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卑微，没念过什么书，然而在他叱咤风云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却养成了爱下棋的习惯。“烟雨湖山六朝梦，英雄儿女一枰棋”。据说朱元璋常与徐达“在南京莫愁湖边下棋。一次朱元璋连吃徐达两子，自以为胜局已定，徐达却说：“请陛下仔细观局。”朱元璋一看，原来徐达的棋子隐约连成“万岁”二字，不禁心花怒放。于是将湖边的一栋楼赐给徐达，后人称此楼为“胜棋楼”。
如今“胜棋楼”仍点缀在莫愁湖畔的绿荫之中，勾引游人醉赏。楼里楼外有不少对联，其中有一副云：
占全湖绿水芙蕖，胜国君臣棋一局；
看终古雕梁玳瑁，卢家庭院燕双飞。
记述了明初开国君臣下棋遣兴的一番胜事。
朱元璋善下模仿棋，据清魏瑛《耕兰杂录》载：
明太祖智勇天纵，于艺事无所不通，惟于弈棋不耐思索。相传其与人对弈，无论棋品高低，必胜一子。盖每局必先着，辄先于枰之中间，孤着一子。此后，黑东南，则白西北；黑右后，则白左前，无不遥遥相对，着着不差。至局终，则辄饶一子也。帝王自有真，非几手所能拟议矣。
这里所说即“模仿棋”，先行者于“天元”置一子，然后对手走在那里，即于相对的地方着棋，招招模仿。模仿棋从战略上讲，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可以在布局阶段尽量保持局面的均衡。但如魏瑛所说，模仿棋必胜一子，则是不正确的。因为后走的一方，也有破模仿棋的方法。况且专事模仿，也就将围棋变成了枯燥无味的游戏，失去了其中艺术的魅力。如果《耕兰杂录》中的传说属实，则朱元璋虽然爱下棋，而棋艺水平却不高。
在下棋的问题上，朱元璋也有严酷的一面，据明周漫士《金陵琐事》载：
明太祖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
惩罚的方法，非常理可以忖度。又据顾启元《客座赘语》载：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
明初，在多年战乱以后，需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因而朱元璋痛恨游手游食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把下棋这样正当的娱乐活动也加以禁止，甚至施行苛刻的惩罚，不免是极为过火的作法。明末董含对此评论说：“明初立法之酷，何以至此，几乎桀纣矣！”
看来朱元璋虽然自己喜欢下棋，也不反对皇室、官吏、士人下棋，但却反对百姓和军人下棋。这就是封建统治者不能出以公心的一种表现。在他们眼里，平民百姓只是一些能干活的机器，不必有娱乐活动。你要娱乐，他就说你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甚至明令禁止、予以严惩。但是，朱元璋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作法，并未取得什么显著的效果。明朝的围棋照样蓬勃发展，不仅在官僚、士人中间，既使在城市市民阶层中，也得到广泛的普及。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明初政治家、文学家。他曾扶佐朱元璋推翻元政权，被朱元璋比作诸葛亮。
刘伯温喜爱弈棋，也常与朱元璋下棋。据清张英《渊鉴类函·巧艺部·围棋》载：
明王文禄《龙兴慈记》曰：圣祖赐刘诚意一金瓜，曰：“击门。惟有急，则击之。”一夕夜将半，击宫门，乃洞开重门迎之。问：“何也？”曰：“睡不安，思圣上弈棋耳。”命棋对弈。俄倾，报太仓灾，命驾往救，刘止之曰：“且弈，请先遣一内使充乘与往。”遂如言。回则内使已毙车中，圣祖惊曰：“何以知朕厄？”曰：“观乾象有变，特来奏闻耳。”
伯温曾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诚意伯，故此处称之为“刘诚意”。洪武四年，伯温辞官归隐，据清张庭玉《明史·刘基传》载：
刘基……賜归老于乡。……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
刘基辞官之举，是为避免“狡免死，走狗烹”的下场。“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也有全身避祸的意思。但也说明棋和酒是他生平之好，不能须臾分离。
刘璟，字仲璟，刘基次子。论说英侃，喜谈兵，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
刘璟曾与燕王朱棣下棋，并因此得罪了朱棣。据《明史·刘基传》载：
