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宣帝宇文赟死后，他的岳父杨坚掌握政权。五八一年，杨坚称帝，建立隋朝。开皇年间，苏州刺史名叫皇甫绩，“精心好学，略涉经史”。皇甫绩年轻时喜欢博弈，一度荒废学业，受到外祖父的责备。魏征《隋书·皇甫绩传》载：
皇甫绩……三岁而孤，为外祖韦孝宽所鞠养。尝与诸外兄博弈，孝宽以其惰业，督以严训，愍绩幼孤，特舍之。绩叹曰：“我无庭训，养于外氏，不能克躬励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宽闻而对之流涕。
皇甫绩“自杖三十”，说明他是一个知道上进的人。然而使我们更感兴趣的则是皇甫绩“尝与诸外兄博弈”这件事。有关隋朝的史料中，对于围棋的记载绝少，而凡是记载的地方，又都将围棋与“六博”连系在一起称为“博弈”。例如《旧唐书·刘黑闼传》载：
刘黑闼，贝州漳南人，无赖、嗜酒、好博弈，不治产业。
刘黑闼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之一，出身市井游民，酷嗜赌博。刘黑闼“好博弈”，显然与赌博有很大关系。“六博”本身就带有赌博的性质，而围棋也可以用来进行赌博。这表明，在魏晋南北朝期间一度比较消沉的“六博”，又开始活跃起来，从而打破了南北朝时期围棋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也是社会动荡在人们心理习俗方面的影响所致。一般地说，无论什么时候，作为社会中的人总是需要娱乐的。但是不同时期，人们的娱乐趣味则有微妙的差別。即以围棋与六博为例，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人心思上，高雅的围棋就为人们所喜爱。社会动乱的时期，人心浮蔽，娱乐趣味也随之降低，粗俗而又带赌博性质的六博就会获得较大的市场。
唐朝的帝王多爱好围棋，自高祖李渊以下几乎是一脉相承。只是有人爱的深些，有人爱的浅些而已。唐朝廷设立专门陪侍帝王下棋的官职——棋待诏就是明证。
李渊其人昏庸无能、贪好酒色，并无创业的才干。只是凭藉周、隋大贵族的身份，六一六年，得为太原留守。在此期间，他和隋晋阳官副监裴寂过从甚密。裴寂是个佞人，私送宫女给他，两人臭味相投，昼夜赌博饮酒，过着昏天黑地的生活。《旧唐书·裴寂传》对李渊这一时期的生活记载得比较含蓄：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也。……大业中，历侍御史、驾部承务郎、晋阳宫副监。高祖留守太原，与寂有旧，时加亲礼，每延之宴语，间以博弈，至于通宵连日，情忘厌倦。
当时太原城外战火弥漫，唐太宗李世民与晋阳令刘文静也正积极准备起兵。而李渊竟与裴寂博弈通宵连日，可见他并不曾想要反隋自做皇帝。当他登上帝位以后，认为裴寂功劳最大，予以最高信任，其昏谬自不待言。后来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货赂公行，纪纲紊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其中大约也含有责备裴寂勾引李渊耽于酒色博弈的成份。可见围棋虽是一种高雅的艺术，但它魅力之深，往往使人心迷，有时也会象酒、色、赌博一样，叫人耽误正事。对于当权的人来说，能不谨慎对待吗？
李渊的儿子当中，太宗李世民、楚哀王李智云都是围棋好手，可见李渊家庭中是有下棋风气的。李智云不甚著名，《新唐书·高祖诸子列传》云：
楚哀王智云，初名稚诠，善射，工书、弈。
由此可知，李智云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物。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代开国的英主，多才多艺，爱好十分广泛。但是唐太宗是否会下围棋？正史中却无记载，只是在历代小说中有所描述。《旧唐书·吕才传》曾记载唐太宗对象棋产生兴趣：
太宗尝览周武帝所撰之局《象经》，不晓其旨。太子洗马蔡元恭年少时尝为此戏，太宗召问，亦废而不通。乃召才，使问焉。才寻绎一宿，便能作图解释，元恭览之，依然记其旧法，与才正同。
这一段记载显然表明唐太宗不懂象棋。如若唐太宗也不懂围棋，岂非是一种遗憾？幸亏唐佚名《翰林学士集》中载有唐太宗的两首五言咏棋诗，使我们了解，唐太宗不仅懂围棋。而且造诣颇深。
《翰林学士集》现存唐人手写残卷，没有著者姓氏。诗集最后部分载有《咏棋》五言诗八首，内有唐太宗两首，署名“太宗文皇帝”，弘文馆学士许敬宗、刘子翼各两首，佚名两首。标题皆作“五言奉和咏棋应诏”。
唐太宗《咏棋》诗云：
手谈标昔美，坐隐逸前良。参差分两势，玄素引双行。
舍生非假命，带死不关伤。方知仙岭侧，烂柯几寒芳。 （其一）
治兵期治胜，裂地不要勋。半死围中断，全生节外分。
雁行非假翼，阵气本无云。玩此孙吴意，怡神静俗氛。（其二）
许敬宗奉和《咏棋》诗云：
鱼丽新整阵，鸐雉忽予先。入围规破眼，略野务开边。
分行渐云布，乱点逐星连。胜是精神得，非关品格悬。（其一）
拂局初料敌，阴谋比用师。观形已决胜，怯下复徐思。
转战频相劫，图全且自持。宸襟协尧智，游艺发如丝。（其二）
刘子翼奉和《咏棋》诗云：
一枰位才设，两敌智俱申。势危翻效古，行险乍为新。
称征非御寇，言劫讵侵人。欲知情虑审，鸿雁不留神。（其一）
锐心争决胜，运功合图全。眼均须执后，气等欲乘先。
引行遥下雁，徇地远侵边。借问逢仙日，何如偶圣年。（其二）
佚名奉和《咏棋》诗云：
宝局光仙岫，瑶棋掩帝台。图云双阵起，雁写两行开。
固节修常道，侵边慎祸胎。□□□储妙，空挹季长才。（其一）
定位资裨将，制变停中权。重关□宿并，六出带花园。
引寇疏疑绝，寇疆怯未前。金枰自韫粹，玉怅岂能传？ （其二）
