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岭
由山东大学教授董治安先生携友生王承略、刘心明、刘保贞等编纂的《高亨著作集林》,于2004年12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集林》收集高亨先生的著作凡17部，全面反映了高先生在易学、诗经学、先秦诸子、古文字学等诸多领域的辉煌成就。值此书出版之际，我们不禁深切缅怀高亨先生的学行，他的读书、教书、写书的“三书”生涯，特别是他在山东大学工作与生活的点点滴滴，无不萦绕在我们心头，并给我们以治学与做人的莫大启迪。
好学的少年时代及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高亨，又名晋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和古籍校勘考据的专家。1900年农历七月初四生于吉林双阳县一个小山村。10岁时，取名高仙翘，开始入临村私塾就读，地处偏远，交通不便，1898年戊戌政变及由此引起的民主革命运动，在这里似乎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高先生在私塾里接受的完全是沿袭古老传统的一套封建儒学教育。他知道家境贫寒，读书不易，因此刻苦用功，日夜诵读，八载寒暑从未间断，精通了《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等重要古籍，烂熟到能背诵的程度。这为他日后从事古代文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8年春，高亨先生考入食宿公费的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冬毕业。在校期间，除学校课程外，还在地方名士张文澍老师指导下，学习了中国第一部文字学专著、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并系统钻研了先秦诸子的主要著作及前四史。历时5年，大大开拓了视野，粗识了治学的门径。
1923年春，为求学业上的深造，高先生第一次远离家乡来到北京。入北京弘达学院，补习英语，继而转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1925年秋，改名高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该院国学专业首届研究生。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期间，高先生以梁启超、王国维两先生为导师。他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证》深得梁先生的嘉许，梁先生曾对高先生说：“陈兰甫始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把《说文》带到东北。”并在毕业时赠给他一副对联，予以鼓励：“读书最要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
1926年秋，高亨先生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被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聘为教授，兼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开始了终生的教书生涯。两年以后，转任沈阳东北大学教育学院国文专修科教授。“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来到北平。之后，又历任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大学和湘辉学院教授。1945年8月，在四川三台执教东北大学，一年后，随东北大学迁回光复后的沈阳。自1931年底离开东北奔赴关内，至此已整整经过了15个春秋。
这15年间，高先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辗转流徙，飘无定居。远离的故土，久别的亲朋，引起他深深的思念；动荡的时局，艰难的国运，更使他忧心如焚。在充满孤独漂泊之感和忧国忧民愁思的日子里，高先生克服种种困难，一直坚持学术研究。他的几部力作，如《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古经今注》、《老子正诂》、《墨经校诠》等，大体都完成于此时。这几部专著，以其内容丰实、考订精当而享誉学界，从而确立了高先生在现代易学、老学和墨学研究中不可摇撼的地位。
与毛泽东之间的一段往事
每一个就读于山大的学子都知道，山东大学的校名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其实这4个字来源于毛泽东1964年3月底写给高亨先生的一封亲笔信。
1963年10月至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当时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高亨教授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在会议即将闭幕时，与包括范文澜、冯友兰等在内的9位先生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介绍到高亨先生时，毛泽东一面亲切地与他握手，一面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呢？”高先生回答，自己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没能够做出多少成绩。毛泽东似乎情绪很好，继续说，他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并对高先生的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还说了些鼓励的话。
此一殊荣，出乎高先生的意料，他为此激动不已，久久不能忘怀。返回济南后，遂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6种，连同一信，寄请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转呈毛泽东主席。
1963年12月，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毛泽东诗词》。其中，除收有早已流传很广的27首诗词之外，还有初次发表的新作10首。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编辑部及时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高亨先生积极参加了这次活动，并附词《水调歌头》一首，以抒所感：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焰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障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随后，高先生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春禧的短函寄呈毛主席，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回信。信是用毛笔直行写在几张宣纸上的，遒劲奔放，落款处是足有3个核桃般大小的签名。全文如下：
高亨先生：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毛泽东1964年3月18日。
