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 《明诗综》
明诗总集，一百卷，清朱彝尊编纂。
此书辑录从明初到明末（包括遗民）三千四百余人的作品。
明代诗歌创作凡三变：永乐前后的台阁体；正德、嘉靖、隆庆之间的前、后“七子”；此后的公安、竟陵二派。明末清初明诗选本往往出入三派，有所偏袒，以偏袒复古派者居多。而此书之编纂，意在纠正其谬，取材广泛，或因诗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诗，每位入选作者皆有小传，述其生平履历，评论其作品，载其著作。小传之后，附有汪森、胡期恒等人辑录的有关该作者的评论，最后殿之以朱氏自著《静志居诗话》。在入选作品之后亦间评论，或品藻鉴赏，或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明命既讫，死封疆之臣，亡国之大夫，党锢之士、暨遗民之在野者，概著于录焉”。其目的是“庶几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矣”（见《自序》）。可见作者目的还不在于传诗，有借此保存国史之意。古代士大夫皆以保存国史和传播信史自任，特别是亡国之士大夫更是以此自期。明末清初野史、稗史之多都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亡国士大夫（遗民）的心态。
本书中选诗与评诗注重反映明代政治、社会情况的作品，可是在收录明末抗清烈士富于战斗性诗篇时，仍有忌讳，瞿式耜、张煌言、夏完淳的代表作品都未录入。编者为卓有成就的诗人，对于入选作品有不满意之时常常替作者改诗，这是选家最坏之习惯，后世的沈德潜、袁枚皆有此病。王士?《渔洋诗话》中言王清臣《述怀》诗中“静听鸟语繁”之下还有“诸有弄化本，杂沓呈真元。晓然似哄我，宁不倒清尊”四句。可能因为其不佳，在选入《明诗综》时被朱彝尊删去。另外，朱彝尊对“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贬斥太甚。李攀龙只录诗十七首，与其成就不匹配，徐中行、吴国伦律绝俱佳，而入选更少，并对他们诋毁太过。袁宏道佳篇秀句，多有刊落，钟惺、谭元春竟目为妖孽，全没其真，有失公允。
书中亦有误收失考之处，如宋代的诗作被窜入明代，宋代志怪小说洪迈《夷坚志》中一些代小说人物写的诗录入《明诗综》，这个总集中是极为不当的。
此书编成已经是清朝稳定时期，书中的有些删削是迫于政治压力的。总的说来，本书是大醇而小疵，它基本上反映了明诗概貌和各个诗派的发展变化情况，入选作品也以佳作为多。
有康熙白莲泾原刊本。另有乾隆六峰阁刊本。
162 《御定四朝诗》
诗总集，三百一十二卷，清张豫章等奉康熙皇帝旨编纂。豫章名翼，以字行，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以一甲三名进士及第，授编修，曾官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编修，卒于国子司业。
康熙皇帝令儒臣编纂刊布《全唐诗》之后，又遂命“博采宋、金、元、明之诗，每代分体各编”，“用以标诗人之极致，扩后进之见闻”。此书虽然是四朝诗歌的选本，但卷帙浩繁，搜集面广，在“澄汰河砾，披捡精英”（皆见《御制四朝诗选序》）的同时，意在向读者展示四朝诗歌的概貌及各朝诗歌发展的源流正变。编者对四朝诗歌演变的看法基本合乎实际，例如论及宋诗肯定了“欧阳修、梅尧臣始变旧格，苏轼、黄庭坚始出新意，宋诗于时为极盛”。对于金诗言其“体格多沿元皊，迨其末造，国运与宋同衰，诗道乃较宋为独盛。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诗曰：‘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岂虚语哉！”“有元一代，作者云兴，虞杨范揭以下，指不胜屈。而末叶争趋绮丽，乃类小词”，对于明则认为“高启诸人为极盛”（皆见《四库总目提要》）。
书中选宋诗七十八卷，作者凡八百十二人，金诗十五卷，三百二十一人，元诗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诗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每代之前详述作者爵里字号。大体以元代部分为最佳，因为此部分是由元诗专家顾嗣立主持编选的。从选诗量上即可见编选者对宋诗不甚在行。
