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郭彧)

                        郭彧

摘要:自南宋时起,《易数钩隐图》一书的作者就有二字与二籍贯的争议。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辨。得出北宋有二刘牧、前刘牧著《易数钩隐图》、黄黎献为之续补等结论。最后指出,彭城刘牧的道学思想应当在宋明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易图;刘牧;宋明理学 

A discrimination of the author of Yi shu gou yin Tu

GUO Yu

(Vocational Training Center, the 2nd Company of Oilfield Construction, Huabei Oilfield, Renqiu 062552,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issue about the author of the two books of Yi shu gou yin tu and Yi shu gou yin tu yi lun jiu shi had become controversial. This paper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and discrimination on six issues including that of the author of the two books,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two persons called LIU Mu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Yi shu gou yin tu was supplemented by HUANG Li-xian, and Yi shu gou yin tu yi lun jiu shi was not written by LIU Mu. Finally, the paper sets forth that there should be a niche for the thought of the LIU Mu born at Pengcheng in the Neo-Confucian School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Key words: Yi Diagrams; LIU Mu; Confucian school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易数钩隐图》一书是研究宋代象数易学的重要著作,自两宋间人朱震于《汉上易传卦图》(原名《周易图》)中列出黑白点《河图》、《洛书》,并于《上周易表》中谓“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之后,人们对于《易数钩隐图》一书的作者刘牧即有 不同字、不同官职、不同籍贯之说。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题“三衢刘牧撰”(官屯田郎中,字先之),而《中兴馆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厚斋易学》、《读易举要》等又谓“彭城刘牧撰”(官太常博士,字长民)。南宋陈振孙与俞琰等人均提出“彭城刘牧”与“三衢刘牧”是“一人耶,抑二人耶”的疑 问。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谓刘牧“字先之,号长民”,四库馆臣谓刘牧“或有两字也”。因此书作者事关宋代《易》图书学的传承渊源(或曰来自道教,或曰出于儒家),北宋究竟是有一刘牧还是有两刘牧?《易数钩隐图》何以从一卷本增至三卷本?这些都是有必要分辨清楚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阅读《道藏》本《易数钩隐图》的自序,看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今见于《道藏·易数钩隐图》的作者自序全文如下:

    夫易者阴阳气交之谓也。若夫阴阳未交,则四象未立,八卦未分,则万物安从生哉?是故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重卦六十四,于是乎天下之能事毕 矣。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象者,形上之应,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矣。是故仲尼之赞《易》也,必举天地之数,以明成变化而行鬼神之道,则知《易》之为书,必极数以知其本也。详夫注疏之家,至于分经析义,妙尽精研,及乎解释天地之数,则语惟简略,与《系辞》不偶, 所以学者难晓其义也。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庶览之者易晓耳。夫易道渊邈,虽往哲难窥于至赜,牧也蕞生祖述,诚愧其狂简,然则象有定位,变有定数,不能妄为之穿凿耳。博雅君子试为详焉。

    《易传·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阴阳气交谓之“易”,阴阳气交则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错为六十四卦(以象万物)。《系辞》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 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就是所谓的“天地奇偶之数”,以此五十五数,自“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下“以至于复卦”,人工“点之成图”(一数为一点占一位,凡五十五位),目的是使学者易于理解《系辞》所言“天地之数”的意义,以补前人“语惟简略”之失。

 我们从这一自序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易数钩隐图》作者的本意是说,八卦者是由“圣人设之”。圣人又如何而“设之”?是“观于象也”。“象由数设”,八卦 之象如何由“天地奇偶之数”而设?是从“太极”、“两仪”、“四象”步步生来。究其本则是从《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演绎而来。从“太极”至于“复卦”的 “五十五位”之图是作者自己“点之成图”,并“于逐图下各释其义”,目的是使“览者易晓”。这就是说,这些易图完全是作者点之而成,既曰“不能妄为之穿 凿”,则说明与所谓的“天生神物”(龙图、龟书)无任何关系。

