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上）
清·阎若璩
○第六十五
今之《尧典》《舜典》，无论伏生，即孔安国原只名《尧典》一篇。盖别有逸书《舜典》，故魏晋间始析为二。然“慎徽五典”直接“帝曰钦哉”之下，文气连注如水之流，虽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断。惟至姚方兴出，妄以二十八字横安于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试除去读之，尧既嫁二女于舜矣，初而历试，既而底绩，继而受终，次第及于齐七政，辑五瑞，肇州，封山，浚川，明刑，流放四凶。虽舜之事，何莫非帝之事哉。至是而“帝乃殂落”，而帝之事终矣。“月正元日”以后则舜之事也，而舜何事哉。用先帝之人，行先帝之政，则舜之事而已。如是又五十载，而舜之事亦毕矣。故以“陟方乃死”终焉。惟除去二十八字耳。而以“殂落”终尧，以“陟方”终舜，以为一篇可，以为一人可，以为虞史欲纪舜而追及尧行事可，以为虞史实纪尧而并舜行事统括之亦无不可也。推而合之他书又无往而不合也。再试析为二，“帝曰钦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来。不可通者固多矣。又况二十八字无一非剿袭陈言者乎。善乎，同里老友刘珵先生之言曰：欲黜伪古文，请自二十八字始。
按郑端简晓，予得其手批吴氏《尚书纂言》，于二十八字上批云曰：若句袭诸篇，首“重华”句袭诸《史记》，“浚哲”掠《诗·长发》，“文明”掠《乾》文言，“温恭”掠《颂·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鸿烈》，“乃试以位”掠《史·伯夷传》。正见其蒐窃之踪。
又按朱子谓吕伯恭言《舜典》止载舜元年事，则是，若云此系作史之妙，则不然焉。知当时别无文字，在朱子此等识见，信高明。盖《书序》有《舜典》，有《汩作》《九共》《槁饫》十一篇，皆为舜事。朱子不信《序》而暗与之合者如此。余因悟此即后代作史法也。史之有本纪，为一史之纲维，犹《书》之有帝典，体以谨严为主。故今二《典》所载皆用人行政大者，若他节目细事如设官、居方、别生、分类，则散见《汩作》诸篇。盖即后代志与传所从出也。近作史者举凡志传所不胜载之琐事冗语，悉罗而入于本纪，尚得谓谙史家体要哉。
又按蔡《传》，吴氏谓“肇十有二州”一节在禹治水后，不当在四罪之先，盖史官泛记舜行事耳。初不计先后之序，非也。既如肇州在平水土后，自应在五载一巡守后，可知其四罪系末简者，盖因刑而附记之。孔安国《传》所谓作者先叙典刑，而连引四罪，明皆征用所行于此总见之，最确。泛记舜行事，初不计先后之序，若指此二节而不指彼一节，亦可矣。
又按胡渭生朏明谓予，“升闻”二字又掠《大戴礼记·用兵篇》。姚际恒立方曰，“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八字袭《诗》与《易》。夫人知之。独不知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粤若稽古，帝汉祖宗，浚哲钦明”王粲《七释》云“稽若古”，则睿哲文明，允恭玄塞，方兴所上，较《延寿赋》易“钦”为“文”，粲《七释》易“睿”为“浚”，“允”为“温”，而“玄”字乃移用于下，则是皆袭前人之文，又不得谓袭《诗》与《易》也。夫《舜典》出于南齐，延寿汉人，粲汉魏人。何由皆与《舜典》增加之字预相暗合耶。其为方兴所袭自明。又汉魏时人以《诗》《易》所称称“后王”可也，今以商王之“浚哲温恭”，周王之“允塞”混加之于舜，乌乎可也。窃以论至此，真无复余蕴矣。
又按《经典释文》载齐明帝建武中，吴兴姚方兴采马、王之《注》，造孔传《舜典》一篇。言于大行头买得上之。梁武时为博士，议曰：孔《序》称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误。《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卓哉斯识。真可称制临决，非一切儒生所能仿佛，奈何隋开皇初不尔。
○第六十六
刘珵先生字超宗，尝告予曰：二《典》为一，三《谟》去二，子著《疏证》，诚不可不加意。予曰：然。今试取《皋陶谟》《益稷》读之，语势相接，首尾相应，其为一篇，即蔡氏犹知之。但谓古者以编简重大，故厘而二之，非有意于其间，则非通论也。自“曰若稽古皋陶”至“往钦哉”，凡九百六十九字，比《禹贡》尚少二百二十五字，《洪范》少七十三字，何彼二篇不惮其重大，而独于《皋陶谟》厘而工乎。说不可得通矣。且《益稷》据《书序》原名《弃稷》，马、郑、王三家本皆然。盖别为逸《书》，中多载后稷之言，或契之言，是以扬子云亲见之，著《法言·孝至篇》。或问：忠言嘉，谟曰言，合稷契之谓忠谟，合皋陶之谓嘉。不然。如今之《虞书》五篇，皋陶矢谟固多矣，而稷与契曾无一话一言流传于代。子云岂凿空者耶。胡轻立此论。盖当子云时，《酒诰》偶亡，故谓《酒诰》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赖刘向以中古文校今篇籍，具存。当子云时，《弃稷》见存，故谓言合稷契之谓忠，以篇名无谟字，仅以谟贴皋陶。惜永嘉之乱亡失，今遂不知中作何语。凡古人事或存或亡，无不历历有稽如此。
按吴氏《尚书纂言》不信魏晋间古文，一以今文篇第为主。但曰“若稽古皋陶”本出今文，吴氏以篇首四字为增，断自“皋陶曰”，以下又不合伏生。其亦扬子《太玄》所谓童牛角马，不今不古者与。
又按《困学纪闻》谓“葛伯仇饷”，非《孟子》详述其事，则异说不胜其繁矣。又谓孟子之时，古书犹可考，今有不可强通者也。此等识见最确。予谓读言合稷契者，亦当以是求之。
又按冯班定远谓古人文字中所用事与今所传不同者，古书有之，今人不见也。亦属此义。因举张博望乘槎事以例曰：古人多通用，近焦弱侯以为杜诗之误。不知此出《东方朔别传》，见《太平御览》，自与《博物志》所记不同。焦未之知。予谓洪景卢疑稷与契无一遗言，子云何以遽立此论。不知扬子之谈经，杜公之征事，岂有误者哉。洪失未知，亦正与焦氏等。
又按蔡邕《独断》云：汉明帝诏有司采《尚书·皋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内。邕距魏晋间不甚远，古文孔《书》未出，二篇犹合为一。如此至光武时，张纯奏宜遵唐尧之典，“二月东巡狩”。章帝时，陈宠言唐尧著典，“眚灾肆赦”，《舜典》合于《尧》，又无庸论。然晋武帝初，幽州秀才张髦上疏引“肆类于上帝”至“格于艺祖，用特”，亦不曰《舜典》，曰《尧典》，盖尔时虽孔《书》出，未列之学官，故臣下章奏亦莫敢据为说。
又按《汉·王莽列传》两引“十有二州”，皆云《尧典》今在《舜典》中。此与《孟子》以“二十有八载”四句为《尧典》正同。窃怪朱子不信孔《书》，而于《尧典》《舜典》原合为一处，犹未加讨论。《集注》云：盖古书二篇，或合为一耳。见犹未彻。
又按《后汉·周磐列传》，学古文《尚书》，临终写《尧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圣道。正惟彼时《尧典》《舜典》合为一，无问今古文皆然，方单称尧不及舜。不然孔《书》列学官以后，志圣道者有不并举二典之名乎。此亦可为根证。
○第六十七
