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围棋在朝廷的禁锢中曲折发展，这应是不同其他时期的特点。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出身卑微，没念过什么书，然而在他叱咤风云的军事、政治生涯中，却养成了爱下棋的习惯。“烟雨湖山六朝梦，英雄儿女一枰棋”。据说朱元璋常与徐达“在南京莫愁湖边下棋。一次朱元璋连吃徐达两子，自以为胜局已定，徐达却说：“请陛下仔细观局。”朱元璋一看，原来徐达的棋子隐约连成“万岁”二字，不禁心花怒放。于是将湖边的一栋楼赐给徐达，后人称此楼为“胜棋楼”。
朱元璋像
如今“胜棋楼”仍点缀在莫愁湖畔的绿荫之中，勾引游人醉赏。楼里楼外有不少对联，其中有一副云：
占全湖绿水芙蕖，胜国君臣棋一局；
看终古雕梁玳瑁，卢家庭院燕双飞。
记述了明初开国君臣下棋遣兴的一番胜事。
朱元璋善下模仿棋，据清魏瑛《耕兰杂录》载：
明太祖智勇天纵，于艺事无所不通，惟于弈棋不耐思索。相传其与人对弈，无论棋品高低，必胜一子。盖每局必先着，輒先于枰之中间，孤着一子。此后，黑东南，则白西北；黑右后，则白左前，无不遥遥相对，着着不差。至局终，则輒饶一子也。帝王自有真，非几手所能拟议矣。
这里所说即“模仿棋”，先行者于“天元”置一子，然后对手走在那里，即手相对的地方着棋，招招模仿。模仿棋从战略上讲，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可以在布局阶段尽量保持局面的均衡。但如魏瑛所说，模仿棋必胜一子，则是不正确的。因为后走的一方，也有破模仿棋的方法。况且专事模仿，也就将围棋变成了枯燥无味的游戏，失去了其中艺术的魅力。如果《耕兰杂录》中的传说属实，则朱元璋虽然爱下棋，而棋艺水平却不高。
第一节 名禁实倡，继续发展
在下棋的问题上，朱元璋也有严酷的一面，据明周漫士《金陵琐事》载：
明太祖造逍遥楼，见人博弈者、养禽鸟者、游手游食者，拘于楼上，使之逍遥，尽皆饿死。
惩罚的方法。非常理可以忖度。又据顾启元《客座赘语》载：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
明初，在多年战乱以后，需要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因而朱元璋痛恨游手游食的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把下棋这样正当的娱乐活动也加以禁止，甚至施行苛刻的惩罚，不免是极为过火的作法。明末董含对此评论说：“明初立法之酷，何以至此，几乎桀纣矣！”
看来朱元璋虽然自己喜欢下棋，也不反对皇室、官吏、士人下棋，但却反对百姓和军人下棋。这就是封建统治者不能出以公心的一种表现。在他们眼里，平民百姓只是一些能干活的机器，不必有娱乐活动。你要娱乐，他就说你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甚至明令禁止、予以严惩。但是，朱元璋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作法，并未取得什么显著的效果。明朝的围棋照样蓬勃发展，不仅在官僚、士人中间，既使在城市市民阶层中，也得到广泛的普及。
明初的国手相礼和楼得达，二人都曾受到皇帝的礼遇。
相礼，宁子先，华亭人。滑稽多智略，能诗善画，谈论纵横不穷，尤精于弈，当世无敌。洪武中，相礼被召至京师，厚赐遣还。诚意伯刘基还曾为文赠之。相礼在京期间，燕王朱棣曾与之对弈，并赐给他“龙弈具”等物。
楼得达比相礼成名要晚一些，但后来居上，曾多次战胜相礼。据明陆深《玉堂漫笔》载：
国初，书法以詹孟举希原为第一，弈棋以江阴相子先为国手。奉化胡廷铉，与孟举同书千字文，太祖以廷铉书法过于孟举，令书皇陵碑。鄞人楼得达亦屡胜子先，得赐冠带。都南濠亦记一僧屡胜子先云。
从这一段记载看，明初朱元璋对围棋、书法这样的传统艺术，给予充分重视。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在高手之间进行比赛或比较，以分出优劣高下。这种作法本身即含有倡导的意思。
关于楼得达弈胜相礼，得赐冠带一事，清《宁波府志》有较详地记载：
楼得达，性尚闲雅，博于文艺，于弈称专门。永乐初，驿召至京，偕江阴相子先入觐。子先自谓天下无敌手，视得达蔑如也。上命二人对弈，顾中官密取纸画冠带置局下。得达弈屡胜，启视之，遂命吏部给冠带。
楼得达是初次入京，相礼则是二次入京了。楼、相二人都属于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人物，他们多才多艺，但还不是靠下棋为生的职业棋手，只是他们于围棋有较深的造诣，声名远播京师，为最高统治者所知，所以才将他们千里迢迢召进京进行比赛，并赐以冠带以示恩宠。这对倡导围棋艺术，提高棋手的社会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官僚士绅阶层也引起深刻反响，促进了全国围棋活动的开展。明初以后，一时缙绅纷纷效尤，争相招致名手弈棋，成为朝野的一种时尚。