璟……弱冠通诸经。……尝与成祖弈，成祖曰：“卿不少让耶？”璟正色曰：“可让处则让，不可让者不敢让也。”成祖默然。……成祖即位，召璟，称疾不至，逮入京，犹称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后，逃不得一‘篡’字。”下狱，自经死。
刘璟的性格颇类他的父亲刘基。刘基“性刚嫉恶，与物多忤”，刘璟也刚直不阿，对于燕王朱棣这样的骄横人物也敢于顶撞。本来在棋艺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不能掺杂私心杂念。但是在封建社会，艺不敌贵，高手故意让棋，阿谀奉承权贵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象刘璟那样，“不可让者不敢让也”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朱元璋的一家人似乎很有下棋的传统。朱元璋和朱棣喜爱围棋，朱元璋的另一个儿子朱权甚好象棋，并亲自编过象棋谱。朱棣的儿子朱高炽在作太子时，不仅自己下象棋，也爱看内侍们下象棋。他还曾与状元曾子棨赋象棋诗唱和，以助弈兴。由于朱氏父子、爷孙的喜好，明宫中棋艺活动非常盛行，对朝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祖朱棣是一位粗人，性格凶残，但对诗词、围棋却兴趣甚浓。当时有一位御医盛寅，与同僚下棋，被朱棣撞见，盛寅惶恐无地，深惧帝怪罪，不料结果却出人意料。《明史·盛寅传》载：
盛寅，字启东，吴江人。成祖召入便殿，令诊脉，寅奏上脉有风湿病，帝大然之。进药，果效，遂授御医。他日，与同官对弈御药房，帝猝至，两人敛枰伏地谢死罪。帝命终之，且坐以观之。寅胜，帝喜，命赋诗，立就。帝益喜，赐象牙棋枰并词一阕。
盛寅受到成祖的宠爱，固然因为他治好成祖的风湿病，但也与成祖喜爱下棋有关。爱棋的人见棋自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所以成祖不仅不责怪盛寅在御药房下棋，反而要看他下棋，并赐以象牙棋盘。
唐理，字孟淳，明永乐三年乡举，官陕西河渠提举。唐理一生好弈，据清《无锡县志》载：
唐理……尝于阳羡山中遇蜀雅州道士买茶者，与对局三日夜，理遂为吴中第一。家有竹素园，楸枰满四座。诸妾臧获无不能之，其婿得其传，久之与理争胜负焉。
唐理虽称吴中第一，但也只是区域好手，尚不能称通国之善弈者。
然而，唐理家中的围棋活动，在明初却很有些代表性。使我们可以了解围棋传播普及过程中的某些情况。唐理好弈，家中楸枰满四座。他个人的喜好影响了一家人，以致诸妾、奴婢（臧获）、女婿等都会下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围棋家庭。这种由个人影响众人，也即由点到面的方式，在围棋传播中颇有典型意义。
唐理虽然在吴中很有名气，但他的影响力不可能太大，大约只局限于家庭的范围之内，和周围的其它一些人。在社会上不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但对于一国之主的皇帝来说，影响力就非同小可。围棋史的研究表明，中国围棋的几次大发展，都和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喜好和支持倡导分不开。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宋文帝、梁武帝，唐朝的唐玄宗，宋朝的宋太宗等等。皇帝的影响，不管自觉与不自觉，都是一个逐层扩展的过程。皇帝的喜好首先会影响宫庭里的人，如后妃、内侍、宫女，形成一个下棋的圈子。然后会影响朝廷中的大臣、官吏，也形成一个下棋的圈子。接下去又会影响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形成一个更大的下棋的圈子。最后还有一个由平民百姓组成的下棋的圈子。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由点到面的过程，象声波和水波的传播一样逐层向外扩展。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去探讨中国历代围棋人口的组成，也可以按上面的方式划分四个圈子。这四个圈子互相包含、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一般说，越往里的圈子影响力越大，而知识分子的圈子最具稳定性，其它三个圈子会随时间、条件的不同，增大或者缩小。所谓知识分子的圈子，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个圈子里的围棋人口包括文人、士绅、隐逸、僧侣、棋手等等。自然，它也可以包括朝廷里的人物，因为朝廷的大臣、官吏大多是文人、士绅中的人物。他们在做官前后，也都可以归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来。这个圈子还可以包括平民百姓中的一些人物，如城市中善弈的手艺人，三教九流中的某些特殊的下棋人物，如妓女、城市邦闲等。
