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与晚起的安清帮都是潜入社会底层的秘密组织， 也可以说是隐性社会，
而生活在主流社会、或说显性社会的人们对他们知之甚少是自然而然的，因此，在
清中叶以前的小说很少以秘密会社为描写对象或反映秘密会社生活的。象我们前面
提到的《隋史遗文》和《说唐》，把单雄信描写成为秘密绿林组织的头目，而且把
绿林写成自有其活动规则和号令严明的组织，这是不多见的。可能因为这些小说的
最初作者是江湖艺人，他们可能是涉足黑白两道、在隐性社会与显性社会都能混得
开的人物，才偶然地把这些鲜为人知的江湖内幕暴露出来。清朝灭亡以前，有些文
学作品偶尔涉及到秘密组织或其成员也多是把他们当做江湖匪类或绿林豪强来对待
的。把秘密会社当做正面和直接描写对象的通俗小说是在民国建立前后才出现的。
因为这时不仅不必再担心清廷的迫害，而且处于地下状态的许多游民组织也在此时
浮出水面，其行为逐步为民众所知，并引起社会的特别关注，这样为反映它们传奇
式的生活、描写其艰苦卓绝的斗争和歌颂其反清的业绩创造了条件。

一，游民的分化与通俗小说 

１，清中叶以后涉及到游民秘密组织的通俗小说

我在前面说过，通俗小说许多是出自江湖艺人之手。四海为家，到处漂泊的艺
人与文人作者不同，他们到处流动、对游民的秘密结社必定会有所闻。假若他们同
情这些结社就会在从事通俗文学作品的编纂中直接或曲折地表现出来。乾隆和乾隆
以前由于文字狱的严酷，人们提笔著文不能不有所忌讳，可是到了清代乾隆以后这
种情有所改变。此时清统治者的控制能力骤然衰退，许多事也想管，但是力不从心。
于是，民间各种不遵照统治者规范行为越来越泛滥，通俗文艺作品也是这样。乾隆
以后至清亡出现了几部或明或暗涉及到天地会的通俗小说。例如不著撰人，但是肯
定是撰写于清代的《刘进忠三春梦》六卷三十三回。这部作品是石印本，印于民初。
为此书印行而作《序》者说，在他幼年的时候就见过此书抄本的流行。从行文上也
可以看出它的确是写于清代的。尽管作者在形象描写上是肯定和赞美刘进忠的反清
活动、并认为他是得到人民拥护的，但在遣词造句上作者还是装作站在清统治者立
场上对于刘进忠大加贬斥并加以谴责。这说明作者没有能够或者还不敢超越主流舆
论。此书内容写康熙间潮州总兵刘进忠在潮极有善政，但康熙皇帝对他不信任，又
派旗军镇守潮州。旗军在潮胡作非为，并且陷害刘进忠，逼他起事以应吴三桂，并
接受郑成功集团的封号。书中描写了刘氏在潮州深受士农工商的拥护爱戴，与旗军
对待人民的态度正好相反。面对旗军的胡作非为，和对他的迫害，屡次用计大败旗
军。刘氏最后的失败了，这并非是他的无能，或受到民众的反对，而是因为清廷尚
未失去“天运”，“气数”也还未绝的缘故。从这些可以想见作者的政治态度。此
书所依据的是真人真事。刘进忠是康熙八年任潮州总兵的，十三年甲寅起事，兵败
被俘，解京正法。刘起事与天地会建立同年，刘造反起事时曾打开牢狱释放死囚，
得十八个英雄。这些细节皆与天地有相近之处。
又如《三王造反》和《五虎将扫平海氛记》是写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故事，大约
初刻于道光间（因遇“宁”避讳）。书中所写以明朝为正宗、同情明朝的覆灭。描
写了郑成功为了恢复明朝不屈不挠的奋斗过程。谢国桢先生认为这是由漳南市井之
人的演说或讲唱发展来的，其中对郑氏多感念之词。书中有的人物形象与天地会会
薄中的五虎将姓名相同者，如吴三桂之子吴天成。他不满父亲俘虏了南明永历帝及
其军师刘阮忠，并私自将其释放、永历在刘阮忠保护下逃到海外的大连国，被招为
驸马，治理鸟度，极有成效。《三王造反》的最后写到郑成功率领“五虎将大闹南
京”，郑氏率领反清力量一度攻到南京城下。书中所写多属于天地会建立之时的满
汉斗争的大背景，小说作者的立场与天地会也是一致的。在清王朝已经统治了近二
百年后仍持这种立场、并且把它写在公开的出版物中，这是不多见的。
其它如出版于光绪十九年的《圣朝鼎盛万年青》写武林高手荡平南少林寺；出
版于清末的《三续彭公案》写西夏金枪大王白起戈在四角山设“牧羊阵”，并约彭
公派英雄前往破阵，几经周折，得到“牧羊阵图”，才破了此阵。于是，白天王才
感到大势已去，才负罪请降，表示要年年来朝、岁岁称臣。从这些作品中可以隐隐
约约地看到天地会等秘密会社活动的影子
在清朝没有倒台之前、正面描写帮会活动的通俗小说是《黄天录》。这部小说
发表在《杭州白话报》上，时在1904年。书中写生活在杭州的一位老者陈隐，字洪
卿，平生最好结交天下豪杰，江湖上称其为“老洪爷”。作者写了“阴阳会”、与
“洪爷”密切相关一批民间英雄豪杰痛恨列强入侵，希望联合江湖志士以应事变。
这反映一些有见识秘密会社领导人已经考虑到集聚力量以应变的问题。此书对于结
盟拜会、反抗清廷和行侠仗义的行为发出由衷的赞美。如果我们仔细查阅辛亥革命
前如雨后春雨般的报刊，还能发现一些这类作品。
也有正面表现太平天国起义的小说，涉及到了天地会。天地会的部分团体参加
了太平天国的武装斗争。作者对于秘密会社的态度取决于他对清统治者的态度。如
表彰曾国藩统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成就的《扫荡粤逆演义》以快意的笔调描写生擒
“天德王洪大全”，天德是天地会不承认清朝的正朔，而自立的年号；洪大全则是
天地会的领袖，他们曾经协同太平天国作战。而肯定太平天国起义的武装斗争、痛
恨清统治者的《洪秀全演义》则赞美罗大纲参加了太平天国起义，在斗争中英勇善
战，屡建奇勋。
从上面所述可见，在清朝文化统治特别严酷的二百多年中，通俗小说的作者也
没有完全屈服。他们总是以各种形式表达与统治当局不同的主张，在对待秘密会社
问题上也是如此。

