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石仓历代诗选》（石仓十二代诗选）

　　上古至明诗选本，五百零六卷，明曹学?编选。?福建闽侯人。万历进士，任四川右参政、按察使，后因著《野史纪略》触怒权宦，被劾，削职为民，家居二十余年。清人入关，学?参加抗清斗争，殉节而死。
　　此书为明代诗选中最宏伟之作，上自上古，下至明代嘉靖、隆庆，包括古诗十三卷，唐诗一百卷，拾遗十卷，宋诗一百零七卷，全元诗五十卷，明初集八十六卷，次集一百四十卷，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
　　此书意在存明人诗，故明以前诗择之不精，考订不确，错误很多，即以选诗来说，既滥且缺，许多名篇未能入选（如李商隐《无题》和咏史佳作入选很少），一些劣品却充斥书中（唐胡曾《咏史》诗竟选了四五十首），有些著名的组诗竟被拆散（杜甫《前出塞》九首只选七首，删去了“挽弓当挽强”和最末一首）使其失去了完整性。一些思想性较强的篇章也被遗漏，如杜甫的《石壕吏》《新安吏》《无家别》，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都未入选。另外如一诗分属两人，作品归属错误则不可胜数。《四库全书》所收明诗仅至“次集”而止，实际上，明次集之后还有三集百卷，四集百三十二卷，五集五十二卷，六集百卷，共三百八十四卷。另外还有明续集五十一卷，再续集三十四卷，《闺秀集》一卷，《南直集》三十五卷，《浙江集》五十卷，《福建集》九十六卷，《社集》二十八卷，《楚集》十九卷，《四川集》五卷，《江右集》五卷，《江西集》五卷，《陕西集》三卷，《河南集》一卷。又有三续集十三卷，四续集九卷，续五集四卷，五续集六卷，六续集二卷。共三百六十七卷，由此可见曹氏欲藉此以存明朝一代文献。
　① 六义指风、雅、颂、赋、比、兴。这里朱氏强调了它们的音乐意义。因为风、雅、颂之分是由于音乐不同。
　　据今人郑振铎《劫中读书记》言，三集及以后诸集非如《啸亭杂录》所说，均为抄本，实际都有崇祯间刻本，清陶兰泉有足本，后陶氏书售予日本东方文化研究学院。郑氏所藏为残本，共六百六十卷。常见者为五百零六卷本，另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

52 《乐府广序》

　　汉魏乐府古诗选集，三十卷，明末朱嘉徵编纂。嘉徵字岷左，别号止?圃人。海宁（浙江海宁县）人，崇祯壬午（１６４２）举人，至清曾为徽州府推官。
　　朱氏论诗强调诗与音乐是一个整体，认为孔子删诗的目的在于“定六诗之序而乐以正”。并认为“六义①存而诗存，六义亡而诗亡”。因此编者在此书中将汉魏乐府古诗按照“风雅颂”次序排列，以“相和曲辞”中的“相和曲”（八首）“吟叹曲”（一首）“平调曲”（四道）“清调曲”（四首）“瑟调曲”（十五首）“梦调曲”（四首）“大曲”（一首）“杂曲”（三十一首）为汉风，以“相和歌辞”中的“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杂曲”为魏风，以“鼓吹曲辞”“横吹曲辞”“杂舞歌辞”为汉魏之雅与变雅。以“郊庙歌辞”为汉魏之颂。二十五卷至三十卷为歌诗与琴曲，并在每诗或每组诗后撰一“序”点明诗之主题，标明美刺，目的在于“本原于忠臣孝子之心，发明于保定扶危之旨”。虽然编者分类及其“序”多牵强附会、迂腐冬烘之处，但在明末清初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刻朱氏编纂此书是有寄托的，所以黄宗羲为之作序。书中广泛搜罗历代学者对所录诗的解释，批评的文字，可资参考。编者对一些诗篇的思想与艺术的分析也有可取之处。
　　朱氏另有《汉魏诗集广序》，其分类与《乐府广序》同，二书均有清远堂刊本。

 

