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 《国朝诗乘》
清初诗选集，十二卷，清刘然编选。然字简斋，一字文江，号西涧，诸生，好与名流往来，江宁（江苏南京）人。大约生活在顺治、康熙时期，生平仕履不详。有《西涧初集》行世。
此集选录清初诗一千余首，作者二百余人，不拘先后。据刘氏称此选“著名称雄者或阙焉，而加意表彰幽隐之士”（见自《序》）。书中评语颇多，或评论品藻文字，或分析标举格律，也多有得之语。首卷论诗，编者友人徐秉义为之作《序》，言此编“殚精研思于六义之正变，诸家之派别，五七言之源流，古乐府之声辞离合，罔不胪列缕析，粲然如指诸掌。其用意可谓勤矣。至于持择谨严，议论高阔，直欲靡济南、竟陵之垒而拔其帜，又无论钟嵘、高等辈。是岂不欲其言之既立，为学诗者通亿载之津哉！”这些虽不无夸诞之词（从中可见时风之溺人，徐秉义眼中只有李攀龙所选的《古今诗删》、钟惺所选的《诗归》一类当时流行的诗歌选本，把它们看成当时选家的最高标准；钟嵘的《诗品》、高的《唐诗品汇》反而不在他眼内），但刘然的批点评论还是很认真的。他强调诗人首先要有高尚的思想品质：“诗人志芳行洁，不以名位动其心，乃与风雅二字合，不然笔补造化，皆余绪也。”并结合唐代有名诗人作品作了深入的论述。
刘然对于生活在下层的诗人的辛酸有着深刻的理解：“独古慧心文人艰辛刻苦，仅以数首诗博身后名，顾使其生少知音，得归湮没，此亦仁人所深悲极痛也。”这说明编者也是沉沦不偶的士人，为人作嫁也颇不易，为使书板能继续刊刻，他在最后呼吁诗人们集资刊刻，在首卷中还讲明一块板书刻两面需要多少银两（可作出版之史料），即使如此，刘然也未能编刻成此书，赍志而亡。赖有挚友朱豫等人据遗稿再加编缀，捐资刊刻。徐秉义《序》中言：“朱子以寒素，擅高才，寝食汉唐，贯穿经史，岂不足以自成一家言，而必为之订残补阙，以终刘子未竟之绪。其所以不死其友者，未有若斯之笃者也。”本书刊成也有朱豫很大功劳，他不仅出了钱，而且再“遍搜诸名家诗，拔萃取尤，多则数十首，少则数首，评跋付刊，汇为十二卷，卷七八十叶，可作数十卷”（见苏《序》）。书以“乘”为名“取诸无所不载之意”。
有康熙间拙真堂刊十卷本，后有玉谷堂增刻本，为十二卷。
177 《清诗别裁》（国朝诗别裁）
清诗选本，本三十六卷，经翰林院删订为三十二卷。清沈德潜编纂。德潜编有《古诗源》，已著录。
此书选录从清初到乾隆初年已亡故诗人九百九十六人，诗三千九百五十二首。始于钱谦益，终于潘廷瞷（计算到三十卷）。三十一卷为“闺秀”，三十二卷为“方外”。全书编排基本上以时代先后为序。
沈氏论诗主“格调说”，选诗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为宗旨，认为诗歌作品只有“原本性情、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所谓其言之有物也”。尽管编者是从封建主义立场看待这些问题，但能贯彻这些主张的作品必然与社会现实有较多的联系。
书中选录了许多颇能反映现实生活于民间疾苦的作品。如此书所选吴伟业作品三十二首，几乎都与明朝覆亡和清初重大事件密切相关，甚至有些民族情绪特别强烈的作者如屈大均（选十五首）、陈恭尹（选十二首）也有较多的作品选入。这些诗中多有怨愤之音。如屈大均的《鲁连台》（一笑无秦帝）、《吊雪庵和尚》（一叶离骚酒一杯），陈恭尹的《读秦纪》（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密亦甚疏），都是有为而作（雍正八年，广东巡抚就密奏说屈大均的诗歌作品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屈氏虽死，但也两度受到过文字狱的追究）。此书入选诗人很多，大部分没有专集行世，他们的诗歌也赖此书以传。沈氏深于诗学，是清代著名的诗学理论家，并有较高的艺术鉴赏力，所选作品大多具有可读性，以含蓄蕴藉、风调音节近于唐音者为多。编者也要通过这个选本反映清初诗坛之概貌，因此，清初虞山、云间、娄东三派代表人物都有一定量的代表作品入选（“云间”派最重要的代表陈子龙的作品选入沈氏另一个诗歌选本———《明诗别裁》之中）。浙派、神韵派也有足以知人论世的数量的作品入选。