有内府刊本，常见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3 《明诗百卅名家集钞》
明诗总集，二十四卷，清王企靖编纂。企靖字芯远，雄县（今属河北）人。康熙间进士，官至江西巡抚。
编者自序言：“自洪（武）、永（乐）以迄启（天启）、祯（崇祯），风会递迁，作者代起。国初四杰，然秀出矣；而彬彬郁郁，鼓吹休明者，非长沙乎？弘（治）、嘉（靖）七子，卓尔不群；而莽莽滔滔，抒写性灵者非公安乎？问端揆之重望，则河津、东阿其眉目也；稽著作之耆英，则金华、新都其领袖也。搜隐逸之宗工，则陈昂、童癿其楷模也。佐命元勋刘诚意，灿云霞之色；精忠骏业孙高阳，流金石之音。”清初诗风，标举“神韵”，推崇盛唐，他们论及明诗往往瞩目前、后“七子”。王企靖则着眼于全部明代诗歌作品，他既肯定主张“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也不否定强调性灵，反对摹拟的公安派和追求幽深孤峭诗风的竟陵派。他既推重身处高位、影响一代诗风的名流如刘基、宋濂、薛、孙承宗等；更热衷表彰、揄扬或隐于商贾的童癿、或一生极为贫困的陈昂。可见编者没有偏见，他的目的还是反映明诗的全貌。
王氏论诗言志缘情并重。他说“诗以言志，本性情之真以发为篇章，则天机盎然，精理具足，若徒以文采争胜，而不出于性情之自然，泥塑木雕，何足贵也”。因之他选录此编“惟尚其真”，只要有真性情，“声律未谐，字句不典，概不苛求”。对于他不同意的作者，也不像钱谦益那样全力攻击，“若有深怨积怒而不可解者”（引文皆见《凡例》），而只是录其长，不斥其短。王企靖没有门户派别之见，不拘一格以自限，但取其佳者而录之。徐渭、三袁、曹学?这些被主流诗人视为外道的作者皆以名家而得入此选。
全书取卓然而能成为一家者一百三十人，附见者三十八人，或附见于父兄、或附见于师友，此书虽未选钟惺、谭元春，但编者认为“实为缺略”，要待后补。如王氏持此见解者不多，这与以后袁枚观点类似。
有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敬事堂刊本。
164 《遗民诗》（明遗民诗）
明诗总集，十六卷，清卓尔堪辑。尔堪字子任，一字鹿墟，别号宝香山人。生于江都（江苏省扬州市）。约生活于康熙时期，曾投效于浙江总督李之芳部下参加讨伐耿精忠之役，后隐居终生。
此书收录明末遗民诗二千八百六十七首，作者五百零五人，并对每位作者字号爵里行迹作了简单的介绍。卓氏辑此书意在保存文献，使众多的敛迹岩穴、坚守民族节操之士不至泯灭于后世，故其选择坚持“人更重于诗”的原则。他说：“其有以人传诗者，诗不过数首，虽有微瑕，亦所必录。”而对于晚节有所亏欠者，虽有秀句佳篇，亦摒之不录。
书中保存了许多“纪忠、纪烈、纪事”之诗，这些作品反映当时民族矛盾的尖锐和广大汉族人民反抗斗争的激烈。揭露了清统治者的野蛮和残暴，表现出明代遗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许多史传不传的遗民事迹、诗歌赖此书以传，并为研究明末清初历史和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卓氏编此书时往往是“得诗即梓”，因此全编较为紊乱。有时一人作品分列于数卷之中，也有并非遗民的作者也被收入书中。书后附有卓氏自著诗集《近青堂诗》一卷。《遗民诗》中大量的强烈的反清作品刺激了清统治者，乾隆间两度被列为禁书。
有康熙初年精刊本，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据此排印出版，更名为《明遗民诗》。
165 《明诗钞》（明百家诗钞）
明诗选本，十二卷，清鲁之裕编选。之裕字亮侪，麻城（湖北省麻城县）人。康熙间（１６６２～１７２２）举人，官至直隶清河道，署布政使，不随俗俯仰，在官多政迹，尤精水利，著述颇富。
此书基本上是据钱谦益之《列朝诗集》、朱彝尊之《明诗综》等大部头集编选而成。鲁氏注重明初高启、杨基、袁凯等人的作品，高度评价他们能表现性情、富有才情的诗篇。高诗竟有三百二十五首入选，杨诗选了一百六十五首，袁诗选了九十首。对于前、后“七子”亦步亦趋的拟古之作和虚张声势、有格无情的诗篇则选得很少。如李梦阳只选了二十首，李攀龙选了二十七首，王世贞选了五十七首，从这些地方可见选家的观点。全书共收明诗人一百七十八人，每人各附小传。
有清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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