晚出《武成》篇，孔《传》不言其有错简。唐孔氏《疏》始言之。于是宋儒刘氏、王氏辈纷纷考正，逮朱子而益密。蔡《传》从之，以“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七十八字，又“惟尔有神”四语皆系于于征伐商下，为初起兵祷神之辞。是已不知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在《左传》昭七年，为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之辞，非告神者，左氏不应有误。故伪作者只系于“予小子其承厥志”下，为“王若曰”之辞。盖诸侯来受命，王特告之，并追述初起兵祷神如此，以见天与人归。亦犹《汤诰》篇援“予小子履”散作初请命伐桀之辞，又告诸侯之辞亦追述之也。此最作者苦心凑泊处，朱、蔡移置，必反为所笑。昔人有言，千载之下，难以情测也。余殆欲测其情云。
或问：孔《书》援左氏以为重，其遵若绳尺，莫敢或爽，固矣。不识左氏《传》果一无所误乎。抑有乎。余曰：误亦未免，特比他书差密耳。忆戊申夏王源昆绳读《左传》，以“闵二年及狄人战于荥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来问，曰“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此左氏推原败之故，而上文并不见懿公死下落。得毋亦如《史记·刺客传》遗秦舞阳下落乎。所关亦不细。余曰：文十五年，凡胜国曰灭之。襄十三年用大师焉曰灭，此左氏书灭例也。经昭公二十有三年秋七月，胡子髡沈子逞灭。杜氏《注》，国虽存，君死曰灭。此又一例也。说本《公羊》，以此例读闵二年《传》，则所谓遂灭卫者，懿公已死于此句中矣。下文狄入卫，盖方是入其国都。孔氏疏，传言灭，而经书入，引《释例》为从齐桓告诸侯之文。不知狄入卫，书法经传悉同。而先言灭，乃是君死之谓，于社稷无涉。乌得谓之无下落乎。古人字不虚设，文章密如此。
按《左传》多引而不发，赖《注》以发之。《注》亦未尽，赖《疏》以尽之。今试举一事，《论语》“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断自宣公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则自武子。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元年凡四十有一年。此四十一年，政将何归乎。岂《论语》妄语耶。《论语》既不妄，则《集注》误可知。然自文子数起，以为实相三君，又无以位置桓子，反覆皆不合。读昭二十五年《传》，政在季氏三世矣。《注》曰：文子、武子、平子。读昭十二年《传》，季悼子之卒也。《疏》曰：悼子卒，不书经，其卒当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孙继祖，武子卒后即平子立也。始晓然于《论语》“四世”盖文、武、平、桓，而悼子不在此数。又《孔子世家》，年十七，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皆足证前说之不诬。诬不诬亦曷足深计，独怪季孙行父身为权奸，流毒累叶，而享有忠公室、无私积之伪名。甚至明著圣经历二千年，为传注者莫能指以实之。呜呼，何以诛奸谀于既死哉。愚谓有当请于朝，乞早加刊正，无误后人者，此类是也。
又按文、武、平、桓，相继而立，不数悼子者，专谓其执鲁国之政。非尽悼子不为大夫，特未命为卿耳。苟为卿卒，且书经矣。不为大夫卒，恐无谥矣。春秋父子并时而仕者多有，如鄢陵之役，栾书将中军，适子黡如鲁乞师，次子鍼为厉公车右，故皆大夫也。佐中军者父士燮，趋进而谋战者，其子纮。岂必疑甯氏父子当成公元年速犹盟，向三年俞盟于宛濮，为父死子始继，而俞不曾逮事文公也哉。盖文公末，俞已仕为大夫，值国无事，故曰有道。则知成公立而艰险备至，故《集注》以有道属文，无道属成。先文后成，其次第固不紊矣。
或问：城濮之役，先轸将中军，子先且居，赵衰称其佐军也善。非父子并时而仕者何。余曰：此出《晋语》，恐不若左氏足据。左氏佐中军者却溱，佐上军狐偃，佐下军胥臣，未闻复有一军置且居也。
又按孔安国注此章“四世”，亦自文子数起，但不知悼子宜去，只得断至平子止。果尔，此章发叹其在定公五年六月丙申，平子未卒前乎。然则桓子尚未立，阳虎未囚其主，何由而有“三桓微矣”之叹。亦不合。要须易注曰：鲁自宣公八年襄仲卒，季文子始专国政。历子武子，曾孙平子，玄孙桓子，凡四世而为家臣，阳虎所执耳。
又按《论语》不曰自陪臣出，而曰“陪臣执国命”者，盖当时陪臣如南蒯、阳虎、公山、弗扰辈，俱在家制其主，专其政，横行于国之中。尚不似大夫得将兵于外，与与列国盟会，声迹及天下，故变其文，不与大夫同。或曰：是固然矣，但三世希不失矣。虎辈仅及身止，岂圣人反为陪臣宽言之耶。予曰：否。马融《论语注》云，阳氏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齐。融号博洽，尝自称“吾见书传多”。《注》必有征。参以杜氏《注》，昭十二年，蒯，南遗之子。昭四年南遗季氏家臣。则南氏亦在，再世主之之列。是又当为《集注》补其阙尔。
又按孔《疏》固详博，疏以解名物制度，犹多未备。亦试举一事。壬子秋过阳曲，松庄傅山先生字青主者，适读《左传》，以哀二十五年“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下问，曰：古人既脱屦，复脱袜乎。虽杜《注》古者见君解袜，然书传中仅此一见，无别证，何也。余不能对。久之，读陈祥道《礼书》，始用以报曰：《礼书》谓汉魏以后，朝祭皆跣袜。又谓梁天监间，尚书参议案礼跣袜，事由燕坐。今极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既绝常礼，凡有履行者，应皆跣袜。盖方是时有不跣袜者，故议者及之。可见六朝时犹然。而尤妙者，在“案礼跣袜，事由燕坐”二语。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脱履，以非坐故。惟登坐于燕饮，始有跣为欢。后则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处。因怪杜《注》“见君解袜”，“见君”字不确。要须易为古者燕饮解袜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真可以正杜《注》，补孔《疏》，为刘泫、赵汸所未及。余不敢当。兹已忽忽十年，聊牵连书之，以见一时知己之情云。
又按《燕礼》，郑康成谓饮酒以合会为欢者，叙立司正安燕一节曰“宾反入，及卿大夫皆说屦升就席”“说屦”便包有解袜在内。观下文曰“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无不醉。宾及卿大夫皆兴，对曰：诺，敢不醉。皆反坐”其有跣为欢可知。《左传》则以足有创疾，袜不敢解，乃礼之变者。褚师声子循礼之变，遭公怒詈，以致君臣相攻，正足补《仪礼注》之不逮。大抵三代礼文具在，一节一目人所通晓。读《燕礼》至“说屦升就席”，知并解其袜。读他礼或至“说屦升就席”，有不必跣袜者，以非燕故。或曰：杜预谓古者解袜，与张释之传王生曰“吾袜解”同耶。否耶。余曰：否。解袜谓解去足之衣，袜解则袜之带解散耳。证亦有二。一《吕氏春秋》，武王至殷郊，系堕，五人御于前，莫肯之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系也。一《哀帝纪》，中山孝王来朝，赐食于前，后饱起，下袜系。解武王之系也，中山孝王之系也，并音计，皆袜所束之带也。张廷尉之跪而结也，亦音计，则以手从事，非指物言矣。乌乎同。
