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节 围棋制式与规则
围棋是智慧的游戏，也是科学的游戏。随着人们的智力水平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它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主要体现在棋局道数上。棋局道数少，变化就少，相对说来要简单一些，棋局道数多，变化就多，相对来说要复杂一些。
今天的围棋棋局值数是19道，纵横361个交叉点，对弈之下，变化无端，趣味无穷。那么，围棋在诞生之初是多少道呢？囿于资料，我们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根据一些线索推断：它不会超过13道或11道。
1977年4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曾发现一座辽代古墓，墓内供桌下，有一高10厘米、边长40厘米的围棋方桌。桌上涂白漆，中间画有长宽各30厘米的棋局，棋局纵横13道。这种13道棋局是目前能见到的道数最少的棋局。日本一杂志曾报道，古代夏威夷有一种棋戏，纵横11道，在线道的交叉点上行棋对弈，和中国围棋颇为相似。如果这种棋确实和中国围棋有关系，那么在13道棋局之前就有过11道的棋局。1971年湖南湘阴发现一座唐墓，墓内出土一件青瓷围棋盘，正方形，边长55厘米，纵横15道，4边刻有圆弧形装饰，上敷黄釉。可以断定，这种15道棋局是13道棋局的后继者。无论是辽代的13道棋局还是唐代的15道棋局，都不是当时通行的棋局，也不是东汉以后的人所创制。而只是西汉以前的通行制式，甚至是春秋战国以前的通行制式的孑遗。它们之所以出现在唐代和辽代，有可能是因为交通不便，文化交流少，故尔无意识地保留下了古代围棋的制式。也可能是人们在使用当时通行制式的围棋盘的同时，出于崇古慕古和简便易学的目的，有意识地保留了古代围棋的制式。另外，无论是多少道数的围棋，它们在向较多道数的围棋进步时，都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初，它们只是在某一些人中流行，后来范围逐渐扩大，为更广大的地区和更多的人所接受，最后才成为通行的制式。而在这个期间，必然会出现较少道数和较多道的围棋并行期现象，和更少道数、早已不流行的围棋存留于个别地区的现象。
至少在东汉三国时期，已通行17道的围棋。1954年河北望都（东汉属中山国）东汉墓出土一具石围棋局，就是17道的。三国时魏邯郸淳的《艺经》也说：“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17道围棋流行的时间很长。1975年，山东邹县西晋刘宝墓出土一副围棋子，系用黑白卵石磨制而成，共计289子。刘宝官至侍中、安北大将军，卒于永康二年（301）。从棋子数目看，西晋士大夫中也流行十七道的围棋。南朝宋有一首《读曲歌》，中有“方局十七道，期会是何处”语，说明当时在民间还在使用17道的围棋。新疆阿斯塔那唐墓曾出土一幅《弈棋仕女图》，图中所绘棋盘是17道乘16道（16当是17之误）。该墓墓主是武则天时的安西都护官员，曾被授予上柱国爵位。看来17道的围棋到初盛唐时期，在边远地方仍在使用。
三国时期，19道围棋可能开始流行。北宋棋待诏李逸民《忘忧清乐集》中，收有“孙策诏吕范弈棋局图”，该图谱就是19道的。另外，还有“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也是19道的。《忘忧清乐集》有宋刻本，其发现和流传经过十分清楚。宋人著书刻书一般比较谨严，该书所收图谱当有所本。另外，在有三国邯郸淳《艺经》所记、有南朝《读曲歌》所咏的情况下，作为棋待诏的李逸民不可能自己作伪，也不可能不辨不查便摭拾前人伪谱于集中，而取信宋徽宗和世人。从这个情况看，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时期，17道围棋和19道围棋都在流行。三国时期，17道围棋主要流行于北方，19道围棋主要流行于南方，特别是吴国的宫廷中。到两晋时期及其以后，19道围棋也开始在北方流行开来。当然，这种情形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状况，还需要进一步用地下文物的实际资料来证明。
