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朱熹对邵雍象数易学的发挥演变
郭 彧
提要
本文比较了邵雍与朱熹各自象数易学的差异，指出朱熹于《易学启蒙》一书中所引用的“邵雍”象数易学，是经过发挥演变了的，是朱熹自家的“先天之学”。明确区分各是各的“先天之学”，将有益于对两宋道学的进一步研究。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为纠正“其涉于象数者，又皆牵合附会”而著《易学启蒙》“以示初学”。其“本图书第一”篇易置北宋题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三卷本）卷下所列图书之名，更改原十数之“洛书”为“河图”，原九数之“河图”为“洛书”。其“原卦画第二”篇则引用北宋邵雍《观物外篇》语录二十多条，而对其象数易学进行了充分的发挥演变。因对邵雍“历代皆重其书”、“能明其理者甚鲜”，（1）元明清三代多数学者皆把朱熹对邵雍“先天之学”的“解读”当作邵雍原本意思而转述之，殊不知朱熹为着建立其理学系统，却是对邵雍的象数易学进行了精心地改造与发挥。那么，朱熹究竟对邵雍的象数易学进行了怎样地发挥演变？这就是本文试图要加以阐明的问题。
宋代的象数易学，注重的是“象、数、言、意四者，缺一不可”，（2）象数包括卦象、卦数、易图、易数；言意就是象数之中所反映出的义理（《系辞》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邵雍曰：“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数。数立则象生，象生则言用，言用则意显。”（3）又曰《易》有“意象”、“言象”、“数象”，则见其于“象数言意”四者之中，特别注重“象”。所谓“易图”主要是指用卦象构成的图而言，而邵雍的《先天图》就是以卦象构成的一幅“寓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4）的易图。是图“一贞八悔”，以八贞卦构成的方位看，就是邵雍所说的“乾坤纵而六子横”图。
初版《易学启蒙》九图（今见于《周易本义》卷首），其中列有以黑白块替代原本卦爻符号所作之八卦横图（小横图，称《伏羲八卦次序》图）与六十四卦横图（大横图，称《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又列有以小横图“中分拗转”而成的小圆图（称《伏羲八卦方位》图）与以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成的大圆图（称《伏羲六十卦方位》图）。当袁枢致信朱熹谓大小二横图“黑白之位尤不可晓”之后，朱熹复信说自己作这样的图，虽然与古法不合，但是为了使人容易明白，就以意为之了。并于再版《易学启蒙》中，新出“六横图”（以卦爻原本符号构成的“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横图），改称《伏羲八卦方位》为《伏羲八卦图》（即邵雍所谓“乾坤纵而六子横”图），改称《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为《伏羲六十四卦图》（即邵雍之《先天图》）。文中所引《观物外篇》语录，皆是围绕此“伏羲四图”而有所取舍。这一点，从《周易本义》卷首图之图说中，谓“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可知。朱熹不说四图皆出邵氏，而谓其说出于邵氏，则隐含据其说而画图之意。其实，邵伯温谓其父“止有一图”，是指方圆六十四卦构成的《先天图》而言，朱熹改称此图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可谓“出于邵氏”。《伏羲八卦方位》小圆图是据邵雍“乾坤纵而六子横”之说而出，所标乾一至坤八之数却不出邵氏。所谓《文王八卦方位》小圆图是据邵雍“震兑横而六卦纵”之说而出。至于《伏羲八卦次序》小横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横图则是朱熹的发明创造，把阴阳爻画“一分为二”之说根本不出于邵氏。
后人对《易学启蒙》一书，有“不刊之书”的美誉。元明清三代阐述象数易学的大量著作，如税与权的《易学启蒙小传》、胡方平的《易学启蒙通释》、熊禾的《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胡一桂的《易学启蒙翼传》、张理的《易象图说》、钱义方的《周易图说》、胡广的《周易大全》、韩邦奇的《易学启蒙意见》、钱一本的《象抄》、杨时乔的《周易全书》、金贲亨的《学易记》、方以智的《图象几表》、胡世安的《大易则通》、李光地的《周易折中》、江永的《河洛精蕴》、连斗山的《周易辨画》、德沛的《易图解》、杨方达的《易学图说会通》等等，或以《易学启蒙》为蓝本而注释之，或引《易学启蒙》之图而解说之。至王夫之、黄宗炎、毛奇龄、胡渭、李塨等人，则于书中将朱熹发挥演变的“先天之学”视作邵雍之学而批驳之。一言以蔽之：自朱熹《易学启蒙》问世之后的数百年间，无论研究象数者或批驳象数者，皆有“朱冠邵戴”之误。究其原因，皆是不曾对邵雍原本的学问有过深入地研究，而是一律把朱熹发挥演变了的“先天之学”当作邵雍原本的学问对待之。由此可见，分辨邵、朱“先天之学”的异同，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 邵朱象数之不同
