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围棋活动
两宋时期的围棋风俗，因社会的发展、围棋观念的分化和文人士大夫围棋观念的最终确立，又有了一些新的内容和特色。
两宋时期，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象棋逐渐兴起并普及开来。象棋的兴起和逐渐普及，自然要吸引走一些原本可能成为围棋棋手的人。同时，作为一种新兴的简便易学的棋艺项目，它也因其新奇独特而受到封建帝王的垂青。南宋时期宫廷中象棋待诏多于围棋待诏的现象，就是一个明显的反映。不过，总的看来，象棋的兴起和普及乃至其他文娱活动的日渐丰富，并没有影响围棋的发展。反过来，它们还给围棋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围棋棋艺水平更加提高，使围棋爱好者的队伍更加扩大，围棋仍保持着在棋艺活动和艺术活动中的地位。洪遵《谱双》序曾说：“弈棋、象棋，家喻户晓。”说明围棋象棋在南宋时都很普及，但围棋显然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因而排在象棋之前。另外，南宋时开始出现了将围棋叫作“大棋”的称呼。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五就说：“东都承平时，大棋则刘仲甫较高。”将围棋称作大棋，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使它和象棋有所区别，也是对它在棋艺活动中的地位的肯定。另外，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中出现了不少象棋爱好者。如司马光、刘克庄、文天祥等就是其中的知名者，但他们都不是只喜好象棋，而是既爱好象棋又喜好围棋。这表明，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围棋无论如何还是棋艺活动的正宗，只会下围棋不会下象棋无可厚非，而若只会下象棋不会下围棋，则很可能被认为是艺术修养不高，情趣不雅。从这一点上，也反映出围棋与象棋地位的差别。
两宋围棋之风极盛，上至帝王公卿、文人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市井无赖，都不乏爱好者。其中一些人嗜之过甚，终日沉迷其间，不能自拔，往往废业去官。邢居实《拊掌录》：“弈者多废事，不以贵贱。嗜之者率皆失业，故人目棋枰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技艺·宋时浑语》：“北宋全盛时，士大夫耽于水厄（指品茶），或溺于手谈，因废职业被白简去位者不绝，时人因目茶笼曰‘草大虫’，楸枰曰‘木野狐’。”但尽管如此，爱好围棋的人还是很多，社会上的棋仍然日盛一日。
两宋时期赌博之风也很盛，对社会造成不少的危害。为此，宋太宗淳化二年（991）还曾令开封府禁坊市赌博，犯者问斩。文人士大夫对赌博，待别是用博戏等来赌博是十分鄙视的，或认为“胜则伤人，败则伤俭”，或嘲之为“日胜日贫”，“日胜日负”（《宋稗类抄》卷六《称誉》）。围棋不是主要的赌博方式，但也有不少人用它来赌博，特别是在民间。这给围棋的声誉造成一定的损害，也是文人士大夫棋手瞧不起专业棋手的原因之一。文人士大夫围棋总的说来是讲求情趣，不是博彩射利。但由于世风的影响，赌诗、赌文具等“雅赌”也极流行。徐铉曾与刘奂下棋赌诗，结果他输了，作了一首《棋赌赋诗输刘起居奂》。王安石与薛昂曾下棋赌梅花诗，王安石输了作有《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而薛昂输棋却作不出诗，只好请王安石代作，此事在棋坛人所周知。辛弃疾也曾同客人下棋赌诗，结果客败作不出诗，辛弃疾只好步王安石的后尘，作了一首《客有败棋者代赋梅》。赌文房用具也是文人士大夫的弈棋雅趣。文同就曾与苏轼赌茶墨，苏轼输了却未履行前约，不久文同便作《子平棋负茶墨小章督之》一诗，一方面打趣，一方面表示自己对棋友的思念。孔平仲也曾同友人下棋赌张遇墨。张遇是五代著名墨工，他制的墨在宋代十分名贵。友人输了棋舍不得拿出张遇墨，孔平仲便作了《子明棋战两败输张遇墨并蒙见许夏间出箧中所藏以相示诗索所负且坚原约》一诗。意思是枰间无戏言，定要友人践约，兑现金诺。《东坡志林》卷九载：“张怀民与张昌言围棋，赌仆，书字一纸，胜者得此，负者出钱五百足，作饭会以饭仆。”下棋赌仆，赌饭会，趣虽有趣，但违情悖理，未免游戏太甚了。
