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棋艺家。据陈寿《三国志·魏书·太祖纪》载：
汉世，安平崔瑷、瑷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井善草书，而太祖亚之。桓谭，蔡邕善音乐，冯詡、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
曹操善书法、音乐、围棋，真可谓多才多艺。当时有一个叫孔桂的人，“建安初，数为将军扬秋使，诣太祖，太祖表拜骑都尉。桂性便辟，晓博弈，暘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
曹操在他的一生中，搜罗了各种各样的人材，这也是魏比吴、蜀强盛的原因之一。“建安七子”中，除孔融之外，其馀六人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这些人大都喜爱围棋，应王易著有《弈势》，前面已经提到。孔融在“七子”中年辈最高，家中常以弈棋为乐。孔融在政治上反对曹操，被曹操加以“败伦乱理”的罪名杀害。《三国志·魏书·崔琰传》载：
十三年，融对孙权使，有讪谤之言，坐弃世。二子年八岁，时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见执。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见杀。
孔融的两个儿子小小年纪，临危不乱，颇有见识。然方弈棋时，因其父而遭杀身之祸，也是与围棋有关的一场悲剧。
王粲能诗善赋，《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王粲的记忆力是惊人的，据《魏志·王粲传》载：
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囚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
这个故事历来为人所津津乐道。对于今天稍具水平的棋手来说，“复局”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事，但是在三国时期却引起人们的惊奇和赞叹，这似乎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智力水平确实大有提高。不过这件事也说明，王粲是一位有相当水平的围棋爱好者，因为一个完全不懂围棋的人，他再能“强记默识”，也难以“复局”不误一道。
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不仅是建安文学的主力，也是三国围棋的主要倡导者。考虑到吴蜀文学之不兴，不禁使人感叹天地灵秀独锺于魏。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则是曹操对人材的搜罗和培养。就这一点而论，曹操也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人物。曹操曾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笔者想说：设使天假曹公以时日，秦皇、汉武又何足道哉！
孙策，字伯符，195年率军渡江，削平江东地区割据势力，建立孙氏政权。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少年英雄人物。孙策很喜欢下围棋，有关他与部下吕范下棋的记载，见之于《三周志·吴书·吕范传》：
策从容独与范棋，范曰：今将军事业日大，士众日盛。范在远，闻纪纲犹有不整者，范愿蹔领都督，佐将军部分之。
孙策的棋力究竟如何，现在已很难臆测，但他与吕范所弈的一局棋却流传至今，可知他的棋艺水平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
我国晋朝以前的棋谱，见之记载的有《汉势》十三式、《吴图》二十四式。但由于种种原因，均已失传。因此，围棋名谱《忘忧清乐集》中所载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就成为最古老的，也是东汉乃至三国时期唯一传世的对局史料，史来引起围棋研究者的浓厚兴趣。
《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仅存布局四十三招，有关它的真伪问题，从清代到今天一直引起围棋史家的争论。原因是这个“局面”表明，孙策与吕范的对局是在十九道棋盘上进行的。如果是真实的，说明我国在东汉末年已经使用十九道棋盘。然而传统的看法认为，棋局改制（即从十七道改为十九道），是在南北朝时发生的。有关《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的真伪，牵扯的问题比较复杂，故在这里不作深入探讨。笔者只想指出一点；限于史料的缺乏，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结论为时尚早。
任城王曹彰，是曹操生前最喜欢的儿子。有关他的死因世说纷纭。据刘义庆《世说新语》载：
魏文帝忌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阁共围棋，并噉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敉之，帝预敉左右毁瓶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