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人，历来是中国围棋运动的主流。一、这个圈子里的人文化素养较高，对于围棋这样的高智能艺术最易接受、也最易喜爱。因此围棋活动在这个圈子里最活跃。二、这个圈子里的围棋人口具有相对稳定性。例如元朝，由于种种原因，宫庭、朝廷、平民百姓中的围棋人口锐减，唯有这个圈子里的围棋人口相对不变。三、由于这个圈子里围棋开展最活跃，并且包括各类棋手（主要指高手、国手），因此也就代表了中国围棋艺术发展的水平。
最后，我们再简单探讨一下，平民百姓中围棋人口的变动情况。在封建社会中，平民百姓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文化知识水平较低，对于围棋的接受能力，比知识分子要低得多。因此，围棋在平民百姓中的开展，始终是一个普及的问题，而不是提高的问题。这个圈子里的围棋人口最易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增减变化较大。例如在围棋十分繁荣的明中期，按理平民百姓中的围棋人口应该大大增多，但却相应有所“减少”，原因也带喜有剧性，即当时象棋由于变化较少，受到广大平民百姓的喜爱，十分流行，结果就拉走了一部分围棋人口。
明宣宗朱瞻基也爱下棋，他曾叫大臣黄福下棋，却被黄福当场拒绝，君臣之间的对话十分有趣。据《从信录》载：
宣德中，召用旧人蹇义等，皆承顺，惟黄福持正不阿。命围棋，曰：“臣不会看棋。”问：“何以不会？”曰：“臣幼时父师严，只教读书，不教无益之事。”
黄福在性格上确布严肃刚直的特点，既使在对待下棋的问题上，也有充分地表现。只是他认为下棋是无益之事，则有失偏颇。但黄福的态度也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即有一部分读书人仍认为下棋只是荒废时间，并无太大意义。在围棋发展的过程中，反对围棋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汉、三国时期，这种呼声比较强烈，而从两晋、南北朝、唐、宋以来，这种呼声逐渐减弱。比及明朝，只是个別人表示反对。有关明朝的史料中，象黄福这样的例子极为少见。这种情况令人信服地说明，岡棋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人心。
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年间，朝廷中弈风大炽。明武宗本人十分喜欢下棋，有关他与宠臣江彬下棋的故事，《明史·江彬传》中有一段简单记载：
江彬，宣府人。……与贼战淮上，被三矢，其一着面，镞出于耳，拔之更战。武宗闻而壮之……擢都指挥佥事。出入豹房，同卧起。尝与帝弈不逊，千户周骐叱之，彬陷骐死……
江彬的受宠，是因为做战骁勇。但君臣“出入豹房，同卧起”，关系变得很不正常。江彬也是个佞人，专事怂恿谄媚，引诱武宗四出巡游，掳掠妇女珍宝。从江彬与武宗下棋不逊，也可以看出昏君与宠臣特殊关系的一个侧面。所谓不逊，无非是江彬恃宠撒娇，在下棋时，言语行动有逾君臣之分。千户周骐叱之，结果“彬陷骐死”。因为一盘棋而惹下命案，自古以来还是第一次。
明朝中期围棋活动无比兴盛，是和官僚士大夫阶层中的代表人物爱好围棋分不开的。这些人或是台阁重臣，或是文坛领袖，他们的喜好行止，对全国社会各阶层，尤其在知识分子中，自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正德年间，台阁重臣李东阳、杨一清、乔宇等三人深嗜围棋，技艺不凡，时有“士大夫之冠军”的称誉。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天顺年间进士，明孝宗时官至至文渊阁大学士。工诗文，是“茶陵派”之首领，明中期复古运动的先驱。
杨一清（1454—1530），字应宁，镇江丹徒人。成化年间进士，正德时任吏部尚书，嘉靖初加华盖殿大学士，为朝廷之首辅。
乔宇，字希大，乐平人。成化间进士，武宗时任南京兵部尚书，后加少保，嘉靖初吏部尚书。
李东阳等三人官居宰揆之地，棋艺也属于业余高手，经他们身体力行的倡导，朝臣中弈风大炽，并经常比赛较量技艺，所以这三人才有冠军之称。李东阳等三人都和当时的国手范洪有过棋艺交往。“每延致对局，备极欢洽”。杨一清还与永嘉派著名棋手鲍一中交好，称鲍一中为“小友”。这是因棋艺而引为同调，遂结为忘年之交。
