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玄烨（1654—1722）是否会下围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正史中并无玄烨弈棋的记载，但是在野史、轶闻中却有一些这方面的材料。例如：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中有一段记载：
清初鳌拜辅政，因正白旗圈地事，直隶总督朱公（昌祚）、巡抚王公（登联）、户部尚书苏公（纳海）与之龃龉，乃悉加诛夷，圣祖不预知也。尝托病不朝，要亲往问疾，圣祖幸其第，入其寝，御前侍卫和公（托）见其色变，急趋至榻前，揭席刀见，圣祖笑曰：“刀不离身，满洲故俗，不足异也。”即返驾。以弈棋召索相国（额图）入谋。数日后，鳌拜入见，召羽林士卒立擒之。
又据周家森《留余簃弈话》载：
黄霞，字龙士，又字月天，清仪征入。善弈，能自出新意，穷极变化，康熙时称为“弈圣”。尝十万寿节日，在御前围棋，下完后于棋盘上排一“寿”字，而四角上亦均各排蝙蝙一只，以示福寿之意。殊为难能可贵矣！
以上所引两段材料，皆透露出玄烨喜爱围棋的些须情况，但是否事实，由于缺乏旁证材料，还难以断言。即以康熙除鳌拜一事看，据《清史稿·圣祖本纪》载：
康熙八年，上久悉螯拜专横乱政，特虑其多力难制，乃选侍卫拜唐阿年少有力者，为扑击之戏。是日螯拜入见，即令侍卫等掊而系之。
其中并无玄烨以弈棋召索额图入谋的记载，或许《清朝野史大观》另有所据，只是我们今天难以查考而已。
关于吴三桂如何谋杀永历帝一事，某些史料语焉不详。清人笔记中的刘献廷《广阳杂记》提供了一些细节：
……永历之自缅归也，吴三桂迎入，坐辈中，百姓纵观之，无不泣下沾襟。……予曰：“闻帝崩之日，天有风云之变，果然否？”曰：“吴三桂既得密旨，请帝于北门库饮弈，遂弑之。百姓初不之知也。”
由此可知，吴三桂是奉清帝密旨后，请永历帝饮酒弈棋，加以谋害。据刘献廷讲，此事乃江宁吉坦然亲眼所见。坦然曾随其父扈从永历帝去云南，甲午开科中式，授大理府云龙州知州，后改授姚安府姚州知州。清兵至，投诚，授蒙自县知县，后出县流寓粵东。对云南的事知之最详，故他的叙述大致是可信的。
吉坦然的叙述表明，永历帝显然喜欢饮酒弈棋，吴三桂大约知道他的这种嗜好，所以用为诱饵，将他骗来杀害。
张潮（1650—？），清文学家，字山来，号心斋，安徽歙县人。以岁贡任翰林院孔目。他所著的《幽梦影》中有一些关于围棋的妙论，读之令人心旷神怡：
虽不善书，而笔砚不可不精；虽不业医，而验方不可不存；虽不工弈，而楸枰不可不备。
昔人云：“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予答一语云：“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春雨宜读书，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检藏，冬雨宜饮酒。
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声，水际听欵乃声，方不虚生此耳。若恶少斥辱，悍妻诟谇，真不若耳聋也。“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二句极琴心之妙境；“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二句极手谈之妙境。
张潮的这些妙论，充满生活的情趣，也表现出封建文人的高雅情怀。如若将其中的围棋言论择出连接一起，就会构成一幅生动的图景：“虽不工弈，而楸枰不可不备”，“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夏雨宜弈棋”，“白昼听棋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这难道不是作者围棋生活的真实写照吗？
张潮认为“翰墨棋酒”胜过“花月美人”，在封建文人圈子中，不见得会引起广泛拥护，但在那些胸怀磊落，志趣高雅的文人中，自会得到充分地响应。自唐、宋以来似乎已成定论。