2，游民的分化与侠义小说

游民缺少超越个人或帮派利益的原则， 他们对清王朝与封建统治者的态度也是
这样的。这个阶层是具有天然的反政府与反社会的因素，但是具体到个人来说，政
府或统治者对他们的态度很重要。政府如果容纳他们、给他们以利益，他们也可以
为统治阶级服务，甚至去压迫或镇压与自己有共同利益的其他游民。我们从清代两
大游民组织——天地会与安清帮对清政府的态度便可以看出这一点。天地会主流是
反清的，因此有清一代对他们的压迫和镇压特别残酷。其成员只要被抓到一般是不
问“首从”，大多处死，有的还被“凌迟”，甚至连累家族。因此，天地会对清统
治者也是满腔仇恨，只要起事，必然要揭出“反清复明”的大旗；而安清帮的主流
是不反清的、还协助政府运粮（辛亥以后，安清帮为自己的政治态度做了许多解释
工作，说他们借运粮之机到各个州府去刺探情报。又说安清帮也是“替天行道”的，
这个“天”不是清天、更不是清朝，而是“天地会”的“天”，这种辩解是极可笑
的）、是积极稳定清统治的重要力量。可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由于漕运断绝和以
后的海路开通，安清帮分子失去了饭碗，转而从事贩卖私盐的活动，才逐渐成为反
社会与反政府的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也有许多游民被吸收进以汉族地主
为领导的的武装团练之中，参与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天地会起义和其它的会社的
武装起义。如前所述，曾国藩、鲍超、左宗棠等人所率领的队伍之中就有大量的游
民（曾、鲍、左的基地湖南四川都是有大量游民的地区）甚至自认为是天地会一支
的哥老会也渗入了他们的队伍里。当然，他们不是去作军队的策反工作，而是实实
在在地去为之卖力。这些说明大多数游民以求生存为宗旨，只有在他们感到确实无
路可走时，才会铤而走险，与政府对立。如果他们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自然会感激
涕零，这与马克思分析的流氓无产者对波拿巴的态度没有什么区别（见《波拿巴政
变记》）。鲁迅先生对此也有很好的分析：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
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
，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
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
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流氓的变迁》）

