直接影响了清初诸儒。
钱穆对清初诸儒评价甚高，认为清初诸儒之学胜于乾嘉经学考证，就是清初诸儒论学犹有宋学经世明道的精神。钱穆在《述清初诸儒之学》中称：“道德、经济、学问兼而有，惟清初诸儒而已”。这里的所谓“经济”，即经国济世之学问。清初诸儒不仅笃学博文，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将其学问措之世用，与王学末流空谈心性、束书不观和乾嘉学者不问世事、皓首穷经截然异趣。比如黄宗羲为王学蕺山一派传人，但其论学，重实践，重工夫，重实行，“既不蹈悬空探索本体，坠入渺茫之弊”，“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专任自然”。船山论学，“所长不仅在于显真明体，而尤在其理惑与辨用焉”，所论政治、社会、人生种种问题，“皆能切中流俗病痛，有豁蒙披昧之功”。顾亭林以知耻博文相标榜，其论学宗旨在于明道、救世。吕晚村（留良）阐扬朱子，其意在于“发挥民族精神以不屈膝仕外姓为主”，实非康雍以下诸儒仰窥朝廷意旨，以尊朱辟王为梯荣快捷方式者所能相比。而颜习斋论学之真精神在于，“不从心性义理分辨孔孟程朱，而从实事实行为之分辨”，力倡章句诵读不足以为学，所常道者为兵、农、六艺、礼乐等有用之学。清初诸儒生活在国家颠覆，中原陆沉，创巨痛深，莫可告语的时代环境中，他们行己持躬，刻苦卓励，坚贞不拔的气概和厉实行、济实用的学问，“足为百世所仰慕”。钱穆对清初诸儒这种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的精神和坚守民族气节称赞不已，因为从他们身上体现了宋明儒经世明道，以天下兴衰安危为己任的真精神。对此他情不由己地赞道：“每读史至此六七君子者，而使人低徊向往于不能已”。
清初学术至乾嘉而大变，学者埋首书斋，专事考据，皓首穷经。这种优游于太平禄食之境与清初诸儒不忘种姓，有志经世的精神意气异趣。对此钱穆颇有感触的说道：“清初诸老讲学，尚拳拳不忘种姓之别，兴亡之痛，家国之治乱，身世之进退。而乾嘉以往，则学者惟自限其心思于文字考订之间，外此有弗敢问。学术思想之转变，亦复迁移默运，使屈膝奴颜于异族淫威之下而不自知，是尤可悲而可畏之甚者也。” 在钱氏看来，乾嘉诸老忘记了顾亭林等清初诸儒的“行己”之教，而专师其“博文”之训，为学问而学问，已失去了宋明儒学贵经世明道，以天不为己任的真精神 。所以，他对这种逃避人生，喜为零碎考释的学风大加抨击，批评乾嘉学者不通学问大体，称“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 。“治学而专务为琐屑之考据，无当于身心世故，则极其归必趋于争名而嗜利，而考据之风，亦且不可久”。“乾嘉之盛斥宋明，而宋明未必非” 。象这样的批评之语，屡见于他治清代学术史的论著中，这与梁启超对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大加赞扬，誉为“科学的古典学派”的评价大不相同。
钱穆在评价清代学术史时，以表彰宋学，批评汉学流弊为己任，这与他对当时学术界盛行的考据学风的反思和批判有关。20世纪20年代，在胡适“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声中，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汉学运动。以傅斯年为首，以史语所为阵地、以整理和考辨史料为鹄的的“新考据派”，（或称“史料考订派”、“史料学派”）便是这场新汉学运动的产物。该派对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成为当时史坛上的“主流派”。钱穆早年以考据名家，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均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考据名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不失为新考据派的同志。事实上，新考据派对钱穆在考据学上的成就也是承认、称道的。三十年代初，钱穆之所以能入北大史学系任教，除了古史辨派的主将顾颉刚的力荐外，还与史料考订派的舵手傅斯年的有意相邀、新汉学运动的领袖胡适的接纳有关 。而钱穆对新考据派重建古史的工作也寄予厚望，有“确然示人以新观念、新路向”的积极评价。钱穆虽然以考据名家，他早年治史深受乾嘉考据方法的影响，但他却并不赞许乾嘉史学 。因为他认为“考据之终极，仍当以义理为归宿”，不能单凭考据便认为尽了学术研究之能事，更不能沉溺于烦琐考据而忘掉了学术经世的宗旨。他说乾嘉经学考据之大病，“正在持门户之见过深，过分排斥宋儒，读书专重训诂考据，而忽略了义理。” 而五四以来的新考据派则把乾嘉汉学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发挥到极至。在钱穆看来，新考据派最初本求摆脱乾嘉而转向西方输入学理，当他们步趋欧美，引进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后，才发觉“欧美与乾嘉，精神蹊近，何其相似，乃重新落入乾嘉牢笼”，言学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新考据派推崇乾嘉治学方法，专走训诂考据之路，这是深受宋明学术思想影响的钱穆所不能赞同的，这就引发了他对该派学风的批判。他称新考据派专事考据，毕生在故纸堆里驰骋心力是“不得大体，而流于琐碎”，“于身无益，于世无补。”对近人认定的宋学为疏陋之学，“至清始务笃实”的观点，他也大加批驳，称“自宋以下学术，一变南北朝隋唐之态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以来学者惟一精神所寄。” 事实上，自30年代以来，学术界不少学者对新考据派烦琐的考据学风提出了批评，1934年张孟劬在给夏承焘的信中说：“今日考据之弊，甚于空疏，且使人之精神，日益逡外，无保聚收敛以为之基，循此以往，将有天才绝孕之患。” 而另一部分不失传统士人精神的学者，则祭起学术经世的旗帜欲以救世，宋明学术精神再一次得到高扬，钱穆先生可谓是这一部分学者的代表。与钱氏声气相通、引为同调者在当时还有陈寅恪、冯友兰等学者。陈寅恪曾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而冯友兰则明确指出他撰写《中国哲学史》的宗旨就在于昂扬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大平”的精神。