南北朝时，19道围棋逐渐占了主要地位，开始通行。成书于北周的敦煌写本《棋经》，其《像名篇》有这样一段话：“棋有三百一十六道，放周天之度。”这显然说的是19道围棋，316当是361之误。19道围棋出现在棋的经书中，说明它的地位已为棋界肯定。到隋唐时期，19道围棋更为通行，完全取代了17道围棋。河南安阳张盛墓曾出土一具19道的瓷棋局。唐人斐说《棋》诗也说：“十九条平路，言平又崄巇。”《忘忧清乐集》中所收的唐代棋谱，也都是19道的。19道围棋比17道围棋变化更为复杂，趣味也更加深浓，因此受到人们的欢迎肯定，便成为标准的围棋制式。
早期围棋的棋子数目，视棋局道数的多少而定。17道棋局需要289子，19道棋局需要361子。无论是289子、300子或361子，都可举其成数概称300，故韦曜《博弈论》有“枯棋三百”，晋蔡洪《围棋赋》有“三百惟群，算涂授卒”的说法。
古代围棋有座子制度。它起源于何时很难考定，但东汉时期肯定是盛行了。马融《围棋赋》：“先据四道兮，保角依旁。”所谓四道，即四四位置。从《忘忧清乐集》看，三国吴时，对弈开局前，黑白双方在棋局四角的对角上各摆两枚棋子。行棋次序是白先黑后。《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白先黑后的行棋规则，则可能和这种阴阳观念和语言习惯有关。座子又称势子，也称棋
。马融《围棋赋》：“迫兼棋兮，颇弈其装。”宋章樵注：“，音义与岳同，棋心并四角各有一子，谓之五岳，言不能动摇也。”明杨慎《转注古音》又说：“今谓之势子，而中心一子不下。”按照这种说法，古代围棋是五枚座子，只是后来才改成四枚的。但从现存古代棋谱看，没有放五枚座子的，而且从道理上讲，五枚座子也讲不通，因为这会影响行棋次序。晋蔡洪《围棋赋》中有“位将军乎五岳”的说法。它的前后文是：“命班输之妙手，制朝阳之柔木，取坤象于四方，位将军乎五岳。然后画路表界，立质朱文……”显然，所谓“位将军乎五岳”，只是指棋局制作过程中，定出四角四四和中心的位置，并不是说要在这5处摆放座子。从东汉望都石棋局、隋安阳瓷棋局及《忘忧清乐集》棋局路数图和三国、晋、唐、宋的对局谱看，五岳或将军是棋局四角及中心的5个黑点，而势子只放于四角，不放中心。这同梁武帝《围棋赋》：“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的描述完全相符。宋人张靖《棋经十三篇·权舆篇》：“先于四隅分定势子，然后拆二斜飞，下势子一等。”虽说所出较晚，但渊源有自，也是证明。虽然五岳或将军并不都放势子，但四角的势子都因此而也称将军。梁武帝《棋评要略》：“凡略道，依傍将军……将军为柱石，又如山岳。”就是指座子。敦煌《棋经》提到的“将军生煞（杀）之徒”、“将军生煞（杀）之法”、“将军生煞之能”，就是指势子周围的具体着法和定式。古代这种座子制度和白先黑后的规则一直沿袭到清末，后因受日本围棋的影响，才取消了势子，并改为黑先白后。
早期围棋计算胜负的方法已难考定，只能参考唐宋时期的文献和图谱来推断。古人称棋局上的交叉点为路或道。官子完毕后，要将提掉的棋子填向对方的空中。由于每块棋必须有两个眼才能成为活棋，因而每块棋还要除去两路不予计算。最后，以所围空的路或道数相较，多者为胜，若路道相等称为“停”，又称“芇”。以《忘忧清乐集》中的《烂柯图》为例，黑棋填回提子后有28路，因有5块棋，须减去10路，尚余18路，白棋填回提子后有23路，因有3块棋，须减去6路，尚余17路，结果黑胜一路。这种方法可称为填空法，出现较早，至少唐宋时期还在采用。后来又出现了数子法。即以双方所占子数（包括空）计算胜负，由于每块棋须有两眼，这两眼位置谁都不能入子，故算双方各一子，这样，棋块数多的一方就要向对方还子，每多“一块棋就多还一子，俗称为“还棋头”。这种方法在明代很流行。成书于明代的《金瓶梅词话》第54回中写白来创与常时节下棋，最后“白来创看了五块棋头，常时节只得两块。白来创又该找还常时节三个棋子。口里道：‘输在这三着了。’连忙数自家棋子，输了五个子。”这里就是还棋头的方法。无论是“填空法”还是“还棋头”，对弈双方总是棋块少的一方有利，因此古人下棋的战略战术与今人明显不同，总是竭尽全力地分割对方的棋，使对方的棋块数尽可能地多。
