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民国时期的围棋著作、书谱
民国时期，围棋著作、书谱比清末有较大发展，日本名手的著作、对局逐渐上升为重点介绍内容。日本围棋理论、日本棋手等级制度、中日围棋交流状况、日本棋界动态等，开始成为中国棋手与棋艺爱好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从民国初期直至三十年代初，编译的日本棋谱主要有《日本第一国手棋谱》(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主要介绍道策等日本古代国手对局)，《新桃花泉》(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介绍日本围棋定式)，《东瀛围棋精华》(陶审安编译，介绍日本自19世纪以来的名局，由张澹如委托日本东京高桥印刷所刊印)，《布局详解》、《围棋布局研究》(日本布局著作，二书均由吴祥麟编译，上海共和书局出版)，《丈和弈谱》（即日本棋谱《国技观光》，上海文瑞楼重印)，《围棋布局要则》(胡检如编译，过旭初编校，江西建设厅图书馆发行)等。以上书谱，反映了当时所了解到的日本先进围棋技术，深受读者欢迎。其中，《东瀛围棋精华》一书选材较精，评解细致，又附有对局者简介，被公认为编译棋谱中的成功之作。
介绍中日围棋交流的棋谱有《问秋吟社弈评初编》(汪云峰评辑，1917年北京宣元阁印刷，选载日本高部道平与中国北方棋手的对局)和《中日围棋对局》(1919年上海有正书局出版，选载日本高部道平、长滨彦八等与我国南方棋手的对局，另附有少量顾水如留日时期对局)。这些棋谱将民国初期中、日围棋水平的巨大差距如实展示在读者面前，具有文献价值。可是，从二十年代直至抗战胜利间的大量中、日棋手对局，都从未系统整理，仅在报刊偶有披露，以致散失情况严重。
重刊中国古谱，在民国棋谱中也占有一定比重。其中，以上海文瑞楼印数最多，前后近30种，其中十之七八均是古代棋谱，在普及、宣传围棋方面起了作用。
围棋笔记、棋话是民国围棋著作中别具特色的一部分，较有影响的有黄铭功撰《棋国阳秋》(1917年罗湘黄氏刊本)，陶审安以“东篱轩居士”笔名发表的弈话(刊于二十年代《新闻报》)，胡先庚撰《绎志斋弈话》(刊于《小说月报》)，沈子丞编著《围棋丛谈》(附于沈著《围棋与棋话》中)，徐润周撰《近楼弈话》(刊于《围棋通讯》)。这类著作或记述耳闻目睹的棋人棋事，或介绍日本棋界动态，或选编地方文献、史书、说部中有关围棋资料，使读者对围棋常识有较深入的了解，也为后人系统研究棋史提供了材料。
另有上海徐去疾编著的《围棋入门》(1929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此书除阐述一般围棋着法外，还包括当时国内名手、中日围棋等级制度、传统围棋术语、古代围棋艺文的有关著录，堪称是一本比较全面的围棋知识教材。按著者自序，此书脱稿于著者旅欧期间，曾被译为意、英、法文字在欧洲发行，直至著者归国后始在国内付印。据传，这是我国第一册译为西方文字的围棋著作。
民国期间，部分地方棋会、棋手曾编印定期围棋刊物，这对围棋普及、提高无疑有重要意义，但因多种社会原因，鲜有能维持一年以上的。例如：1922年“成都围棋俱乐部”发行我国最早的定期围棋刊物《弈学月刊》(由邓元鏸等编)。在此刊发行后不到半年间，“成都围棋俱乐部”就曾三迁会址：1922年1月设于“总府街福建会馆内”，同年4月迁至“冻青树上全堂南间壁”，旋又迁至“丁公祠三友轩”。仅此一端，就可断定在创办刊物时困难重重。因此，仅发行1年12期。
1937年1月，上海“中国围棋社”编印《中国围棋月刊》(由刘于长、沈伯乐编辑)创刊，曾在南京、北京、杭州、汉口、成都、重庆、沈阳、太原、福州、厦门等全国20个大、中城市出售，一时颇具声势。可是前后仅见7期，就此戛然而止，显然受到了抗战全面爆发的影响。
1948年4月，上海棋手胡沛泉、余世浚发行《围棋通讯》，每月1号，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计12号，每号不足10页。这是民国时期最后发行的围棋定期刊物。
此外，抗战前夕北京的“北平围棋会”，建国前夕的“中国围棋会重庆分会”均曾发行围棋特刊，但期数更少，影响亦小。
以上围棋刊物虽然发行时期短暂，无法反映民国围棋发展的全貌，但因民国年间报刊盛行，而围棋信息又是读者喜闻乐见的内容之一，所以客观上保存了部分围棋资料，也多少弥补了棋谱、刊物的不足。这些报刊有民国初期至二十年代后期的《时报》、《时事新报》、《生报》、《新闻报》、《北京晨报》、《小说月报》、《雅言》、《艺观》；三十年代前后的《大公报》、《商报》、《前线日报》、《无锡日报》、《新春秋》；三四十年代的《庸报》、《铁道杂志》等，都曾采用各种形式宣传围棋。其中，如三十年代上海张恒甫等选送报刊登载的《豳风·围棋栏》就具有采摭面广(除介绍中日名手对局外，还选载少量德国棋手的对局)，选谱、评谱质量较高，又经常登载上海及各地围棋活动信息等特点，具有文献价值，对当时棋界也广有影响。
民国时期发行的书谱(包括报刊围棋栏)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一般棋谱印刷比较粗糙，又限于水平，在编辑方法上也存在次序凌乱、内容贫乏等很多问题，说明当时棋艺出版事业仍处于落后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