以上所引唐初君臣唱和《咏棋》诗，是围棋史上的宝贵资料。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唐初君臣对围棋的认识和喜爱，还可以窥见唐太宗的棋艺水平究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唐太宗在《咏棋》诗其一中，一连引用三个典故，即“手谈”、“坐隐”、“烂柯”，表明他对围棋的历史和精神是精通的。《咏棋》诗其二全用比兴的手法形容围棋，结尾归结到“玩此孙吴意，怡神静俗氛”。显然唐太宗不仅懂得围棋具有怡神养命的功效，而且下棋可以创造一种高雅的环境，一扫周围庸俗的空气。体现了唐太宗追求文化环境、文化气氛的心理。至于唐太宗的棋力以何，他的诗中虽然也讲了一些围棋战法，但很笼统，不好准确判断。不过许敬宗的诗“宸襟协尧智，游艺发如丝”，称赞唐太宗有古圣人尧的智慧，行棋细腻，如发丝一样。可知他的棋是下得不错的。
“宝局光仙岫，瑶棋掩帝台”。唐初朝廷上，君臣弈棋为乐，诗歌唱答，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情趣。这幅生动的文化图景，完全是一种发祥的朕兆。唐朝文化繁荣昌盛、光辉灿烂，冠于世界之林，难道是偶然的吗？
唐传奇小说《虬髯客传》描写的是“风尘三侠”虬髯客、李靖、红拂的故事。故事背景发生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共时唐太宗李世民和刘文静正积极准备起兵反隋，而虬髯客也是一个有志图王的人，故他约李靖赴太原去探视李世民的虚实。小说描绘的这段戏剧性的故事也与围棋有关：
……（李靖）如期至，即道士与虬髯已到矣，俱谒文静。时方弈棋，揖而话心焉。俄而文皇到来，精采惊人，长揖而坐。神气清朗，满座风生，顾盼炜如也。道士一见惨然，敛棋子曰：“此局全输矣！于此失却局哉！救无路矣！复奚言！”罢弈而请去。既出，谓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无以为念。”
这一段故事自然不能看作历史，但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时弈棋的某些情况。道士不仅是一位世外高人，同时也是一位围棋好手。棋未结束而主动认负，正是高手的风范，小说的描写相当准确。更为精彩的是，道士以棋局比喻世界，暗示虬髯客：不能与李世民争天下。围棋在这里起到双重的作用，尤为传神的佳构。大抵以棋局暗喻时事，自古多有。这是因为，棋局虽小而变化无穷，与政治、军事形势的风云变幻颇有相通之处。像《虬髯客传》这样比喻巧妙，形象生动，令人玩味无穷，则不多见。
唐太宗深爱王羲之书法，“心摹手追”，评其书法“尽善尽美”，古今第一。他多方搜求王羲之的墨迹，据说曾派萧翼到僧辨才处骗取《兰亭序》，观赏一生，意犹未尽，命为死后殉葬，随棺入墓。
萧翼是怎样骗取《兰亭序》的呢？说来与围棋很有关系。唐何延之《兰亭记》中记载了这段趣事，简述如下：
唐太宗闻知《兰亭序》在越州永欣寺辨才和尚处，遂降旨召辨才入内道场，供养丰厚。优洽数日后，太宗召辨才谈话，假作无意问及《兰亭序》，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谁知辨才一口咬定自己并无《兰亭序》。太宗无奈，对侍臣说：“哪里找一个智略之士，设计谋取之？”尚书右仆射房玄龄奏说：“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负才艺，多权谋，可充此任。”太宗召见萧翼，萧翼说：“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但需二王杂帖三数篇。”太宗依允。
萧翼微服至湘潭，随商人船，下至越州。穿一套又宽又长的黄衫，扮作书生模样，趁日暮进入永欣寺。假作游玩，先观赏壁画，然后走到方丈院内，见到辨才。两人略谈数语，都有相见恨晚之感。
原来辨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忽见来一落魄书生，与自己志趣相投，不由惺惺惜惺惺，忙将萧翼延入内室。即摆开棋盘，入局手谈。两人直下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才尽欢而散。自此以后，萧翼数访辨才，两人下棋、抚琴、投壶、握槊，饮酒作诗，讲谈文史，意甚相得。
过了十来天，一次，萧翼和辨才谈论翰墨，萧翼说：“弟子先门皆传二王楷书法，弟子自幼耽玩，今亦有数帖自随。”辨才欣然说：“明日可带来看看。”第二天，萧翼将二王书帖拿给辨才，辨才审视良久，说：“是即是矣，然未佳善。贫僧有一真迹，颇亦殊常。”萧翼问：“何帖？”辨才答曰：“《兰亭序》。”萧翼佯笑说：“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向搨伪作耳。”辨才说：“我师傅在日爱惜非常，临死时亲付于我，可明日来看。”
第二天，辨才将藏在屋梁上槛内的《兰亭序》拿出，萧翼看后故意指摘说：“果然是后人伪作。”两人争论不休。但辨才也不再将《兰亭序》藏诸梁槛上，而是与二王诸帖并置几案之间。
一日，萧翼窥辨才外出斋会，私来房前，谓弟子曰；“翼遗却帛子在床上。”弟子知道萧翼常来常往，不复猜疑，即为开门，萧翼遂从案上取得《兰亭序》及二王书帖，便赴永驿，告驿长说：“我是御史，奉敕来此，可报都督齐善行。”齐善行遂派人召辨才，萧翼告诉他：“奉敕前来取《兰亭序》，今得矣，故唤师来告别。”辨才方知上当，当即晕倒，良久始苏。
后来唐太宗曾厚赐辨才，但辨才“惊悸患重，不能强饭，唯欼粥，岁余乃卒”。
唐朝以进士科取士，作诗成为取禄利的正路，后来甚至规定：非科第出身的人，不得为宰相。唐朝的文人几乎无一不是诗人，只有好不好的区别，不存在能不能的问题。作诗成为衡量士人才能大小的标忘，“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以取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
