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绪 论 |
四，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游民、游民文化及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客观存
在的，因此，史学与文学史研究者有责任揭示这个历史事实、并从中探索其演变规
律。在揭示这个事实与总结其规律的同时还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对于文学
创作的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最早的通俗文艺作品是江湖艺人们创作的，所以在早期
通俗小说和戏曲中便带有抹不掉的游民生活的痕迹，并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游民对生
活和历史的理解。我们从中还可以发现文学作品、尤其是通俗的文学作品由于其接
受面广在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它们简直成为下层社会的人们理解生活和
学习历史的教科书，更是他们获取政治知识和操作的重要渠道。因此它们不仅促成
了游民的社会化和组织化（如游民组织的出现），而且成为社会游民化的桥梁（游
民的思想意识通过通俗文艺影响到其他阶层）。特别是走投无路的人们在铤而走险
之时，这些具有游民意识通俗文学作品便给他们以鼓舞和力量、甚至成为指导他们
战斗生涯的百科全书。中国是个政治化的民族，古代下层社会的人们就是靠这些通
俗小说去理解和接触政治的。
宋代和宋代以后整个社会风气是崇文抑武的，普通的老百姓对于战争、武备是
很陌生的（宋以前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时一般农民也都接受过作战的训练）。他
们只能从反映游民冒险生活的文学作品中吸取武装斗争和反抗的经验。因此我们可
以看到下层社会人们从事武装反抗统治阶级活动时戏剧化、或小说化的独特情景。
如天地会组织模仿《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说唐》等小说作品；义和团的
斗争生活模仿通俗戏曲。正像《戏曲文化视野中的义和团的意识走向》一文中所说：
“也许没有任何一场农民运动能像义和团那样，在其自身的活动中存在着如此明显
又随处可见的戏曲映象。我们在义和团仪式活动、舆论宣传、行为举止、言语服饰
中，不时地可以发现戏曲行当、念白、表演作派的影子。”（见《中国社会科学》
季刊，1996春季号）随着这些通俗文艺作品的普及，凡是有群体参加的活动，人们
半真半假地排演着戏文。清末民初土匪遍地，几乎所有的杆子都打着《水浒传》所
树立的旗号。英国汉学家贝思飞在考察了民国时期的土匪活动资料之后指出《水浒
传》中：
描绘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由豪饮的场面和插科打诨作点缀，但是重点在于罗宾
汉式的英雄生活，打富济贫，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聚义。正如对世代土匪首领
所提供的激励，小说继续把年轻人的梦想引向现实。
作者还说，土匪们正是根据《水浒传》所提供的标准选取领袖、组织战斗、安
排生活，乃至对待弟兄、女人等等。不仅缺少文化教养的游民、农民如此；连南明
弘光小朝廷装模作样地表示抵抗满洲铁骑南下侵略、在长江边举行誓师大典时也未
能免俗，作为兵部尚书的阮大铖参加典礼时所穿的服装就是戏曲里的行头，成为当
时的笑柄。真是如我们平时所说的：在中国，戏往往不象生活，而生活却有时很象
戏。
因此，我们所作的这个考察不仅对研究游民文学的发生、发展有意义；而且还
提醒文学史家也要关注文学作品文本以外的问题，即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倾向和
吸纳能力问题。现在人们经常谈到的文艺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就与此有关，从事艺
术创作的人们与从事教育人们的分歧由此而生。这个问题也许是永恒的难题，但是
双方的互相理解是必要的。游民们的冒险生涯与传奇般的经历对于经历者本人来说
是痛苦的，可是对于听众或观众来说则是引人入胜的审美对象（难怪一些美学家强
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引起他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对于
生活平庸而单调的人们或者是没有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更是如此（如农民）。从而使
游民活动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播及到一般民众中去，古代的人们接受游民意识的影响
是潜移默化的，今天再遇到这个问题就要增加一些自觉性。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过去不受文人士大夫重视的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
开始为研究者所关注。小说史、戏曲史也出版了不少。然而，对它们的原初作者江
湖艺人在小说与戏曲形成中的作用、特别是对他们的思想意识及其特征则研究得不
够，或是避而不谈，或是用“民间艺人”一词笼统带过。民间在古代中国应该主要