其次,我们看今本三卷本《易数钩隐图》的内容,看哪卷内容符合《道藏》本“自序”的本义。

 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为三卷本。卷上列“太极第一”、“太极生两仪第二”、“天五第三”、“天地数十有五第四”、“天一下生地六第五”、“地二上 生天七第六”、“天三左生地八第七”、“地四右生天九第八”、“两仪生四象第九”、“四象生八卦第十”、“两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天数第十二”、“地数第十三”、“天地之数第十四”、“大衍之数第十五”、“其用四十有九第十六”、“少阳第十七”、“少阴第十八”、“老阳第十九”、“老阴第二十”、“七 八九六合数第二十一”、“乾画三位第二十二”、“坤画三位第二十三”、“阳中阴第二十四”、“阴中阳第二十五”、“乾独阳第二十六”、“坤独阴第二十七”、“离为火地二十八”、“坎为水第二十九”、“震为木第三十”、“兑为金第三十一”、“天五合地十为土第三十二”、“人禀五行第三十三”,卷中列“乾 坤生六子第三十四”、“乾下交坤第三十五”、“坤上交乾第三十六”、“震为长男第三十七”、“巽为长女第三十八”、“坎为中男第三十九”、“离为中女第四十”、“艮为少男第四十一”、“兑为少女第四十二”、“坎生复卦第四十三”、“离生姤卦第四十四”、“三才第四十五”、“七日来复第四十六”。此既是“采 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所“点之成图”之图。从这四十六幅图之作,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所点之图的根本依据是出于他自己对《易传》有关文字的理解。对于八卦之由来,是本《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谓其由“太极”一气步步生出,八卦之象是由“天地之数”而设计出来的,而不 是什么圣人则什么“河出图,洛出书”画出来的。我们从其“逐图之下各释其义”的文字中也可以明确这一点:“太极无数与象,今以两仪之气混而为一以画之,盖欲明两仪所从而生也”、“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一气所判是曰两仪”、“两仪生四象,七、八、九、六之谓也”、“五行成数者,水数 六、金数九、火数七、木数八也。水居坎而生乾,金居兑而生坤,火居离而生巽,木居震而生艮。已居四正而生乾、坤、艮、巽,共成八卦也”。以数看,“两仪生四象第九”图以六北、七南、八东、九西布局,“四象生八卦第十”图取北之老阴六数之三为坎,余三数居西北为乾;取南之少阳七数之三为离,余四数居东南为 巽;取东之少阴数八之三为震,余五数居东北为艮;取西之老阳数九之三为兑,余六数居西南为坤。此八卦方位正与《说卦》所言相合,即震东方、巽东南方、离南方、坤西南方、兑西方、乾西北方、坎北方、艮东北方。这就是说,依今见《易数钩隐图》卷上内容看,刘牧言八卦之由来,是分解四象数而得,并且其八卦方位是 依《说卦》而布局。

卷下乃是“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 “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诸图及“龙图龟书 论”。要之谓八卦是伏羲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之。显然,这一卷的内容与前面所引作者自序的本意不合。

第三,《易数钩隐图》何以会出现“三衢刘牧撰”与“彭城刘牧撰”的问题?

原题“三衢刘牧撰”之《易数钩隐图》卷首有欧阳修之序。陈振孙、俞琰、吴澄等人均谓“序文浅俚,非欧公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谓“修不信河图,而有此序,殆后人所伪为”。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则是将所谓欧阳修序用刘牧原序替换之。