钱穆推崇宋儒，表彰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还与当时受国难的刺激有关。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日本侵占东三省大好河山，步步进逼华北。1935年，日军策动“华北自治”，诺大的华北五省，“已经不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时在北平任教的钱穆，目睹日寇猖獗，痛心疾首，“斯编初讲，正值九·—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 冯友兰先生在当时也发出了与钱穆同样沉重、激愤的呼声。他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二）中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语之悲也。值此存亡绝继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觉当如人疾痛之见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无错误者，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书立说之宗旨。无论其派别为何，而其言之字里行间，皆有此精神之弥漫，则善读者可觉而知也。”钱穆出生在甲午战败、台湾割让日本之年，他的一生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的时代忧患相终始，一生的著述讲演无不是“在不断的国难之鼓励与指导下困心衡虑而得”，无不从“对国家民族之一腔热忱中来”。面对日寇的步步侵逼，具有强烈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民族情感的钱穆愤慨尤深，在撰述中自然会有所流露。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特严夷夏之防，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宋学精神，表彰清初诸儒不忘种姓的民族气节和操行，即寓有他反抗外来侵略的写作意图。杨树达先生在读钱著时就有“注重实钱，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的评价 。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尚崇乾嘉考据之学，“薄致用而重求是”，“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贬抑宋学，“持论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在钱穆看来，这种学风尤其有害，特别是在日寇步步进逼，侵夺我大好山河之时，这种不问世事，埋首书斋的考据学风不利于鼓劢民众团结起来，抵抗侵略 。所谓“大难目击，别有会心”，就是要弘扬近三百年来所晦沉、为时代所讥刺的宋学精神来救世济民。所以，弘扬学贵经世，以天下兴亡为念的宋学精神，成为了钱穆治清代学术史的意旨所在。
钱穆治清代学术史，发清学导源于宋学之见，对清代学者的学术渊源、师承及其思想抉发精微，不少见解很有价值。但是，钱氏的观点也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比如他对晚清今文经学，特别是对康有为思想的评价。晚清今文学派批评乾嘉汉学，揭橥为学贵在经世致用，这与钱穆批评汉学流弊，高扬宋学精神的旨意相同。照理说，钱穆对晚清今文思潮应有较高的评价，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钱穆说道咸之际兴起的常州之学，“其实则清代汉学之旁衍歧趋，不足为达道。而考据既陷绝境，一时无大智承其弊而导之变，彷徨回惑之际，乃凑而偶泊焉。其始则为《公羊》，又转而为今文，而常州之学，乃足以掩胁晚清百年来之风气而震荡摇撼之。卒之学术治道，同趋澌灭，无救厄运，则由乎其先之非有深心巨眼、宏旨大端以导夫先路，而特任其自为波激风靡以极乎其所自至故也。” 又说：“晚清今文一派，大抵菲薄考据，而仍以考据成业。然心已粗，气已浮，犹不如一心尊尚考据者所得犹较踏实。其先特为考据之反动，其终汇于考据之颓流。” 钱穆称晚清今文经学为清代汉学考据的“旁衍歧趋”，今文学者“大抵菲薄考据仍以考据成业”，这从事实的层面讲，大体是不错的。因为晚清今文学者的治学方法的确是沿考据一路而来，即便是今学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他撰《新学伪经考》也是在披着考据的外衣下进行的。但是有一点尤需明白，在晚清今文学者眼中，考据是手段，是形式，而不是目的，他们是通过考据这种形式为其政治目的张目，即以考证之名，而行学术干政之实，其着眼点在政治而非学术一边。易言之，是真用结合，还是弃真求用，晚清今文学派显然选择了后者。