大约曹氏兄弟经常一起下棋玩耍，所以魏文帝曹丕才得以趁机施展阴谋诡计。曹丕虽然很有文才，却是一个心地狭窄狠毒的人，刚刚登上帝位，即开始迫害自己的亲兄弟。《世说新语》所载另一故事说：曹丕曾命曹植七步为诗，不成则将行大法。曹植作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任城王曹彰死于黄初四年。这一年曹彰与陈思王曹植、白马王曹彪都去京师朝会，曹彰到京后即不明不白地死去。曹植和曹彪回返封地时，又为有司所阻，不能同行。于是曹植“愤而成篇”，写下著名的《赠白马王彪》。其中有句云；“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表现了对曹彰暴亡的深切怀念，客观上也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萁豆相煎的残酷。
蜀国的围棋活动较之吴，魏，不太活跃。只有少数几个著名的人物，在史籍中留下了他们下围棋的记载。
关羽一边下棋，一边刮骨疗毒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个故事见于陈寿《三国志》中，因此并不是小说家凭空虚构。
诸葛亮喜欢弈棋，至今仍能在四川等地找到他下棋的痕迹。如宋王应麟《玉海》有云：“成都棋盘市，一日南市，在虎广盗媷下，武侯陈营处也。”再如湖南邵阳市，古称宝庆府。清《宝庆府志》载：“棋盘崖在宝庆府城南五里，相传武侯宴兵着棋于此。有石盘广六尺，棋痕尚存”。从这些传说看，诸葛亮不但在行军打仗时经常下棋，而且似乎有意识地在军中倡导围棋，所以才能留下诸如“棋盘市”、“石棋盘”这样比较大型的文物古迹。
蜀中下棋最著的人物是费祎。初任蜀汉黄门侍郎，为诸葛亮所重。后继蒋琬执政，任大将军、录尚书事。蜀后期正国家多事之秋，公务烦琐。费祎识悟过人，每省读书记，举目暂视，已究其意旨，其速数倍于人，终亦不忘。“常以朝哺听事，其间接纳宾客，饮事嬉戏，加之博弈，每尽人之欢，事亦不废”。据《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载：
延熙七年，魏军次于兴势，假祎节，率众往御之。光禄大夫来敏至祎许别，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己讫。讳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视君耳，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祎至，敌遂退。封成乡侯。
这一段关于费祎与来敏下棋的描写，表现了大敌当前，费祎镇静自若的神情。费祎虽然不能算是膺托重任的上等人选，然蜀后期人材日渐凋零，像费祎这样于军政都可信赖的人已不多见。可惜他后来也死于非命，在延熙十六年，被魏降人郭循刺杀。诸葛亮六出祁山，病逝五丈原，面对蜀国不可挽回的颓势，死也难以瞑目了。
陆逊，字伯言，是继周瑜之后，吴国的杰出将领。其谋略似乎还在周瑜之上。他曾与吕蒙定计袭取荆州，结果关羽败走麦城。继而又火烧连营七百里，大破刘备于猇亭，结果刘备托孤白帝城。后又曾破魏将曹休于石亭，奠定了孙权称帝于武昌的基础。
陆逊是一员儒将，下围棋是他生活中的嗜好。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
嘉禾五年，权北征，使逊与诸葛谨攻襄阳。逊遗亲人韩扁赍表奉报，还，遇敌于沔中，钞逻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己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禾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日：“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
军事形势紧急，而陆逊仍旧“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真不愧为大将风度。从孙策到陆逊，吴军中流行围棋，大概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吴国盛行围棋与六博，韦曜《博弈论》描写当时的情景说：官僚士大夫“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以至“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面不接。虽有大牢之馔、韶夏之乐，不暇存也。至或赌及衣物，徒棋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发”。
这种状况引起吴太子孙和的注意。孙和身边有一个叫蔡颖的人，性嗜围棋，“直事在署者颇斅焉”。孙和见此很不以为然，他常说“士人宜讲修学术、校习射御，以周世务。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业，非进取之谓也”（陈寿《三国志·吴书·孙和传》）。有一次，孙和宴会群僚，特意谈到博弈，认为博弈妨事费日而无益于用，劳精损思而终无所成。孙和说：“夫人情犹不能无嬉娱，嬉娱之好，亦在饮宴、琴书、射御之间，何必博弈，然后为欢？”于是命侍坐八人，各著论以矫之。中庶子韦曜退而作《博弈论》，孙和看后很中意，还拿出去给宾客传看。
韦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从丞相椽，除西安令，还为尚书郎，迁太子中庶子。《博弈论》是一篇“应命”文章，宣传的自然是孙和的观点。
韦曜批评爱下棋的人说：
然其所志不出一抨之上，所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伎非六艺，用非经国，立身者不阶其术，征选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考之于道艺，则非孔氏之门也；以变诈为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