两汉时期，随着围棋的普及，比赛日益增多，棋艺水平迅速提高，棋手间的差距便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就需要定出衡量的标准和等级。以及相互间的对局方式。古人有以九等论人的习惯，如《汉书·古今人表》就将古人的圣人和愚人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三国魏延康元年（公元220），魏文帝仿此法推行“九品官人法”，推选各郡有声望的人出任“中正”，由“中正”将当地士人按才能分为九等（九品）供朝廷选用。这种九品中正制遂被棋界用来评定棋手等级。邯郸淳《艺经·棋品》：
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复云。
当时这9个品级名称的具体含义、区分标准和对局方式已无法窥测，根据宋张靖《棋经十三篇·品格篇》元晏天章注、清末邓元<钅惠>注引《石室仙机》和他自己的补注，大致是这样的：
入神，神游局内，妙而不可知，变化不测而能先知，精义入神，不战而屈人之棋，无与敌者，厥品上上，互先。坐照，不劳神思而万意灼然在目，至虚善应，亚近入神，厥品上中，饶半先（三局受二局先）。具体，能兼众人之长，因人制宜，临局之际，造形则悟，具入神之体而微者，厥品上下，饶先。通幽，其心虚灵洞彻，能深知其义而造于妙，临局之际，见形阻能善应变，厥品中上，饶二子。用智，对妙着不能深知，故临战必用智深算而入于妙，厥品中中，饶三子。小巧，虽不能大有布置，而纵橫各有巧妙胜人，或者不务远图好施小巧，厥品中下，饶四子。斗力，野战之棋，动则必战，与敌相抗，不用其智而专斗力，厥品下上，饶五子。若愚，其布置虽如愚，但势不可犯，厥品下中，饶六子。守拙，凡棋有善于巧者，勿与之斗巧，但守我之拙，则彼巧无所施，厥品下下，饶七子。
以上虽然不是曹魏时的标准，而只是后人的解释，但可以肯定，当时有棋品的观念，就一定有区分。评定的方法和标准，而棋艺水平不同的棋手之间，也完全可能出现互先、让先和让子的规则。
南朝梁钟嵘《诗品》曾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而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从其行文的语气看，“殆均博弈”是对围棋九品制肯定的话，而且由来甚久，不仅是指当时的品棋活动。南朝梁沈约也说：“汉魏名贤，高品间出。”可见自邯郸淳时起，品棋先在局部地区的民间棋手中流行，后逐渐扩展至较大范围的地区乃至整个棋坛。随着围棋交流和比赛的发展，成了棋界公认的制度。品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区别不同水平的棋手提供了比较科学的根据，对围棋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古代围棋还有打筹制度。敦煌《棋经·棋制篇》：“凡论筹者，初捻一子为三筹，后取三子为一筹。……凡获筹，有持者，必须先破求。取局者，勿论。收子了讫，更欲破取筹，不合。”张靖《棋经十三篇·杂说篇》：“打筹不得过三，淘子不限其数。”张靖《论棋诀要杂说》：“皆筹为溢。”这些方法早已不用，致使我们今天理解起来十分困难。从这话来看，筹或许是竹签、筹码一类的东西，用于记输筹的局数。“不过三”，可能是指三局为一单元，类似于今天的三打二胜制。但也有可能是类似于今天的贴子的计算方式。
前面曾提到藏棋很可能是从中原传去的，那么了解一下它的制式、规则，对了解古代围棋的制式、规则也颇有意义。藏棋棋局纵横十七道，两人对弈，用黑白棋子围而相杀。也有势子，不过不是四枚而是十二枚。行棋次序也是白先黑后。没有让子棋，若双方实力有差别，一律用“贴目”的方法来解决，贴目多少，双方对局前商定。另外，有一种类似围棋中“打劫”原理的提子后杀着的规定，使双方棋不至于轻易被杀死。这些规则有些可能是从中原传去的，有的可能是藏棋发展过程中自己形成的，从它身上，我们隐隐约约看到一些古代围棋制式和规则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