这些游民成为统治阶级鹰犬之后也会有一番作为，这更会引起他们的自豪，以为是
光宗耀祖之举，实际上也是奴性的发扬。这些反映到通俗小说之中就是清末繁荣一
时的侠义小说。
在流行的通俗小说之中最早出现“天地会”字样的大约是《永庆升平》。这是
一部典型的侠义小说。它是由平话演绎而成，最后写定者是北京的郭广瑞。他在《
永庆升平》的《序》中说：

余少游四海，常听评词演《永庆升平》一书，乃我大清国褒忠贬佞、剿灭乱贼
邪教之实事。……国初以来，有此实事流传。咸丰年间，有姜振铭先生，乃评谈今
古之人，尝演说此书，未能有人刊刻传流于世。余尝听哈辅源先生演说，熟记在心
，闲暇之时，录成四卷。

是知此书乃是江湖艺人，也就是游民知识分子长期口耳相传，逐渐铺衍而成，最后
由寄居书店的文人写定，出版。
《永庆升平》开卷说清康熙间，一日九门提督伊里布奏言，北京前三门外有天
地会和八卦教教匪猖獗。康熙皇帝微服私访，发现了京城治安的混乱，也得以结识
许多草莽英雄，如马梦太、马成龙、顾焕章等。康熙回宫后封赏马梦太、马成龙等
人，并命他们追随钦差大臣伊里布治理黄河。顾焕章拜朝中亲贵达木肃王为义父，
他们共同承担了扑灭和清剿以吴恩为首的八卦教教匪的战斗，经过了许多曲折，搜
缴了八卦教的联络名单，终于彻底肃清了“八卦教匪”，各路“侠客义士”皆有封
赏；海内永庆升平。这也满足了听书人的心理要求：“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
废书长叹之时”（见郭广瑞《序》）。此书虽然假托清初之事（实际上八卦教起义
在乾隆末、嘉庆初、天地会也与八卦教无关），反映的却是咸丰同治间的游民心态，
为了能为广大市民所接受。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到侠义作品时，对这类
作品有过很好的分析：

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指太平天国起义），
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羡。故凡侠义小说之英雄，在民
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
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时不办也。

这些已经不反政府的游民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他们现身说法，以鼓励其他游民争
取好的前途。一大批游民、特别是生活在北京这样封建政治中心里的游民（也包括
许多没落的八旗子弟——他们依附清统治者则更有理由）、不仅羡慕一些因为战乱
倚仗军功爬到统治集团的游民，而且，认为只有依靠统治阶级才有光明前途。这与
宋末元初以及明末清初的游民们敢于冒险的风格是大不相同了。
象《永庆升平》这种由游民知识分子创作、下层文人写定、颇能反映上述心态
的通俗小说还能举出一些。如《施公案》《刘公案》《三侠五义》《小五义》等等。
这些小说虽然没有直接写到天地会等秘密组织，但是其矛头所向都是活跃于江湖之
上的绿林豪强，表彰的是那些背叛绿林、在“清官”的鞍前马后拼死效力所谓“侠
义”。这些小说有个固定的模式如鲁迅所说：

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
一切。
其中所叙侠客，大半粗豪，很象《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
公案》，而源流则仍然出于《水浒》。不过《水浒》装人物在反抗政府；而这一类
中底人物则帮助政府，这是作者的思想大不同处。
（皆见《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