然后，韦曜告诫人们说：
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矣。
韦曜的论点，通俗的话解释，即围棋于士大夫安身立命没有什么用处。从世俗的观点看，围棋自难与“方国之封”、“万人之将”相提并论。人生在世自然应首先考虑前途与事业的问题，即“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故韦曜的论点在封建时代有很大的诱惑力。即使在今天，我们仍可以感觉到韦曜论点中那种冠冕堂皇、义正辞严的力量。如果一言以蔽之，说韦曜反对和否定围棋，那是不甚恰当的。对韦曜的论点应一分为二，其可取之处在于，对那些不以围棋为职业的爱好者来说，应将围棋摆在生活的正确位置上。如若因下棋荒废学业，耽误工作，那就是错误的。韦曜的论点也有很大的不足，他与贾谊，刘安一样，投有认识到围棋的积极作用，即围棋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对于他的智力和性格的发展，以及对于他学业和事业的追求方面，都有不可轻忽的促进作用。
司马炎字安世，晋朝的第一位皇帝。咸熙二年（265），继其父司马昭为相国、晋王，不久代魏称帝。常在宫内与大臣手谈为乐。
咸熙六年，镇南大将军杜预上表启请伐吴之期。司马炎回报说：“待明年方欲大举。”杜预力主不失时机出兵灭吴，又上表陈述利弊。据《晋书·杜预传》载：
时帝与中书今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帝乃许之。
一件关系全国统一的大事，就这样在棋枰前决定了。杜预奉命与王濬等分道出击，克江陵，招降南方州郡，一举灭吴，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
晋宫中盛行围棋，皇亲贵戚常以弈棋消遣时日，有时甚至因下棋闹出很大的纠纷。《晋书·贾充传》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大臣贾充的儿子黎民早夭，“充无引嗣”。贾充死后，他的夫人郭槐以外孙韩谧为黎民子，奉充后，更名贾谧。当时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是贾充的女儿，所以名义上贾谧就成了皇后的亲侄儿。贾谧亲贵后，经常出入皇宫，与愍怀太子游处。但是贾谧倚仗姑母的势力，也不把太子放在眼里，常与太子弈棋争道。有一次成都王颖在座，正色说：“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贾谧害怕了，走去告诉姑母。皇后贾南风遂放王颖为平北将军镇邺，实际上是把他赶出了宫庭。贾后权势熏灼，紊乱朝纲，于此可见一斑。
王戎、阮籍是晋初“竹林七贤”中的著名人物，也都喜欢下围棋。据《晋书·王戎传》载：
王戎……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以母忧去职，性至孝，不拘礼制，饮酒食肉，或观围棋，而容貌毁悴，杖然后起。
又据《晋书·阮籍传》载：
（阮籍）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王戎，阮籍都喜欢饮酒、清谈，以不拘礼法相标榜。然而在他们不拘礼法的背后，隐藏着一颗虚伪的心，即放诞自己，纵欲享乐。王戎在母亲死后，仍旧饮酒食肉，观人下棋，说明酒肉、围棋是他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这还情有可原。而阮籍在母亲死时，执意留客围棋决赌，不近人情多少有些过份。由此也可以看出阮籍对围棋的迷恋是何等之深。
裴遐是裴秀的侄子。裴秀在晋武帝时任司空，也是一位著名地图学家。著有《禹贡地域图》、《地形方丈图》等书。据《晋书·裴秀传》载：
（裴）遐尝在平东将军周馥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未即炊，司马醉怒，因曳遐堕地。遐徐起还坐，颜
色不变，复棋如故。其性虚和如此。
围棋本是一件文雅的智力活动，于修身养性很有益处。裴遐下棋时，对别人的无礼举动能够平和处之，他的涵养功夫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邪临沂人。西晋末，为琅邪王司马睿献策，移镇建康（今南京）。大兴元年（318），司马睿称帝，王导任丞相。他的堂兄王敦拥重兵坐镇武昌，时人遂称“王与马，共天下”。
王导围棋下得很好，在家常与儿子王悦，王恬弈棋为欢。《晋书·王导传》载：
导子悦，字长豫，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导甚爱之。导尝共悦弈棋争道，导笑曰：“相与为瓜葛，那得为
尔邪！”
恬字敬豫，……多技艺，善弈棋，为申兴第一。
王导出身士族名门，历仕元帝、明帝、成帝，可谓三朝元老，对建立和巩固东晋政权，起过莫大的作用。因此他的行止，对士大夫阶层有很深的影响。王导喜爱围棋，多少促进丁东晋王朝上上下下的围棋活动。
祖纳，字士言，建兴中，在司马睿手下任丞相军咨祭酒。当时有一个叫王隐的人，儒素自守，博学多闻，过江来投司马睿，祖纳雅相知重。祖纳嗜好围棋，王隐每谏止之，说；“禹惜寸阴，不闻数棋。”祖纳说：“我亦忘忧耳。”于是王隐给他讲了一番大道理，说：
“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 少长三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于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共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后忘忧哉！”