是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如果我们的研究者认真细致地分析一下，江湖艺人们
所创作的小说和戏曲与农民所创作的民间故事有很大区别，尤其是内容上。江湖艺
人们有自己独特生活经历和见识，这些决不是老死闭塞的农村的人们所能向壁虚构
的。没有对江湖艺人的深入研究，我们的小说史、戏曲史就缺少了一项重要的内容，
因为我们忽略了很大一部分通俗作品的创作主体，这个创作主体的思想意识又迥异
于属于主流社会的人们。再进一步说，我认为缺少这项研究也很难掌握部分通俗小
说和戏曲的本质。例如以历史为题材的通俗小说为什么大多有一个从十分接近史书
（如《资治通鉴》、《统鉴纲目》之类）到以写英雄传奇为主发展过程。“说唐”
小说系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系列的小说如果包括说书艺人演播记录本，大
约有二十余种。明代所传的《说唐志传》、《隋唐志传通俗演义》简直就是《资治
通鉴》的改写，有些地方甚至照抄史书原文。而从袁于令的《隋史遗文》开始便向
英雄传奇转化。袁氏所传本是根据说书艺人的“旧本”整理而成的，这个本子以描
写秦琼这个近于游民的英雄人物为中心，后来的《说唐》及评书艺人据《说唐》的
改编本如《兴唐传》、《兴唐后传》、《忠义响马传》等，又增加了单雄信、程咬
金、徐茂公、王伯党等人故事的分量。这一方面是适应听众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因
为这些江湖艺人倾心于这些隋末逐鹿中原的英雄和唐代的开国功臣，所以把他们写
成带有游民色彩的人物或径写为游民（如程咬金、徐茂公），以他们所作的轰轰烈
烈的事业以寄托自己的理想，为与自己有相近命运的人们的扬眉吐气而感到自豪。
江湖艺人们对历史的改造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
游民数量的多少在宋代及宋代以后的历朝中可以说是朝代盛衰的标志。中国封
建社会的统治者无不注重抑制兼并（ 相对来说， 宋代的统治者则不太重视抑制兼
并，游民群体形成于宋代也与此有关），其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控制流民和游民的
大量的产生。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当君主不肯或没有自我节制能力时，便成
为赤裸裸的暴君，而封建制度本身对于君主几乎没有约束机制，暴君的胡作非为必
然导致政治腐败、这样使得社会矛盾变得更加激烈与尖锐。封建社会能够产生的社
会问题都会发生，这便是暴君政治的综合效应。于是苛捐杂税，横徵暴敛，朝令夕
改，贪官污吏，严刑峻法，或是法制荡然，使得民不聊生。如果此时土地兼并严重，
流民、游民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时，社会动乱则是不可避免的，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游
民、流民揭竿而起，形成可以摧毁一切的力量。人们痛恨的“暴君专制”是垮台了，
随之而来的是群龙无首的局面，这可以名之为“暴民乱治”。政出多门、百姓死也
“多门”，使人们无所措其手足。处于鲁迅所说的“官来被说成是‘匪’；匪来了
又被认作‘官’”的尴尬境地之中。这种混乱局面比“暴君专制”更为可怕。这也
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人们“从作稳了的奴隶的时代到作不稳奴隶的时代”。此时老百
姓感到真是“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日夜盼望“真龙天子”出世。经过若干
时间的混战以后，人口剧减，大量土地荒芜，足以把流民、游民安置妥贴，社会逐
渐安定下来，这时一个新的朝代又开始了，出了一个令老百姓仰望的“真龙天子”。
新的朝代名称变了，但是制度还是旧的一套，上上下下的思想意识还没有改变，这
样必然会周而复始地把旧王朝所作所为和所发生的事情再重复一遍，也就是古代思
想家所说的“天道好还，周而复始”。游民问题象其它社会问题一样会不断地出现，
困扰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它是贯穿了宋代以后的封建社会。中
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宕了两千年与暴君专制——“暴民乱治”——暴君专制这种恶
性循环密切相关。
游民意识、游民文化通过通俗文学——戏曲和小说——广泛地影响到社会上的
各个阶层，它的非规范性的特征对现实的社会秩序起着瓦解作用。因为游民就其本
质来说是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而且，他们不会使用现代的非暴力手段去去保护或
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反映这个阶层意识的文艺作品也不例外，它们教给人们的除
了暴力以及为了实现暴力的种种阴谋以外就没有其它。鉴古知今，在当前改革开放
的、社会转型、人口膨胀、社会各个阶层流动迅速加剧和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时
期，流入城市的游民也在大量增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调查统计，游民的
犯罪率是现在各个阶层中最高的、较为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古代与现代反映