钱穆本是主张真用结合的学者，但在评价晚清今文思潮时，他却仅站在“求真”的立场上加以审视批评，似乎又退到了以古文攻今文的立场，不免忽略了晚清今文思潮崛起的时代背景及其他们在社会政治层面的贡献。这一点，在评说康有为的思想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康氏的《新学伪经考》称古文经尽出刘歆伪造，目的是要为新莽王朝代汉制造舆论。钱穆从学术求真的层面上对其说绳之以学理，称康说多主观武断处，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仅从学术层面上去批评康说，并不全面。因为康氏之书是在借经学谈政治，目的在于为维新变法鸣锣开道，其价值主要在政治而非学术—边。钱穆在这方面似乎甚少注意，时人对钱氏评价康说就有“特见其表面，未见其精神” 的批评。又如，清人崔东壁（述）的疑古辨伪，直接开启了近代的疑古思潮，对“五四”以后的学术界影响深远，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就是承此风而起的。然而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竟不列崔述，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注释
１．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17页。
２．《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639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３．陈祖武：《清代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0页。
４．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反动与先驱”一节中从五个方面列举了明末清初以来的反理学思潮，最后得出结论：“后来清朝各方面的学术，都从此中（即对宋明理学的反动--引者）孕育而来。”参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7～102页。（以下所引梁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皆据此书）与梁启超同声相应的还有胡适，他在《戴东原的哲学》“引论”中说：“中国近世哲学的遗风，起于北宋，盛于南宋，中兴于明朝的中叶，到了清朝，忽然消歇了。清朝初年，虽然紧接晚明，已截然成了一个新的时代了。自顾炎武以下，凡是第一流的人才，都趋向到做学问的一条路上去了，哲学的门庭，大有冷落的景况。”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9页。
５．周国栋认为，余英时把梁启超的“反动说”视为外缘说的观点不甚合理，就清学本身而言，“反动说”似乎更为合理，他列出了四条理由。参见氏著：《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６．朱维铮认为，钱穆主要从宋学着眼谈清代学术，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际上写成的是清代“宋学”史，其书的学术价值也因此而彰显。参见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题记”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７．钱穆新亚时期的学生余英时力主师说，在《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学术思想》、《清代学术思想的一个新解释》等文中对乃师的观点多有论述、发挥，可参阅。
８．参见钱穆：《国学概论》，第31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９．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页，以下所引此书皆据此版。
10．冯友兰认为，宋明人所讲的理学与心学，在清代皆有继续的传述者。清代汉学家讲义理之学，其所讨论的问题，如理、气、性、命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他们所依据的经典，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仍是宋明道学家所提出的四书。所以，清代汉学家所讲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参见冯氏《中国哲学史》第十五章“清代道学之继续”中“汉学与宋学”一节的论述。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4页—975页。
11.参见钱穆：《国学概论》，第246页—253页。
1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朱维铮《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63页。
13.同上，第153页。
1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46页。
1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41页。
16.在钱穆看来，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顾、黄二人贡献尤大，若谈清代汉学开山，应以顾、黄二人并举。关于此点，清人江藩已有注意。可参见《汉学师承记》卷8附跋。
