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军、政、文艺界人士与围棋
民国时期，围棋所蕴含的丰富哲理及辩证法已逐渐为人们(主要指知识界及上层社会人士)所认识，民间棋艺交流有所发展，不少政治家、军事家都爱好围棋。围棋活动的普及面明显超过了晚清时期。
辛亥革命前后，不少中国人旅居日本(包括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志士)，他们与日本人民共同生活。中日习俗素称“千里同风”，而围棋更是两国人民所共同喜爱的。因此，当时中日人民之间“以棋会友”的现象肯定比较普遍。
例如，辛亥革命前驱黄兴就常在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宅对局。准确的记载，见宋教仁《日记》所述。1907年3月间，黄兴就与一位名古河的日本友人对局，双方热战多时，而宋教仁则在一旁看得人了迷。这虽然仅属业余棋手之问的切磋，但也可见中日民间围棋交流有着长远的历史。待到第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再次避难日本。此时，他奔走日本、美洲之间，在日本时间短暂，但还忘不了学围棋。据日本濑越宪作回忆，约日本大正四五年间(1915一1916)，黄兴曾向濑越(当时四段)学围棋，同时前来的围棋爱好者还有胡汉民、张静江、戴季陶等著名中华革命党人(见1942年日本《围棋俱乐部》濑越宪作口述》)。
胡汉民与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中棋艺最突出者。据《围棋入门》载，民国4年(1915)，张静江投奔日本，寄居热海，此时在东京的胡汉民也前来热海相会。在连续四五天内，双方除寝食与沐浴温泉外，一枰相对，鏖战不休，称一时劲敌。张静江曾受到当时日本四段棋手长滨彦八的指导，棋艺达到日本高部道平让3子的水平。二三十年代间，他在上海私宅举办棋会，招来了不少棋手。
以上只是国民党中较有代表性的几位，当时军政界围棋爱好者自然不止此数。如：孙中山、宋教仁、许崇智、李济深、戴季陶、褚民谊、许世英、程天放、周至柔、陈绍宽、宋希濂、蒋经国、陈立夫等，对围棋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中，段祺瑞爱下围棋颇有名气的。早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问，段的周围已聚有一批棋客不时对局。日本高部道平屡次访华，多数是在他的接待下与中国棋手进行交流的。自民国初期至三十年代他的府邸棋手往来不绝。综观段的一生，无疑是个军阀头目，但以他的权势地位，在保护旧中国围棋事业上起了一定作用。另外，北洋政府财政部长王克敏、邮传部大臣杨士琦，清十代肃亲王、入民国后任民政大臣的善耆等，亦爱好围棋。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亦能围棋。1934年他任伪“满洲国皇帝”时，曾观战木谷实、吴清源对局，并作了记录。
当清末民初间，能围棋的还有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狄葆贤。其中以狄葆贤提倡围棋最力。他曾创办《时报》及有正书局，多次刊印介绍日本先进围棋技术的对局与书谱。
此间，著名画家任伯年、傅抱石、吴友石均曾以围棋对局为题材作画。书法家于右任曾为围棋书谱《东瀛围棋精华》题签。画家黄宾虹对围棋尤有兴趣，他写过一篇《棋理与画理》，称：“棋逢敌手，黑、白之中略分上下，全局生活，筹画均匀，中有势、有联络、有劫、有补、有双关、硬断等法，全与画理处处相关……”认为熟悉棋理对洞察画理颇有裨益。
土地革命战争至抗日战争时期，围棋在物质供给十分困难的解放区扎下了根，并有逐渐旺盛的趋势。尤其是新四军中，很多领导干部都是围棋爱好者。
革命领袖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用围棋战略战术来比喻战争。例如，1938年5月，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写道：“……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通过这类论述，不但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围棋与战争的某些独到见解，而且也说明当时懂得围棋知识的党内干部为数不少。
据了解，在老一辈革命家中，如朱德、李立三、陈毅、贺龙、薄一波、黄克诚、方毅等很多领导干部都会下围棋。而陈毅则是其中提倡围棋活动的代表人物。
作为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陈毅在战争年代建立的功勋是人所共知的，他又多才多艺，即使在体育方面也有着广泛的兴趣，但他长期以来最喜爱的却是围棋。
1919至1921年间，陈毅赴法国勤工俭学。当时他还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棋艺已有基础。此后，在戎马倥偬的南征北战中，他随身总带有一副围棋。每当作战部署以后，他往往利用间隙，一枰相对，从容手谈。
据当时新四军组织部副部长张凯回忆，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毅担任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在他的提倡下，新四军的围棋活动日益兴盛。待到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军部领导如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彭康，新华分社社长范长江，调研室主任胡立教，敌伪工作部部长刘贯一、副部长李亚农，除奸部副部长刘国斌等，都爱好下围棋。各个师部领导下围棋的也很多。较突出的如第一师师长叶飞、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张劲夫、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政委邓子恢、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等。
曾担任陈毅机要秘书的陶旭斌及梁膺庸代部长等回忆，1945年冬，新四军和山东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陈毅担任军区司令员。接着，展开了为时3年的解放战争。此时，陈毅作为卓越的军事家，他善于将打仗的道理运用到围棋上来，也常用围棋的战略战术去阐明军事的道理。如他对部下分析战争形势时，称围歼敌军为“大包围”、“吃大龙”、“穿插分割”等；而当围棋对局时，又将打劫称为“反复争夺”，做眼称为“建立根据地”。将军事术语和围棋术语形象地通用起来，使各级指战员感到了亲切与鼓舞。1943年一次战役胜利后，陈毅和邓子恢饮酒对弈，兴之所至，吟出了一首七绝诗：“围棋花下镇日闲，君醉起舞我欲眠。风动落英香满座，拈花微笑意陶然。”
战争年代，由于新四军中下围棋的人不断增多，有些警卫员、机要员也渐渐成了围棋迷。可是部队中棋具有限，远不能满足众多爱好者的需求，有时只能画纸为盘、席地而坐，另拣些彩色石子或是黄豆、玉米来充当棋子，甚至还有利用红白蜡烛油来制造棋子的。这种特定条件下的对局，也别有一番情趣。
国家体委至今还藏有一副陈毅在新四军用过的围棋，这是一位开明士绅邹鲁山在1941年间赠送陈毅军长的。当我们面对这副“将军棋”时，就会联想起陈老总——携带着它出入在硝烟弥漫的战地上的英武形象。
此外，抗战初期晋绥解放区围棋活动也有一定基础。如当时任青年抗战决死队一纵队政委的薄一波，任晋西北行署主任、新军总指挥的续范亭，任120师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长的周士第等，均是围棋爱好者。在他们的带动下，不少干部都先后学会了围棋，对局气氛十分热烈。
民国时期解放区及新四军中围棋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这与中共中央领导特别是以陈毅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尽管当时解放区及新四军所在地在物质条件方面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城市还不能相提并论，但有这么多革命干部理解围棋、热爱围棋，那末，随着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围棋走出低谷已经是早晚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