游民意识的文学作品还在社会中有着广泛的读者群，人们又对这些作品缺少清醒的
认识。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
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
国气、水浒气的缘故。
（《叶紫作＜丰收＞序》）
所谓“三国气”“水浒气”就是我们在本书中要详细论述的游民气、游民意识，虽
然鲁迅先生没有运用这个词汇。鲁迅的论述并没有过时。十年浩劫当中，“四人帮
”王张江姚以纵横捭阖的流氓手段毫无顾忌地横行于上，而芸芸众生却以骨 骨
委曲的游民作风曲随于下，举国若狂，所以才造成长期的、全局性的破坏。自改革
开放以来，文化界又出现了沉滓泛起的现象。也许是人们出于对伪崇高的厌恶，也
许伪崇高中的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正是依靠“涂面剪径的假李逵”（鲁迅
语）来支撑的。在伪“英雄时代”过后，人们面对的却是一批以“痞爷”“流氓”
自居的牛二。他们张起的是伪“平民主义”的大旗，旗帜不同，其“伪”则一。这
些“当代英雄”要求摆脱一切约束，不对任何人和事负责，没有是非，没有责任感，
只有短浅的实际利益。只要自己合适就好。波及到经济领域则是“假冒伪劣”泛滥，
近十年的“打假”工作虽然不能说没有成绩，但也给人假货越打越多之感。而且，
假冒伪劣也深入到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之中，假学历、、假文凭、假新闻、假典型
等等。这一切使人感到社会规范的无力和信用的危机。这些是不是传统游民意识、
游民文化的延续或在新的环境里的复苏呢？另外，在“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
动”与“红色恐怖”中所养成的“暴民意识”（游民意识在特殊条件下的表现），
是不是在社会转型的震荡中又有复苏的可能？这里暂不作结论。不过，社会转型与
改革大潮中“暴民意识”是最具有煽动性和破坏性的。由于社会控制相对弱化和社
会不公现象的泛滥，有的人还企图通过“红卫兵运动”反腐败、“均贫富”，藉以
矫正两极分化，这是极其危险的。它不仅会打乱改革的进程，使我们再一次失去进
步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良机；而且还会造成全社会的大动乱并给中华民族的带来
空前的浩劫。当读者随着笔者考察完中国古代游民在传统文化中非规范性的一面中
所扮演的角色时，自然会为读者思考现实问题提供一个新角度。因此，就当前社会
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来看对游民、游民意识、游民文化的研究仍然不是没有实践意
义的。邵燕祥先生曾经感慨说：
从绿林剪径到占山为王，啸聚成群揭竿而起的农民，在古代就都是‘封建社会
发展的动力’，或登诸史书，或写进说部，众口一辞誉为英雄好汉。迟至民国年间
津浦路劫车的孙美瑶，在今人的笔底也还网开一面。怎么到了今天，离乡的农民，
失业的民工，稍涉抢掠，拦路生财，一下子就沦为车匪路霸的骂名呢？”他还说：
“是施耐庵之流美化了强盗，还是今古道德有多重标准？抑或书中人物不可与现实
角色相提并论呢？
（见《读书》1996.3《书呆子的见识》）
的确，这是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我们对待同一问题不能有双重标准。邵先生所例
举的种种现象说明我们的一些评论是古今两失的，足以促进我们的思考。当然本书
不会介入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它研究范围仍然严格限制在学术领域之内，而且以考
察古代、近代文化、文学问题为主。
本书中将游民的产生、发展和在历史上的作用、游民意识的特点及其与传统伦
理既统一、又大相背离的情景、游民生活与游民文化及其在文学上表现作为考察研
究的重点，讲它的负面作用要大于讲它的正面意义。因为这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
历史事实，这是无法改变的。
社会是一个有序的机体，当一个社会的合理性逐渐消褪的时候，它的无序性日
渐增加，直到自然（这种情况很少）或非自然的解体为止。游民是导致社会无序性
激增的恶性肿瘤、是社会无序化和社会制度腐败的产物，反过来它又进一步加速社
会的腐化与无序，两者是互动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大多都是丑恶的社会现
象，很少有崇高的英雄行为、也绝少美好的追求和善良的愿望。对于这些我们所作
的仅仅是忠实地描述和客观地分析，并未渗透个人的好恶，因为这些现象的产生虽
然缺少正义性，但是却有它的合理性。另外，本书所用的“游民”一词也属于中性
词汇，毫无贬斥之意。这与我们现在口头上常用的“游民”略有区别，更不能等同
今天所说的“流氓”。游民的群体性格和游民意识中许多令人不愉快的东西也是社
会的产物，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因此也没有必要去谴责哪一个人。中国古代
的经济发展（自然经济）、社会结构（宗法制度和等级序列）僵固性及与其相应的
文化不能适应人口激增是大量产生游民的根本原因，所以本书将从中国古代社会结
构的特点及其成员在社会中地位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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