宰臣与棋手交好，说明棋手的社会地位已大大提高。明朝的国手与唐、宋相比，身份有所不同。唐、宋时的国手大都在翰林院任棋待诏，大小是朝廷命官。明朝的国手几乎全是布衣，赵九成因棋授官只是一个例外。因此他们的社会地位本不太高。李东阳等宰臣肯屈身下交，无疑树立了一种良好的榜样。从明中期乃至明末，名公巨绅无不以与著名棋手相交为荣，平常士绅人家也常延致著名棋手到家教棋，一时形成风气。可以说，在当时士大夫眼里，著名国手与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一样。同属于社会名流的范围之内。
王穉登（1535—1612）字伯谷，武进（今属江苏）人。明文学家，嘉靖末游京师，入太学，晚年召修国史，未行而卒。王穉登生当围棋活动炽热的时候，因而在他的某些文章中记述了时人下棋的情景，如《荆溪疏》载：
王穉登入荆溪之日，坐舟中看万子寅与吴幼元弈。子寅宽然长者也，喜怒不见颜色。惟弈，顾独使气，每楚风不竞，辄提局掷子，迸散如走盘。幼元愈捧腹谑之，其气愈盛，甚者自蒱颊。俄复手谈，津津忘之矣。
王穉登的这一段记述，活生生刻画出一个嗜棋人的形象，十分传神。万子寅平时喜怒不见颜色，唯独下棋时“楚风不竞，提局掷子”，甚至自批面颊。围棋能移人性情一至于此。围棋本是具有胜负之争的竞技，失却胜负也就失却了生命力。但是不同时期的人，对胜负的认识是不相同的，因此下棋时的表现也有很大不同。例如苏东坡的“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与万子寅的“楚风不竞，提局掷子”，恰成鲜明的对比。明人比宋人更重视胜负，并不是仅根据一两个事例所得出的结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因为，明时不仅下棋的人多，而且比赛频繁，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经常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比赛，棋下得好的人，如高手、国手，社会地位也比较高。因此，明人对围棋胜负的追求，要高于对艺术境界的追求。
明中期的文士名流，如“吴中四才子”的唐寅、文徵明、沈周等酷爱围棋。这三位才子不乐仕进，不傍门户，而以诗画名世。在士大夫眼中，是清高类型的代表人物。
唐寅三人常在一起切磋棋艺，乐而忘返。沈周曾绘《观弈图》：古松之下，左文徵明、右唐寅，纹枰鏖战，沈周自己居中作壁上观。大门口白鹿徜徉，二童子捧茶而来。烘托出一种清幽典雅、不落世俗的气氛，大抵是三人弈棋情景的真实写照。
唐寅有诗云：“日长全赖棋消遣，计取输贏赌买鱼。”文徵明有词云：”……难忘碧凤坊中，酒散风生棋局，诗成月在梧桐。”可见棋瘾是大的，态度也是认真的。据记载，沈周下棋从无架子，棋瘾上来，便步入街坊，与“粗俚下人”对弈，兴尽而归。对于这些才子来说，酒，棋、诗构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正因为志趣相投，才结成了好友。
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也是一位围棋爱好者，他有一段记述很值得注意：“潞河迎拜龙峰张老师，舟中琴客、棋师。”说明当时某些达官贵人，家中蓄有琴客、棋师，外出时也带在身边。汤显祖的好友藏懋循、汪廷纳、程伯书等人也都对围棋入迷。棋友们遇在一起，往往“一局且优游”。其中藏懋循也是一位剧作家，《列朝诗集小传》说他“每出必以棋局、蹴毬系于车后”。藏懋循谪归湖北，汤显祖曾设宴为之送行，赠诗曰：“深灯夜雨宜残局，浅草春风恣蹴毬”。
象唐寅、沈周、汤显祖、藏懋循等人，或无意功名，或官场失意，皆是对现实有所不满的成名人物。他们热衷于围棋自有其思想根源，这就和作诗以傲世、饮酒以蔑俗一样，下棋可以充实生活、寄托精神，联络朋友之间的感情，就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对统治者禁锢思想的一种抵制。唐寅有诗云：“眼前富贵一枰棋，身后功名半张纸。”这与他说：“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把下棋看得比功名富贵还要重要，那就不只是爱好的问题了。
明中期围棋的繁荣，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将围棋写入他们的作品。明代的诗、画、小说中表现围棋或棋人棋事特别多，是历代所不及的。
明代的围棋诗，最具史料价值的，要属吴承恩的两首叙事诗：《围棋歌赠鲍景远》、《后围棋歌赠小李》。
吴承恩（约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人。嘉靖二十三年被录为岁贡生，曾为长兴县丞，后徙寓南京，卖文为生。其所著神魔小说《西游记》，是深受中外人民欢迎的不朽之作。
