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手水平超前，棋艺整体发展
回顾中国漫长的历史，围棋昌盛的时期曾一再出现，例如魏晋南北朝、唐朝、宋朝、明朝。其间虽然也几度出现退潮，但基本上是沿着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势头，健康地发展过来。而到清朝康熙、乾隆年间，以黄龙士，范西屏、施定庵等人的棋艺活动为中心，终于达到了巅峰状态。围棋艺术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之中，深入民心，这是它能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康熙、乾隆年间是清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时代。经济的发达，为围棋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乾隆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步步侵略，我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围棋也随之一蹶不振。殆至清末，我国的围棋水平，与乾隆时期相比，从巅峰而一落千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国力的衰微给围棋带来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围棋艺术受到陈旧的“势子”布局的严重阻碍，而无法突破。
清朝二百余年，是我国围棋发展的鼎盛时期，取得了前代所无法比拟的杰出成就。
满（女真）族以落后的游牧民族，在明末的社会动乱中乘虚而入，建立了大清王朝。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可以凭借刀枪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政权。但却无法凭借武力，推行自己落后的文化。恩格斯曾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历史表明，边陲落后民族，如满、蒙、鲜卑、辽、金等，在他们建国或入主中原以后，最终会被汉民族优秀先进的文化所征服。这种征服或同化，虽然往往带有被动的性质，但也是不可抵御的。清王朝定鼎以后，统治阶级所奉行的文化政策不可谓不严酷。从清初乃至清中期，朝廷曾颁布一系列政令，强行推行满族的习俗和文化，与此同时大兴“文字狱”，企图从文化思想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恶劣的作法虽然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但从结果来说，收效甚微。汉族的先进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损失，依然沿着固有的规律而向前发展。
清代围棋的发展是健康的，基本上没有受到统治阶级严酷文化政策的影响。这是因为围棋本身丝毫不带阶级属性，甚至连象棋那样的等级形式也没有，因而它可以为社会各个阶层所接受。围棋在这方面所具备的优点，是它在清代那样严酷的文化环境中，得以顺利发展的关键。
清代，围棋在士大夫阶层和民间广为普及。尤其在城市市民阶层中，较之明代，围棋活动更趋于兴旺。在士大夫阶层中，虽然还达不到家家“坐隐”、户户“手谈”的地步，然而案头置一枰棋局，与典籍、文房四宝并列，成为知识与身份的一种标志。无论男女老少，闲暇以围棋遣兴，已是官吏士绅家庭生活中极为普通的娱乐活动。这在清代的诗文、小说中有广泛地表现。一般地说，围棋在汉族士大夫中间，要比在满族士大夫中更为流行。这是因为两者在文化修养方面有一定的差异所致。
在围棋广为普及的基础之上，清代接连出现了一些无愧于时代的国手。其中尤以黄龙士、范西屏，施定庵、周小松等人的成就最为杰出。与明代相似，清代著名国手各擅胜场的时间相对缩短，经常出现几名国手共主棋坛的局面。如果单从某一位大国手活动的时期看，在他的周围，不但有与他能够分庭抗礼的对手存在，而且还有一些实力比之稍弱的高手，此外还有众多水平已相当不错的棋手。由于大国手黄、范、施、周的技艺水平较之前代著名国手，已有实质性的提高，即使比他们实力稍弱的高手，比前代国手也毫无逊色。因此，清代的围棋水平，不仅是出现几个天才的问题，而是从整体上都比前代有较大的发展。
从清末开始，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中日两国开始频繁的围棋交流。日本围棋新法从此引入中国，为中国围棋的变革，注入了新的生命。
清初的围棋国手，有过百龄、汪幼波、盛大有、吴瑞徵、周懒予等人。其中过百龄、汪幼波、盛大有在明末已很著名，尤其是过百龄，以一代宗师的身份稳执棋坛牛耳，直到辞世。而吴瑞徵、周嫩予等则是清初才开始享名的人物。