与张潮基本同时的尤侗（1618—1704），康熙时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他写过一篇《棋赋》，其中有这样的字句：“试观一十九行，胜读二十一史”。与张潮遥相呼应，表现对围棋的极端推崇。尤侗的观点自然有些偏颇，但也确实道出康熙年间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围棋唯一的坏处就是太迷人，烟酒可以戒，唯有围棋无法戒。一个人一旦学会下围棋，就等于找到一个不能分离的“情人”，她将伴随你快乐地度过终生，而你却无从抗拒。
乾隆时期，社会上的文士名流推崇围棋，有助于围棋浪潮的不断高涨。其中应该特别提到著名诗人袁枚，倡导围棋不遗余力。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出知溧水、江浦、沐阳、江宁等县。年四十即告归，筑“随园”于江宁之小仓山，专以著述诗文为事。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七十余卷及其它著述三十余种。
袁枚一生嗜好围棋。其所著《山中行乐词》云：“何物共闲戏？围棋亦偶然。买碑争旧搨，染笔试新笺。食品何曾纂，茶经陆羽编。搜奇兼志怪，俱是小游仙。”诗中所列举的几项；围棋、金石、书画、饮食、搜奇，构成了袁枚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但诗中说：“何物共闲戏，围棋亦偶然。”是不是袁枚只是偶尔下下围棋呢？恐怕这样写只是想表明围棋在他生活中所占的位置。而据有些资料记载，情况也不尽如此。例如晚清学者俞樾曾看过袁枚玄孙袁润所保存的《袁随园纪游册》，其中所记袁枚79岁、80岁两次出游苏、杭、浙东、金陵期间，几乎天天下棋，并详细记录输赢情况。俞樾因此题诗云。“日日舟窗几局棋，输赢几子必书之。”可知袁枚对下棋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而且愈老兴趣越浓。
在袁枚的诗集中，咏围棋的专篇和散句颇为不少。如《观弈》：“清簟疏帘弈一盘，窗前便是小长安。不关我事眉常皱，阅尽人心眼更宽。黑白分明全局在，输赢终竟自知难。凭君着遍飞棋好，老谱还须仔细看。”再如《咏观棋》：“悟得机关早，都缘冷眼明。代人危急处，更比局中惊。张步临奔海，陈宫见事迟。分明一着在，未肯告君知。肯舍原非弱，多争易受伤。中间有余地。何必恋边旁。”模拟观棋人的心情，颇为传神。从“肯舍原非弱，多争易受伤。中间有余地，何必恋边旁”一句看，袁枚对棋理还是很有研究的，估计他的棋也下得不错。
袁枚曾为棋圣范西屏、国手徐星标标撰写墓志铭，对他们的精湛技艺和杰出人品推崇备致。袁枚曾亲见西屏对弈，可能与西屏有较深的交往。他说：“余不嗜弈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后接精髹器者卢玩之，精竹器者李竹友皆醰粹如西屏，然后叹艺果成皆可以见道。今日之终身在道中，令人见之怫然不乐。尊官文儒，反不如执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一艺之成皆可以见道，谁都会这样说，并不算出奇的言论。而袁枚将“尊官文儒”与西屏等人对比，认为他们“终身在道中”，“反不如执伎以事上者”，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叹，透露出袁枚对现实中那些“尊官文儒”的讽剌与不满。
围棋虽然长期名列中国四大艺术之一，但在历代士人心目中，难与诗文、书画比肩，因此专事下棋的人也被看作技艺之徒。这种情况在清代已有很大改变，也就是说，围棋作为中华的国技，日益受到士人的尊崇；国手的声望也与日俱隆，到处受到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热烈欢迎。我们可以用雍、乾时期的著名诗人沈德潜、赵翼与范西屏作一比较，沈、赵的诗名只局限于一个小范围之内，难比范西屏的棋名举国震响，有口皆碑。而范西屏在全国各地受到的欢迎和款待、士夫名流皆以结识为荣，更是沈、赵所难企及的。袁枚是雍、乾时期最负盛名的诗人，他对国手的称誉，在社会上会带来很大影响。且看他为范西屏所写的墓志铭：