《围棋歌赠鲍景远》云：
海内即今推善弈，温州鲍君居第一。我于二十五年前，已见纵横妙无匹。当时弱冠游淮安，后来踪迹多江南。品流不让范元博，收奖先蒙杨邃庵。能棋处处争雄长，一旦遇君皆怅惘。甲第公侯饰马迎，玉堂学士题诗访。去年我客大江东，鸡鸣寺中欣相逢。四方豪隽会观局，丈室之间围再重。架肩骈头密无缝，四座寂然凝若梦。忽时下子巧成功，一笑齐声海嘲哄。……
诗中所记鲍景远，即永嘉派首领鲍一中。有关鲍一中的史料无多，这首诗却提供了一些细节，极有价值。诗人与鲍一中的友情，可以追溯到鲍一中弱冠游淮安的时候。二十五年后相遇时，鲍一中已名被海内。诗中记述了当时社会对围棋的推崇，“甲第公侯饰马迎，玉堂学士题诗访”，国手的身份是何等荣耀！“四方豪隽会观局，丈室之间围再重”，国手棋战，引来各方知名人士，场面非同凡响。直到晚年，吴承恩仍回忆鸡鸣寺的这一场棋赛：“夏簟照琅玕，凉飔忽又至。一枕梦江南，棋声在秋寺。”
吴承恩的另一首诗《后围棋歌赠小李》，其中小李是何人，棋界颇多纷歧。有人认为小李是指永嘉派的另一位国手李冲。但笔者认为，更有可能是指京师派的国手李釜。原因是，诗中有云：“今年邂逅得小李，未知与鲍谁雌雄？”可知小李并未与鲍一中较量争雄。李冲虽比鲍一中晚出，但两人年龄相去不是太远，又同为一派棋手，彼此之间不可能没有较量。而李釜则是三派棋手中的后辈，据王世贞《弈旨》记载，李釜英气无伦，四出挑战之际，李冲已垂垂老矣。故可知李釜与李冲、鲍一中的年岁相去较远。他未与鲍一中下过棋的可能性较大。
诗中对小李的技艺备加赞赏：“嗟君此手信绝伦，满室观者惊犹神。男儿不艺则已矣，艺则须高天下人。”小李倾慕吴承恩的文才，“苦苦索诗攀鲍例”，所以吴承恩才又写这首《后围棋歌》赠给他。名士与国手交往，可谓相得益彰。如果再联系王世贞、冯元仲等人与棋手结交，并为之立传，可知明中期时，士大夫阶层已经打破历史上对棋手的偏见，并以引为同调为荣。
吴承恩曾为刘几曾《诸史将略》写序云：“夫兵家之法，犹弈旨医经，而史氏所载，则棋之势、药之方也。药不必执方，而妙于处方者必效；棋不必拘势，而妙于用势者必赢……”吴承恩认为兵法、棋道、医术有相通之处，可概括为“随机应变”四个字。药不必执方、棋不必拘势，自然，兵也不必泥法。运用之妙，全在灵活变通。即以围棋而论，吴氏所谓“棋不必拘势，而妙于用势者必赢”，确是千古不移之谈。
吴承恩在他的传世名著《西游记》中，多处描写围棋活动。如“老龙王拙计犯夭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吏”，虚构唐太宗与魏征下棋，魏征梦斩泾河龙的故事。其中引录一段《烂柯经》，内容与《棋经十三篇·合战篇第四》基本相同。并赋诗云：“棋盘为地子为天，色按阴阳造化全。下到玄微通变处。笑夸当日烂柯仙。”在吴承恩生花妙笔之下，围棋活动遍及仙界人间。既使是樵夫李定也“闲观缥缈白云飞，独坐茅庵掩竹扉。无事训儿开卷读，有时对客把棋围”。李定的形象带有作者主观的色彩，可以看作是吴承思自己嗜好围棋的某种反映。
明代的著名小说中，除《西游记》外，《三国演义》、《金瓶梅》、《初刻拍案惊奇》等书中均有关于围棋的描写。《三国演义》描绘曹操、孙策、建安七子弈棋，均甚简略，但也有史实依据，只有关云长下棋刮骨疗毒，系作者虚构。但《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故其中关于围棋的描写，很少能见到明朝围棋活动的影子。从围棋史的角度考虑，《金瓶梅》、《初刻拍案惊奇》较有参考价值。
《初刻拍案惊奇》中“小道士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即是一篇描写两个围棋高手，因下棋终成眷属的传奇故事。故事来源于《续夷坚志》中的一段极为简略的记载，而由凌濛初大事铺衍。考其内容，作者揉合大量历史上有关围棋的记载、传说、故事，又结合明代社会上围棋活动的一些情况，虚构而成小说。例如，围棋史上“王质烂柯”、“王积薪遇孤姥”等传说，“顾师言镇神头胜日本王子”、“刘仲甫钱塘奉饶天下棋先”等故事，作者皆改头换面写进小说。小说虽假托为宋代，但其中许多情节，尤其是细节的描写，并不见于宋代的史料记载，而与明代的一些记载相吻合。故也可帮助我们了解明代社会围棋活动的某些情况。
小说以主人公国能下棋求亲为线索，从农村写到都市。小说写国能在农村，“因为棋名既出，又兼年小希罕，便有官员、士夫、王孙公子与他往来。又有那不伏气、甘折本的小二哥与他赌赛，十两五两输与他的。国能渐渐手头饶裕，礼度熟娴，性格高傲，变尽了村童气质，弄做个斯文模样”。小说写国能在京师，“但是对局，无有不输与小道人的，棋名大震。往来多是朝中贵人，东家也来接，西家也来迎，或是行教，或是赌胜，好不热闹过日”。
