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元时代的围棋

第一节 北宋初期:宋太宗和充满生机的围棋

  北宋(960—1126)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分裂的局面,使国家又归于统一。北宋统治者为维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制度。这些制度客观上起到了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作用。为了笼络人心,粉饰太平的需要,北宋王朝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文化政策,完善科举制度,给予文人优厚的待遇和各种升迁的机会,大力兴办官学,也允许民间办私学等。这种社会环境,使北宋文化在灿烂的汉唐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更为繁荣,哲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并表现出活跃、多样、深厚的特点。围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艺术和一种娱乐活动,在这种斑斓恢宏而又富于孕育性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一扫晚唐五代的卑弱之风,充满了活力和生机,出现了崭新的气象。

  无独有偶,和初唐围棋因唐太宗的提倡而大有发展一样,北宋初期的围棋也因宋太宗的提倡,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新面目。

  宋太宗赵炅(976—997在位),原名匡义,后改光义,即位后改炅。他继其兄赵匡胤之后,做了宋代第二个皇帝,并最后完成了统一事业。宋太宗性嗜学,工文史,“琴棋皆极品”(叶梦得《石林燕语》),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皇帝。对于围棋,他十分重视其娱乐功能,常常召棋待诏对弈取乐,陶醉于围棋怡情养性的愉悦之中。李壁《王荆公诗注》说:

  太宗时,待诏贾玄侍上棋,太宗饶三子,玄常输一路。太宗知其挟诈,乃曰:“此局汝复输,我当榜汝。”既而满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我饶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胜也。”命左右抱投水中。乃叫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绯衣。

  君臣棋乐陶陶,给棋坛留下一段趣话。

  宋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说:

  太宗喜弈棋。谏臣有乞编窜棋待诏贾玄于南州者,且言:“玄每进新图妙势,悦惑明主。而万机听断,大致壅遏。复恐坐驰睿襟,神气郁滞。”上谓言者曰:“朕非不知,聊避六宫之惑耳。卿等不须上言。”

  宠爱棋待诏贾玄,不爱美女爱围棋,以围棋“避六宫之惑”,是宋太宗一大发明,也是他于围棋忘情得趣的最好反映。

  宋太宗对围棋的态度还不止于此。他在娱乐的同时,还努力钻研棋艺,提高自己的棋艺水平,以获得更大的乐趣。由于他棋艺越来越高,还自创了对面千里、海底取明珠和独飞天鹅三种图势,并将之赐示近臣。王禹偁《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袄天使》诗:“太宗多才复多艺,万机余暇翻棋势。对面千里为第一,独飞天鹅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阵堂堂皆御制。中使宣来示近臣,天机秘密通鬼神。”就是说的这件事。作为皇帝能创作新的棋势,这在历史上尚不多见,而近臣“多莫究所以”,说明他的棋艺水平是很高的。

  在他的提倡和影响下,宋初的文人士大夫都喜好围棋,而且比较注重对棋艺的研究。有的甚至对围棋的发展也做了较大的贡献,其代表人物是徐铉、宋白、潘慎修等。

  徐铉(916—991),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初仕南唐,累官翰林学土。归宋后,直学士院,历给事中,散骑常侍。徐铉善诗,工书法,也精于棋道。他为宦南唐时就颇有棋名,仕宋后棋名更加彰显。他曾作《棋赌赋诗输刘起居奂》:“刻烛知无取,争先素未精。本图忘物我,何必计输赢。赌墅终规利,焚囊亦近名,不如相视笑,高咏两三声。”下棋赌诗是文人喜好的雅事,他输了棋还满多理由,俨然一副不以棋艺为意,只是逢场作戏偶寻棋趣的模样。实际上这只是他围棋态度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精研棋理,努力提高棋艺,将不少精力投入棋艺著作的撰述中。南北朝时,棋人依四声之法,将棋局分为平上去人四隅,但这种方法为乱交杂,不易识辨,于是他将之改为19字:一天、二地、三人、四时、五行、六宫、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闰、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星、十八松、十九客,分别代表棋局的19道,人称“甚为简便”(明陈继儒《珍珠船》)。又撰《围棋义例诠释》(《宋史·艺文志》作《棋图义例》),将从前和当时的围棋着法术语收集起来并——诠释。所收术语共32个,即:立、行、飞、尖、粘、斡、绰、约、关、冲、觑、杀、劄、顶、捺、跷、门、断、打、点、征、{山辟}、聚、劫、拶、扑、勒、刺、夹、盘、松、持。这对围棋术语的规范化,起很大的作用。

  宋白(936—1012),字太素,大名(今属河北)人,真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宋白自幼好棋,精于棋理,曾作《弈棋序》认为围棋“小则小矣,可以见兴亡之基”,“微则微矣,可以知成败之数”。从棋理和围棋的实践经验出发,将棋艺归纳成品(优劣)、势(强弱)、行(奇正)、局(胜负)四个方面,而每个方面都有上中下之分。文章针对这方面阐述论证,最后以有关史实为喻,证明围棋的“从时有如设教,布子有如任人,量敌有如驭众,得地有如守国。其设教也在宽猛分,其任人也在善恶明,其驭众也在赏罚中,其守国也在德政均。”因此围棋虽小,可以喻大,所以圣人存之。这篇文章剖析精切,见解独到,发前人所未发,在围棋理论的研究上又进了一步,而且对文人士大夫重理、重教的围棋观念有所影响。

  潘慎修(937—1005),字成德,泉州莆田(今属福建)人,初仕南唐为起居舍人,归宋后授太子右赞善大夫,太常博士。《宋史·潘慎修传》称他“善弈棋,太宗屡召对弈,因作《棋说》以献。大抵谓: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胜,信者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因举十要以明义,太宗览而称善。”太宗棋艺甚佳,而屡次召他对弈,说明他的棋艺水平不低。江少虞《皇朝类苑》卷五十:“太宗弈品至第一,待诏有贾玄者臻于绝格,时人以为王积薪之比也。朝士有潘慎修亦善棋。”另外,他以仁、义、礼、智、信谈棋,也算是出自机杼的妙语,可惜的是,所举的“十要”已不得而知了。

  琴棋书画艺术地位的确定,也给文人、士大夫的艺术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围棋事关人品气质,又能“接群居之欢”,社交处友,怡养性情,寄托心志,丰富生活,因此北宋初期的文人士大夫无不喜爱。除上述诸人外,见诸史乘或有轶闻趣事流传的还有:王禹偁、丁谓、柳开、宋湜、郭贽、曹玮、林逋、杨亿、范仲淹、刁衎、查道、张思筠等十多人。其中以王禹偁、丁谓、林逋,尤其是范仲淹影响较大。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大中祥符进士,官至参知政事,是北宋一代名相。他戍边为政之余,常寄情楸枰。有“恶劝酒时图共醉,痛赢棋处肯相饶”(《依韵酬邠州通判王稷太傅》)等吟咏。范仲淹的词,气势阔远,开宋词豪放一派先河。观此诗,其棋风棋情也堪称豪放,痛快淋漓不在白居易之下。又作有《赠棋者》一诗,有“静持生杀权,密照安危理。接胜如云舒,御敌如山止。……一子贵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入于神,变化胡能拟”诸语,深得棋中三昧。显然,他的棋不止于豪放,也有精巧细腻的一面。最后全诗以“成败系之人,吾当著棋史”结束,表现出他为政和作诗之余的雅好和志趣。遗憾的是,他著棋史的宏愿不知为什么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