1、 《先天图》由来之不同
既曰《先天图》“寓卦之生变”，则邵雍所作《先天图》就是一幅由卦变而得之图。邵雍曰：“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则六十四卦备矣。”这是在说《先天图》的卦变。以三画乾为祖，三变而得八卦图：一变乾之上爻得兑；二变乾、兑之中爻得离、震；三变乾、兑、离、震之初爻得巽、坎、艮、坤。围成圆图既是“乾坤纵而六子横”图，亦是《先天图》内贞八卦方位图（八卦小圆图，一般所称“先天八卦图”）。以六画乾为祖，六变而得六十四卦圆图：一变乾一卦之上爻得夬；二变乾、夬二卦之五爻得大有、大壮；三变乾、夬、大有、大壮四卦之四爻得小畜、需、大畜、泰；四变乾至泰八卦之三爻得履、兑、睽、归妹、中孚、节、损、临；五变乾至临十六卦之二爻得同人、革、离、丰、家人、既济、贲、明夷、无妄、随、噬嗑、震、益、屯、颐、复；六变乾至复三十二卦之初爻得姤、大过、鼎、恒、巽、井、蛊、升、讼、困、未济、解、涣、坎、蒙、师、遯、咸、旅、小过、渐、蹇、艮、谦、否、萃、晋、豫、观、比、剥、坤。围成圆图既是《先天图》象天之圆图。《先天图》内象地之方图，则是由“四象相交成十六事”而来：以“天之四象”交于“天之四象”，得方图“天门”十六卦；以“天之四象”交于“地之四象”，得方图“人路”十六卦；以“地之四象”交于“天之四象”，得方图“鬼方”十六卦；以“地之四象”交于“地之四象”，得方图“地户”十六卦。所谓“四象相交”，是以八经卦为“天地八象”，以乾（日）、兑（月）、离（星）、震（辰）为天之四象，以巽（石）、坎（土）、艮（火）、坤（水）为地之四象，八卦相错四变而得六十四卦方图。（5）邵雍以乾卦为祖逆爻序的卦变方法是有序的逻辑卦变，是变卦的“加一倍法”。其实以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为变祖，均可变出其余六十三卦，然而要想得到“乾坤定上下之位”的六十四卦圆图，就必须以乾卦（或坤卦）为变祖。朱熹曾力图以李之才的卦变图推出所谓的“先天卦变”（见《周易本义》卷首卦变图），结果只能是下卦符合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之序，失败的原因则在于李之才的卦变图根本不是什么“先天卦变”（是从虞翻用辟卦为变母进行卦变之法发展而来）。
朱熹所谓的“先天图”是从六十四卦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来，只是一幅六十四卦圆图而已。所以他主张把邵雍《先天图》内之方图“取出放外”。（6）其八卦小圆图则是由八卦小横图“中分拗转”而来。大小二圆图都不是按照邵雍卦变的“加一倍法”得来的。
正因为邵雍的《先天图》与朱熹的《先天图》圆图由来之不同，其易图模式就有“○”型与“∽”型之分。邵雍所谓“三变而八卦成”，是乾变巽，震变坤，围作原图正好乾与巽接，震与坤接。所谓“六变而六十四卦备”，是乾变姤，复变坤，围作圆图正好乾与姤接，复与坤接，如此就形成一“〇”型模式，而朱熹是以六十四卦大横图中分（复、姤中分），又拗转而围作圆图，横图起乾至坤为“逆”，围作圆图之后起复至乾为“顺”，起姤至坤为“逆”，如此就形成半顺半逆的“∽”型模式。正因为朱熹《先天图》为“∽”型模式，所以《易学启蒙》在解说“直解图意，若逆知四时之谓”时，只能以“圆图右方之序”而为之说，（7）成了顺知二时和逆知二时，此则是针对以大横图中分拗转所成之六十四卦圆图是“半顺半逆”而发。甚至朱熹到了晚年，犹有“若以圆图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8）的困惑。
2、 卦数之不同
既曰《先天图》寓有“阴阳消长之数”，则邵雍《先天图》圆图就是“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其数为“逆数之，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配数也是一“〇”型模式）；《先天图》方图就是“方者数之，起一而积八”，其数为“顺数之，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圆图象天之运行，其数自震而至坤，起一而积六，故曰“朔易之阳气，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尽，谓变易循环也”、“时可逆知”，因而其数是震一至坤六的逆数。方图象地之生化，其数自下（贞乾八卦）而上（贞坤八卦），起一而积八，故曰“地之阴在南而阳在北”、“物必顺成”，因而其数是乾一至坤八的顺数。