这些描写基本是现实主义的。表现国能如何由一个村童，因棋下得好，而为上流社会所接纳。如若联系明代中末期一些围棋国手的生平来看，国能的经历多少和他们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国能在京师名利双收。“或是行教、或是赌胜”，也可以概括明代一些围棋高手的日常生活情况。明代的高手已不如唐，宋，想凭棋艺做官是不容易的，生活来源主要靠教棋和赌彩。有时也接受达官贵人的馈赠，关于这一点，小说在后半部分也有所表现。
小说几次描写国能与女棋手妙观对弈的情景，模拟真实，没有破绽。想来凌濛初于围棋也有相当造诣。但其中写妙观受朝廷册封为“女棋童”，设个棋肆，教授门徒，“多有王侯府中送将男女来学棋”，则不见于宋、明史料记载，或许只是小说家的虚构。
有关我国民间围棋的发展情况，正史中的记载几近阙如，大多见于稗官野乘、小说笔记之中。例如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中，有多处关于围棋活动的描述。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抑或只是小说家的虚构？无疑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金瓶梅》主要描写的是明代城市市民阶层中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诸如亦官亦商的恶霸土豪西门庆，他们的侍妾潘金莲、孟玉楼，市井无赖应伯爵、谢希大，娼妓李桂姐等。以至于太监、门官、僧侣、尼姑、道士、媒婆，形形色色在城市里寄生和活动的这一类人物，都生动活泼地走进作品里来了。《金瓶梅》将市民各阶层的人物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写得如此详瞻辽阔，这是任何一部历史教科书所无法比拟的。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金瓶梅》中有关围棋的描述，应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概括，可补史料记载之不足。对于我们了解明代中期市民阶层的围棋活动，有相当的认识价值。
明代中期我国围棋无比繁兴的局面，在前面已多所叙述。围棋兴旺发展的情况，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文学作品如小说之中。《金瓶梅》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不是描写社会上层，如台阁重臣，士林隽彦、国手名流的围棋活动、而是描绘社会下层的一部分——城市市民阶层的围棋活动。
据笔者粗略统计，《金瓶梅》一书中描写下棋（围棋、象棋）的地方有十四处，以较大篇幅描写围棋活动的有四处。下面就书中的有关描写，做一些简单分析。
一、《金瓶梅》介绍出场人物时，往往有“能否下棋”这一项。如第二回介绍西门庆“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如若对照《水浒传》描写西门庆的文字，就会发现，所谓“双陆象棋，无不通晓”，乃是《金瓶梅》的作者加上去的。其它如第三回王婆向西门庆介绍潘金莲：“虽然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会一手好弹唱，针指女工，百家奇曲，双陆象棋，无般不知。”第七回媒婆薛嫂儿介绍贩布杨家的寡妇孟玉楼：“风流俊俏，百伶百俐。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又会弹一手好月琴。”第十八回写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诗词歌赋、双陆象棋、拆牌道字，无所不通，无所不晓。”
需要指出，这里虽然只讲“双陆象棋”，但从第十一回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孟玉楼下棋，“三人下了一盘，潘金莲输了，西门庆才数子儿，被妇人把棋子扑撒乱了”。可知这三人也都会下围棋。
《金瓶梅》在介绍人物时，往往加上“能否下棋”这一项，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知道，在唐、宋的史籍中，能否下围棋是判断士人才能高低的一种标准。但没有材料表明，当时在市民阶层中也曾应用这种标准。可是到明代中期，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明，围棋和象棋在市民阶层中广泛流行，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娱活动，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下棋”才会成为市民阶层判断人物的一种标准。