又按古人脱屦则有袜在，脱袜则将跣足矣。谢承《会稽先贤传》，贺劭为人美容止，在官府常着袜，希见其足。君臣群而饮酒，悉解其袜，若徒跣谢罪者。然此何礼焉。曰：脱袜固尚有行縢在，行縢今俗名裹足是也。六朝人谓之行缠。或曰：岂即《诗·小雅》所谓邪幅〔音福〕。桓二年《传》臧哀伯所云幅〔音逼〕欤。余曰：近矣，而实非也。行縢与今裹足，皆有袜以蒙其上者也。邪幅与幅，则无袜以蒙其上者也。《小雅》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以上配赤芾。臧哀伯谏曰“衮冕黻珽，带裳幅舄”，幅上以配衮冕等，下以配赤舄。盖人君之盛服也，非行縢者比。当康成及预时，已无复其制。故第曰“若今行滕”而已。至内则有逼，则常人之服也。康成直注为行縢，不言若，其密如此。忆余至福建会城，见荷兰国人之游于市者，皆以彩帛缠其足，由胫以上至膝，整比异常，非似行縢之蓬松。因想见古者邪幅之制，礼之失也，而谓竟不复遇诸四裔耶。
又按《后汉书》始有《舆服志》，朱子称其详，为前史所无。间一及袜，皆作“纟末”。未若《隋·礼仪志》之详。梁天监十一年，尚书参议跣袜事，亦具载此。台官问讯，皇太子皆朱服著袜。著袜者，止跣履，不必跣袜。盖下于宗庙崇严一等。又以见尔时问讯于君，则跣袜，所以示极恭。我固嫌杜预“古者”二字不确，或易其《注》曰：今见君犹解袜亦可，终不若“古者燕饮解袜”六字为至当。又《志》云，省閤内得著履。则非唯袜不解，履亦不跣。至三公黄閤下履，过閤还著履。其分别履与袜处，极为明析矣。
又按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疏》引《孟子》“班爵禄”章，非是。《孟子》爵虽五等，却连天子在内。地又四等，与分土惟三不合，盖直用《汉·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之说也。益验晚出书多出《汉书》。
又按晚出《书》多出《汉书》，虽字与义较今文及迁书古文说不合，亦不顾。如《刑法志》“《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恤”今文作“谧”，迁书作“静”。盖“谧”即“静”也，但字异耳。《王莽列传》“《书》曰：舜让于德不嗣”，“嗣”今文作“怡”，迁书作“怿”，盖“怡”即“怿”也，亦字异。他日太史公《自序》“唐尧逊位，虞舜不台”，《索隐》曰：台音怡，悦也。则又用今文，益验向所谓迁书颇杂出今文。
又按胡渭生朏明告予，孔氏《疏》云君存称灭，则灭文在上。庄十年灭谭，定六年灭许是也。国存君死，则灭文在下。胡子、沈子是也。据此“遂灭卫”自仍指国，而言非君。予曰：然则，卫懿公尚存乎。胡得有如世所传弘演内肝事朏明曰，上败绩，属师下甚败。属君懿公之死，隐具此二句中。不必于“遂灭卫”句寻下落。庄九年，乾时之战，我师败绩，公丧戎路，传乘而归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可见旗之所在，敌人咸属目焉。二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以误齐师，齐师失追，庄公故得免。今卫侯不去其旗，去，藏也，除也。不藏不除，狄人望而知为君，遂直趋而害之。甚败之为君死，复何疑。窃以此与《史记》疏漏处殊不同。
又按《诗·载驰·序》云：卫懿公为狄人所灭。郑《笺》云：灭者，懿公死也。君死于位曰灭。孔《疏》云：君死于位曰灭。《公羊传》文，《春秋》之例，灭有二义。若国被兵寇，敌人入而有之，其君虽存而出奔，国家多丧灭，则谓之灭。故《左传》凡胜国曰灭。齐灭谭，谭子奔莒。狄灭温，温子奔卫之类是也。若本国虽存，君与敌战而死，亦谓之灭。故云君死于位曰灭。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灭之类是也。愚谓仍有用大师曰灭。僖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昭十三年，吴灭州来。皆邑而言灭是也。疏漏此一义，以懿公死为灭，康成已先我而作是说，虽或未可以之解《左氏》，要说有攸据，不妨两存。
又按里中顾諟在瞻问：晋文公在齐，妻姜氏后亦不见下落。不比秦文嬴、狄季隗，一逆之，一归之，何也。余曰：盖未及公子反国而已前死。云曷征乎尔。征诸文六年，赵孟之言古者诸侯娶有九女，文嬴嫡也，班第一。偪姞，世子母也，班第二。季隗，文公托狄时妻，班第三，杜祁以让此二人也，故班在四。然则赵孟独不曰以齐故，让姜氏而已，又次之，故班在五。则姜氏不在九人之列可知。其不在九人之列，意其蚤死也。不然，文公岂得宠而忘旧者。不一迎归之乎。姜岂不若季隗，请待子而不嫁乎。齐倘若蔡嫁蔡姬，晋不兴师伐之乎。此等须从空中看出，方识左氏文章之密。刘向《列女传》称晋文迎之以归，为夫人。果尔，置文嬴何地。不足据。
又按秀水朱彝尊锡鬯告予：宋胡洵直亦有考定《武成》次第。移“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一十四字于“于征伐商”之下，仍在“王若曰”之上。移“厥四月哉生明”二节于“列爵惟五”之上。曰洵直以《乐记》考之，孔子告宾牟贾以大武迟久之意，言初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则庶邦冢君受伐商之命于周，乃其时也。故克商也，有未及下车为之者，有下车为之者，有济河而西然后为之者云云。其先后有伦如此，则《武成》之次序可概见矣。予曰“既生魄”据《汉志》为四月十六日甲辰望方协，忽移作正月十六日丙午望。是日，武王逮师去镐京已五百七十里，未至孟津者三百三十里。在途之中，岂得谓其初时乎。且缀者，南头之初位，久立于缀，盖未舞之前，舞者持盾屹立，象武王待诸侯之至。计其日尚当在戊子，师初发，癸巳武王始发之先，断不在既望丙午。大抵锡鬯平生不敢疑古文，见诸赠余诗。所援引每如此。
又按元熊朋来亦疑《武成》月日，曰：武王以正月初三日癸巳起程，再历庚戌方为四月，一百三十八日矣。虽前十九日为辛卯，王来自商，至于丰，仍一百十有九日。克商之后逗留，日久乃归沛。公欲留秦樊哙辈，犹能劝以还军，岂武王反出其下。可疑一也。或云：死魄，晦也，非朔也。朔则魄苏矣。上饶谢氏疑壬辰为正月二十九日，癸巳为二月朔。若然，癸亥陈于商郊，移至三月一日，又与《国语》“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不合。癸亥系二月乃左氏正文，未易改，终无以释在商淹久之疑耳。予曰：此不必疑也。武王往三十一日，回亦三十一日，共六十二日。仍余五十七日在商。熊氏徒见今《武成》所载反商政至大赉数事以为旬日可了，不知《乐记》“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正《论语》“兴灭国，继绝世”者。盖或有子孙而无爵土，或有爵土而无子孙，武王须求访其后以来择地以封之。此岂旬日可了。《孟子》“灭国者五十，与纣共为乱政者五十国”，须及在商遣兵四出剪灭，以遂救民取残之志，亦岂旬日可了。故五十七日，人以为久，吾以为速。人以为疑，吾以为决。仁山《前编》系封康叔于殷东于是岁三月内，曰《康诰》云“在兹东土”，《酒诰》云“肇国在西土”，又云“我西土棐徂”，则此时武王似未来自商以前也。盖武王克商，留处三月，而后反封康叔，意此时与最合。则《康诰》《酒诰》两篇并作于在商日。惜乎，儒生所见，于古人既不能设身处地揣度事机，又不能参考往籍补经文之残阙，而反以后代君臣所饶为者，上疑三代，过矣夫。