如若深入考查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唐朝的文人不仅专务作诗，他们往往也向知识和才能的广博方向发展。越是诗歌作得好的人，越是多才多艺。自然，所谓多才多艺，对于文人来说，主要表现在中国传统的四大艺术方面，围棋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唐朝的著名诗人多会下围棋，即是有力的证明。大凡社会文化愈是发达，人在身心方面的发展也就愈是全面。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要比那些专精某一部分技能的人，更能受到社会的广泛尊敬和爱戴。唐朝虽以诗歌取士，但每年朝廷所取数额有限，因此竞争相当激烈。绝大多数落选的士人，如若不能在其它方面表现出才干，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更谈不到有出头之日。因此一个人在才艺方面准备得更充足一些，那他在社会生存的竞争中，机会也就更多一些。
唐初杰出诗人王勃会下围棋，据冯贽《云仙杂记》载：
王勃围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诗。勃犹诧之，向人曰：“吾自夺造化，虽一时之间，百用亦可。”
王勃相当自负，但他一面下棋一面作诗，才思敏捷是没有问题的。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为什么要边下棋边作诗呢，难道仅仅是向人夸耀吗？或者围棋对他作诗很有帮助也未可知。
唐武则天年间，有一个卢藏用，时称为多能之士。他不仅围棋下得很好，而且在琴、书等其它方面也很有造诣。据欧阳修《新唐书·卢藏用传》载：
卢藏用字子潜，幽州范阳人……能属文，善蓍龟九宫术，工草隶、大小篆、八分，善琴弈，思精远，士贵其多能。
卢藏用虽然多才多艺，但品格卑下，他的一生典型地说明了唐代部分士人的心理，即以自己的多才多艺做为“敲门砖”、出仕的资本，讨价还价。“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卢藏用本已中了进士，不得调选，就隐居终南山，学炼气、辟谷之术，而一心不忘仕进，被人目为“随驾隐士”。只因为“士贵其多能”，名声很大，在武后长安年间，被召授左拾遗。嗣任中书舍人，吏部、黄门侍郎，修文馆学士，尚书右丞等职。以谄事权贵、奢靡淫纵，获讥于时。后因附太平公主被流放，失势而终。
卢藏用虽然围棋下得很好，但他没能像王叔文那样，因下棋而受到帝王的赏识，而做高官。围棋在卢藏用的仕宦生涯中，并未起到关键作用。但会下围棋则是他“多能”的重要内容。这也反映出围棋在唐代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即一个人的才能大小，是与他会否下围棋有一定的关系。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殷富达到开国以来未有的高峰，文化艺术也呈现无比繁荣的状态。“太平天子”玄宗李隆基一心纵欲享乐，沉湎于声色之中。不过，李隆基其人，于文学艺术方面有很高的修养，兴趣也很广泛。他除喜爱诗赋歌舞以外，也很喜欢围棋。因此史料中有关他下棋和观棋的记载较多。例如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有一则李隆基下棋的趣事：
上夏日尝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子于坐侧，子乃上局，局子乱，上大悦。
琵琶伴奏，美人观局，太平天子下棋，气象也非同一般。另据唐李复言《李邺侯外传》载，李隆基曾召七岁的李泌赋诗，李泌来到的时候，正值李隆基观人下棋：
……玄宗方与张说观棋，中人抱泌至，俶与刘晏皆在帝侧。及玄宗见泌，谓说曰：“后来者与前儿迥殊仪状，真国器耳。”说曰：“诚然。”遂命说试为诗，即令咏方圆动静。曰：“愿闻其状。”说应曰：“方如棋盘，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说以其幼，仍教之曰： “但可以意虚作，不得更实道棋子。”泌曰：“随意即甚易耳。”玄宗笑曰：“精神全大于身。”泌乃言曰：“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说因贺曰：“圣代嘉瑞也。”玄宗大悦，抱于怀，抚其头，命果饵啗之。遂送申王院，两月方归。仍赐衣物及彩数十，且谕其家曰：“年少恐于儿有损，未能与官。当善视之，乃国器也。”
李泌智慧早成，世称奇童，尤为玄宗、张说、张九龄等所器重。长成后不肯作官，玄宗使与太子李亨为布衣交，实际上对李泌寄于厚望，希望他辅佐李亨。安史之乱时，李亨到灵武，即皇帝位（唐肃宗），正当缺乏挽救危局的谋略和实力时，李泌来到灵武，李亨才有了得力的助手。李泌共经历了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君主尽管猜忌昏庸，他都有所补救和贡献；奸佞尽管妒嫉加害，他总用智术避免祸患，可称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忠臣和智士。
李泌七岁赋诗，并非十分奇特的事情。奇就奇在他能用围棋比喻“行义”、“用智”、“逞才”、“遂意”，可见他小小的年纪，就已对社会和处世有一定的认识，非天才而何？
高僧一行，原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精通佛学、历法、数学和天文，是唐代著名科学家。据《西阳杂俎》载：