考察明朝民间围棋的发展状况，有三点特殊情况需要首先加以考虑。一、史料中有关民间围棋的记载绝少，不独明朝如此，历代都一样。这是因为一般史家比较忽视围棋的情况，某些有志于围棋的史家如王世贞、冯元仲等人虽然撰著围棋史，但也只注力于国手名流，无暇顾及民间的围棋。二、明代的统治者曾几次禁止包括棋类在内的文娱活动在民间开展。除前述洪武年间，朱元璋两次禁止下棋以外，天启五年，熹宗朱由校又下圣旨：禁止打流星、击鼓、踢球等民间娱乐活动，严令波及之下，围棋也不能不受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明代统治者对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的态度是严厉的。逐步衰落的明朝统治者一贯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文化方面禁锢极严，形同苛政。不但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人为的束缚，老百姓的身心发展也受到严重的阻碍。禁止平民百姓下棋，无疑是明朝统治者愚民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对人性的剥夺和摧残，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三、明代中期，象棋在民间大为盛行。唐寅《谱双·书后》云：“今樗蒲、弹棋俱格废不传，打马，七国棋、汉官仪、五木等戏，其法俱在，时亦不尚。独象棋双陆盛行。”如前所述，明中期围棋在士大夫阶层相当兴盛，象棋虽然也在士大夫阶层流行，但比起围棋，则不免小巫见大巫。唐寅所云“独象棋双陆盛行”，显然是综合社会各阶层中象棋流行的状况所作的判断。这里民间象棋的流行要占较大的比例。象棋棋具简单便于携带，变化少便于思维，形象具体便于理解。杨慎《升庵全集》说：“今之象棋，芸夫牧竖，俄倾可解。”因之象棋在文化素养相对较低的民间大受欢迎而迅速普及。“弈贵象贱”在明代士大夫中似乎是一种定论，这是因为围棋、象棋既有难易之不同，也就因文化水平的高低而区分出爱好的不同。自然，象棋在民间盛行，势必对围棋的普及产生不利的影响。
只要了解以上三点情况，就会对明代民间围棋的发展有比较清晰地认识。
围棋发展到明代，毕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传统爱好。尽管明初的统治者严禁下棋，但要在民间割断这种爱好也是不可能的。平民百姓下围棋应是民间常见的现象，只是不如象棋那么兴旺罢了。
有关明代民间围棋活动的史料仅只一鳞半瓜，似乎还不如宋代的史料多。如果要举例的话，可以举沈周日常下棋的一些情况。如前所述，沈周常步出街坊，与“粗俚下人”对弈。这里的“粗俚下人”系指城镇中的劳作平民。又谢肇淛《文波披沙》中有云：“予有小童顽黠，每与宾朋博弈，则通宵侍立，遇开卷观书，辄遁去。”这里说的是童仆受主人的影响，虽不喜读书，却喜欢围棋。由此可以看出，士大夫阶层中盛行围棋，自会对平民百姓产生相当影响。
如果仅从史料中的记载去判断明代民间围棋的状况，不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幸好明代的小说中，对民间的围棋活动有较多的描述，使我们可以正确地认识明代民间围棋的发展。
明代小说中较有史料价值的是《金瓶梅》，书中所描写的城市市民阶层的围棋活动，在前面已作介绍。从这些描写分析，明代城市市民阶层的围棋活动十分活跃。市民阶层中的各类人物，如亦官亦商的西门庆、他的众侍妾、家里的仆妇、丫环，以及社会上的妓女和市井帮闲都十分喜爱围棋，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文娱活动。结合明中期围棋无比兴盛的情况，可以说市民阶层中的围棋活动有很大发展，完全适应了整个社会围棋发展的状况。在此基础之上，也产生了象黄旦那样的民间围棋高手。据清《登州府志》载：
黄旦者，登州文登县村民也。未尝学弈，自幼即能之。既长，挟技行游，遂称国手。
黄旦的事迹不详，大约是明代民间出现的唯一高手。他的经历与“小道士一着饶天下”里的国能，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或许能够说明，凌濛初写“小道士一着饶天下”时，是根据生活中的原型进行加工创造的。从黄旦的经历，我们还可以了解明代农村中围棋的些微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