 《中兴馆阁书目》记:“易数钩隐图一卷”、“本朝太博士刘牧撰”、“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见冯椅《厚斋易学·附录二》)。俞琰《读易举要》记:“太博士刘牧长民撰《新注周易》十一卷、《卦德统论》一卷、《易数钩隐图》二卷,黄黎献为之序。”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易数钩 隐图》三卷,刘牧撰,皆《易》之数也,凡四十八图,并《遗事》九,有欧阳永叔序,而其文殊不类。”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则有五十五图,而由“太极第一”至“遯卦第四十八”,则是卷上与卷中之图(卷下之图始“河图第四十九”)。郑樵《通志》记:“《钩隐图》三卷,刘牧。《续钩隐图》一卷,黄黎献。”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易数钩隐图》二卷,太博士刘牧长民撰,黄黎献为之序。又有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者,有欧阳公序,文浅俚,决非公作。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按,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历时,其学盛行,不应略无一语 及之,且黎献之序称字长民,而志称先之,其果一人耶,抑二人耶?”《宋史·艺文志》记“刘牧《新注周易》十一卷,又《卦德通论》一卷、《易数钩隐图》一卷。吴秘《周易通神》一卷。黄黎献《略例》一卷,又《室中记师隐诀》一卷”。

 以上之记说明,《易数钩隐图》为太博士彭城刘牧所撰,初为一卷本,后有二卷本或三卷本。至三卷本,晁公武所见则是有四十八图之刻本,为今见《易数钩隐图》前两卷的内容(其中当无“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诸图)。陈振孙所见则是三衢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的三卷本,有图共五十五幅,即为今见《道藏》本内容。

 俞琰于《读易举要》卷四中亦引陈振孙之疑问,并曰“当考”。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曰:“刘牧,字先之,号长民,衢之西安人……文正亦数称先生,勉 以实学,因得从学泰山之门……及文正举河东,举先生可治剧,于是为兖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又曰:“先生又受《易》于范谔昌,谔昌本于许坚,坚本于种放,实与康节同所自出。其门人则吴秘、黄黎献也。秘上书于朝,黎献序之,《卦德通论》一卷、《钩隐图》三卷、《先儒遗论九事》一卷。”而清代《四库 全书总目》则曰:“牧字长民,其墓志作先之,未详孰是。或有两字也。彭城人,官至太博士。”今见《道藏》本《易数钩隐图》,则题曰“三衢刘牧撰”。可见,《易数钩隐图》之所以会有题曰“三衢刘牧撰”的三卷刻本问世,是三衢刘牧的后人刘敏士所为,伪附欧阳修之序很可能就是出于刘敏士之手。

 凡此数说,有谓撰《易数钩隐图》之彭城刘牧,又有谓撰《易数钩隐图》之三衢刘牧;有谓为官太博士字长民之彭城(今徐州)刘牧,又有谓为官屯田郎中字先之之三衢(今浙江衢县)刘牧;有谓精于易学,有多种易学著作之刘牧,又有谓学《春秋》于孙复,王安石为之作墓志铭之刘牧;有谓弟子为仁宗时人黄黎献、吴秘之 北方刘牧,又有谓从范鄂昌学《易》之南方刘牧;有谓或有两字之彭城刘牧,又有谓字先之、号长民之衢之西安刘牧,到底北宋时有一刘牧,还是有两刘牧?的确是一个“当考”的问题。

第四,北宋果真有两位刘牧吗?

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刘长民《易》十五卷,皇朝刘牧长民撰,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吴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奖之。田况为序。”“庆历初”当公元 1041年,而据冯椅《厚斋易学》记:“《中兴书目》云,《新注周易》十一卷,本朝太博士刘牧撰,吴秘表进,田况序。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 宗之。又有《周易卦德通论》一卷,论元亨利贞四时。又有《钩隐图》一卷……吴秘又撰《周易通神》一卷,凡三十四篇,注云,所以释《钩隐》。黄黎献受之于牧,秘受之于黎献,久之无传,因作《通神》以奏之。黎献学《易》于刘牧,采摭其纲宗以为《略例》一本,总之于《新注周易》,以《通神》为第十四卷,《略 例》为第十五卷。此为牧之学者集而为一书也。黎献又以学《易》于牧,笔其隐诀,目为‘室中之记’一卷,题《室中记师隐诀》。”原来仁宗时的吴秘还是黄黎献的弟子。北宋仁宗时人李觏(1009—1059)《删定易图序论》曰:“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因购牧所为易图五十五首,观之则甚复重…… 别有一本,黄黎献为之序者,颇增多诞谩。”又宋咸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作《王刘易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易辨》凡二十篇,刘牧之学大抵求异先儒,穿凿破碎,故李、宋或删之或辨之。”)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之说,连及“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之说而分析之,则说 明身为黄黎献之师之刘牧当为官于仁宗之前,而三衢刘牧则为官于仁宗及英宗之时。

