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在时代剧变的同时，中国围棋也正进行着除旧布新的变革。清末、民初间，正值中国围棋的传统“旧法”(置有“座子”的旧式棋法)与“新法”(废除“座子”的现代棋法)交替的时期。随着中日棋手之间的接触交流，在棋界掀起了一股学习日本棋艺的新风。在提高棋艺方面，生活在这一特定时期的中国棋手不仅有与日本棋家交流的机会，又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日本棋谱可资借鉴，比单纯效法古谱的清末棋手肯定有利得多。所以，民国期间中国围棋水平比清末有所提高，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出于复杂的社会原因，民国围棋进步的速度仍相当缓慢。
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此时中国人民并未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国家也没有获得真正的统一。在前后近40年的民国时期，内战、外战、大小军阀混战蜂起。这样多变、多难的时局势必严重影响包括围棋在内的各种文化、艺术的发展。因此，尽管民国棋手已接触到比较先进的棋理，又对围棋振兴怀有强烈的愿望，然而，处在这样特定的时代环境中，他们的才智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旧中国政府也从未为提高围棋水平创造必要的条件。以下展示的民国棋界状况，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经济收入方面，民国棋手主要靠“赌彩”、“帮彩”与传授棋艺。这种相沿已久的旧生活“模式”虽然也促使他们比以上层文人为主体的清末棋手重视棋艺进修，但此时民贫国匮，单纯以艺谋生，将显得十分艰难。所以多数棋手仍要兼有它职，才能维持温饱，一旦时局变化，他们还要为衣食走南串北。由于生活得不到保障，决定了棋手社会地位的低下，也严重妨碍了民国围棋的进步。
民国时期没有全国性的围棋组织，也没有由国家机构创办的棋社、棋院。重要围棋交流通常只能在供来客对局的大小茶楼(馆、室)与棋会、棋社(包括由地方棋手联合组织的棋会、棋社，私家举办的棋会，棋社)等场所进行。这类茶楼、棋会属于私家经营，基础比较薄弱，一旦遇到实际困难，就随时可能倒闭。但在漫长的旧中国时期，它门就是中国棋手切磋棋艺的基本阵地。
民国年间知名棋手主要聚集在大型城市进行交流。因为大城市不仅是文化、经济的中心，而且拥有多层次的棋艺爱好者，棋手在这里也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可是，知名棋手都走向大城市，中、小城市的棋手就难免囿于见闻，不利于地方围棋活动的开展。这一现象，直到三十年代后才稍有改观。但就全国而言，围棋普及的程度仍十分低下。
民国时期从未举办全国性围棋竞赛，以致不同地区的棋手很少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到了三十年代中期，由于地方围棋组织不断增多，围棋活动比较频繁，开始进行跨越地区的城市之间的围棋比赛，并有进一步向全国性围棋竞赛发展的趋势。旋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各地棋友星散，组织大型比赛自然更无希望。
民国时期出版的围棋书谱与有关著作种类繁多，大致分编译日本棋谱、介绍中日交流对局、翻印古谱，以及围棋笔记、棋话等，涉及面相当广泛。另外，由于民国时期报刊盛行，为宣传围棋提供了方便；少数围棋组织还出版围棋定期刊物，受到读者的欢迎。可是，不论报刊围棋栏或是定期围棋刊物，都因社会动荡，无法长期坚持。
在民国时期，只要时局相对稳定，围棋活动就呈现上升的趋势。例如：二十年代前期的北京，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三十年代中期的上海、南京，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等，都曾在短暂的安定环境中涌现许多名手和大小围棋组织，也冒出一些才能出众的青少年棋手。足见在广大群众中对开展围棋活动蕴有很高的热情，民国棋手也为推动围棋的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可是，在政治腐朽、民生艰难的旧中国，这样的“兴旺”终究不能长期维持。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国内仅有少数棋手达到专业四段的棋力，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
第一节 中日围棋交流
民国建立直至四十年代初期，来访我国的日本棋手络绎不绝，其中，除少数属于旅游性质或在中国侨居外，多数均由我国棋界支持者聘请前来。通过棋艺交流，加深了两国棋手之间的友谊，也促使中国棋艺不断提高。据现存资料作不完全统计，除高部道平从1909年至1924年间屡次来访外，还有十几位日本棋手来访。
影响较大的来华访问有：
1918年，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邀请日本名手广濑平治郎(六段)访北京，广濑的弟子岩本薰(初段)亦随同前来(见日本林裕《大正围棋史年表》)。翌年，广濑与岩本薰又同访上海，当时上海名手张澹如、潘朗东、吴祥麟等与广濑对局被让3子，与岩本对局被让先二，可见此时我国围棋水平仍然低下。
1919年5月，日本濑越宪作(五段)来青岛漫游，因由驻华日本某军官的介绍，濑越前往北京，受到段祺瑞的接待。濑越在京与中国棋手汪云峰、伊耀卿、顾水如等屡次对局，濑越归国后，发表《支那之棋界》，对近代中、日围棋交流经过，中国棋界支持者与知名棋手，中日围棋规则的差异均有阐述。此后，濑越长期留意中国棋界动态，接连发表了《中国棋界之现状》、《西车南船游记》、《访问中国》等多篇文字，热情宣传中国围棋的进步。
