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废除“座子”——中国围棋的重要改革
高部道平的来访，震动了中国棋坛，对敏感的知识分子阶层，尤其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也引起人们的忧虑、反思。改变中国围棋的落后状况，此时已刻不容缓。
另外，通过枰场竞技，迫使中国棋手不得不怀疑传统着法是否能一成不变地适用于现代。宣统年间，李子干在《咏棋十绝》中就曾写下：“古法拘泥计本疏，兵情顷刻不相如。赵家十万长平骨，误在将军读父书!”这正是目睹中日棋手对垒后深有感触的痛切之作。名手张乐山的棋友黄铭功更是大胆地提出：“棋法自范西屏而精，亦自范西屏而始坏。”认为后来棋家唯有“大抉其藩篱”，才能使中国围棋飞跃到崭新的高度。中国棋手在迭遭惨败之后，能领悟长期奉为经典著作的“古法”也有不足法的地方，甚至敢于对“棋圣”之艺作出新的估价，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中国古谱着法既然不行于时，那末，引进日本先进围棋技术，学习日本棋理棋法，才是此时提高中国围棋水平的唯一捷径。“礼失若援求野例，未妨俎豆本因坊。”（见黄俊《弈人传·刘叔通诗》）正反映了中国棋手迫切希望掌握日本棋艺技术的心理。但是，长期以来，中、日围棋着法、规则不尽相同，其中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关于“座子”问题。
“座子”，指中国古代围棋在开始对局之前，规定要先在对角“星”的位置上固定放置黑白各两个子，它又称“势子”、“角子”或“雅”。其中“雅”字起源甚古，音义与“岳（嶽）”同，表示中国古代曾经附会地将棋盘象征大地的传统观念。大地上的“岳”不可动摇，棋盘上的“座子”自然也固定不移。这一规定，流行中国前后至少不下2000年。而在日本，约16世纪永禄年间（1558—1569），“座子”已废除不用。清人黄遵宪《日本国志》在记述日本棋事时称：“惟行棋而不行雅”，就注意到日本与中国在围棋对局时的主要不同。
中国围棋在“座子”流行的漫长岁月里，无疑创造过许多足以传世的佳局。可见，随着围棋艺术的不断发展，“座子”的设置却使围棋的边角变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影响了围棋战略战术的发展，更不利于中国棋手掌握日本围棋技术。《棋国阳秋》称：“日人对弈，不置角（座）子，即其破陈式之道。华人与之对局，古谱公式，废然无所用之。”正说明此时废除“座子”已势在必行。
当然，要让“座子”从此淘汰，还须经过一个择优而存的比较过程。即先从与日本棋手交流过的中国名手之间试行，然后在棋界逐步扩大影响，最后通行于国内。
从现在棋谱资料分析，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1），我国名手已开始废除“座子”的探索性对局。如宣统年间李子干编印的棋谱《手谈随录》中，共刊登清末棋手对局130余谱，其中就有陈子俊与丁礼（理）民废除“座子”分先两局。在全书中，这两局所占比重虽小，但已说明此时“座子”的权威已被动摇。（丁、陈都是最早与高部道平交流的中国棋手，由他们率先进行尝试，是合乎情理的。）遗憾的是，这两局棋虽有可能是现存我国棋手最早废除“座子”的实战谱，付印时间也最早，但没有注明对局的准确日期。
舍此之外，在吴祥麟、黄瀛仙合编的《周小松受子谱》中，刊有张乐山与吴祥麟在上海对弈10局，均由吴先走。在这10局中，采用每两局中一局置有“座子”，一局废止“座子”的对局形式。据记载：张乐山1910年10月在南京迎战日本高部道平，然后前来上海与吴祥麟对局，1912年病殁。因此。这10局无疑弈于1910年底至1912年间。时间更准确的还有陈子俊、吴祥麟对子6局，亦载于《周小松受子谱》，其中4局废除“座子”，2局列有“座子”。据吴祥麟记载，这6局弈于1911年，即清宣统三年。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间大型城市的中国名手已在比较中、日两种不同对局形式的优劣。约经五六年后，废除“座子”的对局已占有绝对优势，终于通行于棋界。这是中国围棋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它始于清末，完成于民国初期。
随着传统“座子”的淘汰，不久，关于“还棋头”的规定也逐渐废止，让子棋应还子数也起了变化。但这类规则上的变动与“座子”的存在与否相比，就只能算是细节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