一行公本不解弈，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 则人人为国手。”
一行不愧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由观棋而能领会围棋“争先”的道理，可谓已得围棋之三昧。围棋本与天文、历算有相通之处，从理论上讲，一行作为精通天文、数学的专家，他学围棋自有得天独厚的地方。
但是，若说一行“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则是文人的夸张。至于一行说：“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也不免是过份自信的隔膜之谈。
一般地说，围棋虽与数学相通，但毕竟不等于数学，而主要是一门艺术。因此艺术规律在围棋上的表现，要比数学规律更为强烈。一个棋手下棋，尤其对高手来说，形象思维要比逻辑思维用得更多。“布局”乃是一局棋搭筑骨架的最重要阶段，如何构思，往往不是建立在逻辑的理念之上，而主要凭棋手的艺术感觉，因为棋局变化异常繁复，无法在一定的时间内计算清楚，只能凭借感觉，或者求助于灵感。只是到了棋局大致确定，如何判断形势，如何收官，数字计算才显示出无比的重要性。
自一行说“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以来，还不见数学家成为国手的例子。既使在计算机已相当发达的现代社会，也不见这样的例子。数学家下棋则大有人在，然而他们往往过于注重理性，总想走出最为完善的棋来，而又无法计算清楚，结果只好一块棋一块棋地被对手杀死，这一类的“悲剧”不是也很有趣吗？
吕元膺，字景夫，东平人。元和中，宪宗李纯召问政事，元膺所对详洽，进御史中丞，俄拜东都留守。元膺很喜欢下围棋，家中聘有“棋处士”，时相手谈为乐。据唐卢仝《玉泉子》载：
吕元膺为东都留守，常与处士对局之次，有文簿堆拥，元膺方秉笔阅览，棋侣谓吕必不顾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胜。吕辄已窥之，而棋侣不悟。翌日，吕请处士他适，内外人莫测，棋者亦不会，仍以束帛赆之。如是十年许，吕疾亟，命儿侄列前曰：“游处交友，尔宜精择。吾为东都留守，有一棋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当日一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虑其忧畏，终不言，又恐汝辈灭裂于知闻。”言毕，惘然长逝。
棋处士私易棋子，品质确实不佳，但是吕元膺为这件小事，至死仍耿耿于怀，似乎也不够豁达。而使人感兴趣的，乃是“棋处士”这类人物。
唐代所谓处士，专指未仕或不仕的士人。“棋处士”是否以自己的棋艺技能，陪侍官僚、贵族下棋的人呢？从上述记载看，还不能遽下定论。但从吕元膺“以他事俾去”，“仍以束帛赆之”，似乎不是待朋友、宾客之道，倒象是对待下属“雇员”，只不过客气一点儿罢了。或许“棋处士”即是吕元膺请来，至为陪他下棋的人。
从唐朝围棋繁荣的情况分析，社会上出现以下棋为谋生手段的人，也是极有可能的。棋待诏无非就是陪侍天子下棋的人，那么官僚贵族自然也可以找人陪侍下棋，社会的需要，自然会造成一种新的职业。至于上述《玉泉子》中的棋处士，是否就是以下棋为职业的人，尚须进一步的考证。
段成式，字柯古，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以父荫为秘书省校书郎，官至太常少卿。段氏博闻强记，深通佛经。所著《酉阳杂俎》，乃唐人笔记中著名作品。《酉阳杂俎》中记载了许多有关唐代围棋的趣闻轶事，这是和段氏本人喜爱围棋分不开的。据唐冯贽《云仙杂记》载：
徐峰善棋，段成式欲穷其本。峰曰：“子若以墨狻猊与我，当使子过我十倍。”
看来，段成式曾想认真学习围棋，所以才向徐峰求教。至于徐峰用什么方法，能“使子过我十倍”，则不易揣测。
李远，蜀人，太和进士。宣宗时，令狐绹拟授李远为杭州刺使，商之于宣宗。据赵令畴《侯鲭录》载：
唐杭州缺刺使，欲除李远为守。宣宗曰：“远诗曰：‘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如此安能治民也！”
李远的诗，意境颇为悠闲。唐朝的诗人常以饮酒和下棋比拟神仙、世外高人的生活，藉以寄托情思。但宣宗据此除官，刻有失公允。虽说诗言志，言为心声，然而才干和作诗毕竟是两回事，不可一概而论。幸亏令狐绹为李远辩解说：“诗人托此以遣兴耳，未必实然。”宣宗才答应说。“且令往试观之。”李远到杭州后，果然不废政务，受到百姓的好评。如若李远真为一句诗，丢掉杭州太守的美差，岂不令人遗憾。
明陈耀文《天中记》里，有一段奇异的记载，略摘如下：
唐僖宗自普王即位，素不晓棋。一日，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觉，命待诏观棋， 凡所指画，皆出人意。
僖宗时，唐王朝已江河日下，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唐朝只是名义上还存在着的一个小朝廷。僖宗不理朝政，专事游戏，下围棋也是其中的一项。上述记载虽然出自明人手笔，也未注明出处，但是作者想必自有所本，只是我们今天不易见到罢了。僖宗梦吞《棋经》，棋艺顿进，于常理不合，显系文人夸饰之谈。然而棋手做梦却是常有的事。例如日本当代著名棋手藤泽秀行，在“棋圣”决赛前夕，曾梦见阴曹地府，与阎罗围棋大战。再如科学上的某些重要发现，象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也是在梦中突然排列清楚的。所谓“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即此类也。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一生都很喜爱围棋。在他传世的1400多首诗中，涉及围棋至少有八处。例如《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