沈德潜是乾隆时期诗坛领袖，操诗坛选政多年，他选诗最坏的习惯是为入选者改诗，视入选者如其弟子。本书也是如此。如钱谦益为一代名家，其诗远胜于沈，而此编选钱诗三十二首也多有改篡。如《送福清公归里》原诗为：“闽海争传岳降神，匝天弧矢护生申。契丹使亦知元老，回纥占应见大人。代许孤忠留一柱，帝思耆德抚三辰。吴门咫尺邻阊阖，珍重东山五亩身。”而本编选入此诗首二句改为“鹗立超端领缙绅，飘萧鬓发见风神”。原诗是赋兼比兴，“闽海”而有“岳神”之降，用以象征“福清公归里”。其气魄之大可以想见。而改后的则只是“赋”，太写实、平板。书前“凡例”言选诗时只对个别用错的字词作了些调整，如不复核原诗，很难发现沈氏选本这一特点。
此编初创于乾隆十年（１７４５），成于二十三年（１７５８）。曾请序于乾隆皇帝。当时乾隆指出此书有三点需要改正之处：“谦益诸人为明朝达官，而复事本朝，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孝，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之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选。慎郡王（允禧）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潜岂宜直书其名。至于世次前后倒置，益不可枚举。”（见《清史稿·沈德潜传》）“因于御制文内申明其义，并命内廷翰林为之精校去留，俾重锓板以行世。”（见《文字狱档案》第七册）沈氏奉旨在原编内删去钱谦益、王铎、吴伟业、方拱乾、张文光、龚鼎孳、曹溶、陈之遴、赵尽美、高珩、许承钦、周亮工、彭而述、孙廷铨、李雯、宋之绳、梁清标、王崇简等十八人，因为他们都在明代有功名并降清为官，被乾隆皇帝定为“贰臣”。另外在“凡例”中涉及钱谦益的文字也被删去。于乾隆二十六年刊刻为“定本”。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两次刻本皆被定为禁书。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皇帝再度追究此事（此时德潜已去世七年），十分生气。后又因为徐述夔诗集《一柱楼集》中有“悖逆语”，而德潜曾为徐述夔作传，称其品行文章皆为可法。被清廷议罪。后被夺死后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未作修改的《国朝诗别裁》虽经数度追缴，仍未绝迹于人间。
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所刊三十六卷本及乾隆二十六年所刊教忠
①参照拙文《〈钦定熙朝雅颂集〉和旗人的诗歌创作》，见《文学遗产》１９９２年第五期。
堂三十二卷本，皆传于世。１９７３年中华书局据教忠堂本缩小影印出版，为线装本，１９７５年又出版了平装影印本。
178 《钦定熙朝雅颂集》
清诗总集，一百三十八卷，清铁保编纂。保（１７５２～１８２４）字冶亭，一字铁卿，号梅亭，旧谱称觉罗氏，自称赵宋之裔，后改栋鄂，隶满洲正黄旗。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进士，累官吏部侍郎、山东巡抚，嘉庆九年（１８０４）进所编选之《八旗诗集》，赐名《熙朝雅颂集》，后以洗马致仕。
此编所收是王公贵族、文人武士以及八旗中闺阁之诗作。满洲本是以弓马游猎起家，后来兼并诸部，进而统一中国。清朝建立以后，满洲八旗分派住在各地，成为镇压各地汉族百姓反抗的主要力量，因此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学习弓马骑射，但随着国家的安定与旗人生活有着国家俸禄为保障，八旗子弟无所事事，有一部分弃武从文逐渐汉化者越来越多。乾隆皇帝在位时借整顿旗务多次加以制止。他曾传喻八旗子弟“务崇敦朴旧观，毋失先民巨?；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侈口吟咏，自蹈嚣陵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① 可是制止者本人———乾隆皇帝就是一位“无知妄作，侈口吟咏”的最多的“诗人”，而且产量居古今诗人之冠。因此，皇帝号令虽严，也属一纸空文。旗人写诗作文之风，越来越盛。