祖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王隐在这里宣传的观点，是封建社会有志之士普遍信奉的处世哲学，即遭遇机会，“则以功达其道”；不遇机会，“則以言达其才”。因此他劝祖纳与其下棋，还不如纂修国史，以垂芳百叶。大兴初年，王隐被召为著作郎，撰《晋史》。时著作郎虞预私撰《晋史》，恐王隐胜己，遂有意中伤。王隐竟以谤讪免归，往依 庾亮。后励精著述，修成《晋史》，然其中混淆诬舛，良不足观。所谓志大才疏，实足令人叹息。
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述了如下一段故事：
江仆射年少，王丞相呼与共棋。王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试汉观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旁有客曰：“此少年戏乃不恶。”王徐举手曰：“此年少非围棋见胜。”
这一段故事具体描述了东晋时期，朝廷大臣下棋时的情景，人物的音容情态栩栩如生，对我们了解东晋时期的围棋活动，有一定参考价值。江仆射、王丞相应实有其人，但具体是谁，已难说清。王丞相平时被江仆射授两子还不够，却非要平下。当客人已经看出江仆射棋力不弱，王丞相还很不服气，说：“此年少非围棋见胜。”一个老棋迷的形象，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少年时便知名于世，四十余岁始出丘，东晋孝武帝时，位至宰相。历史上著名的“淝水战役”中，谢安运筹帷幄，大破前秦苻坚，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而谢安在“淝水战役”中下围棋的故事，更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晋书·谢安传》载：
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所在克捷。拜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己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受将帅，各当其任。
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
从上述记载看，谢安在“淝水战役”中至少下过两盘棋，恐怕真正下过的盘数还不限于此。谢安的棋原不如谢玄，但是由于谢玄心怀恐惧，也就输给了谢安。这就是心理状态给棋手造成的无形影响。通过这种对比，表现出谢安临危不惧的悠闲气度。在我国的史书和小说中，常有关于军事家在战争中下围棋的描写，其用意并不是想说明围棋对战略战术有什么启迪，而只是表现军事家的大将风度。谢安在“淝水战役”中未必不是万分紧张的，苻坚百万大军压境，东晋政权的安危完全取决于战役的成败。谢安身为全军的统帅，一人系天下之安危，他能不紧张吗？他下围棋，正是要掩盖自己内心的焦虑与不安，藉以安定军心和民心，事实上也取得良好的效果。说围棋在“淝水战役”中起到很大作用，恐怕不是无稽之
谈。
陶侃字士行（一作士衡），东晋名将太宁三年（325），苏峻与祖约起兵叛乱，攻入建康。陶侃为各路勤王之师推为盟主，发兵收复建康。陶侃为人勤勉，珍惜光阴，忠于职守，厌恶饮酒赌博，当他初以郡守击败杜歿时，升任荆州刺史，“见佐史博弈戏具，投之于江。曰：“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殷纣所造，诸君并国器，何以此为！”（晋何法盛；《晋中兴书》）陶侃自己不喜欢下棋，所以也不允许部属下棋，是他性格上严峻的地方。然而在陶侃眼中，围棋与六博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围棋是圣人用来教育愚蠢的孩子，六博乃昏君纣王所造，自然难与围棋相提并论。象陶侃这样本不喜下棋的人能有如此褒贬鲜明的评价，说明秦汉之际“博行于世，而弈独绝”的状况，在东晋时期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围棋大为兴盛，而六博则已经衰亡。
刘义庆《世说新语》载：
王申郎以围棋为“ 坐隐” ， 支公以围棋为“ 手谈”。
王中郎与支公是何许人，现已无从考证，大约属于晋朝喜爱围棋的名人高士之流。晋朝士大夫中崇尚“清谈”，而且越谈越玄。许多人不满意现实的腐败，跑到深山去做隐士。结果“清谈”与隐士就成为士大夫热门的爱好。有些人以名流自居，没事就夸夸其谈，也有些人不愿去深山受苦，就在城市里峨冠傅带，吃“五石散”，做起不离红尘的“隐士”。这种风气自然会影响到围棋，终于使围棋获得了“坐隐”、“手谈”的美称。
从围棋的功能上讲，它获得“坐隐”、“手谈”这样的雅号也是当之无愧的。围棋具有很好的修身养性的作用。不满意于现实腐败的人，其实也大可不必非跑到深山里作隐士，只要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而又能找到精神寄托，那生活同样是充实的。下围棋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精神寄托，其中无限的乐趣，足以使人陶醉而忘掉世间的烦恼。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在魏晋“出世”、“入世”的人当中，王中郎是一位很高明的人，因为他既不远离红尘，又能找到精神宣泄的阀门，使他在生活中游刃有余。
围棋自然只是一种“手谈”的游戏，下棋时不需要说话，然而对局双方完全可以从棋盘上看到或体会到彼此的战略意图、智力的弛张、以及性格特点的种种表现，一句话可以沟通彼此的内心世界，交流思想感情。对局双方的棋艺水平愈高，这种沟通与交流也就愈成熟、愈融洽。因此下围棋乃是一种艺术语言的交谈。谓之“手谈”，足见古人遣词形容之妙。“手谈”还有另一层的意义，围棋是一种高雅的艺术活动，自然需讲究棋品道德、文明礼貌。下棋的人尽可以在棋盘内斗智斗勇，但是在棋盘之外应避免喧哗、吵闹、辱骂等等粗俗的行为，更应该根除用围棋进行赌彩等恶习。古人非常重视下围棋时的环境与气氛，即追求一种艺术的情趣，这是与围棋的内容和精神相吻合的。
