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 《竟陵诗选》
诗总集，十三集，清熊士鹏编选。士鹏字两溟，一字莼湾。天门（今属湖北）人。嘉庆乙丑（１８０５）进士，武昌府教授，喜培植孤寒，提倡风雅，奖掖后进，著有《两溟诗集》。竟陵本是湖北一隅，并非文化昌盛之地，竟陵诗因明末钟惺、谭元春选《诗归》提倡“幽深孤峭”之诗而享大名。然而明末、清初，诗坛主流和统治者视此派诗为“诗妖”和“亡国之音”，从而受到压制，甚至他们的部分作品被列为禁书。熊士鹏编此书虽意在表彰乡先贤，也有提倡诗学，示人矩之意。
全书共选诗八百一十五首，第一卷首选唐张祜等人诗作二十二首，他们并非竟陵人，只是曾到此仕宦、流寓、游览送别于此，因此录之以备览。第二卷起正式选本邑人之作，首列鲁铎，此人字振之，明弘治会元，科举名次虽高，但却是位道学色彩很浓的诗人。第三、第四卷为钟惺、谭元春之诗，每人选诗近百首，此为全书之骨干，编者认为：“钟、谭别开风气，故最著。”作者也反对人们“转相仿效，惟知尚声调、崇浮华，卒不见所为性情之真、气韵之妙，则亦无殊乎内土木而外冠裳也”。他还认识到诗人各有所长，故此编只取所长，不求全责备。摆脱门户之见，有善必录。因而能使此书成为“罗五侯以成鲭，贡九牧而铸鼎，四美具，二难并”（见编选者自《序》）的选本。五卷以后则多为清代竟陵人的诗篇。亦以表现性灵者为多。
有清道光癸未（１８２３）鹄山小隐的刊本。
197 《清代北京竹枝词》
竹枝词总集，十三种，今人路工编纂。
“竹枝词”本为唐代巴渝一带的民歌，刘禹锡采录改造竹枝之声辞，使之成为富有民歌特色的一种诗体，他创作的十一首竹枝词也给后代文人以示范作用。唐朝以后竹枝词发展很快，成为泛咏风土、描写爱情、记事抒情的一种通俗的联章体的七言绝句。
此书所收十三种竹枝词内容更是丰富，它们都是描写从清初到清末的北京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社会生活的。比较真实地显示了二百余年间的北京风貌。
１．《燕九竹枝词》，孔尚任等撰。记录北京“燕九雅集”（每年正月十九日，北京士人聚会纪念元代著名道士丘长春仙去）花会之盛。孔氏首唱十首，蒋景祁等八人各和十首。
２．《都市竹枝词》，净香居主人（杨米人）撰。描写乾隆、嘉庆间北京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好尚以及百业百工情况。
３．《燕台口号一百首》，查揆撰。诗中多写嘉庆之初京师各行各业情况及风土人情。
４．《都市竹枝词》，作者佚名。描写嘉庆间京师异事新闻，分十类：街市、服用、时尚、京官、候选、考试、教馆、胥吏、内眷、观吏，每类十首。
５．《草珠一串》，作者硕亭。共一百零八首，分总起、文武各官、兵丁、商贾、妇女、风俗、时尚、饮食、市井、名胜、浏览、总结。
６．《续都市竹枝词》，作者学秋氏（张子秋），共一百首。如作者序中言此书“诙谐间作，或写之状，或操市井之谈，或抒过眼之繁华，或溯赏心之乐事”。多是发生在嘉庆间事。
７．《都市杂咏》，作者杨静亭，共一百首。全书分风俗门、对联门、翰墨门、古迹门、技艺门、时尚门、服用门、食品门、市廛门、词场门等十门写道光间情况。
８．《燕台竹枝词》，作者何耳，共二十首。写咸丰间风俗细事。
９．《增补都市杂咏》，作者李静山，共六十三首。系选本。分风俗、对联、翰墨、古迹、技艺、时尚、服用、食品、市廛、词场等十一门，多系同治间事。
１０．《都门记变百咏》，作者西复侬氏，青村杞庐氏。记庚子之变、义和团事。
１１．《京华百二竹枝词》，作者兰陵忧患生，共百二首。写宣统间清统治者推行所谓“新政”在北京所形成的新异景象。这一组诗注文较为详尽。
１２．《京华慷慨竹枝词》，作者吾庐孺，共一百首。讽刺宣统间清统治者推行“新政”的情景。多诙谐之语，中写了对当时来说还是新生事物的“志士”“鼠疫”“议员”“帝国统一党”“国民”“巡警”等，实为一组政治讽刺诗。
１３．《百戏竹枝词》，作者李振声。描写康熙间京师百戏情况。此书有北京出版社１９６２年排印本。