王安石为三衢刘牧所作墓志铭剪辑如下:

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年五十四,以官卒……君讳牧字先之……君曾大父讳彦琛,为吴越王将,有功刺衢州,葬西安,于是刘氏又为西安人……君少则明敏,年十六求举进士,不中,曰:有司岂枉我哉!乃多买书,闭户治之,及再举遂为举首,起家饶州军事推官,与州将争公事,为所挤,几不 免,及后将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师也,遂以为师,文正公亦数称君,勉以学。君议论仁恕,急人之穷,于财物无所顾忌,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及文正公 安抚河东,乃始举君可治剧,于是君为兖州观察推官,又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馆陶县中贵人随契丹使往来,多扰县,君视遇有理,人吏以无所苦。先是多盗,君用其党推逐,有发辄得,后遂无为盗者。诏集强壮刺其手为义勇,多惶怖不知所为,欲走,君喻以诏意,为言利害,皆就刺,欣然 曰:刘君不吾欺也……通判广信军,以亲老不行,通判建州,当是时,今河阳宰相富公以枢秘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机宜文字……会富公罢出,君乃之建州……而遭职 方君丧,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大人丧罢,又通判庐州……除广南西路转运判官,于是下险阨,募丁壮,以减戎卒,徙仓便输,考摄官功次,绝其行賕,居二年,凡 利害无不兴废,乃移湖北路,至逾月,卒……君为范、富二公所知,一时士大夫争誉其才,君亦慨然自以当得意,已而屯邅流落,抑没于庸人之中,几老矣,乃稍出 为世用,若将有以为也,而既死,此爱君者所为恨惜然,士之赫赫为世所愿者可睹矣。以君始终得丧相除,亦何负彼之有哉?铭曰:

嗟乎!君宜寿而显,何畜之久而施之浅?

虽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于斯。

    按此墓铭所记推之,三衢刘牧生于1011年,卒于1064年。而范仲淹“抚河东”时举荐三衢刘牧“可治剧”,时当1041年,富弼奏其“掌机宜文字”,时当1044年。那么,宋咸会称当时年仅三十多岁之三衢刘牧为“近世刘牧”吗?而吴秘怎么会是三衢刘牧的二传弟子呢?他又怎么会把当时年仅三十多岁的三衢刘 牧之书代献之于朝廷呢?朝廷“优诏奖之”是件大事,后来王安石为三衢刘牧作墓志铭时怎么会一字不提呢?当时健在而年仅三十多岁之三衢刘牧,其易学著作又如何会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之巨大影响?李觏又如何会说“世有治《易》根于刘牧者,其说日不同”,并把当时年仅三十多岁三衢刘牧之书“删定之”?凡此种 种,皆说明北宋时期有两位刘牧,一是文官太常博士,一是武官屯田郎中;一是仁宗之前人,一是仁宗时人;一是彭城人,一是三衢人;一是字长民,一是字先之。