朱熹则把邵雍方图“顺数之”八数标于圆图之上：乾一，离二，兑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配数也是一“∽”型模式）。（9）如此则不是“时必逆知”和“逆知四时”，如此半顺半逆之八数，与邵雍“圆者数之，起一而积六”之说截然不同。这一切皆是因为朱熹的《先天图》是从大横图“中分拗转”而成，并非由卦变之法得来。以黑白块构成的大横图起乾至坤为逆，围作圆图就必然是“又只一半逆”。正因为二者《先天图》的模式不同，其数亦随之有所不同。
3、 两仪、四象定义之不同
通观北宋时期的易学著作，大多数人皆以太极为一气，天地为两仪，四时（金木水火）为四象。邵雍亦不例外，曰：“一气分而阴阳判，得阳之多者为天，得阴之多者为地。”又曰：“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邵雍曰：“老子，知《易》之体者也。”这是基于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并结合《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之说而发。邵雍以一为太极（道生一），天地为两仪（一生二），八卦为天地之八象（二生三，其中分“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又曰“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也”，则是“三生万物”。
朱熹则以纯阴纯阳的组合为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其大小二横图纯粹是由阴阳爻画的“加一倍法”构造而成。构造此二图的关键则在于必然是“独阳能生”、“寡阴能成”，起始一阴一阳为两仪，至成四象，则一阳分作二阳，一阴分作二阴，至成八卦，则一阳分作四阳，一阴分作四阴，至成六十四卦，则一阳分作三十二阳，一阴分作三十二阴。邵雍则曰“独阳不生，寡阴不成”、“阳得阴而生，阴得阳而成”、“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显然，邵雍并不主张独阴独阳的“一分为二”说。邵雍此说有所本，《春秋谷梁传》曰“独阳不生，独阴不生，独天不生”；《京氏易传》曰“阳入阴，阴入阳，二气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刘牧《易数钩隐图》曰“一阴一阳者，独阴独阳之谓也。独阴独阳且不能生物，必俟一阴一阳合，然后运其妙用而成变化，四象因之而有，万物由之而生”，等等。而朱熹则受到龟
邵雍曰：“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是故乾以分之，坤翕之，震以长之，巽以消之。长则分，分则消，消则翕也。”这是邵雍继“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之后而说的一段话。其“加一倍法”是指“乾以分之”而言，故有“乾为一”、“一生二为夬”、“二生四为大壮”、“四生八为泰”、“八生十六为临”、“十六生三十二为复”、“三十二生六十四为坤”之说。朱熹则是把邵雍所说万物“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的“加一倍法”移植到其以太极为一理，一阴一阳为两仪的理学之上，并因原本阴爻符号“— —”不可“一分为二”，于是便改用黑白块替代之而作出大小二横图。（10）
4、 六十四卦由来之不同
邵雍本《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而谓《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是在阐述“易之体”，以八卦为天之四象与地之四象，并反复阐明六十四卦是由八卦相交错而来。到了朱熹则主张六十四卦是由“阴阳加一倍法”步步生来。如此其中必然要有“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11）的“十六卦”和“三十二卦”，这显然与《系辞》“易有太极”一节所阐述的“易之体”无关。以阴阳二画组合为“四象”，是朱熹的发明（前此的易学著作中无有此说），他只是强调“《易》只是个阴阳”，邵雍不但强调阴阳，而且还强调刚柔，他分八卦为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太刚、少刚、太柔、少柔，这是出于《说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之说，而进一步遵循“八卦相错”说得到六十四卦。朱熹则唯以一阴一阳的“加一倍法”为是，自两仪一直生到六十四卦，根本不理会《说卦》“迭用刚柔”和“八卦相错”之说。