17.根据钱穆的考证，顾炎武研究古音，用“本证”、“旁证”之法源于明代学者陈第的《毛诗古音考》，而梁启超“误以陈氏本证、旁证语为亭林自述，因谓亭林为汉学开山。证据既误，断案自败。”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36页。
18.《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473页。
1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22页。
20.钱穆认为乾隆二十二年，戴震与惠栋见于扬州，论学有合，交相推重，以后又客居扬州四年，是其一生为学的重要转变时期。戴震以朱学传统反攻朱子，排诋宋儒，此实受惠栋思想的影响。他到举了这样几条理由：一是乾隆三十年，戴震为纪念惠栋而写的《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文中议论与以前大异，此为“东原论学一转而而近于吴学惠栋之证”。二是乾隆三十四年，东原为惠栋弟子余肖客序《古经解钩沉》，从序中内容可知“东原此数年论学，其深契乎惠氏”。三是东原著《原善》三篇，时间大约在他游扬州识惠栋之后，其文言“理”，颇受惠氏《易微言》的影响。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22—327页的相关论述。
2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09—310页。
2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06—508页。
23.此处叙述采纳了路新生的研究成果，见氏著《梁任公、钱宾四《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论，台北《孔孟学报》第68期。
24.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笫652页。
25.钱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第11页。
26.钱穆：《述清初诸儒之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2册，第4页。
2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72页。
28.钱穆称亭林论学宗旨在于“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上，但是亭林后学仅师其“博文”之训，忘其“行己”之教，致使其经世明道的真精神不能彰显于世。为此钱穆不无感叹地说：“三百年来，亭林终不免以多闻博学见推，是果为亭林之辱欤！亭林地下有知，客死之魂，不知又于何归依。今谓亭林为清学开山，亦仅指其多闻博学，而忘其行己有耻之教者，岂不更可痛之其耶！”参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31页。
2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02页。
3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25页。
31.参见拙著：《钱穆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32.据钱穆晚年回忆，“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及余在大学任教，专谈学术，少涉人事，几乎绝无宋明书院精神。人又疑余喜治乾嘉学，则又一无可奈何之事矣。”参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5页。
33.钱穆：《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该文作于1935年，见《学蘥》，第82页，香港1958年自印本。
34.《国史大纲》，上海商务编译馆1947年版，第620页。
35.转引自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见罗志田编：《20世纪的中国与学术·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8页。
36.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从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77页。
3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第4页。
38.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
39.事实上，由于受国难的刺激，一些专事考据的学者也在自我反省，转变学风。如史学家陈垣先生曾说“从前专重考据，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见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4页。
4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525页。
41.钱穆：《中国近三百着选》，年学术史》第532页。
42.赵丰田：《读钱著康有为学术述评》，《大公报》1937年1月29日。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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