又按《武成》闻有错简，未闻有错句。如《前编·武成次》第一依蔡本，独移“底商之罪”四字于“大邑周”之下。曰从子王子参订，粗为可读。是有错句矣，殆不足辨者。
○第六十八
尝疑刘歆《三统历》末又引《毕命》《丰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丰刑》”凡十有六字，今古文皆无，不知歆从何处得之而载于此。既而思《书大传》有《九共》《帝告》篇之文，安知非安国所得壁中《书》整篇外零章剩句，如伏生所传者乎。歆去安国未远，流传定真，而所载康王年月日复关于历法，故不忍弃之。伪作古文者，以“王命作策《丰刑》”与己不合，特尔遗去。亦犹作《伊训》者，遗“诞资有牧方明”，作《武成》者遗“粤若来二月”以下之辞，为露其肘也。
按朱彝尊锡鬯谓予：子欲集先儒疑古文《尚书》者，曷不及元儒陈师凯。予请征其说，曰：既历三纪，当三十六年。今自成王七年周公留治洛，公薨君陈继之，君陈卒，然后命毕公，是为康王十二年。逆数至成王七年，已四十有三年。言三纪者，举大数，固不必一一吻合。予曰：然，然别有说。《三统历》载周公摄政七年，作《召诰》《洛诰》。此七年在武王崩之后，成王未立之先，故下载成王仅三十年。邵子皇极数始通以此七年系于成王之下，成王为三十七年，邵子历是也。陈师凯以邵子历推之，自觉三纪不合。伪作古文者，却似误读《三统历》之摄政七年，以为即在成王三十年之内。成王七年作《召诰》《洛诰》，三十年作《顾命》，凡二十四年，接以康王十二年作《毕命》，正得三十六年，故曰“既历三纪”。若使知摄政在外，既逾三纪，何难变其文以求合，而敢故与历背驰哉。此误所由来也。凡欲攻古文，譬若攻病，须洞见症结，方克直陈其状。不然，大树也，岂蚍蜉所能撼与。
或曰：《三统历》载成王元年命伯禽侯于鲁，后三十年有《顾命》作。则成王在位乃三十一年。予曰：下文云推伯禽即位四十六年，至康王十六年薨。以此证之，成非三十年而何。所云“后三十年”乃实指其纪数之年，非离元年而数者。
或又问曰：子于古人有信有疑，何此书惟刘歆之是信。余曰：歆之人虽非，而于经学也甚精。适当王莽委任之日，诸所建立亦甚正。反惜建武中兴，一切以人废耳。然其于历法亦有未尽，如推《洛诰》戊辰为十二月晦日，又曰是岁三月甲辰朔。予以三月甲辰朔推之，须三月后十二月前置一闰，方合。犹《武成》欲四月有庚戌，辛亥，亦必至闰于二月方得。不然，戊辰那得在亥月尽耶。要为脱漏一笔，《顾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成王盖自望日始病，不知几日，至甲子大渐，乙丑遂崩。今历以甲子为十五日，推是月庚戌朔，是误会经文，而并历法亦错飐矣。凡古人不能有得而无失，故予因有信复有疑。予岂一概信刘歆者哉。
又按唐孔氏《疏》引《毕命》《丰刑》曰云云，于“策”字下增一“书”字，今《汉书》本阙。
又按姚际恒立方曰：今《毕命》较《三统历》所引增“至于丰”者。案宅洛系大事，须告文王之庙，故言“至于丰”，命毕公。何必尔。且君陈、毕公等果至丰告庙，两人自当一例，而独毕命云然者，盖因逸《书·毕命》有“丰刑”二字，既不可解，故就用其“丰”字傅会，以为“至于丰”。亦犹今《伊训》以逸《书》“伊训方明”作“乃明”耳。
又按孔《疏》引郑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同与此《序》相应，非也。此《序》指《毕命》书小序言。予考之《周书》七十篇，无册命霍侯。而齐梁间所出，康成又不及见，然则其所谓逸篇者，必另有一书，今不可见。李氏焘、陈氏振孙，谓《周书》战国人撰。予又考之《战国策》，荀息引《周书》曰“美女破舌，美男破老”，苏秦引《周书》曰“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左传》狼瞫《周志》曰“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皆见七十篇内。则此书不惟高战国，抑突出春秋前矣。
又按孔《疏》云：此岁入戊午闒五十六年三月甲辰朔大，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闰九月辛未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故戊辰为三十日。可补《汉志》之阙。
又按余尝有感南沙熊氏将注《春秋》，先求明历，其《明志录序》曰：于是问历于刘仲敬，以正诸家之失。并列所课而正之。癸亥三载于京师就吴任臣志伊学历，归而交秦渊云九里，中益研穷之。久之，始通其术。案《汉志》成王元年癸巳岁正月己巳朔，壬申日南至。步至成王三十年壬戌岁正月辛巳朔，甲辰日南至。以授时法通汉《三统历》推算之，自元年正月日南至至三十年正月日南至，中积一万○五百九十二日○三刻二十五分，加气应八日三十一刻四十分，为通积满旬。周去之不尽，四十○日○三刻四十六分五十秒。为甲辰日南至，又置中积加闰，应二日七十一刻八十八分四十二秒，为闰积，满朔，实去之不尽，为闰余，二十二日七十九刻九十○分四十八秒。以减冬至分余一十七日二十三刻五十六分○二秒，为正月经朔辛巳日，累加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得二月经朔庚戌日，四十六日七十六刻六十一分三月经朔庚辰日，一十六日二十九刻六十七分四月经朔己酉日，四十五日八十二刻七十三分加一望策一十四日七十六刻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得四月经望甲子日，○日五十八刻七十九分减去太阴疾差六十二刻七十一分得四月定望癸亥日，五十九日九十六刻○八分则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十五日也。甲子王乃洮颒水十六日也，越翼日乙丑，王崩十七日也。益觉歆并哉生霸与甲子为一日非是。此足正《汉志》之失。