明末清初，北京为战火所纷扰，棋手们唯恐玉石俱焚，纷纷离去。因此顺治年间北京的棋坛已不复明代的兴旺景象。棋坛领袖过百龄南归后，活动于长江一带。钱谦益《京口观棋六绝句》，全为过百龄而作，表现了对这位大师的钦敬之情。可知江南棋坛因过百龄的到来，并未因清初的社会动荡趋于沉寂，仍旧十分活跃。这一时期汉族文人士大夫中，明代好弈的风气犹存，且喜与名手交往。学者名流如钱谦益、吴伟业、杜濬等人都积极参与棋艺活动，并有诗文记述棋人棋事。钱、吴皆是由明入清为官的人，所谓于大节有亏，然而怀旧的思绪却始终萦绕心头。吴伟业有《观棋诗》云：“闲向松窗覆旧图。当年国手未全无。南风不竞君知否？抉眼胥门看入吴。”即是以围棋而抒发宗社之痛的悲愤心情。“当年国手未全无”，既是写实，又是一种慨叹。在动乱之际，围棋国手并没有全部凋零，使中华绝艺得以绵延，是差堪告慰的事情。杜濬在明亡后，甘心贫淡，不肯出仕，自云不愿做“两截人”，气节是有的。然而国破家亡，何以“苟全”？杜濬除作诗外就是下棋，人称嗜棋如命。不想弈名远播，江南棋客不时慕名求教。清初的棋坛，由于文士名流的积极参与，大为增色。
从所遗棋谱看，盛大有、吴瑞徵等人的技艺水平，尚处于提高的阶段，未见有大精彩处，故难与过百龄等量齐观。但盛大有享寿独高，过百龄等去世后，大有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前辈国手。康熙中期，以七十高龄尚与年轻翘楚黄龙士对垒角逐，受到世人的普遍尊敬。吴瑞徵曾参加修订《官子谱》，对于死活和收官的研究，做出过很大贡献。
清初的国手中，在棋艺方面较有成就的是周懒予。懒予名嘉锡，浙江嘉兴人。从小喜爱围棋，由于家中贫穷，祖父母、父母先是督使读书，后又督使经商。但懒予皆不愿意，常偷偷出去与人下棋，禁之不可。年十四、五，棋艺愈工，与人赌彩屡获胜，夜则将赢钱累累负回，父母见了高兴，也就不再禁他下棋。
后来懒予遂以弈遨游郡邑，时百龄负天下第一手之誉，懒予不为下，屡与对局，胜多负少，一举成名。一日，弃家去，莫知所往。有人传说他在海外，以技为某国王师。既而归，以弈终其身。
懒予天资超卓，行棋绵密。与过百龄相似，也以“倚盖”起手式擅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所创新，成为清初国手中的姣姣者。
比周懒予稍后的国手有周东侯，汪汉年、娄子恒、李元兆等人。周东侯、汪汉年都曾亲炙过百龄的技艺，但汪汉年早逝，而周东侯独老寿，是棋圣黄龙士和徐星友之前最负声望的国手。
周东侯，名勋，六安人。他的棋立意翻新，不拘成法。他认为：“局中义理之所在，务须推移尽变，若稍存余蕴，必不能淋漓酣畅。高手以胜负泥于胸中，故往往中止。”因此对局时每不以胜负为怀，必极心力之所至，生气流行，变动不拘，有自得之乐。周东侯在过百龄，周嫩予之后，以先辈的身份，相遇后进之黄龙士、徐星友，相互角逐，遂为劲敌。周、黄二人的多番对局，不仅是他们呕心沥血之佳构，也是康熙年间代表时代水平之绝唱。而周、徐二人的对弈，也曾在京城引起了轰动。《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京任职期间曾亲睹其事，其《续燕台杂兴诗》之一云：“疏帘清簟坐移时，局罢真教变白髭。老手周郎输二子，长安别是一家棋。”自注云：“周东侯弈局国手，武林徐星友来京，在某贵公处对局，早食方罢开始，踌躇一子，历时数刻。予窃旁观，日移午矣，周老输二子，袖手而去。”
康熙年间，依赖清圣祖玄烨一番振作，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迅速，国力也渐趋强盛。在此基础之上，围棋很快就迎来了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围棋开始在京师上层社会流行，明末清初星散的京师棋坛也已得到恢复，成为各地高手常来聚会的中心。王公贵族常有棋手到家比赛，去羶腥而添风雅。孔尚任所记周东侯、徐星友在某贵公处对弈，即表明了这种情况。大国手黄龙士少年时曾随父亲来到北京，目的也是想会会京中的高手。满族有位将军爱他年轻艺高，带他到关外防地留住一年。这件事表明满族的武将中，也有人喜爱围棋，并在自己的军营中招待棋手。
总之，康熙年间，围棋趋于兴旺的初步标志，即是围棋在京师上层社会开始流行。围棋没有受到异族统治者的排斥、打击，无疑是一件幸事，这就为它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至于这个时期的艺术水平是否能超越前代，仍有赖于当时诸国手的创造能力，以及天才棋手的出现；
关于顺治、康熙年间诸国手的技艺特点，徐珂《清稗类钞》论曰：
顺康之时，过百龄、盛大有稍变旧习，吴瑞澂（徵）、何翰公、汪幼清、娄子恒乃进术工稳。黄月天有“弈圣”之称，徐星友乃大雅之作。余如周嫩予之绵密、李元兆之野战、汪汉年之稳健、周东侯之偏锋，要皆各极其妙，多可传也。
综观顺治到康熙前期诸国手的技艺，大体是在明代丰富多彩的布局定式等方面，又复加以精炼，将不切实际以及庞杂稚弱者，逐步淘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革新增补。自过百龄而后，群贤蔚起，竞长争雄，但都限于个人天赋，难有大成。直到康熙中期，黄龙士登上棋坛，奠定霸主地位，“遂一切俯视之，神乎技矣”。黄龙士被誉为清代三大棋圣之一，他的棋“异想天开，别创生面，极尽心思之巧，遂开一代之盛”。与黄龙士同时的大国手还有许星友，星友的棋虽然尚不能与龙士比肩，但也自有他突出的恃点。况且龙士中年早逝，而星友享寿较高，因此，从康熙到雍正年间，星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