二、《金瓶梅》描写市民阶层的围棋活动是比较深入的，既描写了家庭和妇女的围棋活动，也描写了社会上妓女和市井邦闲的围棋活动。
家庭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金瓶梅》主要表现西门庆一家的生活，这个家庭人口众多，构成复杂。而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也经常出入这个家庭，使这个家庭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据《金瓶梅》的描写，这个家庭上上下下都喜爱围棋、象棋，例如：第十一回写西门庆和他的侍妾孟玉楼、潘金莲下围棋取乐，赠一两银子的东道。第十八回写潘金莲与陈经济下棋，“便使丫环，叫进房中，与他茶水吃，常时两个下棋作一处”。第十九回写西门庆的夫人吴乐娘约同众侍妾去新花园赏玩，在卧云亭里与孟玉楼、李娇儿下棋。第二十三回写午间孟玉楼、潘金莲都在李瓶儿房里下棋，赌五钱银子的东道，买猪头烧着吃。
不仅主人一层的人物下棋，就连仆妇、丫环也常以下棋取乐。第二十三回写家人来旺的媳妇惠莲常去潘金莲处，“和金莲、瓶儿两个下棋抹牌，行成伙儿”。第七十八回写“丫环迎春打发吃了饭，走到隔壁和春梅（金莲的丫环）下棋去了”。
从书中的这些描写可以看出，下棋（围棋、象棋）已经成为西门庆一家人普遍喜爱的消遣，也是他们生活中很普通、但又不可缺少的文娱活动。这个家庭里的成员出身和社会地位十分复杂：西门庆属于市民阶层中的暴发户，他的继室吴月娘是官宦千金，而在他的侍妾中，潘金莲来自小本经营（卖炊饼）、孟玉楼来自商贾家庭（贩布）、李娇儿，李瓶儿则属于妓女从良。此外，陈经济是书香子弟，下人惠莲、迎春、春梅大致来自市民或乡村中的贫寒家庭。这一干人的出身、地位、教养、趣味都有很大差异，但又都喜爱下棋，说明当时围棋和象棋在市民阶层中广泛流行。
对于社会上的围棋活动，《金瓶梅》主要描写市民阶层中两类地位比较卑贱的人——妓女和市井邦闲的下棋情况。如第四十九回，西门庆招待两淮巡盐蔡御史，叫来两个妓女董娇儿、韩金钏儿陪酒，“令书童取棋桌来，摆下棋子，蔡御史与董娇儿两个着棋，西门庆陪侍，韩金钏把金樽在旁边递酒”。蔡御史先赢董娇儿一盘，饮了酒两人又下，董娇儿赢了。再如第五十四回，写市井邦闲应伯爵、谢希大、白来创、常时节弈棋赌彩的情景，模拟真实、细致入微。大凡妓女要接待文化情趣较高的人物，如官僚、读书人等，市井邦闲也要出入有钱有势的上等人家，因此这两类人都需掌握一定的棋艺技能，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作为谋生的手段。这两类人尽管社会地位“卑贱”，所干营生也非光彩，但围棋在他们之中却很流行。《金瓶梅》在这些地方的刻画都是真实可信的。
三、《金瓶梅》一书中，描写围棋活动最长的文字，要属第五十三回“应伯爵郊园会诸友”。这一回从细节上全面刻画市井邦闲白来创、常时节下围棋的情景、情态逼真，维妙维肖。例如写白来创悔棋耍赖：
……那白来创果然要拆几着子，一手撇去常时节着的子，说道：“差了，差了，不要这着。”常时节道：“哥子来，不好了！”伯爵奔出来道：“怎的闹起来？”常时节道：“他下了棋，差了三、四着，后又重待拆起来，不算帐。哥做个明府，那里有这等率性的事。”白来创面色都红了，太阳里都是青筋绽起了，满面涎唾的嚷道：“我也还不曾下，他又扑的一着了。我正待看个分明，他又把手来影来影去，混帐得人眼花撩乱了。那一着放才着下，手也不曾放，又道我悔了。你断一断，怎的说我不是？”……
下棋而悔棋，并非市井邦闲的“专利”，在围棋爱好者中也常见到悔棋的现象。但象白来创那样悔棋耍赖，强辞夺理，一点不讲棋品道德，很符合池市井无赖的身份。
从书中的描写看，白来创与常时节下棋是有二、三钱银子的彩头。联系前面所述，西门庆与潘金莲等下棋赌一两银子，潘金莲与孟玉楼等下棋赌五钱银子，可知当时市民之间下棋也往往是有彩的。大约从宋朝开始，乃至明、清之际，围棋赌彩已成为职业棋手谋生的重要手段，赌注有时也大得惊人，这在宋、明、清的史料中屡见不鲜。《金瓶梅》所描写的市民下棋赌彩，由于是在家庭或朋友之间进行，赌注不大，所谓聊以应景而已。然而围棋赌彩在明中期已成为社会风气，则是毫无疑问的。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邢部尚书。与李攀龙、谢榛等人倡导文学复古运动，史称“后七子”。
王世贞活动的年代，正棋坛无比兴旺，永嘉、新安、京师三派鼎立，群雄纷争之际。王世贞既好围棋，曾亲睹国手颜伦对弈，又与新安派程汝亮、京师派李釜（时养）交好。世贞经常与李釜讨论有关围棋的问题，纵谈古今的高手及当时三派棋手的特点。《弈问·序》云：