殷仲堪，东晋将领，能为文，善清谈。孝武帝时，任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荆川刺史，镇江陵。据沈约《俗说》载：
殷仲堪在都，尝往看棋，诸从在瓦官寺前宅上。于时袁羌与人共在窗下围棋，仲堪在里问袁《易》义，袁应答如流，围棋不辍。
从这一段记载看，东晋时期，都城建康（今南京）围棋十分兴旺，并且出现了象瓦官寺这样的公共下棋场所。袁羌是当时著名的《易》学大师，他一边下棋一边答《易》，不仅表现了他的才学，也表明了他对围棋的迷恋。
鸠摩罗什，“五胡十六国”时后秦高僧。祖籍印度，生于西城龟兹国。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派人迎他到长安（今陕西西安），他与弟子僧肇等人译出《法华》、《维摩》、《金刚》、《阿弥陀》等经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为后世佛教三论宗、天台宗的鼻祖。鸠摩罗什很喜欢下围棋。据《晋书·吕纂传》载：
初，纂尝与鳩摩罗什棋，杀罗什子曰：“斫胡奴头。”罗什曰：“不斫胡奴头，胡奴斫人头。”超小字“胡奴”，竟以杀纂。
吕纂是后凉王吕光的庶长子，不好读书，惟以交结公侯声乐为务。后来吕氏兄弟之间内哄，吕纂因昏醉为从弟吕超刺死。又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载：
晋鸠摩罗什与人棋，拾敌死子，空处如龙凤形。
这一段记载常为后人引述，用来证明鸠摩罗什棋艺水平很高。明朝王世贞在其所著《弈问》中特意讨论过这个问题：
问：段柯古所载，鳩摩罗什为人弈，起子空处皆作龙凤形，信乎？
曰：其人弈品下至八九道，或可诱而成耳，不然，什公亦姑幼障人耳目，无是理也。
从今天的观点看，鸠摩罗什“起子空处皆作龙凤形”，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大约在东晋时期，鸠摩罗什做为佛学大师，受到很多人的崇信，对他的棋艺水平也不免夸大其辞。从西汉张骞通西域，打开了去印度的通道，中国和西域、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渐频繁。鸠摩罗什可以看作是中国和西域、印度围棋交流的一个先驱。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嗜好围棋。元嘉中，拓跋焘南侵江夏，打着“旗号”是要“借箜篌、琵琶、筝、笛等器及棋子”，不可谓不雅。实际上是承认南朝乃华夏文化的正统所在，有意向汉族文化学习。拓跋焘平日下棋，有时到了荒废朝政的地步，因此受到正直大臣的指责。据《魏书·古弼传》载：
……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弼览见之，入欲陈奏，遇世祖与给事中刘树棋，志不听事。弼侍坐良久，不获申闻，乃起，于世祖前捽树头，掣下床，以乎搏其耳，以拳殴其背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 ”世祖失容放棋曰：“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何罪？置之！”弼具状以闻，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
这是一桩与围棋有关的，朝廷君臣之间纳谏与直谏的趣事。拓跋焘因棋废事，但他是皇帝，古弼不敢直接指斥，只好旁敲侧击，迁怒于刘树。古弼的举动无疑是鲁莽的，幸亏拓跋焘是个明白人，否则古弼很难逃“犯上”的罪名。古弼少忠谨、善骑射，以功赐爵灵寿侯，曾任吏部尚书。古弼头尖，太武帝拓跋焘命之曰“笔头”，时人呼为“笔公”。“笔公”数进直谏，拓跋焘称赞说：“笔公可谓社稷之臣。”从上述记载看，古弼确实也忠直敢谏，但他也不得不采取迂回曲折的方法。这充分说明，在封建社会，要想对皇帝进言是多么地艰难。
北齐的魏收因著《魏书》而知名于世。他的父亲魏子建是一位军功颇著的将军。魏子建十分迷恋围棋，但他有很强的自制力，从不因棋废事。据魏收《魏书·自序》言：
初，子建为前军将军，十年不徙，在洛闲暇，与吏部尚书李韶、韶从弟延寔颇为弈棋，时人谓为耽好。子建每曰：“棋于机权廉勇之际，得之深矣。且吾未为时用，博弈可也，及一临边事，凡经五年，未曾对局。”
魏子建以一介武夫喜爱围棋，被人讥评为“耽好”，可见他入迷之深在都城阁阳是很有名的。但他不仅仅是一个棋迷，而是从围棋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所谓“棋于机权廉勇之际，得之深矣”，即是说围棋对他人生处事、军事指挥都有莫大的好处，确是经验之谈。对于一个棋迷来说，五年未曾对局，其倍受煎熬的痛苦，正如烟瘾很大的人戒烟一样，不是“个中人”很难体会，他这种不因棋废事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南朝宋的几位皇帝，如武帝刘裕、文帝刘义隆、明帝刘或均酷爱围棋。史书中有关他们与大臣下棋的记载很多。
宋武帝刘裕年青时生活贫苦，酷爱赌博，曾因赌输，被京口大族刁逵缚在马桩上索赌债。当皇帝后旧习难改，竟然用官职与大臣赌博。据《宋书·羊玄保传》载：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为黄门侍郎，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与赌郡，戏胜，以补宣城太守……又徙吴郡太守。……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频受名郡。为政虽无干绩，而去后常见思，不营财利，处家俭薄。太祖尝曰：“人仕宦非惟须才，然亦须运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尝不忆羊玄保。”玄保既善棋，而何尚之亦雅好棋。
