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围棋活动场所及竞赛
民国时期，由于没有国家创办的大型棋社、棋院，茶楼(馆、室)、棋会(社或俱乐部)就成为棋艺爱好者的主要活动场所。凡围棋普及面较广的地区，这类茶楼、棋会也相对地比较兴隆。成为不同层次的围棋爱好者聚会的中心。
茶楼面向群众，来客不论棋艺高低，均可出入茶楼观摹或对局。有时，知名棋家也坐镇茶楼设擂或下指导棋。但茶楼是以供应茶水为主要营业形式的，很难避免来人过于庞杂的现象。利用围棋进行赌博的情况也很普遍。而且茶楼一般基础薄弱，无论人事变迁还是营业亏损，都可能导致茶楼的倒闭或改业。可是，多数围棋爱好者正是通过在茶楼中的长期切磋，才逐渐步人高手的行列。
民国时期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棋风较盛，这类以接待围棋爱好者为业的茶楼也自然座无虚席。茶楼或设于市区通途，或借用公园建筑一角，或选择风景地区，尽可能为棋手提供适宜于切磋棋艺的环境。其中在民国初期知名的有：北京武进馆一带的“心余弈社”；上海广东路一带的“文明雅集”，上海城隍庙一带的“乐圃阆”、“玉液清”、“春风得意楼”、“四美轩”；南京秦淮河文德桥一带的“得月楼”等。二三十年代间知名的有北京宣武门外的“海丰轩”，东安市场一带的“德昌茶楼”，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什刹海一带的“东和顺”，西城的“会友轩”；上海有福州路一带的“天蟾茶楼”，南泥城桥一带的“龙国茶馆”(见《象棋报·秦淮画舫棋坛沧桑》)。四十年代北京有西城一带的“白塔寺”，东四一带的“益茂大院”；上海有重庆北路的“凌云阁”，金陵西路与钜鹿路交汇处的“品芳茶楼”；无锡有属三阳一部分的“长兴茶楼”；重庆有临江门一带的“世盛斋围棋茶座”等。
棋会(社或俱乐部)的情况比较复杂，根据其性质与形式，大致可区分为由地方棋手联合组织的棋会与私家棋会两类。
地方棋手联合组织的棋会，主要由热衷于提倡围棋活动的地方人士自发组成，与会者一般棋艺已有基础，对局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外来干扰，有时会内还订有会规、章程，标明会员的棋力级别与升降条件，甚至还有明确的棋会“宗旨”。这虽然仅是在小范围内开辟的围棋阵地，但在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使长期任其自流的围棋爱好者凝集成一种“团体”，对地方围棋活动的开展肯定具有促进作用。例如：1922年由邓元鏸、陈覆悦等与成都地方棋手共同创办的“成都围棋俱乐部”，三十年代初过惕生与武汉地方棋手共同创办的“中华围棋社”，1931年薛汇东聚集无锡地方棋手在城中公园池上草堂创办的“无锡围棋社”(见1983年《无锡文史资料·无锡围棋史话》)，三十年代中期南京公务人员在南京香铺营创办的“公余联欢社围棋组”，杨寿生聚集苏州地方棋手在苏州贝氏义庄狮子林成立的“狮子林消夏弈社”，抗战前夕崔云趾、过旭初等组织北京地方棋手创立的“北平(京)围棋会”，上海尹澄宇、余孝曾等在汉口路创办的“中国围棋社”，上海棋手在贵州路一带创办的“知音集团棋部”，袁裕成、胡汉波等在蚌埠组织地方棋手创办的“公余围棋社”，抗战时期刘棣怀等联合重庆地方棋手在临江门一带创立的“中国围棋(总)会”，过旭初在安徽屯溪联合地方棋手创办的“东南围棋会”等，均属于这一类。
私家棋会，所指范围很广，它除了由知名棋手主持的棋会、棋社(如三十年代吴祥麟在上海创办的“听秋弈社”，王子晏在上海创办“正风弈社”等)外，还包括由围棋爱好者组织、承办的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围棋交流活动。多数被安排在私人住宅或单位余屋进行，由于举办者财力、社会地位及对围棋支持程度的不同，棋会的规模、影响也大小悬殊。较小型的或仅是少数几人的聚会，如1948年间，上海围棋爱好者徐润周、李德之、赵云浦、陆成爻等曾采取轮流坐庄形式，每星期日邀集名手到私宅对局，同时召集三五同好观摹，就被称为“星期棋会”(见《围棋通讯》)。财力雄厚而影响显著的如：1919年前后，任中国银行总裁的王克敏在北京石老娘胡同私宅举办的棋会，因条件优越，曾先后延聘日本棋家广濑平治郎、秀哉、高部道平、濒越宪作、岩本薰等莅会交流(见日本岩本薰《支那漫游记》及1942年日本《围棋俱乐部·话说中国棋界》)。与此同时、富豪李律阁在北京大方家胡同私宅也设有棋会，不时接待中、日围棋高手前来对局，成为当时北方棋手交流的场所之一。影响更大的棋会甚至足以左右所在地区的棋界盛衰。例如：民国前期由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先后在北京西堂子胡同、府学胡同、吉兆胡同等私宅举办的棋会；南方实业家张澹如先后在上海福熙路、萨坡赛路私宅创建的“上海围棋研究会”。这类棋会的主持者不仅有足够的财力支付与会名手赏金、聘金，使棋手生活得到暂时的安定，而且还能不时邀请日本棋家来访。以至当时海内高手多数都与段、张两家往来，客观上促进了北京、上海两地棋界的繁荣。
上述各种棋会，规模与活动形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它们与旧中国的茶楼一样，都很难长期坚持。例如三十年代兴起的“公余联欢社围棋组”与“无锡围棋会”已经具有规模，经常开展交流活动。可是，待到1937年抗战爆发，顿时棋友星散，棋社无形瓦解。即使如段祺瑞把持的棋会(段1933年由天津移居上海，棋会又曾兴旺一时)，延续至1936年11月段病殁后，棋会也自然消失。当时报道：“现在我们围棋高手们自段合肥(祺瑞)一瞑不视之后，惶惶然有曙后孤星之感。”(引自1938年陶菊隐《从下棋讲到做人》)可见仅靠少数人的财力物力维持棋会，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它们也无法改变“一曝十寒”的中国棋手的实际生活状况。
民国时期的围棋竞赛，主要由棋会或棋手自发组织，因此多数只在市、县以内的小范围内进行。三十年代初期，一度出现如“苏(苏州)锡(无锡)围棋联欢会”等跨越地区的棋会之间的对抗赛。水平较高的当推1935年6月在南京举办的“京(南京)沪(上海)埠际杯赛”。当时南京、上海两地名手顾水如、刘棣怀、冯震、过惕生、张恒甫、朱叔庄、宋温善等均登场角逐，这样颇具声势的比赛在民国时期是相当罕见的。待到抗战前夕，南京“公余联欢社”负责人又曾筹备大型全国围棋比赛，终因时局陡变，未能实现。所以，民国时期的竞赛始终属于中、小类型．不易引起人们的注目。而真正受到重视的对局当推著名棋手之间与声誉相关的对局或升降棋。如1927年问顾水如、王子晏对局，1929年冬刘棣怀、王子晏对局，1941顾水如、魏海鸿十局等。
从茶楼、棋会、竞赛等方面情况分析，民国围棋显然还处于落后的状态。但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围棋活动却能如此绵延不断、屡废屡兴，这除了它本身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外，广大民众间无疑蕴有支持围棋活动的巨大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