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高手辈出，呈现流派
明中期以前，朝臣中屡有围棋高手出现。这是从明初到明中期，几朝皇帝都喜好围棋的必然结果。例如英宗天顺年间，通政司知事朱熊以善弈著称。孝宗时，又山现了一个赵九成，弈称国手。他的仕宦道路很不一般，科举不成，又改习棋艺，终于获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据清《宁波府志》载：
赵九成初为郡学诸生时，有学师过督门人，故太早升堂，厉楚夏之威，击蒙不堪，群生哗然。一日，或有秽其公座者，九成素滑稽寡检束，师意九成为之，遂阴中之督学，见黜。九成被诬去，以棋游京师，尽一时棋士对局皆屈。孝宗御燕殿，召九成试之，果压流辈，所行算多出古棋谱外。上曰：“真国手也！”命官鸿胪，序班供御……
赵九成大约是一个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人，因而遭到学师的忌恨，而被开除“学籍”。但是，有才能的人机会总是多一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以棋游京师，打败许多棋士，终于惊动了明孝宗朱祐樘，依然能够“命官鸿胪、序班供御”。
明朝廷中并无棋待诏这样的官职，但九成的职责显然与唐、宋棋待诏的性质相同，即专门侍奉天子下棋。鸿胪这种官职专掌朝贺庆吊之赞导相礼，序班乃是鸿胪寺的职官。九成作为鸿胪序班，品位虽然不高，但能经常接近皇帝。这种因棋授官乃是一种特殊的恩典，对于不第士子和社会上的棋手，无疑也是一个刺激。因为这也是一条仕宦之途，自然也会在他们心中燃起希望。
从九成“所行算多出古棋谱外”，可知他在棋艺上很有创新。是自明初相礼、楼得达之后的又一位国手。
正德年间，活跃在京师棋坛上的著名国手是范洪。正德与弘治相去不远，但史料中不见范洪与赵九成对局的记载，原因不详。
据清《宁波府志》载：
范洪，字元博，别号“全痴”。世居鄞城之南，生而颖异，赋性清介。幼习举子业，数奇不偶，遂有高世之志。弈棋以自娱，于是挟技游京师。时李公东阳、杨公一清、乔公宇当朝，每延致对局，备极欢洽，而洪亦不为脂韦，故见礼益甚。其与人弈，常随其人高下，不求大胜，然终不一挫衂，遂名国手。时人以金忠卜，袁拱相、吕纪画、范洪棋，为四绝云。
范洪在举业方面“数奇不偶”，遂转向围棋发展，经历与赵九成有类似的地方，所谓“不为脂韦”，就是对达官贵人不阿谀奉承，因此李东阳等人也见礼益甚。大抵棋手的人品如何，也是衡量他是否能受人尊重的一个标准，对于国手来说，只是技艺高超，而人品低下，则难免为人所诟病。范洪为李东阳等人所推重并不是偶然的，他的技艺加人品都可以作为棋手的楷模。
范洪之后，全国名手辈出，分为三人流派，鼎足而立，各擅胜场，表明当时国内棋坛异常兴旺。
永嘉派的代表人物有鲍一中、李冲、周源、徐希圣。
新安派的代表人物有汪曙、程汝亮、方子谦。
京师派的代表人物有颜曙、李釜（字时养）。
王世贞《宛委余编·弈旨》中，曾述及三派源流及其中一些棋手的技艺特点：
（范）洪之后，永嘉鲍一中重，鲍生晚，不及与洪角，而格胜之。文襄呼鲍小友，为延誉江淮间。而其郡李冲晚出，遂与雁行。周源又晚出于李，徐希圣又晚出于周，惜早死，皆骎骎角鲍者也，此所谓永嘉派也。
婺源汪曙不及鲍者一子，程汝亮晚出胜之，而亦早死，此所谓徽派也。
颜伦善决局，不差一道，足迹遍天下，无能当者，而李釜时养晚出，遂与之角，伦获名，不复肯应，乃游吴中，此所谓京师派也。
……始，永嘉守修郡志，志伎艺曰：鲍一中弈品第一，李冲次之。冲意不乐，遂罢不复志。而最后冲且老矣，与时养战大败，数避匿。程汝亮之遇时养，一再北，遂为劲敌云。后所睹颜伦子明，最后乃睹李与程，劲为忘寝食者救矣。
譬之用兵，鲍如淮阴侯有博沙之巧，李则武安君横压卵之威，颜则孙吴挟必胜之算，程则诸葛修不破之法。虽奇正时出，攻守异势，要之皆称善师者矣。……
从王世贞叙述可以判断，所谓永嘉、新安、京师三派，主要是以地域划分的，与棋艺风格上的异同没有什么关系。大抵同一地区接连出现高手，嘤嘤相求，连络成势。其它一些地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时人遂用地区的名称，将他们分为几派。即以京师派为例，李釜“则武安君横压卵之威”，颜伦“则孙吴挟必胜之策”，棋艺风格显然是不同的：李釜擅长力战，颜伦则非常稳健。大凡高手的技艺都有独到的地方，否则也很难取得杰出的成就。因此某一地区先后出现的几位高手风格相类，是不太可能的。
由于当时高手众多，彼此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不但一派的棋手同室操戈，派与派之间的棋手也常兴问罪之师。如京师派的李釜与同派的颜伦角逐，颜伦恐损威名，遂游吴中。李釜还曾向永嘉派的李冲、新安派的程汝亮挑战，李冲大败，数避匿。国手正是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产生的。
这一时期全国的棋坛上，形成了战国争雄的局面。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稳执棋坛牛耳，领袖群伦。如鲍一中、颜伦、李釜、程汝亮等都可膺国手之列。这些人精湛的棋艺名满天下，对自己的声誉十分看重。正如王世贞所述，当时“永嘉守修郡志，志伎艺曰：鲍一中弈品第一，李冲次之。冲意不乐，遂罢不复志”。李冲的意见，可以左右郡志的修录，可见其在当地影响之大。王世贞曾将李釜比之李广、程汝亮比之程不识，而程汝亮“犹未肯色受也”。总之，这几位国手都很自负，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自负，乃是社会使然，即社会对围棋艺术的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