又按经世之书莫尚《通典》，其门凡八，曰食货，曰选举，曰职官，曰礼，曰乐，曰刑，大刑用甲兵，其次五刑，曰州郡，曰边防。《文献通考》就其八门析而为十九，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赋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祀，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又补其阙者五门，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尝举似吴志伊，志伊曰：尚阙一门，曰历。予曰：仍阙一门，曰河渠。盖自迁书河渠，汉志沟洫，厥后一统之世之史无河渠者，东汉、晋、隋及唐。偏安之世，史独有河渠者，金。唐无河渠，说有二，一程子曰：汉火德，多水灾。唐土德，少河患。一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宝后久属藩臣，纵有河事，不闻朝廷，故一部唐书，仅载者薛平为郑滑节度使，河决瓠子一事耳〔又《裴耀卿传》为济州刺史，《萧仿传》为义成军节度使，皆有治河事〕。金有《河渠》，则《宋史·序论》所谓始自滑台大伾，尝两经泛溢，复禹迹矣。一时奸臣建议，必欲回之，俾复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屡塞屡决。至南渡而后，贻其祸于金源氏是也。马端临生于晚宋，僻处鄱阳，目不睹中原河流决溢之患，遂阙此考。要须亟补之。志伊曰：弟补《历考》，子补《河渠考》可也。
又按罗敦仁《尚书是正》，极辟古文《书》。其于《尧典》有言古今不同有三大事。一者治边，古人薄伐粗安，不与人争命。今也防之逾深，增亭隧者数矣，亦不能制其入也。一者治河，古人因便利导，不与地争势。今也持之逾急，沈璧马者数矣，亦不能制其徙也。一者治历，古人随宜修改，不与天争时。今也求之逾密，具表漏者数矣，亦不能制其差也。《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诗》曰：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尝举似秦云九，云九曰：治历随宜修改，不与天争时，是已。但随时修改，与天相应，舍表漏其奚从也。历家首重日至，欲得日至真时刻，必取日景为据。次验交食，欲知交食真时刻，必以水漏为据。是表漏者，治历之规矩准绳也。乃云不能制其差，何哉。以弟意改作“测转交者，数矣，亦不能制其差也”，庶乎可。余曰：然。儒者鲜通历，故有所撰述辄舛。以“我思古人，实获我心”贴治历，说亦未允。盖古历疏，不比今人。如日食有推术谬误，至期不验者。若《刘劭传》论建安中正旦当日蚀是。亦有卒暴有之官不及觉，天子诸侯仍行礼者。若《曾子问》以日食与大庙火后之丧，雨沾服失容一例是。皆因加时早晚，食分浅深，以致立法疏阔，不能预推。若论其理，岂有当食不食。与今时法，岂有卒暴不可知之事哉。盖历至元郭守敬得其七分，西法入中国得其九，仅有火星半度之差。譬犹围棋者，实高古人四子，岂非今有胜古处。云九曰：顷与子游，觉考核之学，今亦有密于古人处。予笑而不敢答。
○第六十九
传注之起，实自孔子之于《易》。孔子自卑，退不敢干乱先圣正经之辞，故以己所作《十翼》附于后。《汉·艺文志》，《易经》十二篇。十二篇者，经分上、下二篇，余则《十翼》是也。一乱于费直，再乱于王弼，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有宋诸儒出，始一一复古。唐孔氏《诗疏》谓汉初为传训者，犹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而《艺文志》所载《毛诗故训传》亦与经别。及马融为《周礼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而就经为注。朱子曰：据此则古之经传本皆自为一书，故高贵乡公所谓彖象不连经文者，十二卷之古经传也。所谓注连之者，郑氏之注具载本经，而附以彖象。如马融之《周礼》也。愚考诸《艺文志》，《周官经》六篇，《周官传》四篇，果各自为书。然则，马融以前不得有就经为注之事决矣。今安国《传》出武帝时，详其文义，明是就经下为之，与《毛诗》引经附《传》出后人手者不同。岂得谓武帝时辄有此耶。善乎，史鉴明古。赵秉文《画跋考》云：世之作伪者，幸其浅陋不学，故人得而议之。使其稍知时世先后，而饰词以实之，尚何辨哉。噫，明古之论，殆为斯《传》发欤。
按朱子《周易本义》本十二卷，经二卷，传十卷，尽复孔氏之旧。乃为永乐中辑《大全》者所殽乱，后又从《大全》提出《本义》单行，仍是王弼次序，非朱子书。顾炎武宁人告予，当觅宋版翻刻，以颁示学官。甚盛心也。
又按子夏《易传》十卷，今不传。陈氏振孙以其经文、彖象、爻辞相错，正用王弼本，决非汉代古书，最妙。或曰：唐张弧作也。余因思关子明《易传》为阮逸伪作。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为戴师愈伪作。皆历有确据，而世之好异者，犹不能舍以从之。谓之何哉。
又按陆德明《释文》有王云者，王肃之《注》马云者。马融之《注》今监本《舜典》“肆类于上帝”下《传》引王云、马云，明是误刊《释文》入《传》中，非《传》本然。虽相承云梅献孔《书》，亡《舜典》一篇，时以王肃《注》颇类孔氏，遂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用王肃《注》以补之，不应复标“王云”。读者宜辨之。
又按愚尝言十三经，经皆有传，传即在经之中，不必外求。如《十翼》传《易》，三《传》传《春秋》，皆不待言。《尔雅》，《书》《诗》传也，《戴记》，《仪礼》传也。《仪礼》又自有子夏《丧服传》，《孟子》即谓《论语》之传也可。《孝经》内有经有传。其无传者，独《周官》耳。又思子夏《丧服传》初必另为卷帙，不插入经，何者。传固自有体也。毛公学自谓出于子夏，传与经别，公羊高、谷梁赤亲受经子夏，作传皆无经文。且人以《丧服传》为子夏所作者，特以语势相连，与《公羊》体类。因弟子而决先师，其渊源如此。何独至《丧服传》，子夏辄自乱其例乎。必不尔矣。是宜心通其意焉可矣。
又按马端临之父碧梧先生言：朱文公于《易》《书》之合者，离之。于《礼》《书》之离者，合之。皆学者所当知也。余谓，合者离之，即上经二卷，传十卷，悉还孔氏之旧者是。离者合之，则《答应仁仲书》谓《仪礼》难读，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者是。近时马公骕著《绎史》，内《仪礼》十七篇分章句，附传记，又兼及大小戴诸书，真是茧丝牛毛，读之每令人心气俱尽。复叩其家，公生长北方，实不曾见朱子《古礼经传通解》，但以其《答应氏书》二语依义编次，凡五年而告竣。尤可嘉叹云。
又按《书序》引之各冠其篇首者，魏晋间孔安国本然也。亦从毛公分《诗序》以置诸篇之首学来。朱子出，始复并为一编，各缀于经后，曰以存古，曰以还其旧。离者合之，是又学者所当知也。
又按余谓《丧服传》初必另为卷帙，不插入经。后读元敖氏《仪礼集说》，辨之尤悉，遂备载其辞。曰：他篇之有记者多矣，未有有传者也。有记而复有传者，惟《丧服》此篇耳。先儒以《传》为子夏所作，未必然也。今且以记明之。《汉·艺文志》言礼经之记，颜师古以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是也。而此《传》则不特释经文而已，亦有释记文者焉，则是作《传》者又在于作记者之后明矣。今考《传》文，其发明《礼》意者固多，而其违悖经义者亦不少，然则此《传》亦岂必皆知《礼》者之所为乎。而先儒乃归之子夏，过矣。夫传者之于经记，固不尽释之也。苟不尽释之，则必间引其文而释之也。夫如是，则其始也必自为一编，而置于记后，盖不敢与经记相杂也。后之儒者见其为经记作传而别居一处，惮于寻求，而欲从简便，故分散传文，而移之于经记每条之下焉。此于义理虽无甚害，然使初学者读之，必将以其序为先后反，谓作经之后即有传，作传之后方有记，作记之后又有传。先后紊乱，转生迷惑，则亦未为得也。但其从来既久，某亦未敢妄有厘正，姑识于此，以俟后之君子云。案《汉志》，记百三十一篇，下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乃班固语，非小颜继，公认颇误。