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泪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棋局动随寻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闻君话我为官在，头白昏昏只醉眠。
这是杜甫回忆三十年前的往事。“棋局动随寻涧竹，袈裟忆上泛湖船”，据朱瀚注：“旻居幽涧，公携棋局以相随；公在湖船，旻着袈裟而同泛。”可知当年杜甫曾携带棋具去寻旻上人下棋。又一同泛舟湖上。这一段年轻时的美好时光，杜甫直到“头白昏昏”时仍留恋不已。
其它的诗还有《别房太尉墓》：“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回忆自己与房琯下棋。《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描写自己在终明府水楼观棋的情景。《秋兴》：“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以弈棋比喻政治形势，历来是为人传颂的名句。
杜甫在家中，还常与夫人下棋，《江村》诗曰：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杜甫的夫人杨氏，乃司农少卿杨怡之女，名门闺秀，颇具文化修养。《江村》是杜甫晚年之作，其时杜甫因房琯罢相一事被贬为华州司功，后又弃官居四川成都草堂。年老多病，药物相随。然而夏季四周景色宜人，看身边年幼的孩子钓鱼戏耍，与老妻下下棋，日子也过得颇有情趣。从诗中可以看出，“老妻画纸为棋局”，所用棋具也很简陋。
作为一位著名诗人，白居易享名久远。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于围棋也有较深的造诣。有关他下棋的事迹，并不见于唐人史籍之中，但是在他自己的诗中，却留下了许多线索，使我们得以知道，这位大诗豪是一位酷爱围棋的人。
《舍张云举院》一诗云：“棋罢嫌无敌，诗成愧在前。”对于自己的棋艺和诗才都同样的自负。
白居易出身书香门第，家中素有下棋的传统。《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云：“前年当此时，与尔同游瞩。……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回忆兄弟二人弈棋的情景。
被贬为江州司马后，白居易结识了一位“专心在铅汞，余力工琴棋”的炼师郭虚舟，两人“晚酒一二杯，夜棋三数局”，志趣相投，过从甚密。数年后，郭炼师欲游天下，白居易和元稹赋诗赠别，馈以白鹤，颇为依依难舍。
面对藩镇割据的动乱局面，白居易不得已只好以棋酒自娱。《刘十九同宿》云：“红旗破贼非吾事，黄纸除书无我名。唯共嵩阳刘处士，围棋赌酒到天明。”道出了心中无可奈何的苦闷。他还曾以围棋比喻政局，《放言五言》云：
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祸福回还车转毂，荣枯反覆手藏钩。
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不信君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
诗人用老子“祸福”的思想解释时事，结尾一句则以弈棋为喻，表现了是非终须分明的愿望。
白居易还有一首诗：《和春深二十首》之一，涉及各类棋戏。诗中提到之围棋、象棋、投壶、弹棋，皆是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棋戏。大约白居易对这些棋戏都有兴趣，但他终生爱好的唯有围棋。《官舍闲题》曰：“职散优闲地，身慵老大时。送春唯有酒，消日不过棋。”正是对自己嗜棋的真实写照。
总之，白居易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活跃在弈林中的业余好手。他的棋艺活动和他的十余首描写围棋的诗作，足以为唐代的围棋史增添色彩。
元稹是一位热心的围棋爱好者。他与白居易不仅是志同道合的诗友，也是兴趣相投的棋友。元稹交往的文士名流中，也多有喜爱围棋的人。朋友们聚在一起，不谈琴书、不恋园景，纹枰对坐，从容谈兵，亦是一桩风流雅事。元稹有长诗：《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敝居见赠二十四韵》，生动描述了他在自己家中组织棋会的情景：
鸣局宁虚日，闲窗任废时。琴书甘尽弃，园井讵能窥。运石疑填海，争筹忆坐帏。赤心方苦斗，红烛已先施。蛇势萦山合，鸿联度岭迟。堂堂排直阵，衮衮逼羸师。悬劫偏深猛，回征特巇。旁攻百道进，死战万般为。异日元黄队，今宵黑白棋。斫营看迥点，对垒重相持。善败虽称怯，骄盈最易欺。狼牙当必碎，虎口祸难移。乘胜同三捷，扶颠望一词。希因送目便，敢待指纵奇。退引防边策，雄吟斩将诗。眠床都浪置，通夕共忘疲。晓雉风传角，寒藂云压枝。繁星收玉版，残月耀冰池。僧请闻钟粥，宾催下药巵。兽炎余炭在，蜡泪短光衰。俛抑嗟陈迹，殷勤卜后期。公私牵去往，车马各支离。分作终身癖，兼从是事隳。此中无限兴，唯怕俗人知。
