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高部道平访华——中日近代围棋交流开始
清代末年，当中国围棋节节下降的时候，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围棋活动正在蓬勃兴起。中、日围棋的一衰一盛，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
围棋自我国传人日本后，长期以来深受日本人民喜爱。早在距今400年前，日本已完成了废除围棋“座子”的重大改革。待到16世纪，日本丰臣秀吉(1536—1598)、德川家康(1542—1616)相继执政，对优秀棋家赐于世袭俸禄，使他们有条件心无旁骛地钻研棋艺，开创流派，传子授徒。从此，日本围棋在多组织、多流派的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中不断提高发展。到了19世纪明治维新以后，秀甫、秀荣、秀哉先后执棋界牛耳。“方圆社”、“本因坊”两大围棋门阀英才辈出，日本围棋水平已远远超过了中国。
事实上，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对日本人民酷爱国棋的情况也并非全然无知。在清末以前，两国围棋爱好者已进行过多次接触，从中国《杜阳杂编》、《旧唐书》到日本《三代实录》、《怀风藻》等多种古典文献中，都散出有关于双方围棋交往的轶事。明代李言恭、郝杰在《日本考》中，甚至还扼要介绍了部分日本围棋术语，足可证明此时中国学者对日本围棋已作过并非泛泛的观察。及至晚清时期，少量日本、琉球棋谱已经输入我国，当时棋谱编印家认为“中山(指琉球)、日本，皆我同文”(见《寄青霞馆弈选•凡例》)，加以收藏、翻印。但此时处于自足状态的中国棋手对海外来谱早有先入之见，并不认为其中有可资借鉴的内容。由于历史的(如清王朝的闭关自守政策、日本幕府时期的锁国政策)、地理的、民族的(如习俗、语言等)各种原因，两国棋手彼此之间始终缺乏应有的了解，棋手的交流也迟迟未能实现。。
光绪年间，学者黄遵宪在1887年写成的《日本国志•礼俗志》中已提到：“(日本)围棋最多高手，豪富子弟、风雅士夫，无不习之者……”接着，到了光绪后期，旅日华人中也出现了以棋会友的围棋爱好者，民间的围棋交往渐渐频繁。可是，上述这些交流，或没有留下实战纪录，或仅属于业余爱好者之间的相互切磋，不能用以判定两国围棋水平的高下。而真正两国棋手等级的较量，始于高部道平来访。
高部道平(1882—1951)生于日本东京，17岁入日本“方圆社”深造，曾先后师事名手岩崎健造与日本本因坊秀荣，22岁获四段称号。27岁时，他参加日本围棋组织“围棋同志会”。接着，他开始了足以辉煌弈史的漫游，走向朝鲜、中国……
1909年间，高部道平来到保定，顺路走访了在中国担任翻译的中岛比多吉。中岛是一名业余棋手，他认识当时在保定任陆军学堂总办的段祺瑞，并经常与聚集在段祺瑞周围的中国棋手交流，双方互有胜负。经中岛出面介绍，高部战胜了包括段祺瑞在内的所有中国名手。将对手纷纷降至让子，显示出日本职业棋手的先进技术与扎实功力。从此，高部成为段府的上宾。据日本濑越宪作《支那之棋界》引中岛比多吉的口述，当高部向段祺瑞缕述日本棋界状况，表明自己仅是一名“四段”棋手时，使在座中方棋手大为震惊。
同年，段祺瑞改任第六镇统制，他将高部道平介绍给任商部右侍郎的棋友杨士琦(见日本渡边英夫《中国古棋经之话》)。据汪云峰评辑的《问秋吟社弈评初编》，1909至1910年间，杨士琦出使江南，召集南方名手在南京与高部道平对局。结果王彦卿、陈子俊等知名棋手均被高部让2子，双方互有胜负。棋界人士认为，高部的棋力不弱于已故国手周小松。于是，高部的棋名在中国不胫而走。
1910年下半年，南京举办由清末官商合办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招徕各大商埠的来往游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名手也相继来到南京。此时，多数棋手对高部的棋艺仅属耳闻，并未一试，难免将信将疑。于是，有社会名流愿出面为东道主，邀请高部至南京赴会。
南京会战，自然引起四方名手与社会人士的一致关注。上海名手范楚卿等率先登场与高部下对子，结果大败；继而被高部让2子，又败。镇江籍名手丁学博此时年事已高，被推为棋界耆宿，与高部受2子连弈2局，胜负各一(见《棋国阳秋》)。
10月，高部道平在南京杨士琦府邸“韬园”让中国名手张乐山2子对局，高部又以三子半获胜。这局棋谱纪录至今犹存，成为中日围棋交流史中值得回顾的一局(见《中国古棋经之话》)。接着，高部在“南洋劝业会”让张乐山2子继续对局，两人前后共弈七八十局，张乐山仅胜13局(见高部道平《围棋圣典•绪言》)。面对铁一般事实，人们不得不承认双方实力悬殊。一名日本四段棋手，已足以让中国一流高手纷纷甘拜下风。那么，中日两国围棋的巨大差距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部道平30岁时曾归国半年，晋升五段。随后又来中国，他的足迹遍及北京、上海、保定、青岛、济南、南京、东北等地，来往中国南北前后达17年之久，到处宣传日本棋法。他与中国棋手对局数量极多。据1926年《新闻报•快活林》记载，高部让潘朗东、吴祥麟、顾水如2～3子均不下百局。又从流传棋谱中可见：他与汪云峰、伊耀卿、段俊良、范楚卿、姜鸣皋等亦曾大量对局；此外，受到他指导的还有王子晏、陶审安、何星叔、刘玉堂、林新猛、朱叔庄、周美权、唐善初、王幼宸等。高部道平交流广泛，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张静江都曾邀他对局。至于段祺瑞与张静江之弟张澹如是当时棋界重要支持者，他们与高部对局的数量更是多得难以统计。这些对局谱，部分散见于报刊围棋栏，部分被棋谱《问秋吟社弈评初编》(1917年北京宣元阁版)、《中日围棋对局》(1919年上海有正书局版)及《海上近年名手彙集》(未刊)收录，估计失散或未经发表的尚有十之七八。
高部道平除了与中国棋手交流外，还曾与同时来访日本棋家进行示范表演。如1919年lO月(阴历)，高部在上海东亚饭店与访华日本棋手广濑平治郎表演；接着，他又与日本少年棋手岩本薰表演。据《海上近年名手彙集》批语：这两局棋由中方社会名流集资，每局悬赏100银元。由此推断，当时对来访日本棋手待遇丰厚，这是他们乐意继高部以后接踵来访的重要原因。
高部道平的来访，揭开了近代中日围棋交流的序幕。大量对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将中日双方棋力悬殊的实况大白于天下，使中国棋手懂得了长期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带来的严重危害，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从此，日本围棋书刊不断引进，学习日本棋法蔚为风气，促成了中国围棋(包括废除“座子”及“还棋头”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这些颇有生气的变化都是在高部来访后迅速引起的，因此棋界有识之士对高部访华给予很高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