旗人诗家出专集者越来越多，清统治者定鼎中原也有一百余年，然而，却不见满洲诗人的总集或选本出现，其原因就在于最高统治者对此采取了压制的态度，谁也不敢冒险编纂这类书籍。《熙朝雅颂集》之编纂，标志着压制满人汉化政策已经失败。此书得到嘉庆皇帝的承认和作序可以视为满洲上层人士与文人公开融合于汉族文化的一个标志。此时距乾隆皇帝去世仅有五年，不过在嘉庆的序文中对于旗人写作汉诗是吞吞吐吐承认的：“夫言为心声，流露于篇章，散见于字句者，奚可不存？非存其诗，存其人也。非爱其诗律深沉，对偶亲切，爱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忱洋溢于楮墨间也。是崇文而未忘习武，若逐末舍本，流为纤靡曼声，非予命名‘雅颂’之本意。知干城御侮之意者，可与之言诗。徒耽于词翰，侈言吟咏太平，不知开创之艰难，则予之命集得不偿失，为耽逸恶劳之作俑，观其集者应谅予之苦心矣。”从这些文字看来，最高统治者还是要把这种汉化限制在自己允许的范围之内，也就是，旗人可以在不影响其作为镇压工具的前提下作有限度的汉化。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满族统治者的汉化过程也就是满族统治的衰落过程。旗人的生活、风俗都与汉人有别，这些在收入本集的作品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是在其他清诗总集中难以见到的。
旗人诗歌的风格以近白居易者为多。编者编选此集是十分谨慎的。满族统治者之间的斗争特别尖锐复杂，而且许多事情关系着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因此，在选录作者与作品上就颇费斟酌，稍有偏差，关系着身家性命。编者在“凡例”中言其编选此书，入选作者是以朝廷所肯定的《皇清文颖》为圭臬的。“故于《文颖》所载之人，其诗未见于他编者，仅一一登载，不敢稍为遗漏”。清室的天潢贵胄，另编首集，以爵位高低为序。其他则参照《国朝诗别裁》顺序，以若干年为一段，一般作者以科名先后编入其中。此书多采之诸家本集，无本集者则从伊福纳《白山诗钞》、卓奇图《白山诗存》以及各种选本中择入。《随园诗话》的批者满洲人某说：“铁冶亭辑八旗人诗为《熙朝雅颂集》，使时帆（法式善）董其事。其前半部，全是《白山诗选》，后半部则竟当作买卖做。凡我旗中有势力者，其子孙为其祖父要求，或为改作，或为代作，皆得入选。竟有目不识丁，以及小儿女子，莫不滥厕其间。”（见１９８２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随园诗话》后附“批本随园诗话批语”）明清两代诗文选本为标榜声气而编者不少，但如此贬斥此集，复核本书，似言之过甚。因为满洲许多人关系高层的政治斗争，完全做成“买卖”是不可能的。
全书分首集二十六卷，共收五十六人作品；正集一百零六卷，收作者五百三十余人，余集二卷收十六人。
此书有清嘉庆间内务府刻本，甚精美。
179 《湖海诗传》
清诗总集，四十六卷，清王昶编纂。昶（１７２４～１８０６）字德甫，号兰泉，又号述庵，江苏青浦（上海市松江县）人。早有诗名，与王鸣盛等合称“吴中七子”。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刑部右侍郎，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工诗词，著述甚富。
王氏交游广泛，游宦四方，与文人墨客多有往来，常以诗文相赠，如其《自序》云：“予弱冠后出交当世名流，及?登朝宁，鰎历四方，北至兴桓，西南出滇蜀外，贤士大夫之能言者，揽环结佩，率以诗文相质证，披读之下，注录其最佳者，藏之箧笥名曰《湖海诗传》。”《湖海诗传》是继《清诗别裁》而编选。
全书收录作者六百余人，起自康熙五十一年（１７１２），止于嘉庆八年（１８０３），前后近百年，绝大部分是《清诗别裁》所不及收录的。此期间为清诗中衰期间，著名作者不少，“性灵”“格调”“肌理”三派亦风行于此时，但从反映社会内容的广泛，思想感情的深沉和艺术风格的多样等方面来看是不如明末清初的，而王氏又是沈德潜门生，录其衣钵尊崇唐音，以“格调派”眠光为去取标准，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随人之所长，故所取者往往肤庸平弱，徒存声调，土偶衣冠。