从诗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大型的棋会，与会的人很多。从掌灯时分一直下到第二日天明。局中争斗异常激烈。诸棋流分手时还约定再战的日期。诗人和他的朋友嗜棋程度之深，棋会气氛之热烈，无疑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首诗真实地再现了唐代士人弈棋的某些具体情景，对于我们了解唐代的围棋，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唐彭城人。贞元九年进士，永贞年间，参预王叔文等政治革新活动，被贬朗州司马。诗文自成一家，与白居易齐名，世有刘、白之誉。
刘禹锡围棋下得不错。他作有《海阳湖别浩初师》一诗，记述他与长沙布衣浩初的交谊。诗前小引曰：“……（浩初）师为诗颇清，而弈至第三品，二道皆足以取幸于士大夫。”又说：“师慕道，于泉石为笃，故携之以嬉。及言旋，复引与共载于湖上，弈于树石间。”诗中有云：“爱泉移席近，闻石辍棋看。风止松犹韵，花繁露未干。”
浩初弈棋至第三品，功力已属不浅。刘禹锡与之“弈于树石间”，棋艺也自非同一般。
此外，刘禹锡的诗中，还有一些涉及围棋的散句。如：“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茶炉余绿笋，棋局就红梅”、“往往游不归，洞中见博弈”等等。
刘禹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期间，曾作长诗《观棋歌送儇师西游》，记述了一位围棋高手：
长沙男子东林师，闲读《艺经》工弈棋。有时凝思如入定，暗复一局谁能知。今年访余来小桂，方袍袖中贮新势。山城无事秋日常， 白昼懵懵眠匡床。因君临局看斗智，不觉迟景沉西墙。自从仙人遇樵子，直到开元王长史。前身后身付余习，千变万化无穷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行尽三湘不逢敌，终日饶人损机格。自言台阁有知音，悠然远起西游心。商山夏木阴寂寂，好处徘徊驻飞锡。忽思争道画平沙，独笑无言心有适。蔼蔼京城在九天，贵游豪士足华宴。此时一行出人意，赌取声名不要钱。
从诗的描述看，儇师无疑是湖南棋坛之领袖人物。“有时凝思如入定，暗复一局谁能知”，确是行家描写围棋高手的语言。高手都能在脑子里复演棋局变化，这是一般爱好者所难以企及的。儇师棋艺高超，”行尽三湘不逢敌”，不禁“悠然远起西游心”。对于一个区域高手来说，自然还不能称为“通国善弈”。但既身怀绝技，必有凌云之志，所以要去长安寻求知音。唐代的长安是全国围棋中心，聚集了中外围棋高手，在那里英雄方有用武之地，刘禹锡称儇师“赌取声名不要钱”，一语道出了儇师求取功名的欲望。大凡身怀绝技之人，总是将“名”看得比“利”重，“利”是身外之物，而“名”才能流芳百世。
儇师是否到达长安，在长安遭际如何？史料中没有留下丝毫记载。我们今天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无从考证。只是依赖刘禹锡的这首长诗，后人才知道，当时在湖南长沙曾经出现一位围棋高手，他那不甘寂寞，奋身进取的精神，足以使他在唐代弈林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儇师的长安之行，结果可能并不成功。但人生在世又有几人一定成功呢？只要有上进之心，舍身追求，不成功也无遗憾。一个时代的围棋，正是在那些成名的、不成名的棋手的共同追求中，才得以向前发展的。
“吴图”一词，首见于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的诗中，历来注家均不知所云。1962年，《敦煌写本棋经》发现后，“吴图”之谜才真相大白。《敦煌写本棋经》两次提到“吴图二十四盘”，系指三国时期，吴国留下的“棋势”。
杜牧（803——约852），字牧之，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太和进士，官至中书舍人。诗赋、古文俱佳，尤擅七绝，为世所推崇，人称“小杜”。
杜牧有诗云《送国棋王逢》：
玉子纹楸一路饶，最宜檐雨竹萧萧。羸形暗去春泉长，拔势横来野火烧。
守道还如周伏柱，鏖兵不羡霍嫖姚。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
诗中形容王逢善于治孤（羸形暗去春泉长），也擅长攻击（拔势横来野火烧）。无论是守御、还是鏖战，都极合古人章法。诗人希望：“得年七十更万日，与子期于局上销。”宋马永卿《嬾真子》释云：“七十更万日者，牧之是时年四十二、三，得至七十，犹有万日。”
杜牧既能与国手周旋，棋艺想必不会太差。后来，杜牧又有诗送王逢，题曰《重送绝句》：
绝艺如君天下少，闲人似我世间无。别后竹窗风雪夜，一灯明暗复《吴图》。
从诗中可以知道，杜牧在40多岁的时候，曾花费时间专心研究棋艺。风雪夜、摇曳的烛光，诗人在棋盘上摆着古谱上的各种棋势，倾神思索其中的奥妙，完全是一幅动人的图画。
王逢的事迹不见于史料记载。杜牧生活的年代中，擅名的棋手只有棋待诏顾师言。但杜牧既称王逢“国棋”，恐非溢美之辞。因为“围棋国手”的帽子，不是随意即可奉送的。一位棋手要想荣膺“国手”的称号，要经历一段“真刀真枪”艰难的历程：他必须战胜区域高手，还必须战胜全国有名的高手，有时还须打败前辈国手。因此，王逢既称“国棋”，想必名重一时。或许他只是一位山野高手，而未去考选棋待诏。
关于围棋的起源，唐朝以前已有种种传说，但也不见有人对这些传说进行研究和探讨。皮日休所作《原弈》，第一次对“尧造围棋”的传统说法表示怀疑，并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兹录《原弈》全文如下：
问弈之原于或人，或人曰：“尧教丹朱征，丹朱作为是，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弈之为艺也，彼谋既失，我谋先之；我智既亏，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内，必先攻外；欲取其远，必先攻近，诈也。胜之势，不城池而金汤焉；负之势，不兵甲而奔北焉，胜不让负，负不让胜，争也。此存此免，彼得彼失，如苏秦之合从，陈轸之游说，伪也。若然者，不害则败，不诈则亡，不争则失，不伪则乱，是弈之必然也。虽弈秋洊出，必用吾言焉。尝试论之：