二 邵朱言意之不同
正因为邵雍与朱熹的《先天图》由来有所不同，二人之象数有所不同，所以在他们结合《先天图》阐述言意（义理）方面就必然有所不同。邵雍原本是以《先天图》说“天圆而地方”，而朱熹则主张仅以大横图围成的六十四卦圆图为“先天图”，有圆无方，有天无地，因而就不能用来阐明“天覆地，地载天，天地相函”之义。
邵雍原本以《先天图》圆图配以“逆数之”六数而说四季流行，并谓“朔易之阳气，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尽，谓变易循环也”，而朱熹则配以八数，成了半顺半逆的顺知二时和逆知二时。二者所说卦气流行，邵雍之说与古有合，而朱熹之说则是自家的发明。
邵雍原本以《先天图》圆图解说《说卦》“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一节之义，起坤历艮、坎、巽至乾左旋历兑、离、震（以乾、巽中起分左右）为“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皆见已生之卦（先见父母而后见六子），起震历离、兑至乾右行至巽历坎、艮、坤为“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皆见未生之卦（先见六子而后见父母），故曰“夫《易》之数由逆而成矣，此一节直解图意，若逆知四时之谓也”，而朱熹《易学启蒙》则以“圆图之左方”，起震四之初为冬至，离三兑二之中为春分，至乾一之末为夏至，是先见子而后见父，无父则无子，皆是“未生之卦”，不能谓之“皆进而得其已生之卦”，是今日而数明日，不能谓之“犹今日而追数昨日”，是“知来则逆”（逆知二时），不能谓之‘数往者顺’。“圆图右方”，起巽五之初为夏至，坎六艮七之中为秋分，至坤之末为冬至，是先见子而后见母，无母则无子，皆是“未生之卦”，仍是‘知来者逆’（逆知二时）。反过来自乾坤“顺行”（自乾左行），起乾三历离兑二以至于震，先见父而后见子，皆是“已生之卦”，是“数往者顺”；起坤六历坎艮五以至于巽，先见母而后见子，皆是“已生之卦”，仍是“数往则顺”。邵雍所谓的“易逆数也”是指震一、离兑二、乾三、巽四、坎五、坤六之六个数而言，而朱熹所谓的“易逆数也”则只有震四、离三、兑二、乾一之四个数。
邵雍原本以《先天图》为“太极之全体”，并谓“万物各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次”，是一“母包子”的模式，而朱熹则是以太极为母渐次而生两仪、四象、八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是一“母生子，子在母体之外”的模式（林栗与朱熹的分歧正在于此）。
邵雍原本以《先天图》说：“离东坎西，当阴阳之半，为春秋昼夜之门也。或用乾，或用离坎，何也？主赢而言之，故用乾也；主赢分而言之，则阳侵阴，昼侵夜，故用离坎也。乾主赢，故全用也，阴主虚，故坤全不用也。阳侵阴，阴侵阳，故离坎用半也。是以天之南全见而北全不见，东西各半见也，为称阴阳之限也。故离当寅坎当申，而常逾之者，盖阴阳之溢也，然用数不过乎寅，爻数不过乎申。或离当卯坎当酉。”而朱熹以大横图围成之六十四卦圆图就全然没有了这些含义，于是《易学启蒙》就改变原文作：“坎离者，阴阳之限也。故离当寅坎当申，而数常逾之者，阴阳之溢也。然用数不过乎中也。”如此把“用数不过乎寅，爻数不过乎申”改作“用数不过乎中”，则不知其所云，无法以《先天图》为之解。
邵雍原本说“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从中起”，并曰：“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阴为阳之母，阳为阴之父，故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是以阳起于复而阴起于姤也。”所谓之“图从中起”，是从乾、姤与坤、复上下之中线而起，并非自圆图之圆心一点而起。而朱熹则把方图“取出放外”，以“中间虚者”为太极，六十四卦初爻为两仪，初二爻的组合为四象，初二三爻的组合为八卦，乃至六爻的组合为六十四卦。显然，有失邵雍“先天学”之心法，并不能用来解释“卦之生变与阴阳消长之数”。邵雍原本以《先天图》说“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可用《先天图》解说《系辞》、《说卦》中一些文字的含义，而朱熹则仅仅局限于“一阴一阳之谓道”，解说“太极一理”而已。