羊玄保因下棋，唾手而得宣城太守，在当时颇受士大夫的艳羨，影响不小。伹后世对这种拿官职进行赌戏的行为也颇有非议，例如明代冯元仲在其所著《弈旦评》中曾评论这件事說：“羊玄保围棋赌郡，弄臣也。”封建皇帝以天下为己物，视官职授受如儿戏，于此可见一斑。武帝刘裕自己喜欢围棋，爱屋及乌，对于下棋的朝臣就特别的宽容和宠信。羊玄保为官并无干绩，但刘裕“频授名郡”，很重要的原因即是羊玄保善棋，而得到刘裕的欢心、当时有一位御史中丞何承天，是历史上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何承天素好弈棋，颇用废事，刘裕不仅不加责怪，反而赐以局子（棋盘、棋子）。承天奉表陈谢，刘裕回答说：“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耶！”（沈约《宋书·何承天传》）。
刘裕说：“人仕宦非惟须才，然亦须运命。”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用人标准不是“任人唯才”。那么刘裕所谓的“运命”是怎么回事呢？从羊玄保、何承天的例子看，他们的运命完全是刘裕赐予的。试想如若刘裕不喜欢围棋，羊玄保、何承天还能受到宠信而官运亨通吗？刘裕的用人标准实际上即是另一种形式的“任人唯亲”。这种“任人唯亲”于朝政并无好处，但是于宋朝的围棋倡导却起了很大作用。羊玄保因善棋而颇授名郡，“士林艳之”，遂有许多人转而研究围棋，将围棋看作是做官的捷径，希图侥幸。其结果就是使宋朝的弈风大侣，出现了几位围棋高手，表明当时的棋艺水平有了普遍提高。
刘裕之后，文帝刘义隆也喜欢与羊玄保下棋。有一次文帝遣中使到羊玄保家，玄保问：“今日上何召我邪？”中使尚未回答，玄保的儿子羊戎就抢先说：“金沟清泚，铜池摇飏，既佳光景，当得剧棋。”（唐李延寿《南史·羊玄保传》）。看来玄保的圣眷依旧不衰，君臣日常弈棋为乐，一时传为佳话。
文帝时，朝中颇聚了几位围棋好手。除羊玄保外，尚有一品王抗、二品褚思庄、夏赤松以及何尚之等人。当时吴郡褚胤善棋，七岁入高品，及长冠绝当代。宋文帝曾说：“天下有五绝，而皆出钱塘。”即指杜道鞠弹棋、范悦诗、褚欣远模书、褚胤围棋、徐道度疗疾。惜乎褚胤命运蹇乖，竟因父罪连坐被诛。据《宋书·羊玄保传》载：
……胤父荣期与臧质同逆，胤应从诛。何尚之请曰：“胤弈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才获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与其微命，使异术不绝。”不许，时人痛惜之。
这一段记载表明，在南朝士大夫心目中，对围棋已相当推崇。褚胤棋艺“冠绝当代”，何承天正是出于爱才的心理，所以才请求皇帝敕免褚胤的死罪。何承天举出魏从犨的例子，即是将褚胤与魏犨相比拟。魏犨是春秋时晋文公重耳的佐命功臣，曾随重耳出亡十九年，后又帮助重耳返国夺取政权。可见在何承天的思想里，魏犨的佐命才干与褚胤的棋艺才能可以相提并论，甚至可以因之获免死罪。这种思想意识，南朝以前不曾有过，南朝以后也很难见到。说明围棋经魏晋两代的兴旺发展，到了南朝已经上升到一种“特殊”的地位。明确地说，在南朝的士大夫思想里，围棋艺术已经上升到可以和正统的诗书分庭抗礼的地步。
谢弘微，本名密，号曰微子。尝与叔父谢混及谢灵运等以文义赏会，谓之“乌衣”之游。晋义熙中谢混被诛，诏其妻晋陵公主改适，与谢氏离绝。公主将谢混家事委托弘微。宋武帝刘裕受禅后，公主降东乡君，得还谢家，田畴垦辟有加于旧，见者感弘微之义，至为流涕。宋初位黃门侍郎，迁尚书吏部郎，领中庶子卒。
谢弘微日常以围棋自适，至老兴致不减。《晋书·谢弘微传》中记述了一件有关他下棋的趣事：
弘微性宽博，无喜慍。末年尝与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势，后一客曰：“西南风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于地。识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岁终。
这一段记载生动地表现了南朝时期士大夫弈棋时的情景，就连客人“支招”，也颇带雅意。以谢弘微年届暮年、性无喜愠而论，他本不该为一点小事大动肝火，然而他“大怒，投局于地”，说明围棋的胜负确实牵扯人心，甚至也能改变人的脾性。
南朝宋明帝刘彧是一位典型的棋迷，他对围棋的嗜好，似乎比他的祖父刘裕、父亲刘义隆更甚。在这祖孙三代的大力倡导下，南朝的围棋活动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刘彧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他昏庸无能在棋艺方面也有所表现。据《南史·卢愿传》载：
帝好围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饶借帝， 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愿曰：“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
当时朝中有一位驾部郎，名叫沈宪，常与宋明帝下棋，有一次宋明帝高兴了，对沈宪说：“卿，广州刺史才也。”遂将沈宪补乌程令，甚著政绩，太守褚渊叹之曰： “此人方圆可施。”所谓“方圆可施”，大约指沈宪有随机应变的才干。沈宪固然是靠下棋讨好宋明帝而升官，但他政绩显著，因此还不能把他看作佞幸小人。问题是宋明帝的任人标准大有乃祖的遗风，仍旧是“任人唯亲”。由此一端，即可知宋明帝将朝政搞得一团糟，终至亡国，并不是偶然的。