夫尧之有仁、义、礼、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岂区区出其纤谋小智，以著其术用，争胜负哉！尧之世，三苗不服。以尧之仁，苗之慢，尧兵而熠之，犹罗人杀鵂鹠，人烹鲲鲕者。然尧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后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岂能以害诈之心，争伪之智，用为战法，教其子以伐国哉！则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岂曰尧哉！ 岂曰尧哉！”
皮日休（约834——883），字袭美，一字逸少，唐襄阳人。性傲诞、工诗文，与陆龟蒙友，时称“皮陆”。从《原弈》对围棋的战法论述看，他也是一位精通棋艺的人。但他把围棋的战法总结为“害、诈、争、伪”，则有失偏颇。
皮日休认为，尧有仁、义、礼、智、信，而围棋却害、诈、争、伪。因而围棋不会是尧发明的。他的结论是：“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当纵横者流之作矣。”无须说，他的论点和结论都是不够科学的。
我国的围棋，在战国已有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围棋与六博一起流行于世。不仅出现了弈秋那样“通国善弈”的棋手，而且也出现了一些简单的围棋理论，充分说明战国时的围棋已经脱离原始的低级状态，而进入较高的艺术境界。所以围棋的起源要比战国时期早得多。
尽期如此，皮日休的《原弈》仍有相当的文献参考价值。这不仅因为皮甘休是第一个认真探讨围棋起源的人，而且因为他试图从社会现象和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比之唐以前有关围棋起源的传闻和浮说，显然前进了一大步。
宋佚名《天定录》中，有一段关于桑维翰的逸事，属于“小人报复”之类。对于初涉人世的年轻人，颇有教益。略摘如下：
僧可隆善诗，高从诲阅其卷，有《观棋局》云：“万般思后行，一失废前功。”从诲谓可隆曰：“吾师此诗，必因事而得。”隆答曰：“某本姓慕容，与桑维翰同学，少负志气，多恐维翰。维翰登第以至入相，某犹在场屋，频年败衄，皆维翰所挫也。因削发为僧，其句实感前串而露意焉。”
桑维翰字国侨，五代后晋大臣。他助石敬瑭称帝，并亲赴契丹乞援，割让燕云十六州，算是一个二等的卖国贼。从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上述记载中，挟仇报复，利用权势阻挠可隆登第，倒也符合他的性格。
僧可隆的诗，是由观棋，联想自己的身世，有所感而发。由于概括比较深刻，而具有普遍意义。对于任何人，只要他想干一点事业。“万般思后行，一失废前功”，是极有教益的至理名言。如果单从棋艺的角度考虑，这句诗于棋理的阐述也很精辟。下棋要深思熟虑，不可随意落子，往往一着不慎，导至满盘皆输。这些道理似乎很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却很难。
五代时期，也有一些“嗜棋”的记载。如《旧五代史·晋·郑云叟传》载：
郑云叟，本名遨，云叟其字也，以唐明宗讳，故世传其字焉。本南燕人也，少好学，耿介不屈。……好棋塞之戏，遇同侣则以昼继夜，虽寒风大雪，临檐对局，手足皲裂，亦无倦焉。
“临檐对局，手足皲裂”，这是身心倾注棋局，忘记了寒冷，云叟嗜棋可谓深矣。同时稍后有一位李恽，因下棋而误政事，结果惹得皇帝发怒。元托克托《宋史·李恽传》载：
李恽字孟深，开封阳武人。汉（指后汉）乾祐中举进士，客游岚州。会刘崇（北汉）自立，署州从事，擢知制诰、翰林学士，累至司空平章事。时母在乡里，恽不知存亡，居常戚戚。但以弈棋沈饮为务，政事多废。刘继元频以为言，恽不介意。后方与僧弈棋，继元命近侍直抵恽前，取局焚之。恽怡然，徐诣继元，继元因切责之。明日别造新局，弈棋如故。……性疏达，善谈名理。年少时好滑稽，及为相，颇事持重。
刘继元乃北汉第四个皇帝，御下甚刻，杀伤不可胜纪，所以才会出现“命近侍直抵恽前，取局焚之”的粗俗举动。李恽身为朝廷重臣，以棋废事，连皇帝的指责惩罚都不以为意，仍旧“别造新局，弈棋如故”，可见对围棋迷恋之深。
在战乱频繁的五代时期，除了西蜀较少受到兵祸以外，还有偏安于江南的南唐。在这块自然条件优厚的小王国里，封建统治者尽情地过着酣歌醉舞的享乐生活。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不仅是当时重要的词人，也十分热衷于围棋。南唐竟成为当时中国文艺繁荣的中心地带。
李璟是一个昏庸之君。南唐地处富庶地区，社会相对安定，本是“地大力强，人材众多”的隐然大邦。李璟却没有抓住中原多事、北土离乱的时机，发奋图强，实现统一大业。而是终日沉缅于饮酒、赋诗、下棋，以至声色之中。有关李璟弈棋的情况，史料无多。然而南唐著名宫庭画家周文矩所绘《重屏会棋图》，真实地再现了南唐宫庭中帝王下棋的景像，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形象资料。
《重屏会棋图》描写的是李璟兄弟会棋的情景：正中坐在长榻上的长者是中主李璟，側坐者为大弟晋王景遂，对弈的两位是齐王景达和江王景逷。右首景达神色自若，成竹在胸，正在用手指点催促。对面的幼弟景逷右手执子，面露迟疑而举棋不定。景遂亲昵地扶着景逷肩膀，面带微笑。李璟一手抚膝，一手持册，不露声色地端坐观战。画家细微地刻画出会棋者各不相同的心理状态。