198 《扬州风土词萃》
扬州风土诗词总集，十七种，扬州古旧书店搜集。
扬州自古繁华，南朝时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之说。富有、成仙和生活在扬州被视为人生三大美事。唐代除了东西二京之外，就是“扬一益二”。扬州的繁荣，至清尤盛，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之许多诗人用诗词从多方面描写过它，此书便是清代诗人以通俗诗词记录扬州风土民情的一部丛书。包括：１．《广陵古竹枝词》，作者阙名；２．《扬州画舫词》，作者韩日华；３．《广陵秋兴》，作者王雪洲；４．《扬州梦香词注》，作者费执御；５．《扬州竹枝词》，作者董耻夫；６．《董竹枝逸稿》，作者董耻夫；７．《续扬州竹枝词》，作者林苏门；８．《邗江三百吟》，作者林兰痴；９．《邗江竹枝词》，作者署集英书屋；１０．《小游船诗》，作者辛汉清；１１．《续扬州竹枝词》，作者臧毅；１２．《赤湖杂诗》，作者阮先；１３．《渌湖竹枝词》，作者阮充；１４．《扬州竹枝词》，作者孔剑秋；１５．《望江南百调》，作者黄惺庵；１６．《扬州杂咏》，作者臧?；１７．《扬州辛亥歌谣》，作者阙名。
这部丛刻中值得注意的是：
一、董耻夫的《扬州竹枝词》《董竹枝逸稿》。董是康熙雍正间人。名伟业，字耻夫，号爱江，沈阳（今属辽宁）人，寄籍扬州。因其所写竹枝词盛传一时，外号“董竹枝”。此编中二集共收竹枝词一百四十四首。其笔触深入到扬州社会各个角落。诗中农、渔、商、儒、优、僧、道、巫、尼、娼、官、绅，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无所不有。每一首记录一个具体事物，保存了大量民间资料，而且微言多讽。开篇第一首就是“只栽杨柳莲花埂，不种桑麻芍药田”这种带刺的诗句。因此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说到董耻夫的诗“无和平忠厚之旨，论者少之”。这种讽刺诗自然不为达官贵人所看好；只有具有叛逆性格、“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赞赏其诗“如铭如偈，有警世之用”。
二、林苏门的《邗江三百吟》《续扬州竹枝词》。林字啸云，号兰痴，扬州甘泉人，生活于乾隆间，为阮元之母舅和老师。林氏之诗以赞美、描写扬州风俗为主，特别是其《邗江三百吟》每诗前均有小序，后有注文，对扬州风俗掌故记录颇详，如年节习俗、新异衣饰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小事都有详细的描写。
三、《邗江竹枝词》署名“仪征函璞集英书屋”，撰人不详。全编对扬州的吃、喝、玩、乐诸方面的情形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绘。
四、《续竹枝词》。臧?字宜孙，号雪溪，自号种菊生、菊隐翁、菊叟，扬州人，道咸间进士。他的诗主要记录太平天国军队三次攻克扬州、给扬州带来的灭顶之灾和沧桑巨变。臧是这场灾难的目击亲历者，形诸于诗，颇感人，更富于史料价值。
五、《扬州辛亥歌谣》。作者不详，此集为《十古怪歌》，描写大革命前夕扬州各界的“古怪”现象。
此编为扬州古旧书店所影印，无序跋。未说明书编纂过程，书中笔墨一致，恐为今人过录本。多缺字，漏字，借字，也无编纂体例，应该对此书作进一步整理，以便阅读。
有扬州古旧书店１９６１年影印本，分装十二册。
199 《诗渊》
类书，不知编者，《文渊阁书目》曾著录此书。其成书年代大约与《永乐大典》相同，或稍偏后。此书恐未刊刻，只有手稿本流传。
全书共分天、地、人三大部分，天部已佚，地、人二部分也不全，现存残本分装二十五册，近三百万字。从收录情况来看可能为明初人所编。