虽颜、曾世莫称，惟子之名，横绝四海而无人争。将千龄万龄，将以棋名，松风丁丁。
直是认为西屏的名望，竟比颜回、曾参这些二等圣人还要高。评价似有过甚之处，但也未必不是现实情况的一种反映。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学者，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删定总目提要。其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中，多次叙及围棋，对于了解乾隆、嘉庆时期朝野围棋的兴旺情况很有帮助。
纪昀本人也会下棋，但他比较欣赏苏东坡、王安石对围棋的态度，即不以胜负为怀，着重于追求其中的意趣。《阅微革堂笔记》中有“弈棋杂感”一则，抄录如下：
南人则多嗜弈，亦颇有废时失事者，从兄坦居言：丁卯乡试，见场申有二士，画号板为局，拾碎炭为黑子，剔碎石灰块为白子，对着不止，竟俱曳白而出。夫消闲遣日，原不妨偶一为之，曰此为得失喜怒，则可以不必。东坡诗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荆公诗曰：“战罢两奁收白黑，一抨何处有亏成？”二公皆有胜心者，迹其生平，未能自践此言，然其言则可深思矣。帝卯冬，有以八仙对弈图求题者，画为韩湘、何仙姑对局，五仙旁观，而铁拐李枕一壶卢睡。余为题曰：“十八年来阅宦途，此心久似水中凫。如何才踏春明路，又看仙人对弈图？”“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那似顽仙痴不省，春风蝴蝶睡乡深！”今老矣，自迹生平，亦未能践斯言，盖言则易耳。
纪昀所记场中二士，为弈棋争胜，连功名都不要了，足见围棋迷人之深。这种作法自然是不足取的。纪昀由此而发的感慨也很有意思，他认为苏东坡、王安石对棋局的胜负看得很超脱，但在生活中却很难超然物外，即“皆有胜心者”。纪昀并且承认自己也达不到与世无争的地步。看来局中的胜负和人间的“胜负”是有差别的，然而人活在世上，没有一点胜负心，形同死灰槁木，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围棋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有强烈的胜负，符合了人的欲念和世间的竞争法则。如若没有胜负，它也很难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赢得亿万爱好者的心。
《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一段乾隆时期高手程念伦与乩仙下棋的事，读来颇有趣：
程念伦，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间，来游京师，弈称国手，如皋冒祥珠曰：“是与我皆第二手，时无第一手，遽自雄耳。”一日，门人吴惠叔等扶乩问仙善弈乎？判曰：“能。”问：“肯与凡人对局否？”判曰：“可。”时念伦寓余家，因使其弈。初下数子，念伦茫然不解，以为仙机莫测也，深恐败名，凝思冥索，至背汗手颤，始敢应一子，意犹惴惴。稍久，似觉无他异，乃放手攻击，乩仙竟全局覆没，满室哗然。乩忽大书曰：“吾本幽魂，暂来游戏，托名张三丰耳。因粗解弈，故尔率答，不虞此君之见困！吾今逝矣。”惠叔慨然曰：“长安道上，鬼亦诳人。”余戏曰：“一败即吐实，犹是常安道上钝鬼也。”
所谓“仙”，无非是扶乩的巫师装神弄鬼，他虽自誇善弈，但遇到高手，自然会全军尽墨。程念伦、冒祥珠大约是士大夫中的高手，在乾隆时期弈坛强手如云的情况下，能达到二手的程度，已是相当不错了。只是关于他们弈棋的情况，除上述一则趣闻之外，史料中却未留下丝毫记载。
围棋一般是两个人下的，人多了也可。比如“联棋”，有时竟多达几十位，分为两班人马，一人走一步，轮流走下去，取其热闹而已。