 叶适《习学记言》曰:“柳开、穆修、张景、刘牧,当时号能古文。今所存《来贤》、《河南尉厅壁》、《法相院钟》、《静胜》、《待月》诸篇可见。时以偶俪工巧为尚。”又曰:“与契丹和,前四十年刘牧送张损之,后四十年苏洵送石扬修、张耒送李之仪。三序就如其所忧,未足以谋国。而况百年中,泰然不知忧者皆是, 则安得无靖康之祸?”吕祖谦《宋文鉴》录有柳开《来贤亭记》、张景《河南县尉厅壁记》、穆修《亳州法相院钟记》和《静胜亭记》、刘牧《待月亭记》,又录有刘牧《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苏洵《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张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 宋真宗与契丹订澶渊之盟在公元1004年,盟后四十年(时当宋仁宗庆历年间,1045年)三衢刘牧送张损之赴与契丹接壤之地任职。又后四十年中有眉州苏洵 (1009—1066)送同乡石扬修(字昌言)北使契丹及师从苏轼之张耒(哲宗、徽宗时为官)送李之仪北使契丹。与契丹盟后近百年之中,三衢刘牧、眉州苏洵与石扬修均在序中不忘北边强悍契丹随时有可能毁誓进扰,此则为南宋叶适所慷慨。

 读《宋文鉴》有关文字,知王安石所言“一时士大夫争誉其才”,三衢刘牧实当之。刘敏士刻三卷本《易数钩隐图》的时间在南渡之后。《中兴馆阁书目》成书在 前,故不知有三衢刘敏士刻本,而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成书则在三衢刘敏士刻《易数钩隐图》三卷本之后,故列之并谓伪序“文浅俚”。有了朱震的“河洛”图书传承路数,刘敏士即把《易数钩隐图》的著作权归属于其伯祖三衢刘牧,并把伪欧阳修之序置于卷首,以证该书为有才学之后刘牧所 撰,这大概是可以推见的。

第五,《易数钩隐图》何以会“颇增多诞谩”?

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与郑樵《通志》均谓刘牧著《易数钩隐图》,而黄黎献又续之为一卷。北宋李觏见有五十五图的两种版本,并谓有黄黎献序者“颇增多 诞谩”。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彭城刘牧原本《易数钩隐图》只是有自“太极”至于“复卦”的易图,为一卷本,其中并无“河图”、“洛书”等图。而今见三卷本之卷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 “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七图,有四图的确如李觏所言,则是“观之则甚复重”:其〖KG*2〗“河图天地数第五十”即是卷上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 “河图四象第五十一”即是卷上之“两仪生四象第九”;“河图八卦第五十二”即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即是卷上“二仪得十 成变化第十一”。至谓“颇增多诞谩”,则“河图第四十九”、“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三图为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及内容之图。从文字上看,卷下主“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 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数也,然牺皇但画卦以垂教,则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等说,与卷上、卷中之本义不同。且今见三卷本之卷上、卷中的文字亦有明显窜入的痕迹。如,卷上“四象备其成数,然后能生八卦矣。 于是乎坎离震兑居四象之正位,不云五象者,以五无定位,举其四则五可知矣。夫五上驾天一而下生地六,下驾地二而上生天七,右驾天三而左生地八,左驾地四而右生天九,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斯则二仪所生之四象,所谓易有四象,所以示者”,“斯”指六、七、八、九而言,显然,“此河图四十有五之数耳”十字是后 窜入的文字。又如,卷中“夫卦者,天垂自然之象也,圣人始得之于河图、洛书,遂观天地奇偶之数从而画之,是成八卦”,“天地奇偶之数”并非“始得之于河图、洛书”,显然,此“始得之于河图洛书”八字亦为后窜入的文字。又卷下言“河图陈四象而不言五行,洛书演五行而不述四象”之说,与卷上“两仪生四象,七 八九六之谓也”说相悖。卷上“两仪生四象第九”图是下六、上七、左八、右九,正是卷下所谓“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图中六、七、八、九数的方位,而卷下 “河图第四十九”图却是一下、九上、左三、右七,焉得谓“河图陈四象”而“洛书不述四象”?恰是“洛书陈四象”而“河图不述四象”。卷下谓“河图陈八卦之 象”,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是从六下、七上、左八、右九之图分解而来,恰是“洛书陈八卦之象”,而“九宫数”的“以五为主,六八为足,二四为肩,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之所谓“河图”却并不“陈八卦之象”。此皆为“增多诞谩”处。显然,后续《易数钩隐图》者,对彭城刘牧的原本内容有所变动,或窜入有关“河 图”、“洛书”、“龙图”的文字;或变换原图之名字,冠以“河图”字样;或颠倒易图之序;或增附图说等。

第六,在宋明理学研究中,彭城刘牧是否应占有一席之地?