书中所收作品上自魏晋六朝，下至明初，共约五万多首。收录唐以前作品少一些，但多为名家之作。唐、宋、元三代收录较多，其中宋最多，是目前所见到的收辑宋诗最为丰富的总集之一。其中约有十分之二三不见于传世的各种别集、总集，还包括了一些名家的佚作、中小作家的佚集以及大量声闻不彰的诗人的作品，许多诗歌作者仅见于此书。收录诗歌的内容也极丰富，题材广泛，天、地、人的事物无所不及。另外还收录词近千首，其中有一半左右不见他本流传，今人孔凡礼的《全宋词补遗》主要依据此书。《诗渊》所依据的是宋、元、明初的版本或写本，其距作者时代较近，也比较近真，因之可以用之校正现在流传本之误，或流传本之阙。另外，编者态度严肃认真，忠实原文，不轻易改动原作面貌，因此亦可以补某些古籍的脱讹。此书编辑者文化水平不高，可能是应书坊之邀而编，后来不知因何未能出版，由于收录诗多而被皇家的“文渊阁”所收录，得以稿本传世。宋元书坊编辑诗文总集为了便于读者使用（主要是学诗的过程中摹拟），多用“分门纂类”的方法，本书也是如此。全书分若干“门”，于“门”下再分“类”，然后编排所录入诗。由于编辑水平有限，而分类标准往往只根据诗题，收录次第十分混乱。据今人陈尚君考证（见《文献》１９９５年第１期《〈诗渊〉全编求原》），本书原应有十七门，包括天文、地理、时令、花木、鸟兽、宫室、器用、人物、身体、声色、衣服、珍宝、饮食、文史、数目、方隅、人事。全佚者六门：天文、时令、人物、声色、数目、方隅。残者为地理、文史两门。本书在书的编排和我们了解古代文献的编纂情况方面，为研究我国古代诗歌和整理古代诗总集、别集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可信赖的资料。
有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分装六册）。
200 《名教罪人》
清诗总集，一卷，清雍正时宫廷词臣编纂。
此集之诗皆为奉雍正皇帝之命作，其内容为指斥唾骂被雍正斥为“名教罪人”的钱名世。钱氏为康熙四十二年一甲进士，曾任翰林编修，很有诗名。康熙末至雍正初权臣年羹尧曾一度深受雍正的倚重，雍正六年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雍正皇帝还对他恩宠有加，在短短一二年中他受到多次赏赐，如赐爵、赐金、赐第、赐园、赐世职。年羹尧也是气焰熏天，群僚趋附，成为朝廷的第一红人。谁也没有想到这只是雍正为确立和巩固自己地位的手段，待帝位稳固后，便迅速翦除年羹尧及年党。处置年羹尧时发现了钱名世有投赠赞颂年羹尧的诗歌（可以想见写这种诗的决非钱氏一人），触怒了雍正。雍正偏狭而好名，又为了警诫其他臣子，他没有杀钱名世，并在谕旨中说：“其人玷辱名教之人，死不是蔽其辜，生更以益其辱，是以不即正典型褫职递归。”所以不杀钱名世之头，押送回乡，令地方官管制，并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地方官制成匾额，张挂在钱所居之宅。他还下令“在京现任官员，由进士举人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其所为诗，一并汇齐，缮写呈进，俟朕览过，付给钱名世”。而且下令说：“凡文学正士，必深恶痛绝，共为切齿。”此书便是当时在京大小臣工奉旨表示义愤唾骂钱名世之“诗”的总集，共三百余首，诗的内容千篇一律，枯燥无味，有的骂他“瞯然人面，无耻之至”；有的说他“惭愧须眉事善柔，媚奸附恶不知羞”。质木无文，至此为甚。其实当时参加骂钱名世者，有的便是刚从文字狱解脱出的，如方苞，也有的不久也遭文字狱之害，如查嗣庭。因此这部书虽无文学价值，但从中可看出为人们所艳称的康、雍、乾“盛世的”文化面貌，展示清代统治者思想文化统治上的手段和残酷。
有民国间故宫博物院的《文献丛书》本。卷前有雍正皇帝上谕，谕中叙述了钱案的过程， 和他之所以如此处理钱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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