那么，一个人是否也能下围棋？答案是肯定的。不仅高手，既使一般爱好者，在研究和学习棋艺的过程中，也常常自己和自己下棋。这实际上是一个思维的过程，即在头脑中设一个假想的对手，先构思他怎么走，然后再构思自己如何应对。一盘棋就这样下出来了。清代散文家魏禧（1624——1680）所著《魏叔子集》中，有一篇《独弈先生传》，记述了一位专门自己和自己下棋的人——黄在龙。
据魏禧描述：黄在龙性不治生产，绝世务而好弈。常闭户居，户外人闻子声丁丁然，窥之，则两手各操白、黑子，分行相攻杀。或默然上视而思，或欣然笑也。人称曰：“独弈先生”。
“独弈先生”兄弟三人，伯好鼓琴、仲好艺花竹，而先生独好弈。或求对，亦不辞也。先生开枰布子，伯、仲常侍局，先生微问可否？伯、仲各以意对，先生说：“若长于守，若长于攻，然皆偏将材也，使握中权，决机两阵，难哉”！年七十有七卒，其独弈未尝稍衰云。
魏禧发表感想说：“古嗜弈者众矣，未有独弈者？曰：有之。弈，攻围冲劫，变化通于兵法。诸葛武侯卧隆中时，未闻有十夫之聚，指挥旌帜，教坐作也。出而战必胜，以仲达之智，畏之如虎。吾意其独居抱膝时，日夜之所思，手所经营，未尝不在两阵间也，非独弈而何哉？先生之意，其不可测识哉！”
魏禧说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独自研习兵法，有类于“独弈”，是不错的。但因此认为黄在龙的独弈，其意不可测识，则未免贻笑大方。前面说过，对于围棋爱好者来说，独弈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黄在龙既使比一般人更嗜好独弈，恐怕也难说他象诸葛孔明一样，有志图王吧。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有关围棋巨星吴清源的一段趣事。吴清源也可说是一位“独弈”的专家，他独自一人苦心研究出的新手、新定式不胜枚举。因此，日本著名九段棋手武官正树曾说：“我们作为职业棋手感到很光彩，有一半是托了吴先生的福。”自然，吴清源所创造出的新手和新定式，在未发表之前属于个人“专利”，是秘而不宣的。而一旦在实战中走出来，常常使对方措手不及。五十年代初期，第一次“吴清源——高川格”三番棋中，吴清源在“大雪崩”定式中走出向里曲的新变化，使高川格大惊失色。在观战室中的年轻棋手纷纷议论说：“吴先生把定式搞错了！”殊不知这正是吴清源苦心孤诣的变着。这局棋最终以吴清源的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
曾国藩（1811—1872）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成为维持摇摇欲坠清王朝的中流坻柱。他学识渊博、诗文传世，文治武功足以名彪青史。一般的学生大约只知道曾国藩是屠杀天国义士的刽子手，稍有学识的人还知道有一部《曾文正公文集》。然而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曾国藩一生嗜棋如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围棋迷”。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年考中进士，旋任翰林庶吉士，时年28岁。在他传世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自己日常的围棋活动。仅就这些日记中的记载大致统计，从道光二十一年起的十三年中，他共对弈一千三百余盘棋，观棋还不在其中。自然，实际对局的数目还不仅于此。
据记载，曾国藩“终身患癣，每晨起必围棋，公目注楸枰，而两手自搔其肤不息，顷之案上肌屑每为之满。”从记载中看，有时他一天下两盘棋、有时一天下三盘，最多一天下四盘。作为朝廷大员，曾国藩公务繁冗，但他常忙里偷闲，弈棋遣兴。有一次他在处理两百件公文后，仍要下两局棋方能入睡。有一天曾不断接待来访者五回，忽然发了棋瘾，非下两盘棋后才人内室休息。还有一次为来访者书写对联十七幅，不顾疲劳继续弈棋。有时半日内分別与两人对阵，有时一日内连与两人对垒角逐。这些都是曾国藩在日记中亲手所记，可见围棋已成为他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活动。不仅如此，往往下完棋后余兴未尽，半夜时分进了内室，他还要摆开棋盘，或打谱或复盘，仔细玩味一番。当身边无人可为对手或遇风雨无法外出，曾国藩只好自己一人对弈，实在无以遣怀，就把夫人拉出来下一局，也有自得之乐。