总之，邵雍对张岷讲学时所言（既是后来邵伯温整理之《观物外篇》），很大篇幅洋洋数万字是以其《先天图》立说，因而有“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之说，而朱熹仅以半顺半逆的六十四卦圆图立说，不但无法说“天地万物之理”，甚至还不能自圆其说。正因他不懂邵雍的“先天卦变”，也就不知《先天图》为邵雍自得之图，于是对《先天图》的由来，方有“希夷之前元有，是方士辈私相传授底”的错误推断。
三 朱熹为什么要改造邵雍的易图并发挥演变其“先天之学”
象数易中的图书学兴起于北宋，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卷下列有《河图》、《洛书》，邵雍有《先天图》，周敦颐有《太极图》。按两宋间人朱震的说法，这些图的根源皆出于华山道士陈抟。实则真宗朝的彭城刘牧只著一卷本《易数钩隐图》，说八卦是从太极、两仪步步生来，并没有圣人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八卦之说。其弟子黄黎献著有《续钩隐图》。仁宗朝的李觏所见三卷本《易数钩隐图》，是黄黎献的弟子吴秘献书朝廷之后而出现的版本，大概是吴秘把《续钩隐图》与一卷本《易数钩隐图》合为一书。由此推断，三卷本卷下出现的黑白点“河图”、“洛书”很可能出于黄黎献之手。这就是说，黑白点“河图”与“洛书”，既不传自陈抟，也不出于前刘牧之手。（12）至于《先天图》乃是邵雍自得之图，对比李之才“卦变图”与邵雍《先天图》卦变方法迥然不同，亦知是图既不传自陈抟，也不传自李之才。周敦颐《太极图》更是自得之图，而见于《正统道藏》的“太极先天之图”实是本朱熹改造之《周子太极图》演变而来。（13）北宋时期的文人学者并不讳言《老子》、《庄子》等道教典籍中的概念和命题，甚至真宗时宰相王钦若还主持集结了道教的典籍，至徽宗还自称教主道君皇帝。邵雍不仅身着道装，而且还在其著作中赞扬老子、庄子（如“《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庄子气豪”等），并引用出于道教典籍的“无极”等概念而立说（周敦颐亦云“自无极而为太极”）。到了南宋偏安于一隅之时，在朱陆“鹅湖之辩”中，陆九渊以“无极”出于《庄子》为据而辨周敦颐《太极图》与道教的渊源关系，则知此时儒道二家的门户之见已深。朱熹之所以表彰《太极图易说》与《易通》，把周敦颐抬高到“继绝学”大儒家的地位，这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同样，朱熹互易三卷本《易数钩隐图》之《河图》、《洛书》之名，又改造周敦颐《太极图》及发挥演变邵雍的“先天之学”，都是有意而为之。其目的就是要使儒道二家泾渭分明，而把周敦颐、邵雍的学问归纳到儒家的门户之中。他曾批评《老子》，曰：“有是理即有是气，气则无不两者，故易曰太极生两仪，而《老子》乃谓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则其察理亦不精矣。”又曰：“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亦剩说了一个道，便如太极生阳，阳生阴。至二生三，又更无道理。”（14）这就使人明白朱熹为什么要把邵雍说易卦数的“乾以分之”的“加一倍法”移植到《系辞》“易有太极”一节，用阴阳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而说“伏羲画卦”过程的用意了。如果说朱熹心中明知邵雍“先天之学”的模式与《老子》有关，则不会是后人的猜想。
邵雍曰：“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又曰“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所谓的“先天之学”是心法之学，是无文字言语的“心易”，而一切有文字图形记录的都属于“后天之学”的范畴。“天地定位”一节与“起震终艮”一节都是《说卦》中的文字，都是“后天之学”的内容。朱熹把邵雍称之为“易之本”的伏羲八卦说作是“先天之学”，则是从概念上对邵雍“先天之学”的根本改变。《文言》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太极之道先于天地而存在，连天都不能违背；有了天地之后，天依然奉道而行。邵雍的《先天图》是以有后天之迹的易图去思维先天地而有的太极之道，故曰“先天之学，心法也”。而朱熹却把有文字卦象的《周易》一分为二，谓有“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以前者为“先天之学”，后者为“后天之学”。朱熹曾答人曰“文王之易既见今之《周易》”，而又谓其中有“伏羲之易”，实在是自相矛盾。这样的说法，根本不是邵雍“先天之学”为“心易”的本指。
