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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之为《宋会要》。“会要”属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唐代苏冕所撰《会要》与崔铉、杨绍复等所撰《续会要》草创了这一史书体裁，但它们皆非严格意义上的一代会要。直到五代、宋初的王溥在苏、崔两家会要的基础上，续修唐宣宗以后至唐末部分，撰成《新编唐会要》，于北宋建隆二年（961）进奏朝廷，自此，方确立完整一代的“会要体”。

　　宋代特设会要所，人员、印记、提举宰臣等方面与国史日历所大体相当。先后修纂有10余部会要，共计3000余卷，包括《庆历国朝会要》（宋绶、王洙等修纂）150卷、《元丰增修五朝会要》（王珪、李德刍等修纂）300卷、《政和重修会要》（王觌、曾肇、蔡攸等修纂）111卷、《乾道续四朝会要》（汪大猷等修纂）300卷、《乾道中兴会要》（陈骙等编类）200卷、《淳熙会要》（施师点、赵雄等分三次编修奏进）368卷、《嘉泰孝宗会要》（杨济、钟必万总修）200卷、《庆元光宗会要》（京镗等奏进）100卷、《今上皇帝（宁宗）会要》（陈自强、史弥远分三次奏进）325卷、《淳祐宁宗会要》（史嵩之等奏地是50卷、《嘉定国朝会要》（张从祖类辑）588卷。后李心传奉诏依历朝会要编成《国朝会要总类》（即《十三朝会要》）588卷。《宋史·度宗纪》载，曾奉安有《理宗会要》，今《宋会要辑稿》中未见。上述这些会要，除《国朝会要总类》曾刊行于蜀中外，其余均无刊本，仅有少量抄本流传于世。

　　德祐二年（1276）二月，宋恭帝奉表出降，元军入临安，董文炳受命收图书典籍，“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元史·董文炳传》），后经海道运往元大都。明洪武初年，“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明史·艺文一》）。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平，又将“文渊阁所贮书籍，自一部以至百部之多者，各取其一，置于燕都”（《明史·艺文一》）。由于宋代会要大都没有刻本，岁月浸久，时势动荡，史籍散佚，势所难免。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宋会要》已十失其一。宣德年间，文渊阁大火，藏书大半被焚，《宋会要》亦不曾幸免。杨士奇于正统六年（1441）所编的《文渊阁书目》中著录“《宋会要》一部，二百三册，阙”。可见，此时的《宋会要》已是一残本。弘治以后，《宋会要》的散佚情况益发严重。万历年间，张萱等编定《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其中已经不见《宋会要》的踪迹，可知此书于万历之前已彻底散失。另外，在明代的其他书目中，如叶盛所编私家《菉竹堂书目》，又或焦觉《国史经籍志》，虽皆有著录《宋会要》之文，却不过是据目抄入而已，并非实有其书。

　　所幸明初编修的《永乐大典》将《宋会要》采入，使得后人还能一睹散入有关字韵事目中的《宋会要》。时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以翰林院编修出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在签注《永乐大典》中的唐文的同时，将包括《宋会要》在内的一批资料一一标出，亦签作“全唐文”，命书吏录出。所以，在影印的徐氏原稿中，卷首第一行顶格及各页版心鱼尾之上，多有“全唐文”的字样。徐松日积月累，抄得有五六百卷之多。从现存的《永乐大典》及《宋会要辑稿》的各方面情况来看，当时《宋会要》是分门辑入的，或选一门，或摘数句，随韵列目，摘取编入，并附入二十多种南宋晚期至明初的书籍。加之《宋会要》辑稿本身的篇幅庞大，因此辑稿的整理，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徐松在此后的余生里，一直为《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不断努力，甚至一度期望得到当时著名学者严可均、李兆洛的协助，然而最终未能如愿。徐松虽未能完成整理工作，但他对稿本的分类及所批按语，对于后人的整理，提供了帮助。

　　徐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去世，“同治初年，其书散出”（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宋太宗实录跋》），所辑《宋会要》稿本辗转流茖到北京琉璃厂书肆，为缪荃孙购得。缪氏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交好，遂将稿本交予由张氏在广州创设的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对《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由缪荃孙、屠寄负责，但具体工作则以屠寄为主。屠寄在徐松整理的基础上，从稿本编排，到文字校订、年月调整，甚至誊录清稿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虽然他只整理出一部分，但却为后来嘉业堂的整理创出先例。在屠氏已成的清稿中，职官一类，直接为嘉业堂采用，成为清本《宋会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1年，辛亥革命广州起义，张之洞、屠寄先后离开广雅书局，《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未能完成。不久，书局提调王秉恩将藏匿下来的《宋会要》稿本分两次卖与吴兴刘承干。于是，徐辑原稿及广雅书局清稿转归刘乐嘉业堂所有。刘我先后聘请刘富曾、费有容等进行整理。刘、费二人在徐松原稿的基础上，大体遵循广雅书局的整理体例，成初编291卷，续编75卷。刘富曾又参考各书，移改旧史实，增入新史料，录成清本，共得460卷。