曾国藩的棋友，在他日记中就可找出五十余位。从身份看范围极广，诸如亲朋好友、幕僚职属、看病的大夫、过往的官员以及不第的士子，还有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弟媳等等。除此而外，当时国手周小松、黄南坡等也与曾国藩有过棋艺交往。曾国藩于棋友常引为同调，情意眷眷。棋友别去，他亲送行，棋友辞世，他则痛哭，并吟诗作赋以寄怀念之情。这里应特别提到曾国藩与僚属下棋，大凡他棋瘾发作，即不顾封建等级尊卑的界限，常找下属手谈。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小小的桐城县令薛炳炜是他常年的棋友。有一个不曾记下姓名的普通举人，因棋艺颇佳，也受到曾国藩的青睐。咸丰九年十二月，已是子夜二更时分，曾国藩旁观鲁秋航、李榕二入夜战，四时许才入睡。之后几天不下棋，技痒难耐，就悄悄到下属如毛鸿宾、胡莲舫家中求战。以总督的身份，为了下棋，不惜屈尊下就，这不正说明围棋的巨大魅力吗？
不仅在家中弈棋，既使公务在身，曾国藩也往往见棋就忍不住要比试一番。道光年间他人宫当值，至勤政殿引见前也要下两盘棋过瘾。一般官员见皇帝前往往诚惶诚恐，不敢稍有松懈，而他却要先下两盘棋，棋瘾之大是自不待说了。后来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曾国藩率军征战，更是以围棋随身自娱，而且愈是不顺心愈要下棋。这时围棋已成为他排遣忧患，不可须臾分离的精神寄托。咸丰九年，在三河战役中，他的胞弟曾国葆和爱将李续宾被太平军击毙，不久湖南宝庆被围，曾国藩“心急如焚”，遂拉棋友吴子序弈棋两局。其间他疟疾发作，手疼兼生坐板疮，可以说是坐立不安，只好下棋以“解心烦”，看完病便与大夫郭霈霖手谈两局。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正与程桓生下棋，忽接圣旨，朝廷补授其为两江总督。一时府邸车水马龙，冠盖如云，程桓生欲罢战，而他坚持棋局收盘后才接见道喜的客人。咸丰十一年，英王陈玉成一举围歼湘军三百余人，曾国藩“心烦意乱”，遂下三盘棋定神。同治二年二月在丁家洲船上，一日之内连战六局，每局约两刻许。七月金陵解围战失败，他“寸心如割”，又下两盘棋。不久其妾陈氏病重吐血而死，“哭声凄凉”，他“心绪殊劣”，又与欧阳兆熊连弈四局以解哀愁。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天京失陷，曾国藩由安庆赶至金陵，亲审忠王李秀成。一时找不到对手，便与其弟曾国荃随便下两局应景，据他在日记中说，只有这样才算未虚度时日。
同治四年四月，朝廷调他镇压捻军，他自南京北上，一路上因剿捻失败“焦灼之至”，途经山东泰山，上山前在泰安考棚中与人对弈两局，下山后又下两局。返宁途中在淮安适逢漕运总督吴棠，两人是多年棋友，遂弈战不休，十七天内竟酣战六十八局棋。
以上所述是曾国藩在戎马生涯中与围棋结下的不解之缘。他不仅以围棋排忧解难，也曾有意识地将围棋用于军事。据载，一次部下向他报告大将多隆阿收队之法，他便命人“以棋子摆列阵式”进行实战研究。
曾国藩一方面嗜棋，一方面又屡屡发誓戎棋。大约爱之深反又恨之切，矛盾的心情颇为有趣。他认为下围棋“最耗心血”，多下則“头昏眼花”，有时“眼蒙太甚”，“明知旷工疲神而屡蹈之”。一度发誓“戎棋”，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为棋所困，费光阴至一时之久，妨正务，以后戒之。”甚至说再下棋便“永绝书香”，决心不谓不大。为了戎棋就只看他人下棋，结果如何呢？仍“跃跃欲试，不仅如见猎之喜，口说自新，心中实全不真切”。愈戒棋瘾愈大，终于也未能戒掉。