1919年秋，段祺瑞与当时财政总长王克敏集资聘请日本名人本因坊秀哉来访。秀哉到北京后，除与濑越宪作下了半局表演棋外；其余均下让子棋。随后秀哉又应南方名手的邀请，来到上海。这是民国时期日本“名人”唯一的一次来访。从现存记录来看，当时中国名手善耆、顾水如、潘朗东、何星叔及段祺瑞等均被秀哉让3～4子。据日本《名人·本因坊秀哉》记载，秀哉于9月27日离日本来访，11月24日归国。
1920年夏，日本加藤信(五段)来访上海，南方名手范楚卿、潘朗东、方金题、何星叔、吴祥麟、唐善初、王子晏、刘俨廷、宋怀仁等先后受到他的指点。
1921年春，日本铃木为次郎(六段)经新加坡来到上海，在张澹如宅居住一月有余与上海棋手张澹如、何星叔、潘朗东、吴祥麟、王子晏、陶审安等广泛交流。上海名手陶审安奉铃木为师，经常向他请益。铃木归国后，仍与陶继续书信往来，双方曾就古代“围棋十诀”的内容进行反复研讨，并试行文字上修饰与订正(见《东瀛围棋精华》、《围棋》)。
二十年代初、中期，日本棋手赤岩嘉平(三段)、安藤馨(三段)、山平寿(四段)、都谷森逸郎(五段)等先后在上海交流。此间，中国王子晏棋力剧增，他与日本棋手对局中获得很高胜率(见胡沛泉《围棋纪录·故王子晏对局自留棋稿总统计》)。
1926年8月，日本岩本薰(六段)、小杉丁(三段)来访。8月20日，岩本薰在北京富户李律阁宅与年仅12岁的中国少年吴泉(清源)对局。吴在初让3子的条件下战胜了岩本，改让2子后，吴少年始以微差致败。3天后，岩本薰又在李律阁宅让汪云峰及刘棣怀2子对局，岩本战胜了汪云峰，但负于刘棣怀。顾水如、王子晏、刘棣怀、吴清源等棋手的涌现，证明中国棋界已逐渐换上了一代新人，岩本薰归国后，发表《支那漫游记》一文，记述了与中国棋手切磋的实况。
1927年冬，日本井上孝平(五段)前来北京与此时已有“神童”之誉的吴清源对局，初由井上让吴清源2子，连弈2局，井上均因形势被动打挂。于是井上主动提出将棋分改为让先。继而再弈3局，双方1胜、l负、1打挂。井上局后，对吴清源的棋才惊叹不止，发表感想说：“他(吴)已知道日本人所弈的棋形，而且隐约看出他有改进日本棋形的迹象。”这无疑是对吴少年棋艺才华的高度评价。由于岩本薰、井上孝平等日本棋家归国后广泛宣传，吴清源的才能终于引起中、日棋家的关注。
1928年9月，日本濑越宪作派遣他的弟子桥本宇太郎(四段)前来北京，进一步考察吴清源的棋力，结果吴清源执黑2局连胜。同年lO月，在中外友人的协助下，吴清源东迁日本深造，后来终于成长为名满天下的大国手。
1929年7月，日本濑越宪作(七段)、桥本宇太郎(四段)来访上海，与上海棋手张澹如、吴祥麟、潘朗东、王子晏等切磋棋艺。此间，王子晏执黑对桥本的一局棋弈了3天，费时15小时以上，始以和局告终(见濑越宪作《西车南船游记》)。
1930年7月至8月，日本筱原正美(四段)、小杉丁(四段)来访上海。上海上场棋手有王子晏、潘朗东、刘棣怀、魏海鸿、陈藻藩、张澹如等，阵容相当雄厚。对局虽然均由中国棋手执黑先行，但日双方竞争激烈，胜负之数往往在毫厘之间，而屡次出现一局棋连弈两三日的现象，可见中国一流棋手已对日本四段棋手构成威胁（见日本小杉丁、筱原正美《中华棋坛访问记》）。
1934年5月至7月，日本木谷实(六段)、吴清源(五段)、安永一(日本棋院编集总长、当时四段)、田冈敬一(当时初段)来访上海、无锡等地。此时木谷与吴清源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由他们共同创造的“新布局”风靡一时，对中国棋界也有巨大影响。我国名手顾水如、刘棣怀、魏海鸿、王幼宸、雷溥华、张澹如、张恒甫、沈君迁等先后登场。其中刘棣怀、顾水如曾执黑战胜安永一，魏海鸿在被让2子时曾胜木谷实，但在被木谷、吴让先的对局中全部败北。这一战绩，证明当时中国棋手尚不具备冲击日本一流棋家的实力。
1942年10月，日本濑越宪作(八段)、吴清源(八段)、桥本宇太郎(七段)、井上一郎(四段)一行来访，曾与上海、南京及北方南下棋手交流。此间正值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尖锐，但懒越一行访问期间曾向部分中国棋手赠送“段位”，对中国棋界产生了影响(见桥本宇太郎《日华手谈》)。
民国时期，原先一直在低谷徘徊的中国围棋终于摆脱了传统着法的束缚，提高了艺术境界，这与日本棋手的来访、指导，以及日本先进围棋技术的引进，有着紧密的联系。当然，由于民国时期国情复杂，少数日本战争罪犯曾违背人民意志，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极其严重地破坏了包括棋手在内的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交往。尤其是1937年至1945年间，这是中、日交流史上“只留下流血和破坏的最坏的八年”(引自日本滕加礼之助《中日交流二千年》)。此间，沦陷地区虽然也曾出现以伪政权名义建立的棋院，如1941年在伪“满洲国”新京(长春)成立的“满洲棋院”，1943年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华北棋道院”，以及在青岛、鞍山、汉口、开封等地先后设立的“支部”或“俱乐部”，实际上这都是些受日伪操纵的围棋组织(见日本1942年版《大手合精选·棋界一年》、日本林裕《围棋百科辞典》等)，其目的也不在于宣扬棋道。但从长达两千年的中日交往史来看，唯有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围棋在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与沟通情感方面，无疑起有积极的作用。围棋由中国传向日本，反过来中国棋手又向日本棋手学到很多有益的棋理与知识，这对中国围棋的发展与围棋走向世界，都具有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