 由于南宋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易说》及《易通》的表彰,周敦颐遂成为宋代道学的开山,所以,今研究宋明理学者必自周氏始。周敦颐之《太极图易说》是就一幅 “太极图”表明《易传·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的文章,从而发挥出儒家“诚”、“中正仁义”等说。其“太极图”为五层图式,各侧重于“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吉凶生大业”之义而图画之。今从《易数钩隐图》卷上主要内容看,彭城刘牧亦是主张八卦是从“太极”步步 生来者(序曰:“夫卦者,圣人设之,观于象也。”),其一○“太极第一”图,则先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而出现。在宇宙论方面,彭城刘牧亦与周敦颐一样,是主“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之说,其强调“形由象生,象由数设”的目的则是为了突出“万物安从生”之理。周敦颐《太极图》以水、 火、木、金为四象,又曰“二五之精”、“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其图“分土王四季”,则与彭城刘牧之说相通。木生数三、火生数二,合之为一五;水生数一、金生数四,合之又为一五,通木、火、水、金之生数为“二五”,以中五分别与一、二、三、四之数相连,则“分土王四季”得六、七、八、九四象之数,此正 是《易数钩隐图》卷上所谓之四象数。刘牧侧重于数,周敦颐则侧重于象,至谓“太极”则皆为一气,皆谓“易”为“阴阳气交”,二人的宇宙论同源而异流,相反而相成。至于朱熹对《易数钩隐图》中“河图”、“洛书”的易置改造,则又说明《易数钩隐图》一书在朱熹建立其道学体系中的源头作用。相比之下,彭城刘牧是 以数明象,把天地之数点之成图为的是使人易于理解《系辞》所言“天地之数”与“易有太极”一节之间的关系。其“太极第一”图是一○周边有十个黑白点,五黑点与五白点表示天地自然十数,“太极生两第二”图是一上、二下、四左、三右之数图,“两仪生四象第九”图是七上、六下、八左、九右之图,“四象生八卦第 十”图是分解四象数为八而分布八方之图。这就比朱熹以《系辞》所言“天地之数”为“河出图”,并谓八卦本“河图”而来,就更具有理性,更合于《系辞》作者所言圣人观象设卦的本意。两仪(天地)、四象(四季)、八卦(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乃至万物(六十四卦)是从“太极一气”步步化生出来的,这 一宇宙论合于传统的学说,而朱熹以“太极”为“一理”,其八卦由来说有二:一是自十数《河图》或九数《洛书》而来;一是自“阴阳加一倍法”叠加阴阳而来。其所谓之“两仪”是一阴一阳,所谓之“四象”是二阴与二阳的组合,所谓之“八卦”是三阴与三阳的组合,所谓之“六十四卦”是六阴与六阳的组合,“太极一 理”生生的结果,只是不同的阴阳组合而已,显然与传统的宇宙论不合。朱熹晚年叹息“河图洛书未免有剩语”,其实,他为了彰显象数而作《易学启蒙》,是大不该将“河洛”图书纳入其中的。他虽然从《易数钩隐图》中受到了启发,但是却没有理解彭城刘牧真正的象数之学,而是把后人窜入的东西当作了“宝贝”。

    既然彭城刘牧主张八卦从“太极一气”步步生来,其以“太极”为“道”,也就具有“有生于无”的宇宙论观点,这样,其先于周敦颐的道学思想有必要进一步发掘。我们以之与周敦颐的道学思想进行比较,从而可以上溯其源头。如此,似乎有可能改变有宋道学以周敦颐为开山的成见。

原载《周易研究》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