清代围棋的繁荣，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小说之中，著名小说如《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中都有关于围棋活动的描写。由于这几部小说均产生于康熙、乾隆时期，也就间接地反映了康、乾盛世社会围棋活动的某些情况。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山东淄川人。蒲松龄是否喜爱下棋，还未见到这方面的材料。但在《聊斋志异》中谈到围棋的有十五篇之多，较为著名的有《娇娜》，《连琐》、《陆判》、《云萝公主》等。还有一篇《棋鬼》，对现实生活中嗜棋如命的人作了形象、深刻的描绘。小说写一个“湖襄人”，癖嗜弈，产荡尽。“父忧之，闭置斋中，辄逾垣出，窃引空处，与弈者狎。父闻诟詈，终不可制止。父赍恨死，阎王以书生不德，促其年寿，罚入饿鬼狱”。后来“东岳凤楼成，下牒诸府，征文人作碑记，王出之狱中，使应召自赎”。谁知这位书生又半道与人下棋，迁延误期，结果“仍付狱吏，永无生期矣”。
小说虽然写的是鬼，实际上却是刻画现实中活生生的人。请看如下描写：
扬州督同将军梁公，解组乡居，日携棋酒，游林丘间。会九日登高，与客弈，忽有一人来，逡巡局侧，耽玩不去。视之，面目寒俭，悬鹑结焉，然意志雅温，有文士风。公礼之，乃坐，亦殊搛。公指棋谓曰：“先生当必善此，何不与客对垒？”其人逊谢移时，始即局。局终而负，神情懊热，若不自己。又着又负，益愤惭，酌之以酒，亦不饮，惟曳客弈。自晨至于日昃，不逞溲溺。方以一子争路，两互喋聒……
寥寥几笔，一个嗜棋而棋力又不高的形象跃然纸上。爱丁棋的人都知道，象蒲松龄所描写的这种类型的人，俗称“屎棋”经常可以见到，不能不说蒲松龄对生活的观察十分仔细，勾勒人物也非常传神。蒲松龄写这个故事的用意比较明显，旨在讽喻嗜癖误事。但世上因嗜癖误事的例子尽多，为什么作者偏偏选中嗜棋呢？我们可以设想，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触动了作者，使他产生了“劝戒”的欲望。作者最后形容嗜棋的人说：“见弈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见弈又忘其生。”也就是“见弈而忘生死”，世上有这样的人吗？曰有，围棋之迷人可谓深矣。
《红楼梦》前八十回写围棋的地方不多，除第六十二回写“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钗，岫烟观局”这样几个字以外，还提到过丫环们用围棋“赶子”（一种简单的盘戏）。但是在后四十回中，有关围棋的描写却多了起来。例如第八十七回写惜春和妙玉下棋，还提到古谱中的著名套子：“倒脱靴”、“茂叶包蟹”、“黄莺搏兔”等。再如第九十二回较详细地描写贾政与清客詹光下棋的情景。上述的情况显然表明，曹雪芹与高鹗对围棋的认识和喜爱，有一定的差异。大约高鹗比曹雪芹嗜好下棋，所以在他的笔下，围棋自然而然成为描写的对象。近年海外有些学者考证，《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系出于一人手笔。但依笔者浅见，即使从书中前后对围棋的描写不同来看，出于一人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清代小说中，于围棋史最具参考价值的，要算《儒林外史》。书中有三处关于围棋的描写，对当时社会上的围棋活动作了真切而深刻的叙述。
第八回“王观察穷途逢世好，娄公子故里遇贫交”写王太守与蘧公子一番对话：
……当下酒过数巡，蘧公子见他问的都是些鄙陋不过的话，因又说起：“家君在这里无他好处，只落得个讼简刑清。所以这些幕宾先生，在衙门里都也吟啸自若。还记得前任臬司向家君说道：“闻得贵府衙门里有三样声息。”王太守道：“是那三样？”蘧公子道：“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主太守大笑道：“这三样声息却也有趣的紧。”蘧公子道：“将来老先生一番振作，只怕要换三样声息。”王太宁问：“是那三样？”蘧公子道：“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以“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反衬“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表现当时“清官”与”贪官”雅俗之不同，体现了作者对官场情况的反思以及深沉的精神寄托。