书中编排以作者科第为序，其间布衣韦带之士则以年齿约略附之，人不求全，诗不求备，意在借诗存史，俾有益于论世知人。故在每人姓名之下各附小传，间记有关诗人之遗闻佚事，或诗话评论。其所著《蒲褐山房诗话》体裁全仿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逐条附在每位诗人之后，其史料极为丰富，九十年间的朝野文献多赖之以存。《湖海诗传》中所收录的江浙人十居八九，而其他地区的作者则收录较少，作为一代总集则为不足。
此书最早刻本为嘉庆癸亥（１８０３）三茆渔庄刊本。常见者有商务印书馆民国间排印《国学基本丛刊》本，此版有１９５８年重印本。
180 《清诗铎》（国朝诗铎）
诗清诗选集，二十六卷，清张应昌编。应昌（１７９０～１８７４）字仲甫，号寄庵，浙江钱塘（浙江杭州）人。嘉庆十五年（１８１０）举人，官至内阁中书舍人。
张氏处于内忧外患深重的时代。太平天国起义曾席卷多半个中国，英法联军曾攻入北京，清政府曾多次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刺激了他，他编选这部比较能反映从清朝建立以来全面的社会情况的诗集，以供清统治者采择，并用以警醒世人。
全书所选上自清初，包括明遗民，下至清同治间，共录诗五千余首，作者九百五十一人。张氏《自序》云：“尝读子美《潼关吏》《石壕吏》诸篇及香山、文昌、仲初《新乐府》，洵所谓言易知、感易入者。当今之世，不少子美、香山、文昌、仲初之咏，散见于各集中。爰就所见，选辑汇编，名曰《国朝诗铎》。以为遒人之警路，以是佐太史之陈风，览者苟兴起好善恶恶之心，岂曰小补哉。”可见张应昌重视类似杜甫、白居易、张籍、王建等能够正视现实和勇于反映现实的作品。他选录大量的富于社会内容的诗篇，如《田家》《税敛》《科派》《炎荒》等类目中有不少真实反映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和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作品，使诗歌起到“通讽谕而抒下情”的作用。其实这些作品所展示的社会现实正是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社会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
全书所收录作品按照所写的内容分为一百五十二类，如“岁时”“舆地”“总论政术”“善政”“财赋”“水利”“催科”“刑狱”“鬻儿女”“民变”“酷吏”“风俗”“商贾淘金”“采矿”等，这些分类虽然基于编者选录宗旨，但也过于琐碎。有些分类渗透封建观念，如“会匪”“捻匪”等。
集中也选录了不少鸦片战争时期的作品，记录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业绩，另外还有一些同情深受封建主义压迫的妇女和揭露迷信陋俗的作品入选。其中有些诗章艺术上比较粗糙，因此这部诗集史学价值、社会学价值大于文学价值。
编者选此书下功力很大，工作始于咸丰六年（１８５６），终于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前后共十四年，他突破大家的圈子，搜采到一些不引人注意的诗人及作品，采用了几百种诗集和诗话，许多现已难找到。卷首所附诗人的姓名爵里、著作目录，为研究清诗提供了线索。
本集初刻为同治八年（１８６９）永康应氏秀野堂刻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１９６０年据此本排印出版，后附作者姓名笔画索引，以便翻检。
过琐屑。不过这也是宋代书坊刻分类诗文时特有的风格。集中所收诗逾千，宋代一些题画诗赖此以存。并可以“因诗而知画，因画而知诗”。北宋苏轼“少陵翰墨无形画，韩丹青不语诗”（《韩马》）。张舜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声”（《跋百之诗画》）。南宋钱鍪“终朝涌公有声画，却来看此无声诗”（《宋诗纪事·次袁尚书巫山诗》）。此书名即用此意。
有清康熙间曹寅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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