又按有伪书出近代，证佐分明，苟一言及，辄哗然起，被以大不韪之名。且以宁可信其有者，莫过史彬之《致身录》，郑所南之《心史》。一为史兆斗所撰，一为姚士粦所撰。前说余征诸牧斋，后说闻诸曹秋岳云。
○第七十
顾命，《正义》曰：其人高官，兼摄下司者。汉世以来谓之为领。余谓霍光以大将军领尚书事，张安世以车骑将军领光禄勋事是也。其人职卑，上摄高官者，谓之为行。杜君卿谓韩安国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太常周泽行司徒事如真是也。余向论《周官》六卿是实职，三公系其兼官。成王当疾，困将发，顾命乃同召实职之六卿。观其次第，一以六卿为序，不重在三公。孔安国作《传》当云：冢宰第一，召公为之，兼太保。司徒第二，芮伯为之。宗伯第三，彤伯为之。司马第四，毕公为之，兼太师。司寇第五，卫侯为之。司空第六，毛公为之，兼太傅，如此。于奭上之“太保”字，毕、毛下二“公”字，亦无不瞭然。不当云“冢宰第一，召公领之。司徒第二，芮伯为之”云云。必以三公为高官，而视六卿为下司，非此经正旨。大抵国家设官，各有攸司。当坐而论道之时，自毕公第一，毛公次之，召公又次之。及作而行之之时，又召公第一，芮伯次之，以至毛公终焉。更观《康王之诰》，周中分天下诸侯主以二伯，召公、西伯也。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将立王之右，毕公、东伯也。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将立王之左。右尊于左，亦不以师屈保下为嫌。及王答拜，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陈戒于王，又一依六卿之位，不复紊与同召时同。岂非各有攸司。唯坐而论道，方重在三公。而其余实职之所系，有不尽拘以师保之尊哉。余向嗤蔡《传》不甚通古今官制，每每舛。兹读安国《传》亦然，故不惮委折论之云。
按《春秋》胡氏《传》云：古者三公无其人，则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师保之任。冢宰或阙，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禹自司空进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师保之任也。周公为师，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职也。予谓作朕股肱耳目，盖君资臣以为助，犹元首须股肱耳目以为用。乃泛论臣义，不贴坐而论道。虞纵有师保，未见伯禹为之，颇不确。周公为师，见《君奭》《书序》第十八。“位冢宰，正百工”见《蔡仲之命》第十九。遂以周公为先三公而后端揆也者。毋论此伪书次第不足准，而即以《孟子》征之，周公相武王，武王时周公已位冢宰，下及成王，始兼太傅。既迁太师，武王时太师则太公望为之，所谓“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此岂周公先居是任哉。益不确。康侯不惟不善会经旨，而并引事亦辄误。
又按李焘仁父言：古之所谓相者一而已，初未尝使它人参贰乎其间。尧相舜，舜相禹，禹相皋陶。皋陶既没，乃相益，汤相伊尹。《传》所谓仲虺为汤左相者，不足信也。案仲虺为汤左相，见定元年薛宰自述其皇祖曾居是官。或出成汤一时之权，制非恒法。下至襄二十五年，庆封为齐左相，虽乱人亦或有因于古，未可知。惟《通典》本《管子》称黄帝置六相，文十八年大史克称舜举十六相。相则辅助之名，非仁父所谓一相之任之相。善夫，王华叹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安。彼六朝人，且知之，况黄虞盛世哉。
又按六卿中惟彤为姒姓，余皆姬。惟卫在畿外，余皆畿内。知其名者半，奭也、高也、封也。其不知名者亦半。或曰毛公，非即毛叔郑耶。余曰：恐未然。定曰年祝佗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五叔者，鲜也，度也，武也，处也，郑也。郑果毛公，安得谓无官。且佗亦何故讳言之。尝思毛为畿内之国，伯爵，为天子公卿固其常。不得如孔、蔡二《传》云入，入则须畿外别有一国方可。若韩非属韩原，乃远谓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故诗人于其觐王也。曰入，入字不苟下，不然仍毛叔郑之子嗣爵者，以有道上兼乎公。王肃曰，毛，文王庶子。毋论此非郑，不从左氏富辰之言，而从《管蔡世家》之文，黜之于同母兄弟十人外，何哉。
又按富辰之言见僖二十四年，杜《注》曰，毕国在长安县西北。余谓此名毕原，非毕陌之在渭水之北者。癸丑秋曾经过其地，正周畿内国彤。孔《疏》蔡《传》并失所在，惟《通鉴·周纪》注其地当在汉京兆郑县界。国于王畿之内。此二者皆不得云入为天子公卿，与召、芮、毛国同。
或谓孔《疏》解周公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是分地以建诸侯，使与京师作蕃篱屏捍。国并属王畿外。若下二十六国是，非同县内诸侯食采邑者比。仅食采邑，自不足当蕃屏。故解祭伯、原伯、毛伯三国名在二十六国内者。曰初悉封畿外，后不知何年，本封绝灭，还受采邑，为王卿士。果尔，则顾命当周盛时，若毕、若毛，岂有本封绝灭之事。仍存向畿外，孔《传》云入似非无据。余曰：亦泥看“蕃屏”二字。昭九年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下系晋。定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下系鲁卫、唐。昭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下文一则曰诸侯莫不并走其望。固指畿外诸侯。盖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国者曰望。再则曰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却又指周、召二公号共和者。诸侯岂非畿内乎。且成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温今怀庆所领县。僖二十四年，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亦承郑言，郑初封在今之华州，并畿内国。至杜《注》管、雍、毕、酆等十国，十已得其四，曰，雍国，在河内山阳县西。毕国，在长安县西北。酆国，在始平鄠县东。河内野王县西北有邘城，或雒邑，或宗周，并属短长千里之内，岂得尽谓是本封绝灭，还食采地者乎。或曰：祭，周公季子，今河南开封府郑州东北十五里有祭城，为其封。杜氏释例所谓祭城，在河南，上有敖仓者是。春秋以还，沦为郑地。而王畿见有祭伯、祭公，以伯爵上兼公，非孔《疏》解之大申证乎。余曰：祭毕竟初封在周之畿内矣，岂不足当封建，当蕃屏。子奈何泥一二字面而害通部书之故实也耶。