宋明帝虽然是一个昏君，然而对南朝围棋的发展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即在朝廷设置了管理围棋的机构——围棋州邑。据萧子显《南齐书·王谌传》载：
明帝（即宋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王）谌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
从“围棋州邑”设有大中正、小中正、清定访问等职官分析，“围棋州邑”显然是正式的办事机构。其职权以及活动情况究竟如何，史料中并未留下记载。但其管理围棋方面事务的性质則是确定无疑的。“围棋州邑”的出现意义重大。首先，它的出现并非偶然的、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南朝围棋兴旺发展的必然产物。无可否认，宋明帝在其中也起到关键作用。其次，“围棋州邑”的设置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表明政府方面对围棋的重视和支持。
围棋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在封建社会里，皇帝以及政府方面的支持与否，对围棋的兴衰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故尔“围棋州邑”的设置，对于南朝围棋的发展，以及对于后世的影响都不容忽视。唐、宋两朝均在翰林院设置“棋待诏”这样的官职，若论承继关系，则与“围棋州邑”有相当的渊源。
宋明帝刘彧在位期间，所干蠢事非止一端。其中有两件事就是赐药杀死荣彦远的妻子和赐药令王或自尽，而这两件事又都与围棋有一些关系。
萧子显《南齐书·刘修传》载：
帝（宋明帝）憎妇人妒，尚书右丞荣彦远以善棋见亲，妇妒伤其面。帝曰：“我为卿治之，何如？”彦远率而应曰：“听圣旨。”其夕，遂赐药杀其妻。
这件事充分暴露了宋明帝的专横与残酷。夫妻不和原属常事，岂能因荣彦远善棋见亲，就赐药杀其妻呢？不近人情一至于斯！
关于王彧之死，《南史·王或传》载：
王彧字景文……名与明帝讳同，故以字行。……（上）遣使送药赐景文死……敕至之夜，景文政与客棋。扣函看，复还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变。方与客棋思行争劫竟，敛子内奁毕，徐谓客曰：“奉敕见赐以死。”方以敕示客……酌谓客曰：“此酒不可相劝。”自仰而饮之。
宋明帝为何要赐王彧死呢？原来王彧出身名门大族，累除尚书右仆射，权倾朝野。当时正值宋明帝疾笃，害怕自己死后，王彧门族强盛，将不利于刘氏子孙的皇位。所以赐药令王彧自尽，相随于地下。在宋明帝看来，这是为子孙百年大计而采取的措施，防患于未然。其实只不过是这位封建皇帝头脑愚昧无知的表现。王彧视死如归的超脱态度也很令人吃惊，明知要死，仍旧从容与客弈棋争劫，下完后又将棋子一一敛回盒内，然后方将毒酒一饮而尽。看来王彧对宋明帝是忠心耿耿，而他对围棋的嗜好也已达到生死不分的境界。
宋明帝死后，子苍梧王继位，内乱更加炽烈。一个不甚被疑忌的普通镇将南兗州刺史萧道成，在内乱中造成势力，灭掉宋朝，建立齐朝。齐高帝萧道成出身“布衣素族”（寒门），原来并没有夺取帝位的野心。宋明帝大杀宗室和文武大臣，以为自己的子孙可以永保帝业，事实恰恰是为萧道成开辟了帝业。
萧道成围棋下得很好，《南史·齐高帝纪》载：
齐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小字斗将，姓萧氏。……博学，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性宽，常与直阁将军周覆、给事申褚思庄共棋，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许易行。其弘厚如此。
从上述记载可知，齐高帝不仅棋好，棋德也好。所以才会出现周覆“乃抑上手，不许易行”的趣事。
围棋从宋朝到齐朝，丝毫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影响。羊玄保此时已经谢世，王抗、褚思庄等人依旧得到皇帝的宠信，他们不仅经常陪待皇帝下棋，而且也都升了官。这种现象从齐朝到梁朝，以及从梁朝到陈朝都是如此。宋、齐、梁、陈四朝存在的时间都不长，可谓变换频繁，但是对于围棋艺术却如一脉相承。这就保证了围棋的顺利发展。这固然表明围棋在南朝已经深入人心，但与南朝皇帝中普遍爱好围棋也有莫大的关系。
齐朝的官僚士大夫中，沉缅于围棋的也大有人在。《南史·谢弘微传》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谢<氵蘥>字义洁……仕齐累迁中书侍郎。卫军王俭引为长史，雅相礼遇，后拜吏部尚书。明帝废郁林，领兵入殿，左右惊走报<氵蘥>。<氵蘥>与客围棋，每下子，辄云：“其当有意。”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
齐明帝萧鸾废除郁林王萧昭业，是一场争夺皇位的激烈事变。身为吏部尚书的谢<氵蘥>，竟在齐明帝领兵入殿的紧要关头，依然与客围棋，无动于衷。其对围棋入迷的程度可谓深矣。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笃志好学，博通典籍。历仕宋、齐，累官司徒左长史，后助梁武帝登基，官至尚书令，封建昌县侯。他历仕三朝，熟悉旧章典故，又精通音律，诗作绮丽，与谢眺、王融诸人齐名，时号“永明体”，是当时文坛领袖群伦的人物。
前面所提到的朱异，年青时从家乡来到建康，沈约曾当面考试他，据《梁书·朱异传》载：
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塘人也。……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诣都，尚书令沈约面试之。因戏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达其旨，约乃曰：“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
