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晚清：围棋的衰落
乾隆后期，自施定庵、范西屏为代表的盛清国手先后下世，中国棋界后继乏人，呈现青黄不接的迹象。
乾隆、嘉庆年问，驰誉棋坛的有韩学元、李步青、顾审音、金仲柳、姜杰士等一批名手。其中韩、李曾达到程兰如、范西屏等国手让先的程度，但其余名手棋力相对稍弱。从整体的水平的下降，可以看出中国封建时期围棋鼎盛的年代已经逐渐消逝。
从嘉庆、道光直至鸦片战争前后崛起的国手，一般被称为“晚清国手”。其中以任惠南、董六泉等为代表，他们在中国围棋衰微之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但棋力比盛清国手已有大幅度的下降。
当时文士赵绍祖（1752—1833）曾撰有一篇《赠弈者任位（惠）南序》，其中有如下记载：
任君位（惠）南善于弈者也，而与余对弈，余固知其勿 及也。盖任君之弈可高余三品，虽然任君之弈未为绝技也。余先伯祖侍御星阁公好弈，弈之品与余同，尝自言与徐星友、程兰如、施襄夏、范西屏前后弈皆受六七子。然则以先伯祖之言准之余，以余准之任君之弈，而任君尚当下于徐、程、施、范三品。特以时未有徐、程、施、范者出，而以弈名者皆任君之流而任君亦遂以善弈名。
文中清晰地阐述了任位（惠）南及其同时善弈者的围棋水准，他们与盛清国手在棋力上已存有很大的差距。迄今流传有绪的多种棋谱，也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从乾隆后期至鸦片战争，其间超过整半个世纪，此时中国围棋为什么会节节下降?在文献不足的今日，我们不宜轻易臆断。但乾隆后期清王朝已显出由盛而衰的征兆，在史书上是有明确记载的。清史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乾隆、嘉庆年间中衰的原因归纳为：和坤（当时权政）之专政、官吏之贪黩、军事之废弛、财用之虚耗、弘历（乾隆）之逸侈、民乱（人民起义）之渐起等类。这些都是有大量史实为依据的。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中也称：“康（熙）、雍（正）之世，库存储常盈二千四百万两；乾隆中叶，增至七千万，末年乃无一存。”可见待到乾隆晚年，库存帑已被耗竭一空。国势的下降，对包括围棋在内的文化、艺术，无疑会带来不小的影响。
嘉庆、道光年间，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棋运”与“国运”竟不谋而合地先后下降，此种状况绝非偶然。可以认为：正是清代“国运”的不断衰落，才引起围棋活动的迅速走向滑坡。
及至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了鸦片战争，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抵挡不住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炮火，被迫屡次签订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白银的大量外流，给包括棋手在内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中国围棋也从此急剧地转入低潮。
有关鸦片战争时期围棋发展的状况记载较少，但通过一些可信资料，也可隐约看出当时中国围棋是怎样地一泻千里。
周小松在《餐菊斋棋评》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前辈国手董六泉情况的记载：
同时对手，（董）六泉先生齿最长。道光丙午（1846年）由扬（州）客甘肃，余（周小松）与分手，后遂不复相见。
闻其投谒定制军，几至不遇。幸晋见后，定公念旧甚笃，资送颇丰。然归不数年，清贫如故，易箦之日，四壁萧然……
这段文字如实记下了一代国手的悲凉晚景，引人注目。“制军”是对总督的尊称，当时陕甘总督布彦泰曾封“定西将军”，或即其人。
董六泉与周小松“分手”时间（1846年）距鸦片战争后仅六七年。此时，董六泉被誉为国手已不下30年，在棋界负有盛誉。而“分手”的地点，又是自清初以来棋风极盛的扬州。显然，董六泉如能在扬州安身立命，是不必千里迢迢去投奔“几至不遇”的陕甘总督的。由此不难想见，鸦片战争后的棋手（即使是国手）生活已窘困到了怎样的地步。
其次，参考其他有关文献，也可窥见此时扬州棋界的没落。
从清初以来，扬州一带是海内高手云集的中心，据《弈墨•王燮序》等记载，如过伯龄、周懒予、汪汉年、周东侯、黄龙士、范西屏、施定庵等众多国手，无不在扬州长期切磋棋艺，传诵一时的名句“香生玉局，花边围国手之棋”（见李麓《谷雨放船吟》），正是盛清时期国手们在扬州对垒的如实写照。但待到乾隆后期，知名国手已渐渐凋零。如李斗《扬州画舫录》即称当时扬州籍国手“仅韩学元一人而已”（李斗的记载或许不够全面，但国手数量的锐减，则是显，易见的）。至鸦片战争前后，竞连著名国手在此也不易谋生，足见这座曾被赞为“天下人士之大逆旅，凡怀才抱艺者莫不寓寄广陵（扬州），盖如百工之居肆焉”（引自《孔尚任诗文集》的淮左名都，此时棋界状况已大非昔比。
董六泉的命运，代表着这一时期多数棋手的共同命运。而扬州地区围棋的由盛转衰，实际上正是封建时期中国围棋由盛转衰的缩影。
封建时代的棋手，对社会经济的荣枯盛衰有着独特的敏感。市场的萧条，人民的贫困，通都大邑为支持围棋活动而“争具采币”现象的锐减，等等，这一切与中国棋手的切身利益无疑息息相关。地位的低下与收入的微薄，迫使他们如不另谋职业，就只能终生为衣食劳碌奔走，根本无法专心致志地从事棋艺进修。宣统年间李子干在《争谈随录》中称：“近年以来，流风（提倡围棋的风气）顿歇或者世运（指社会动荡）益繁，人口谋生之不遑，遂无暇于艺（围棋）事。”也指出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围棋每况愈下的社会原因。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逐渐上升为全国最大的商埠，它的繁荣程度超过了扬州、苏州、杭州等江、浙名城，而当时棋手也唯有进入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才可能广泛接触各层次的棋界支持者。于是中国国棋活动的中心也渐渐向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型城市转移。当然，这种人地方面的变迁，远不足以改变中国围棋江河日下的总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