又按余谓孔《传》、蔡《传》不甚通官制，不独是，《孟子注》亦然。范氏曰：孟子于齐，盖处宾师之位，有执此以问者，其说可得而信乎。曰：否。孟子为卿于齐，孟子致为臣而归，乌有所谓宾师之位哉。然则，既不处宾师之位，何召之则不往见之。曰：古有可召之臣，有不可召之臣。孟子盖欲以不可召之臣自处，非真师也。若果师，则吾闻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齐宣王自不敢来召，又不待其召而后不往也。或曰：孟子既不可召矣，不识齐宣可就见否乎。曰：于将归，始就见之，前此无闻焉。则齐宣之不足与有为可知，孟子所以终去也。此关圣贤出处大者，不可以不论。
或问：孟子既为卿，为臣，又曰仕而不受禄。是所异于人者，仅不受禄一节耳。何以遂云“我无官守，我无言责”，岂当日客卿竟若此与。考诸秦惠王以张仪为客卿，与谋伐诸侯。昭襄王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当时客卿固非无所事事者，何独孟子而若此与。曰：此盖齐之官制，而非所论于他国也。亦盖齐宣王之官制，而非所论于他王也。何以见之。见之《田敬仲完世家》也。《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不治而议论者，谓不治政事而各以议论相尚。如驺衍则谈天也，淳于髡则滑稽也，田骈、接予、慎到、环渊则论黄老道德也。而孟子于其间又述唐虞三代之德，是皆所为无官守、无言责者。孟子之言讵不信哉。或曰：孟子于诸游士若是其班乎。曰：自今日论之，孟子则大贤也。自当日齐梁诸君之遇孟子，固未见甚异于游士也。故齐宣王欲授孟子室馈万钟，使臣民皆矜式，可谓极其隆礼者。然考之《孟子荀卿列传》云“驺奭者，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是固以此礼处驺奭辈矣，曷足异乎。且史迁明云“孟子所如者不合”，又云“困于齐梁”，较之驺衍所至见尊礼者为不侔，安在其能识贤而独尊之也。迁生当西汉，上距战国不甚远，故得于闻见者如此。然能于齐稷下诸游士独推孟子，俾上与孔子并，而知其不阿世俗苟合如驺衍之所为，此所以为千载只眼之人与。愚尝谓《左传》足以证《论语》，《史记》足以证《孟子》，兹固其一端尔。
又按司马温公《谏院题名记》，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案《汉·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谏官始此。其实《通典》云：谏议大夫，秦置，掌议论，无常员，多至数十人。武帝乃更置，非初置，温公亦考未详。余以《孟子》“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征之，似齐已先有是官，唯未知官何名。后读《管子》书使鲍叔牙为大谏，又云“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跃然曰：此即汉郑昌所谓官以谏为名，鲍宣所谓官以谏争为职者与，真令人闻名知警。而《孟子》征实齐官制处，又不待云。
又按上所论右尊于左，白乐天制曰：魏晋以还，右卑于左。是古者尚右，今者尚左。然亦仅得谓官职名号，至于他事，或尚左，或尚右，初不可以一概论者。钱塘冯景山公以何休《公羊传注》来问：隐公元年，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注》云：礼，适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是固尚右之说也。至成公二年鞍之战，《传》，逢丑父者，顷公之车右也，面目衣服与顷公相似，代公当左。《注》曰：阳道尚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信是说不又贵左而贱右邪。何前后参错乃尔。余曰：前说是，后说不，岂惟何休，并《传》文亦谬矣。案《礼记疏》，乘车则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则君在中央，御者居左。又云，元帅与诸将不同，及君皆宜在中。果尔，则鞍之战顷公自居中央，安得居左。所以左氏止言逢丑父与公易位，不言代当左。左氏长于公羊，则杜预确于何休，岂待辩也，子不记牧斋诗“定以孤行推杜预，每于败绩笑何休”之句乎。山公为解颐。
又按尝语冯山公，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亦仅谓其纲耳，其细目颇不尽然。如用兵凶事，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固是。以丧礼处之，若行伍则又军尚左，卒尚右。《少牢馈食礼》，吉也，宜升左，胖却升右。胖曰周所贵也。《有司彻》为其下篇，侑俎皆用左体曰侑贱也。凶拜尚右手，而闻远兄弟之丧，拜宾则尚左手。凶冠缝向右，而小功以下缝同吉向左。至席一也，东向、南向席皆尚右，西向、北向席皆尚左。所以者何。坐在阳则上左，坐在阴则上右也。生人阳长左，鬼神阴长右。却又天道尚右，地道尚左，所以者何。日月西移，水道东流，则知以所趋为上也。信真不可以一概论。
又按《玉海》云：秦以左为上，汉以右为尊。其说不知何所本。案《秦本纪》，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樗里子传》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似疾左而茂右。《甘茂传》则云秦使甘茂定蜀，还而以茂为左丞相，以樗里子为右丞相。然亦未定孰尊也。考秦爵二十级，十曰左庶长，十一曰右庶长，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仍以右为尊。参以《二世本纪》，先叙右丞相去疾，次及左丞相斯，又次将军冯劫，其尚右奚疑。
○第七十一
朱子谓五经《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易》《书》为下。旨哉言也。今姑以《武成疏》证之。孔颖达于“式商容闾”之下引《帝王世纪》云“商容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云云。旋又于“而万姓悦服”之下引《帝王世纪》云“王之于贤人也，亡者犹表其闾，况存者乎”是商容既已前卒矣。窃意相隔仅四句，而所引之义则违反文则遗忘至此，怪矣。尤怪者，《帝王世纪》出皇甫谧一人手而若此，此等识见岂不为古文《书》所惑。又怪蔡氏亦引“亡者犹表其闾”于《集传》，岂不记《乐记》有“行商容而复其位”，孔《传》有“商容，贤人，纣所贬退。式其闾巷以礼贤”，及《韩诗外传》载武王欲以商容为三公，商容固辞不受命之事乎。或曰：《史记·殷、周本纪》乃是命毕公表商容之闾，无武王亲式事，“式”字何出。余曰：此则出《留侯世家》，式智者之门谓箕子，《吕览》表商容之闾，士过者趋，车过者下，兼摄二义，故曰“式商容闾”。虽一字必有依据如此，此岂皇甫谧、孔颖达、蔡沈所能窥其涯际哉。其信之也固宜。