沈约的话很值得注意，以沈约的身份和名望而说“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对士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棋书”与“文义”并列，而称“天下唯有”，不能不说是对围棋极高的推崇。这在南朝以前和南朝以后都是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沈约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棋品序》传世，其文曰：
弈之时义大矣哉，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道，动必适变。若夫入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支公以为手谈，王生谓之坐隐。是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虽复理生于数，研求之所不能；涉义出乎凡，爻彖未之或尽。圣上听朝之余，因日之暇，回景纡情，降临小道。以为凝神之性难限，入元之致不穷。今撰录名氏，随品详书，俾粹理深情，永垂芳于来叶。
沈约的这篇文字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不仅论述了围棋的精奥道理，而且叙及了汉魏以来围棋的兴旺发展，也谈到了梁武帝主持校订《棋品》的具体情况。“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争流，”这是一副多么生动的图画，深刻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围棋活动无比活跃的蓬勃局面。
梁简文帝萧纲，字世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同母弟也。天监五年，萧纲被封晋安王。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谓左右曰：“我梦与晋安王对弈扰道，我以班剑授之，王还，当有此加乎。”这一段记载见于李延寿《南史·梁简文帝纪》。昭明太子所说的“班剑”即指饰有花纹的木剑。汉制，朝服带剑，晋代之以木，谓之班剑。南朝也谓之象剑，以为仪仗。昭明太子梦见与萧纲弈棋，授以班剑，说明兄弟二人经常下棋，所以昭明太子梦中还念念不忘。
又据《南史·梁简文帝纪》，萧纲曾著《棋品》五卷。可惜久已失传，我们已无从窥见其内容如何。
相对于陈朝建立的时间，在我国北方同时出现了两个政权——北齐与北周。北朝的围棋自始至终不如南朝活跃，这是由于北朝先后都是少数民族政权，文化水平低于南朝。
北齐是鲜卑人的政权，但北齐的缔造者高欢虽自称是鲜卑人，实际上却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北齐的围棋要比北周活跃一些，但主要是在汉人之中流行。例如：北齐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李元忠传》，记载李搔“少聪敏，有才艺，音律、博、弈之属多所通解”。说明北齐当时，在判断一个人的才能方面，围棋仍是重要的标准。高欢的孙子高孝瑜棋艺水平不低，《北史·齐河南王孝瑜传》载：
河南康献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长子也。……容貌魁伟，精彩雄毅，谦慎宽厚，兼爱文学。读书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
覆棋不仅是个善于记忆的问题，一个不懂围棋的人是根本不能覆棋的。既使在今天，只有棋艺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可能覆棋。那么在北齐的时代，覆棋对于棋艺水平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大约在世祖武成帝高湛时期，北齐出现了一位棋艺家王子冲，“善棋通神”，并著有《棋势》十卷。这在前面已经提及。
北周也是鲜卑人的政权，域内的围棋似不如北齐活跃。宗室贵族中有一个宇文贵，历官太保、封许国公，颇好下棋。《周书·宇文贵传》载：
宇文贵字永贵， 其先昌黎大棘人也， 徙居夏州。……贵善骑射，有将率才……好音乐，耽弈棋，留连不倦。
像宇文贵这样“耽弈棋，留连不倦”，在北周的史料中可谓绝无仅有。北周围棋不昌，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原因尤其值得注意，即北周流行“象戏”（象棋的前身），而最高统治者也有意识地排斥围棋，提倡“象戏”。周武帝宇文邕，曾“废百戏”而制《象经》，据《周书·本纪》载：
天和四年，五月乙丑，帝制《象经》成，集百寮讲说。
宇文邕是一个比较英武的皇帝，有统一天下的雄心。他不但亲自撰制《象经》，而且还要“集百寮讲说”，显然是要大力推倡“象戏”。朝臣王褒为《象经》写序，周武帝看后称赞说：“引据该洽，甚见称赏。”著名文学家庾信写有《象戏经赋》献上，说：“臣伏读圣制《象经》，并观象戏，私心踊跃，不胜忭舞。”总之，朝廷上下一时掀起了一股“象戏”热。
周武帝为什么大力提倡“象戏”，现在已很难判断他的动机。大约“象棋”在北周流行，而周武帝本人也十分爱好的缘故，其中或许还含有在文化方面与南朝对抗的性质。从这一件事也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爱好，对朝野上下的爱好实有决定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