“道”和“太极”是我国古代哲学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道为太极”、“心为太极”，这是邵雍的说法，“太极只是一个实理”、“太极，形而上之道也”，这是朱熹的说法。正因为二人对道与太极的定义不同，其各自的“先天之学”就必然会有本质上的差别。强调“太极为一理”，这是朱熹建立其理学系统的关键，从自己的理学体系出发，把北宋时期的一些易图拿过来改造之后为我所用，这就是朱熹之所以要对《河图》《洛书》《先天图》《太极图》加以改造的动机。他把本出《易数钩隐图》卷下的《洛书》生数与成数两幅图（后经李觏合为一图）改称之为“河图”，是因为如此改造方合于《系辞》所言天地数之理。他把周子《太极图》的“动阳”与“静阴”改作“阳动”与“阴静”，是因为如此改造方合于自己“太极一理”、“不会自动静”、“理乘气”、“阴阳只会动静”之说，而周子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是太极有动静，朱熹的“太极一理”说，则主张太极自身不会有动静；他改造周子《太极图》原有的图层关系，是有意回避原图“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模式；他更改原图“分土王四季”为五行相生，为的是以爻画的组合为“四象”。由此看来，朱熹发挥演变邵雍的“先天之学”也并不奇怪，似乎不能说他（包括蔡元定）对邵雍的学问一知半解。而能有如此“脱胎换骨”的改造，倒是表明了朱熹的确是一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大学问家。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区分邵雍与朱熹各自的“先天之学”，则会有益于对两宋道学的研究。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皇极经世书提要》语
（2）（4）邵伯温《易学辨惑》语
（3）见《观物外篇》，以下凡引邵雍语录不加注释者皆出是篇。
（5）可参考拙文《先天图由来考》（载孔子2000网及《恒道》第二辑）
（6）朱熹曰：“若论他太极中间虚者便是，他亦自说‘图从中起’，今不合被方图在中间塞却，待取出放外。”又有学生问：“先天图如何移出方图在下？”曰：“是某挑出。”（《朱子语类》卷六十五）
（7）《易学启蒙》曰：以横图观之，有乾一而后有兑二，有兑二而后有离三，有离三而后有震四，有震四而有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圆图之左方，自震之初为冬至，离兑之中为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进而得其已生之卦，犹自今日而追数昨日也，故曰“数往者顺”；其右方自巽之初为夏至，坎艮之中为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进而得其未生之卦，犹自今日而逆计来日也，故曰“知来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则其先后始终如横图及圆图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数也”。
（8）见《文公易说》卷十七
（9）学生问《先天图》卦位，曰：“自乾一兑二离三右行，至震四住，揭起巽五作左行，坎六艮七至坤八住，接震四。” （《朱子语类》卷六十五）
（10）朱熹答郑仲礼曰：“熹盖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得其画卦之次第，方知圣人只是见得阴阳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写之，初未尝有意安排也。”（《文公易说》卷十九）朱熹答叶永卿曰：“须先将六十四卦作一横图，则震巽复姤正在中间。先自震复而却行以至于乾，乃自巽姤而顺行以至于坤，便成圆图。”（《文公易说》卷一）朱熹回答袁枢“黑白之位尤不可晓”的疑问曰：“来教又论黑白之位尤不可晓，然其图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晓，且为此以寓之耳。”又复信曰：“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只是今日以意为之，写出其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晓矣。”（《文公易说》卷二十三）
（11）朱熹答袁枢：“来教疑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文公易说》卷二十三）
（12）可参考拙文《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载《周易研究》2003年第2期）及《北宋两刘牧再考》（载孔子2000网）
（13）可参考拙文《周子太极图原图考》（载《国际易学研究》第八辑）
（14）见《文公易说》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