　　1931年，北平图书馆从嘉业堂买去经剪裁的徐氏原稿，并将广雅书局所修清本借来，由该馆编纂，叶渭清对照研究。叶氏认为，徐氏原稿已被痛加删并，不复原来面目；但仍有不少篇幅是出于《永乐大典》而不见于徐氏抄本者，故而清本仍有可参证之处。

　　根据叶氏的研究，以陈垣为首的编印委员会认为，清本与原稿实有合印并行之必要，然因经费所限，遂于1935年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年，将原稿先行影印，名之曰《宋会要稿》，以线装200册行世。1957年中华书局以四合一版再度影印，名之曰《宋会要辑稿》，以精装8大册发行。1964年，台湾世界书局以《宋会要辑本》之名，以《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影印装成16册发行。1976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以四合一版影印装成8册本发行。

　　《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辑稿》）分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类。其中礼、职官、选举、食货等类篇幅尤大。类下分门。各门篇首有简短的序言加以概括，然后按年、月、日顺序，摘取有关诏令、奏章等等。如此，不仅遐眉目清晰，而且处置政务的事例，以及典章制度的得失兴废，均分类归纳，使得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及不同意见，都得以较为完整地反映出来。《辑稿》较之原书，虽已大有残阙，但它保存了大量的元修《宋史》诸志及其他有关史籍所不载的宋代史料，如食货类“限田杂录”，“造水硙”，“修理堰、闸、渠、斗门、堤岩”，“各路产物买银价”，“量衡”，“诸郡进贡”，“船战船附”，“民产杂录”，“置市”诸门，皆为《辑稿》之独有。以《宋史》诸志与《辑稿》的卷数相比，前者合计不过162卷，而后者则为376卷。《宋史·职官志》仅12卷，《辑稿》职官粝为83卷；《宋史·食货志》仅14卷，《辑稿》食货类则有70卷。可见，《辑稿》所保存的宋代史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宋史》诸志。《辑稿》所载史事，一般均详于《宋志》，其记述具有较为原始而详细的特点，且往往能够校订《宋史》各志的纰谬与疏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辑稿》卷帙浩大、残缺零乱、问题繁多，因此，各种带有研究成果性质的检索工具书应势而出。1932年，汤中出版了《宋会要研究》一书。1939年，日本学者江田忠在汤中《宋会要研究》的基础上，编撰了《徐辑〈宋会要〉稿本目录》。1937年，小沼正则编制了《宋会要食货目录》。1958年，法国学者Etienne与Balazs将《辑稿》的食货、职官、刑法、方域四类，编成《宋会要目次》出版。1970年日本东洋文库宋代史研究会在前人的基础上编制了《宋会要研究备要》。1980年，台湾大学王德毅《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出版。1982年，日本东洋文为宋代史研究会再度出版了《宋会要辑稿·食货索引》。1984年和1986年，王云海先后出版了《宋会要辑稿研究》和《宋会要辑稿考校》。1995年，陈智超《解开〈宋会要〉之谜》出版。这些著作和工具书的出版，对《宋会要辑稿》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但是，由于《辑稿》本身的缺憾，使得使用及检索时，产生诸多障碍。首先，《辑稿》的残阙问题相当突出。《辑稿》中大致完整的篇幅，一般皆起自太祖迄于宁宗，计十三朝。但就是在这其中，很多篇幅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缺。有些篇幅甚至是整门缺失，例如职官类无枢密院门，兵类无禁军门。其次，《辑稿》中存在大量重出篇幅。《永乐大典》以字韵次第编排事目，所以会将《宋会要》同一篇文字编入不同的字韵事目中，故而形成重出复见的情况。第三，由于《辑稿》在整理过程中的编排失当，使得重出多门、前后倒置、时序相错等情况不时而见。第四，《辑稿》本身乃一尚待整理的未完成稿，故而并无目录，这一点也给检阅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不便。第五，《辑稿》自清代中期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后，长期处于草稿状态，虽有影印本行世，但因未作彻底整理，从中找寻相关史料较为繁难。

　　鉴于上述种种，将《宋会要辑稿》做成数据库十分必要。这样，不仅可以解决无顺由此及彼阅读和查检的问题，使书中的丰富史料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大推动宋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而且对《宋会要辑稿》的彻底校点整理，也可以提供极大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