余既与李时养论弈，归而臆数其人与品，手书贻之。乃其事有奇而未可据者，因再疏一通为《弈问》，俟后博考传记，毋妨再续也。
这里说的是他写《弈旨》、《弈问》的经过。《弈旨》有云：“吾请得为时养略言之……”，又云：“余因作《弈旨》，手书一通贻时养。”可见《弈旨》是为李釜而作。大约世贞与李釜论弈，受到启发或受李釜之托，归而写《弈旨》后因余兴未尽，又将“其事有奇而未可据者”，再写为《弈问》。
《弈旨》从“尧造围棋，丹朱善之”写起，叙述历代围棋兴衰及代表人物，虽简而约却包罗完备，以一千余言，即概括两千余年的围棋史，确是手笔不凡。其于明代叙述较详，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间，棋坛流派，特点以及各派棋手之变迁，皆有中肯的论述。世贞似乎对当时的国手十分折服，他将《弈旨》贻时养，“谓与颜而程四子者，不知于古何如，以当明第一品无愧也！”言外之意是说，今天与颜伦、程汝亮受四子的人，大约可以和古代高手相比肩，未免溢美之过甚。
《弈问》的内容，主要是对围棋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予以解答，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例如：顾师言三十三着胜日本国王子，世贞持怀疑态度。对僧一行所说“四语乘除，人人国手，”以及陆子静一悟河图数而胜国手等事，世贞认为是不可能的。围棋艺术有其独特性，其它学问虽可触类旁通，有所启发，但要达到国手的水平也是十分困难的。如若将各类事物的共性混为一谈，忽略各自的特性，认为精于数学就能成为国手，显然是错误的。对于南北朝时范宁儿胜王抗、宋时祝不疑胜刘仲甫，世贞认为不是胜在棋力上，而是胜在“有心”和“乘暇”等机会上，大抵是公允之论。又如王粲、陆琼“覆局”，历来被吹得神乎其神，世贞认为：这并不表明他们的棋高，只是善于记忆罢了。《弈问》最后云：
问：孟坚之有旨也，应璩之有势也。马融、曹攄、王粲、刘恢、蔡洪、梁宣之有赋也，李尤之有铭也，高品哉？曰：唯永嘉林生（林应龙）有集焉，而品第五也。此工于文者也，非与于品者也，问：吾子何如？曰：犹之乎数子而已矣。
在这里，世贞承认自己的棋艺水平不高，但认为写围棋著述不必非棋品高不可，即所谓“此工于文者也，非与于品者也”。世贞自许可与马融、王粲、应璩等人同列，意在表明自己著述围棋的志愿。以他文坛领袖的地位，又于围棋深有研究，要写棋史方面的著作，自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了。
王思任（1574—1646），号谑庵、遂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进士，曾任九江佥事、袁州推官。清兵破南京后，鲁王监国，任礼部右侍郎，进尚书。顺治三年绍兴城破，绝食而死。
思任善画，诗文俱佳。其所著《弈律》，乃是一篇有关围棋方面的奇文，初看似是游戏笔墨，细读起来却也耐人寻味。
文章开宗明义即说：“律之作也，以绳强也；而予之作律，以绳弱也。……情通之不可，理解之不可，则不得不齐之以法！”意思是说：下围棋本是雅事，如若棋品低下，不通情理，不得不绳之以法。从这一点看，王氏可谓嗜棋而好事者矣。
他所拟定的“弈棋”条文，都是下棋的人应遵守的规矩，或是应讲求时道德。试举数例如下：
1.凡局已分胜负，因而挟愤逃去不终者，杖一百。
2.凡旁观原无确见，而恣口得失，代人惊喜者，笞五十。
3.凡旁观将机密重情及紧关事务泄漏，而又代为打点者，枚一百。
4.凡对局时，两相忿争者，各杖七十。
5.凡下子须正大明白，若翻混、起倒、观望者，俱以违法论，笞五十。
6.凡弈时腐吟优唱，手舞足蹈，狂惑观听者，俱笞五十。
7.凡以弈谄事贵长，巧为称颂者，杖七十。或隐忍退败，有所图为者，杖一百。
作者所列举的这些情况，都是某些棋手和棋艺爱好者常犯的毛病，即使在今天也屡见不鲜。有时习惯成自然，也就不以为非了。然而“棋虽小道，品德最尊”，提倡棋品道德，讲求文明礼貌，还是十分必要的。一位棋德不佳，不拘小节的棋手，他在探索棋艺的道路上，恐怕很难有长足的进展。
《弈律》的出现，极大适应了明中期至明末社会上围棋活动异常活跃的情况。由于下棋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免鱼龙混杂，各种不良的风气也随之而生。其末流，不仅不讲究棋品道德，简直把围棋当作商品或手段，谄事贵长，巧为称颂，赌博骗钱，不一而足。王思任目睹弈棋时，不良风气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有感于棋道之不振，作《弈律》而提倡良好的弈棋风尚，用心可谓良苦。千载而下，仍可为棋手及棋艺爱好者所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