围棋必须两人对弈，从本质上讲，与书、画、琴不同，是不存在自娱性的，必须娱己而又娱人。可是在宋人手下竟也出现了纯粹自娱的围棋，如郑侠就是显例。郑侠棋瘾本来就大，自称“宾来酒一樽，兴来棋一局”，但就是这样还不觉了然，于是乎别出心裁，发明了自己和自己下棋的方法。陆游《渭南集》载：“郑介夫，名侠……好强客弈棋，有辞不能者，则留使旁观，而自以左右手对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敌。白胜则左手斟酒，右手引满，黑胜反是。如是凡二十三年如一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竟能兴趣盎然，数十年不辍，堪称宋代文人士大夫棋的一个奇观。刘克庄也是以自娱标榜棋情的，他在《棋》诗中说：“十年学弈天机浅，技不能高漫自娱。……未肯人间称拙手，夜斋明烛按新图。”打谱按图，自娱棋趣，前人多有其例，但不以此为手段，纯以此为目的，并且明确宣称自娱，则是宋人发明的。
对下棋的人来说，不管是否系心于胜败，但只要参与对局，就会有胜负，要彻底地超脱在胜负之上是十分困难的。于是，在文人士大夫中，渐渐形成了不以胜败系心的观棋之风。旁观他人下棋，彻底地摆脱胜负的羁累，可以更纯粹地领略围棋的艺术魅力，获得更完满的艺术享受和艺术趣味。观棋在唐代文人士大夫中就已很流行，并流下了不少观棋诗。那时喜好观棋的人毕竟不是很多，对围棋的变化莫测和高雅情趣的称美赞叹，没有什么更深的含义。宋人却不同，喜好观棋的人日益增多。像石介、邵雍、苏轼、郑侠、黄庭坚、陈与义、张继先、陆游、戴昺、罗公升、艾性夫等都喜好观棋，并留下了大量观棋的诗作。而且他们观棋的感受也更深入，更具有一种对棋理对社会人生的探求意识。不少是将自己的身世之感并入棋情。这种观棋之好，从表面上看，是人们棋情棋兴的一种反映，从更深层次看，它同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旁观行为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之下，既不愿完全地同统治者同流合污，又不能完全地逃避开去置身其外的矛盾、苦恼，和一种扭曲变形的心态。这种观棋之风到宋以后愈演愈烈，更为炽盛，成为围棋史及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
两宋时期的专业棋手理论修养较以前大为提高，马融、蔡洪、曹摅、梁武帝、梁宣帝的《围棋赋》，班固《弈旨》，应玚《弈势》，沈约《棋品序》已成为经典，深入棋手之中，有了“五赋三论”的称呼。高似孙《纬略》就说：“棋之赋五，棋之论三。有能悟其一，当所无敌，况尽得其理乎？”张靖的《棋经十三篇》问世后，也很快受到棋手们的欢迎，出现了“人人皆能诵此十三篇”，“《棋经》，盘也；弈者，丸也”的现象和说法。
两宋时期的专业棋手，艺成之后，往往挟技而游，一来遍会各地高手，交流棋艺，二来靠棋注棋彩维持生活。象刘仲甫、晋士明等即是如此。洪迈《夷坚志》卷二十五《蔡州小道人》记一善棋村童，自称小道人，也是挟技出游，到汴京，过太原、真定，最后到了金国都城。一般说来，这些专业棋手最终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当棋待诏，一是当棋师、门客，一是当棋工。棋待诏收人较丰，而且稳定，地位亦较高，但毕竟只有少数国手或者著名高手才能跻身其间，一般专业棋手是不可能问津的。所以，一些棋手就以教棋课徒为生。姚宽《西溪丛语》卷上曾提到“蔡州褒信县有棋师闵秀才”，就是一例。还有一些名显一方的棋手，可以受邀到达官显贵府上，专门陪他们下棋或教习其家人下棋。