第五十三回“国公府雪夜留宾，来宾楼灯花惊梦”，描写南京妓院里的围棋活动。吴敬梓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南京度过的。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往往取材于秦淮河畔发生的事情。秦淮河历来为六朝金粉之地，“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分影照婵娟”。比较高级的妓女，为了侍奉公子王孙、达官贵人，都需要学习琴、棋、书、画，以抬高身价。“来宾楼灯花惊梦”即写妓女聘娘向国手邹泰来学棋时发生的故事。
国公府的亲戚陈木南去“来宾楼”梳栊聘娘，恰值聘娘与南京国手邹泰来学棋。陈木南乘兴取出一锭银子权作彩头，入局与邹泰来对弈，从七子至十三子，只是下不过。因说：“先生的棋实是高，还要让几个才好。”邹泰来说：“盘上再没有个摆法了，却是怎么好？”聘娘说：“我们另有个摆法，邹师父，头一着不许你动，随便拈着丢在那里就算，这叫个凭天降福。”邹泰来笑道：“这成个什么款，那有这个道理。”陈木南逼着他下，只得叫聘娘拿一个白子来混丢在盘上，接着下了去。这一盘邹泰来被杀死四五块，陈木南正暗欢喜，又被他生出一个劫来，打个不清。陈木南又要输了，聘娘手里抱了乌云复雪的猫，往上一扑，那棋就乱了……
这一段故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当时围棋国手的一些生活情况。作者在这一回的开始说：“又有那一宗老邦闲，专到这些人家来替他烧香、擦炉、安排花盆、揩抹桌椅、教琴棋书画。”邹泰来即是这样一个“老邦闲”，他虽身为国手，但为生计所迫，只好出入妓院，靠教妓女下棋，赢些嫖客的彩金混日子。从史料记载看，清代康、乾时期的国手，其最好前途即是出入达官富豪的家门，充当清客。其末流即是像邹泰来那样，在妓院充邦闲。因此，吴敬梓笔下的邹泰来，是对现实生活中棋客命运的真实写照，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然而在民间，也有一些身怀绝技的人，不甘仰承豪贵的鼻息，依仗一点小手艺自食其力过活。《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记述一个名叫王太的人，自小最喜下围棋。他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他每日到虎踞关一带卖火纸筒为生。一日妙意庵做会，王太走将进去，见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一个穿宝蓝的说：“我们这位马先生前日在扬州盐台那里下的是一百一十两的彩，他前后共赢了二千多银子。”一个穿玉色的少年说：“我们马先生是天下的大国手，只有这卞先生受两子还可以敌得来。只是我们要学到卞先生的地步，也就着实费力了。”王太挨着身子上前去偷看，小厮们看见他穿的褴褛，推推搡搡，不许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说：“你这样一个人，也晓得看棋？”王太说：“我也略晓得一些。”撑着看了一会，嘻嘻的笑。那姓马的说：“你这个人会笑，难道下得过我们？”王太说：“也勉强将就。”主人说：“你是何等之人，好同马先生下棋！”姓卞的说：“他既大胆，就叫他出个丑何妨。才晓得我们老爷们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王太也不推辞，拿起子来，就请姓马的动着。旁边的人都觉得好笑。那姓马的同他下了几着，觉得他出手不同。下了半盘，站起身来说：“我这棋输了半子了！”那些人都不晓得，姓卞的说：“论这个局面，却是马先生略负了一些。”众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笑道：“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屎棋的事，我杀过屎棋，心里快活极了，那里还吃的下酒！”说毕，哈哈大笑头也不回，就去了。