按《殷本纪》《宋微子世家》并载“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龟策列传》亦同，《泰誓》下易“圣人”为“贤人”。尝举问友人，或对曰：得毋以孟子皆贤人也，遂谓比干为贤乎。余曰：固然，却是真用《淮南子·俶真训》“剖贤人之心”。或曰：既用其上语，何不并用下语“析才士之胫”。余曰：亦是用《淮南子·主术训》“斫朝涉者之胫而万民叛”。
或问“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氏，“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见《管子》，其为古《泰誓》辞无疑。但“有臣三千”注疏及蔡《传》俱未注明，得毋即《孟子》所称虎贲之数乎。余曰：然，此古天子亲兵也。当武王初克商，数至三千。及搢笏说剑之后，定其数八百。故《周礼》虎贲氏属有虎士八百人是也。《康王之诰》曰“昔君文武，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熊罴言其武，不二心言其忠。武且忠，其亦不离向之所谓“虎贲三千人，人惟一心”者与。
又按丙子夏冯山公寄余书云“亡者犹表其闾，况存者乎”亡存俱指位言，非身也。请证以《晋语》，叔向贺韩宣子贫，宣子拜曰“起也将亡，赖子存之”，亡上文“栾怀子亡于楚”之亡，《注》亡，奔也。是解最确，喜而亟录之。
○第七十二
古伪诗文有二，一是明掩己之姓名以欺后世，一是拟古某文和古某诗，传之既久，忘其所出，世以为真某古人矣。如江淹《陶征君田居诗》一篇，东坡《和陶偶并和其韵》，后刻《陶集》者，且窜入以为真陶诗。窃谓，白居易有《补逸书》一篇，幸皆知为白作耳。若世远言湮，姓名莫得，其摹孔《书》处亦几乱真，安知不更以为二十五篇之俦乎。愚故列之，以为观者一笑云。其文曰“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汤征葛伯荒怠，败礼废祀。汤专征诸侯，肇徂征之。汤若曰：格尔三事之人，逮于百众，启乃心，正乃容，明听予言。咨先格王有彝训，曰：禄无常荷，荷于仁。福无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庙，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牺牲以共俎羞。予介厥牛羊，乃暨于盗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穑，乃困于仇饷。今尔众曰：葛罪其如。予闻曰：为邦者，祗奉明神，抚绥蒸民。二者克备，尚克保厥家邦。吁，废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离心。自绳契已降，暨于百代，神亟怒民叛，而不颠勣者，匪我攸闻。小子履，以凉德钦奉天威，肇征有葛。咨尔有众，克济厥功。其有儆师徒，戒车乘，敬君事者，有明赏。其有罔率职，罔戮力，不龚命者，有常刑。明赏不僭，常刑无赦。呜呼，朕告汝众，君子监于兹。钦哉，懋哉，罚及乃躬，不可悔”
按刘敞原父有《士相见义》《公食大夫义》二篇，朱子取以补《仪礼》为《乡礼》一之下，《邦国礼》四之下。愚最爱其古隽之致，在温醇尔雅中，气味自不涉秦以后。摹古至此，可无毫发之恨。既而思《礼记》毕竟出七十子后之学者，及汉儒所共作故，刘原父笔力高，复寝食行走，浸灌于经学中，放笔摹拟，尚可得其神。若百篇《书》为三代上语，又亲经圣人所手定，岂容临摹者能乱真邪。譬诸有明人古文学唐宋者，或得其真，学秦汉者，辄得其赝。此有可学不可学之别也。
又按《史通·尚书家》云：晋鲁国孔衍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乃删汉魏诸史，取其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汉尚书》《后汉尚书》《后魏尚书》凡二十六卷。隋太原王劭又录开皇、仁寿时事，编而次之，以类相从，各为其目，勒成《隋书》八十卷。寻其义例皆准《尚书》。《唐书·王勃传》云：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门人甚众。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以续《古尚书》。今诸书皆不传，良可悼惜。愚因之忽悟六朝学士家原有此种撰著，文章家原有此种体制，故魏晋间人遂有假古题、运古事以撰成二十五篇《书》，以与真《书》相乱，亦其时风尚所致，非特能凿空者。然其源亦自王莽之作《金縢》焉。《汉书》，平帝元始五年冬，帝有疾，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今此篇亦不传，若传，必有酷于摹拟处。宋世尝目王通孔门之王莽，愚则谓孔《书》圣经之王莽，殆亦确对云。
又按《晋·虞溥传》，作《学诰》。《宋·颜延之传》作《庭诰》。虽以诰名，非诰之体。独《晋·夏侯湛传》，作《昆弟诰》。辞旨深拗可喜，而末幅着意学二《谟》，殊可厌。汉武帝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庙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初作诰。诰既武五子传所载赐策三篇，各以国土风俗申戒者。纵亦规摹训诰，而深穆简重气味自是近古，与后代手笔不同。譬诸世胄子弟，即不肖乃祖父，而大家风度自存。若优孟衣冠，终伪而已。作伪《尚书》者，能毫不异古，尚属优孟，况乎其不能耶。
又按余尝语人：古文书颇易撰，人多未信。兹读苏伯衡平仲集，首载《周书补亡》三篇，曰《献禾》，曰《归禾》，曰《嘉禾》。自云效白居易《汤征》之作，手笔较白实高。而末一篇尤佳。但惜不知采获传记中逸《书》以为之骨，然已足大乱真，故并列之以俟观者焉。其文曰“周公既得命木，庸作书以诰曰，伻来乃命，赉予以嘉禾，曰臻兹在予旦，呜呼，予旦尚惧，弗克恭于王，以获戾于天。夙夜不自皇其皇，敢行贪天之功。曰，厥休旦之休，其惟王克嗣文武德，天乃用申。厥眷命，休祥攸集。呜呼，时则大可庆，亦大可恤。我思夫人未遘祥，乃罔不畏。既遘祥，乃罔或畏。惟不畏，畏乃诞，纵厥淫，泆怠傲，以速厥辜。故自古小大邦罔不用降灾，日兴。罔不用降祥，日乱。呜呼，王尚永寅念于兹哉，王尚若商王中宗之祗谨于桑谷哉。王克谨，惟天眷命，有申王，惟不谨天，不惟不有申命，亦作孽王，亦入于畏。我非敢多诰王惟心我惟股肱心，不[B194]股肱，克有济，鲜哉，呜呼，图惟厥终，永保兹显休命”
又按《唐文粹》有陈黯《禹诰》一篇，亦自以补《尚书》，此则如苏伯衡所谓陶窳缶与殳丁卣父辛爵屈生敦台夫鼎比妍，其真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哂哉者也。隋杜正藏举秀才试，拟《尚书·汤誓》。此拟题试士之始也，文今不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