洪迈《夷坚志》卷二十六：“范元卿的棋品著声于士大夫间……其弟端智，亦优于技，与兄相埒，而碌碌布衣，独客于杨太傅府。杨每引至后堂，使诸小姬善弈者赌物，然率所约，不过数千钱之值，范常常得之。杨一日谓曰：‘闻君家苦贫，小小有获，无济于事。吾欲捐金币三千缗，用明日为某妾一局之资。君能取胜，立可小康。’范喜谢归邸，不能旦。同寓之士，窃言范骨相之甚薄，恐无由能致横财。如是，及对局，既有胜矣，思行太过，失应一着，遂变捷为败，素手而出。”这段记载很明白地告诉我们门客的地位、收入和日常的围棋生活。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九：“闲人本食客……有训导蒙童子弟者，谓之馆客。又有讲古说今，吟诗和曲，围棋抚琴，投壶打马，撇竹写兰，名曰食客。此之谓闲人也。”这种闲人食客也是门客性质的人，按耐得翁《都城纪事》所说，他们“艺俱不精，专陪涉富家子弟游宴及相伴外宦官员到都干事”。一些专业棋手，不愿意或不足以作棋师和被邀作门客，往往在市肆设局，靠陪人对弈和指导人对弈而获取收入。陆象山在市肆遇到自称“临安第一手”的棋工就是这类棋手。所谓“棋工”，当是文人士大夫对这类棋手带有轻贱意味的称呼，社会地位更下一等。但做棋工束缚较少，比较自由，收入也不低，还能得到一般人的尊重，故走这条路的也不乏其人。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还流行一种蓄养棋童的风气。当时，由于宫廷和士大夫围棋游乐的需要，除喜欢找成人侍棋外，也经常找一些会下棋的貌美伶俐的儿童主要是童女来侍棋。北宋宫廷的情况不甚清楚，但南宋宫廷肯定有录用棋童的制度的，周密《武林旧事》载，宋高宗赵构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就曾命“小内侍张婉容至清心堂抚琴，并令棋童下棋”。这就促使社会蓄养棋童现象的出现。棋童的家庭一般都不富裕，父母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同时也是为子女谋一出路，便找棋师教以棋艺，以供宫廷和士大夫选用。南宋洪{艹巽}《暘谷漫录》有一则厨娘美馔的传奇，其中讲道：
京都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资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剧杂人、琴童、棋童、厨子等级，截乎不紊。
这段话很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中下人家谋生的艰辛和培养棋童等情况。明人瞿佑《剪灯新话》有一篇《绿衣人传》，记赵源游学至钱塘，侨居西湖葛岭宋代权相贾似道旧宅旁，遇贾似道侍女的故事，这个侍女就是棋童出身。她自称“本临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即贾似道）朝回，宴坐半闲堂，必召儿侍弈，备见宠爱”。宋人刘镇有《八岁女善棋》诗：“慧黠过男子，娇痴语未真。无心防敌手，有意恼诗人。得路逢师笑，输机伯父嗔。汝还知世事，一局一回新。”从诗中描绘来看，这个8岁女有可能也是一个棋童。
为适应文人士大夫娱乐生活的需要，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歌伎、乐伎等以一技之长侍奉客人的女子。而在宋代，随着琴棋书画艺术观念的确立，坊间妓女无不学习琴棋书画，唯有色艺双绝，方能远播芳名，提高身价。北宋名妓李师师就是这样。据《李师师外传》，宋徽宗曾赐给她片玉棋盘、碧白二色玉棋子，与她下棋、打双陆，结果都输了。当时还出现过专以棋艺侍客的棋伎。谢薖就曾与一个棋伎过往甚密，还作了《减字木兰花·赐棋伎》一词：“纤纤露玉，风雹纵横飞钿局。顰歙双蛾，凝停无言密意多。”描绘了一个擅长围棋的伎女慵懒优裕的生活场景。
棋童、棋伎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围棋深入普及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下一些柔弱女子的不幸遭遇和不合理的现象。