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山东大学”校名便出自于这封信的信封上。值得一提的是，高亨先生的这首《水调歌头》在《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发表后，很快不胫而走，在读者中广为传诵，由于气势恢宏，一度被误传为是毛泽东所自作；同时，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不少抄本上也出现了一些文字讹误。为订正误解，澄清事实，1966年初，中央的一位负责人写信给高先生，提出希望此词能在报刊上重发一次，高先生当即表示同意。于是，时过不久，这首《水调歌头》又在《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的第6版上与读者见面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先生同许多教授一样，被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和参加体力劳动。1967年8月，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干预下，高先生被借调到北京，先住在中华书局，后又由文化部安排一个住处，实际上是被保护起来。从此，高先生便离开工作了十几个年头的山东大学。
与山东大学的不解之缘
1953年8月，经陆侃如、冯沅君两位先生的引荐，高先生开始执教于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开始了和山东大学的不解之缘。
上世纪50年代前期的山东大学，在校长、著名学者华岗的主持下，正一派欣欣向荣。文史两系尤可谓名士如林，学术气氛十分浓厚。高先生在这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和安排，而优雅的环境，相当齐备的图书资料，以及领导的热情欢迎，友人的切磋琢磨，都使高先生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慰之情。短短几年间，他在承担大量教学任务的同时，陆续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成果奠定了高先生在先秦两汉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从1956年7月开始，高亨与冯沅君两先生同时被聘任为副博士导师，当时设副博士学位，学制4年，导师资格遴选极其严格，山大文科中只选有两名，全国也很少。这些，给高先生带来了更强大的动力。这段时期，虽然学校由青岛搬迁到济南，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经济困难，对高先生的生活和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他仍然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反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学术文化领域亟待开拓前进的局面，激发了高先生的工作热情，他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和学习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于1978年动手，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写出了新见迭出的《诗经今注》；几乎与此同时，又在助手的协助下，完成了《周易大传今注》的修订工作；并且出版了《老子注译》。他的《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对于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老聃其人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高先生虽人在北京，但他的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山大。他写信给山东大学和中文系负责同志，希望派来助手，以期把自己的科研设想能尽快变成现实。他每于北京住所见到山东大学的同事、学生，总是要谈学术研究，谈教育发展，谈学校建设，情真意切，溢于言表。他甚至几次表示想迁回济南山东大学宿舍，以便为研究工作提供更多方便条件。然而，高先生毕竟已是耄耋之年。况且，他自上世纪60年代患青光眼，至70年代后期，视力已极微弱；又因长期伏案造成双腿肌肉萎缩，直至发展到不能下床；严重的皮炎，周身痛痒，也使他经常难以正常休息，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的工作，也阻挡了他想回到山东大学的愿望。
即便如此，高先生对于山东大学的牵挂和关心从未间断。在山大1981年校庆的时候，高先生情满泉城，赋诗志庆，祝愿山大事业的发展：
神州儿女俱英雄，四化高峰自可登。
千佛山边万树绿，大明湖畔百花红。
竞驰革命星旗下，同在春风化雨中。
五十五年齐鲁地，泰山耸耳听书声。
“三书”生活感动后世
高先生常说，自己一生过的是“三书”（读书、教书、著书）生活。他确是以此为职志，以他勤奋刻苦的研究精神，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又以热爱学生，关心后学的博大胸怀，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他对于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以及在工作上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也将作为一种前辈学者的风范，与其学术成就一起，长留在人们的心中。
高先生被聘为副博士导师之后，系里确定董治安先生为高先生的助手。那时董先生刚刚大学毕业留校不久，对于教学和科研还有许多需要指导和帮助的地方，高先生给予了他无私的关怀。关于当时的情景，《光明日报》1961年9月28日刊登的报道《高亨教授和他的助手》中是这样描写的：
“高亨对董治安的爱护，更多地表现在传授知识和经验上。1956年董治安刚毕业做助教时，高亨就以每周三次、每次约三小时的功夫，对董治安进行辅导。”有一次董治安先生讲《楚辞》，当时，对于讲课经验不足的董先生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不是很容易处理。因此，高亨为帮助他讲好这一课，给他修改讲稿。不但将讲稿中一些不正确的观点进行了修改，就连字、句、标点也逐个作了修改，重要的地方加了圈点，许多地方还加了批语。这样，他觉得还不够，又把自己讲授这一课的底稿拿出来给董治安参考。以期在内容上能够讲得更充实、新颖一些。”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曾受教于高先生之门的华钟彦教授，1982年在一篇为高先生所撰的评传中说：“他（指高先生）对学生推诚相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语多鼓励上进，开导门径，循循善诱，谆谆入耳。学生每有一善，除奖掖其成就外，又指其小有不足，务使乐于发扬成绩，避免骄傲。遇有不善，则温言告诫，指陈厉害引古喻今，务使心悦诚服，乐于向善。因此，凡受过高先生之教的，都能感到他在学品双方所给予的深厚影响，有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甚至终身不忘。”
1986年2月2日晨，高先生于北京逝世，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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