53 《采菽堂古诗选》

　　古诗选本，三十八卷，补遗四卷，清陈祚明编选。祚明字允倩，号稽留山人，钱塘（浙江省杭州市）人。生活于明末清初，明侍御史元倩之弟。元倩殉明朝之难后，他隐居不仕，后因贫佣书京师，病死于京师客邸，著有《稽留山人集》。
　　这本古诗选“选无专旨，有美必录”，无派别门户之见，这在明末清初很少有。陈氏论诗注重“情”、“辞”，他说“体格不同而同于情”，“辞不同而同于雅”，凡情深而辞雅正者皆能入选。因之选录面很宽，自《卿云》以下至隋代选诗达数千首。他特别重视诗的感染性，他说：“吾言吾之悲，使闻者愀乎其亦悲；吾言吾之喜，使闻者鬯乎如将同吾之喜。”在注释、分析入选诗篇时注意提示诗人情感的底蕴。对于情旨深隐的诗章，编者必“索之希微”，深入挖掘它的含义。在注释、分析作品时多取材众说，加以折衷。不逞私臆，不眩博矜奇，也不务为穿凿，故作高论。这是一部比较平实可读的选本。
　　此书分代编排，每代之前都是首列乐府，然后按世次编排诸家作品。对于异文殊文则择善而从，两者均善则并存。入选作者时代及其爵里依冯惟讷之《古诗纪》。
　　此书最早刊本为康熙丙戌（１７０６）年刊本，常见者有乾隆传万堂刊本。

54 《古诗评选》

　　古诗选评本，六卷，清王夫之选评。夫之有《楚辞通释》已著录。
　　王氏虽也用此书授徒，书中介绍了古诗中的名篇佳作，但主要还是藉此宣扬他的诗学观点。选者因推崇古诗，遂爱及齐梁，对于入选的作品赞扬较多。如评《白头吟》说“亦雅亦宕，乐府绝唱”，评《悲歌》说“突兀壮而无霸气”。评《战城南》说“所咏虽悲壮而声情缭 绕，自不如吴均一派装长髯大面腔也”。关于《古诗十九首》他说：“《十九首》情该一切，群怨俱宜，诗教良然，不以言著。”并赞美说《十九首》“惊心动魄”“深练华赡”“好色不淫，怨悱不伤”。对于六朝王氏说“安得起六代入于地人一拯唐人之衰也”。由此可见编选者把汉魏六朝看成诗歌创作的高峰，到唐代则已是诗歌创作之衰世。他偏爱婉约含蓄，辞气娴雅，优游不迫，无剑拔弩张之气的作品。在评庾信诗时，对杜甫盛赞的庾信“凌云健笔”则大加挞伐：“健笔者，酷吏以之成爰书而杀人，艺苑有健讼之言，不足为人心忧乎？”他还注重诗歌的神韵风采，反对铺述刻画，强调“诗”与“史”的区别。他讽刺“诗史”说“以诗史誉杜”乃是“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也”。他认为诗之叙事较史尤难，“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着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蘼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放（仿）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他对杜甫的批评未必正确，但对诗与史叙事方法区别的探讨是有益的。基于这些看法，古诗名篇《孔雀东南飞》都未入选，原因就是“潦倒拖沓”“自是古人里巷所唱盲词白话”。对于古诗领域中一些有定论的问题和有定论的诗人，王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说“建安风骨”“如鳝蛇穿堤，堰倾水长流，不涸不止而已”。对于曹植则极尽攻击之能事，认为他的诗是“以腐重之笔，写鄙秽之情，风雅至此扫地尽矣”。对庾信也是贬多于褒。这些都有失公允。
　　全书共选诗八百余首。卷一为乐府歌行，卷二为四言诗，卷三为小诗，多为五言绝句，卷四、卷五为五言古诗，卷六为新体诗。
　　有民国初湖南长沙刘人熙刻本，收入太平洋书局民国间排印《船山丛书》。

55 《古诗选笺》（古诗笺）

　　五言、七言古诗流派选本，三十二卷，清王士?选，闻人絯注。士?见《十种唐诗选》。人絯，字讷甫，松江（上海市松江县）人。生活于乾隆（１７３６～１７９５）时代，是位不得志、困伏乡里的文人。
　　王氏论诗标榜神韵，以冲和淡远的意境为诗的最高境界，这个诗歌选本不仅贯彻了编选者的论诗主张，也想通过此书向读者展现五言、七言诗的发展演变阶段。对于五言诗，编者认为《古诗十九首》已发展到顶点，因而汉五言诗几乎全部入选，魏晋以下则从严，唐代只取陈子昂、张九龄诗作，以体现五言诗“升降之变”，由此可见为选者所重视的还是兴寄深远、意境恬淡的诗篇。至于极古之变、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善于铺叙的杜甫，却一首未选，不能不说这正反映了“神韵”说的局限。七言则以杜甫为正宗，“七言大篇，尤为前所未有，后所莫及，盖天地元气之奥，至杜而始发之”。并将杜诗立为“千古标准”，凡学杜者取之，但所取杜诗亦多为描写生活琐事的作品。七言部分选录宋、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晁冲之、晁补之、陆游、元好问、虞集、吴莱等人的作品，闻笺偏重介绍诗本事、用典，对于难懂的句子也作了必要的疏解，简明平实，便于初学。
　　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