两宋时期，都市生活已很发达，而棋会又成为都市生活中的一个特色。北宋时，钱塘（今浙江杭州）、汴京（今河南开封）是最著名的城市，也是当时围棋活动的中心和棋会最活跃的地方。《春渚纪闻》说刘仲甫在钱塘“日就棋会观诸名手对弈”，“数土豪集善棋者会城北紫霄宫”，祝不疑到汴京后，“为里人拉至市庭观国手棋集”。《忘忧清乐集》所载当时国手局谱，其对弈地点多是道观寺院，如南婆召寺、万寿观、长生宫、上清官、兴国寺、戒坛院等，而且棋谱就是以其地方为名。说明棋会大多在道观寺院举行，并且基本上是每日有会，云集各路高手。
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的都市生活更为繁荣，棋会除保留北宋的一些习惯外，又有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茶肆的围棋活动上。南宋茶肆生意十分兴旺，各色人等都爱在此聚会。吴自牧《梦梁录》卷十六《茶肆》：“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下直人等会聚……又有茶肆专是五奴打聚处，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又中瓦内王妈妈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亍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茶肆中每每置棋设局，供茶客们对弈消闲取乐。洪皓《松漠纪闻》：“燕京茶社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就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此书是洪皓出使金国后回来所作。他对比了北方和南方茶肆的习俗，发现南方茶肆盛行围棋（可能也有象棋），而北方则盛行双陆。
两宋时期，下联棋开始流行起来，从有关记载看，当时多是由四人下联棋。这很可能同四皓弈棋的传说有关。如刘仲甫、王珏、杨中和、孙侁四人就曾在彭城下联棋。正因为四人下联棋的时候居多，所以沈括专门设想了类似孙武赛马的四人下联棋的方法。下联棋需要二人以上的默契配合，别有趣味，以后遂盛行开来。
宋人对棋具也很讲究，他们在梁武帝广羊文犀、白瑶玄玉，唐人响玉盘和檀心龙脑等精美之制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织锦棋盘。织锦棋盘产于丝织手工业十分发达的成都，质地柔软精美绝伦，又便于携带，深受棋客喜爱。诗人楼钥得到一件织锦棋盘后，心花怒放，爱不释手，作下《织锦棋盘诗》：“锦城巧女费心机，织就一枰如许齐。仿佛田文仍具体，纵横方罫若分畦。烂柯未易供仙弈，画纸何须倩老妻。如欲枯棋轻且称，富求白象与乌犀。”为此，他还想求得象牙做的白子和犀角做的黑子与之相配。珠联璧合之后，整套棋具的富丽精美不难想象。
围棋题材的绘画，到唐代已很盛行。两宋时期继其势头，出现了文人画、画工画更多地以围棋入画，作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时代风尚和繁荣景象。宋代有关围棋的图画很多，著名的如王齐翰《围棋图》，石恪《帝仙对弈图》、《四皓围棋图》，陆瑾《水阁闲棋图》，孙知微《弈棋图》，刘松年《春亭对弈图》，李唐《松台对弈图》、《水庄琴棋图》，马运《松下对弈图》、《竹溪吟弈图》，刘宗古《松下弈棋图》，马麟《弈棋图》，吴明喻《水阁闲棋图》，夏珪《灵客对弈》，执焕《四皓围棋图》，范中立《溪亭对弈图》，胡亭辉《草事对弈图》，赵希远《秋亭对弈图》，赵千里《水阁对弈图》，以及不明作者的《明皇太真对弈图》、《美人观弈图》、《十八学士图》等。由于唐人之画传品越来越少，宋人之画相对说来较多，因而宋代围棋图画对后世的影响也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