周文矩，金陵句容人，是李璟在宫内所设“翰林图画院”的翰林待诏，也是最受李璟宠遇的画家。他所作的传世名画《赏雪图》、《宫中图》、《韩熙载夜宴图》，以及《重屏会棋图》，都是表现李璟和兄弟或侍臣的生活。大约是由李璟授意，专为自己留迹存影，播扬后世。由于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也就成为南庭宫庭生活的“史画”。
《重屏会棋图》所展现的会棋情景，既无豪华场面，又非声色之娱，强调的是文人雅趣、手足情谊，其意明显是在唱赞歌。由此我们却可知道，李璟在日常生活中，常与弟兄们弈棋为乐。
李璟的儿子：后主李煜、吉王李从谦也都喜爱围棋，可知这个帝王之家弈风是很盛的。《全唐诗》中载有李从谦一首《观棋诗》，注云：“后主燕闲，尝与侍臣弈，从谦甫数岁，侍侧，后主命赋《观棋》诗。”诗曰：
竹林二君子，尽日竟沉吟。相对终无语，争先各有心。
恃强斯有失，守分固无侵。若算机筹处，沧沧海未深。
后主李煜好读书、善作文，工书画、知音律，是个高级文士。也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词人之一。政治上可谓乃父之肖子，昏庸的程度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他因与嬖幸弈棋，大臣萧俨反对，君臣之间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执。据陆游《南唐书》载：
俨贬舒州副使，俄召还。后主初嗣位，数与嬖幸弈棋。俨入见，作色投局于地。后主大骇，诂之曰：“汝欲效魏征耶？”俨曰：“臣非魏征，则陛下亦非太宗矣。”后主为罢弈。
萧俨颇有点魏征敢于直谏的遗风，后主虽然昏庸，却也想学唐太宗。自然，他的“罢弈”不过是作作样子。对于这位亡国之君来说，萧俨的一两次直谏，也不可能改变他征歌逐舞、纵情享乐的秉性。
南唐宫庭中围棋的活跃，有着深刻的原因。这是因为，南唐较少战火的侵扰，社会相对安定。李璟、李煜父子文化造诣极高，他们用人的标准是文学加谄谀，因此一些著名的文人，如冯延巳、冯延鲁、江文蔚、潘佑、徐铉、韩熙载等都因擅长文学而得美官。南唐宫庭中的文化空气十分浓厚，文学艺术也比别国兴盛。这样的环境自然会给围棋的活跃创造极好的条件。只是由于李璟父子的昏庸无能、无所作为，围棋的积极作用并未发挥，而是成为南唐君臣点缀升平、填补精神空虚的一种装饰品。
南唐文学兴盛，文士之间爱以才能相标榜，作诗、弈棋成为文士炫耀自己才能的主要内容。据宋郑文宝《南唐近事》载：
处士史虚白，北海人也，高尚不仕。尝对客弈棋，旁令学徒四五辈各秉纸笔，先定题目，或为书启、表章，或诗、赋、碑、颂。随口而书，握管者略不停缀，数食之间，众制皆就。虽不精绝，然词采磊落、旨趣流畅，亦一代不羁之才也。
史虚白边弈棋，边作诗赋，一心二用，可谓有才。但是，他为什么非要“对客弈棋”时作诗赋呢？说穿了无非是炫耀自己的才。文士既存有逞才之心，不免流于肤浅，而难成大事。大抵象史虚白这样的才，只能称为小才，炫耀有余，真要写出传世的佳作却不容易。
徐铉（916—991），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初任南唐，为吏部尚书。后归宋，为太子率更令，累官散骑常侍，淳化初贬为静难军司马。精书法，善写篆隶，曾续编《文苑英华》，有《骑省集》传世。
徐铉喜爱围棋，在围棋史上也是一位小有影响的人物。其所作《赌棋赋诗输刘起居奂》云：
刻烛知无取，争先素未精。本图忘物我，何必计输赢。
赌墅终规利，焚囊亦近名。不如相视笑，高咏两三声。
“本图忘物我，何必计输赢”，表明徐铉下棋，为的是追求其中幽妙的意境，而将输赢看得很淡泊，确有文人雅士的风范。
为什么说徐铉在围棋史上小有影响呢？原来在清代，有人将中国棋局改制（由十七道改为十九道）的功劳归于徐弦。例如方濬颐有诗云：“十七十八道，汉唐截然分。徐铉改十九，宋以后咸遵。”清末民初著名棋家邓元也说：“唐时棋局十七道，十九道增从徐鼎臣。”
以上说法只是见闻不广的臆说。实际上，无论从出土文物，还是史料记载，都已证明唐代已广泛流行十九道棋局，故无法将棋局改制的功劳归于徐铉。
然而，徐铉曾对古棋图的记叙方法进行改良，对棋谱的流传作出过一定贡献。据明陈继儒《珍珠船》载：
古棋图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为乱交杂，难辨。徐铉改为十九字：一天，二地，三寸， 四时，五行，六宫，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闰，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星，十八松，十九客，甚为简便。
或许，这即是后人传说徐铉“棋局改制”的由来。
花蕊夫人姓徐，五代前蜀徐耕女。王建据西川，后又兼并东川和汉中等地，自称皇帝，国号蜀（前蜀）。王建纳徐耕二女为妃，姐为淑妃，妹为贵妃。人又称妹为“小徐妃”，別号“花蕊夫人”。有才思，尤长于诗，著有《宫词》百首。今录共有关围棋的一首如下：
日高房里学围棋，等候官家未出时。为赌金钱争路数，专忧女伴怪来迟。
诗人写的是蜀宮中的围棋活动。诗中的主人公或许是诗人自己，但多半是宫女。这里的“官家”即指皇帝。蜀宫中的宫女学围棋是很普遍的现象，有诗形容她们“尽对君王称妙手”，可知皇帝也常与她们混在一起下棋作乐。
蜀地富庶，前后两次立国（前蜀、后蜀），境内都比较安宁。当时唐名家世族多避难在蜀，韦庄、张泌、毛文锡等文士百馀人，也都得到优待。蜀君臣虽然奢侈成风，但文化空气高涨，蜀与南唐同为五代时期文学的重镇。这也是蜀宫中围棋比较活跃的原因之一。
九二五年，后唐李存勖发兵灭蜀，花蕊夫人随儿子后主王衍归唐，被杀于长安秦川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