从这一段故事里，我们可了解一些当时南方围棋活动开展的情况。像妙意庵国手棋会、马先生在扬州盐台处下棋赢两千多两银子等情节，都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围棋回手的某些生活。吴敬梓笔下的马先生，是一位靠下棋吃饭的“职业”棋手，王太虽然棋艺很高，却靠卖火纸筒为生。在这里，吴敬梓实际上对王太这样自食其力的市井小民，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名列儒林而毫无逊色。但对国手马先生，笔调中则颇含讽剌的意味。
吴敬梓生于1701年（康熙四十年），于1754年（乾隆十九年），与棋圣范西屏、施襄夏属于同一时代的人。他本人喜爱下棋，因此他笔下所描写的围棋故事，即使在细节上也绝无隔膜之处。他长期居住围棋兴盛的南京，晚年也曾到过当时的围棋中心扬州。大约他接触过一些围棋高手，并以他们的生活为原型，塑造了邹泰来、王太、马先生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其中尤以王太这个人物，寄托了作者的赞美与期望。笔者认为，王太这个人物，不仅仅是作者虚构的理想形象，而是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反映。象类似的民间棋手，在其它史料中也有所记载。例如前面己提到的，《扬州画舫录》中弈胜范西屏的“担草者”等等。我们若以《儒林外史》中的王太，与《扬州画舫录》中的“担草者”对照分析，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康、乾之际，在民间确实出现了一些业余围棋高手，他们不以棋名世，而是自食其力，但是他们的棋艺却可以和当时的国手相媲美。
清代的著名小说中，还有一部《镜花缘》，描写围棋活动既多而又详细，这是因为它的作者李汝珍（约1763—1803）极为嗜好围棋。李汝珍曾编选《受子谱》二百余局，对棋艺有相当研究。在《镜花缘》中，下围棋是百花诸仙女和才女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消遣之一。只是这些下棋的场面写得不算精彩，其间还充斥一些围棋知识的议论，破坏了艺术的形象性。对于围棋史来说，也较少参考价值。
晚清还有一部小说《新聊斋》，仅存残本卷一，不甚著名。作者“治世之逸民”，具体姓氏不详。书中有一篇《谈棋》，有可注意之处。小说叙述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凫山乡人周鹆，以围棋邀知于曾（国藩）、彭（玉麟）诸军帅，居军慕之上舍。周鹆善于谈棋，以口代手，不假枰局。尝说：“吾生平阅人多矣，凡弈者，……唯口谈至八十余着而不紊者，仅袭侯曾纪泽。”小说又通过一僧人之口介绍彭玉麟：“我闻李军请济师，彭公且至，大夫也，醉心于此道……”
曾国藩、彭玉麟、曾纪泽都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有关他们在军中弈棋的情况，也见于其它史料记载。例如《清代轶闻》曾记述晚清大国手周小松与曾国藩弈棋往来：
曾国藩最好弈，而不工。尝召小松弈，意厚赆之。小松授曾九子，裂其棋为九片，皆仅乃得活。曾大怒，遂一文不之赆。曾患癣，终身不愈。每与人弈将负，则半身伏案上，癣益痒，爬骚肤屑盈案，人莫不厌苦之。尝与某武员弈，至相诟詈，几至挥拳。明日乃嘉其有胆气，保荐之。
从这一段记述，笔者颇疑《新聊斋·谈棋》，是根据周小松的某些经历，所敷衍的一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