这些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施公案》，它不仅出世早——最早的刊本可以追溯到嘉
庆戊午（1798）年绣像本（这还是“新镌”本那么此前还应有刻本，据此可知《施
公最迟也作于乾隆间）常见的也有嘉庆二十五年（1820）厦门文德堂刊本；而且其
所写的“施公”——施仕纶就是郑成功手下叛将施琅之子，最后收拾台湾的也是施
琅，他也因此得到清王朝的封爵。施仕纶是以“恩荫”得官的。施为晋江人，最早
的刻本也出于福建，由此可见，施的故事最早还是在其乡里流行。最可能的还是江
湖艺人讲唱其逸事，口耳相传，最后由文人写定。书中虽多为审案平反事，但是贯
穿全书的一个重要情节就是本为绿林豪强的黄天霸等人，反正之后，保护清官施仕
纶，反过来镇压绿林中的同道。黄天霸甚至亲自使用毒镖打死了自己的结义兄弟武
天虬、逼死另一个结义兄弟濮天雕。再逼死二位嫂子。更为可恶的是他对过去绿林
兄弟公开声言：

众位若无义气，以天虬为样，一镖一个，谅无处可跑！试试天霸的狠毒手。

这种残害结义兄弟的作法是游民最为忌讳的。天地会中特别禁止同门相残，有犯禁
者，处理非常之严。而此书公开宣扬背叛游民道德、也就是背叛江湖道德的行为，
这在江湖艺人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中是比较罕见的（此书之出也形成了一个套路，
《彭公案》等就是模仿它的），但是无论是通俗小说，还是传统戏曲在叙述到黄天
霸的故事时，对他的肯定也十分勉强。虽然我们从总体上说，对黄天霸形象的塑造
反映了清中叶以后城市游民对清统治的归顺。如果我们详细分析这部小说，我认为
《施公案》中把黄天霸作为中心人物来描写，在肯定与歌颂他时仿佛又不那么情愿、
而且，历史上又没有这个人物的存在，作者写他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是不是有一些
其它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是不是有人藉此为施仕纶之父施琅等人背叛郑成功的行为
辩护之意？把这些卖友求荣分子，都说成是弃暗投明的“择木之智”？
应该说辛亥革命是准备不够充分的革命，革命力量也不够强大。清末革命的领
导者认为天地会是当时存在于国内、唯一强大的、有组织的反清力量。他们深入这
个组织、企图改造它、利用它，以构成革命的基本力量。革命党人中的领袖人物如
孙中山、黄兴、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都参加过天地会或其分支组织。一些有识
之士也开始研究天地会的历史，有的革命党人还把天地会传说与历史编纂成为通俗
小说以期更广泛的流传和更大地影响群众。《海外扶余》就是这样一本小说。其作
者为陈渊（1885—1907）字墨峰，浙江绍兴人。与革命志士徐锡麟、秋瑾交好，曾
与徐、秋等人策动武装起义，后在安庆武装起义中牺牲。这部小说以写郑成功抗清
事迹为主，书末写到郑成功多年征战，开发台湾，筹划收复大陆，积劳成疾，得了
心痛病。病中梦见明朝的忠臣于谦来会，要他传播革命的种子。于是，成功与军师
陈永华秘密建立了三合会，又名天地会、三点会。二人私下动员文武官员入了会，
然后一级一级地动员下去，直到全台湾的老百姓都成了会员而后止。后来陈永华更
名陈近南，潜回大陆，在闽浙、两广、两湖、两江一带发展天地会，建立起严密的
地下组织。从此历时二百余年，会党组织遍及九州，海外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会
党的存在。他们保留了民族主义的种子。这些都是根据天地会内部传说写成的、意
在突出“反清复明”的宗旨，只是《海外扶余》在当时未能刊刻，因之，也就没有
什么影响。
总之，在清朝灭亡以前会党仍处于秘密活动阶段，人们对它了解不多，即使秘
密组织的成员在各地频繁起事，引起社会的震动，但是一般还是把他们视为啸聚山
林的绿林豪杰。因此，侠义小说中所写的绿林（如《彭公案》中的窦尔墩）、江湖
匪类实际上多是秘密会社成员。侠义小说对这些人物的口诛笔伐，反映了城市中一
些生活尚且安定的游民对于清统治阶级的期待与幻想。这个时期正面描写秘密会社
的通俗作品与当时通俗小说的数量比较起来还是很少的。这说明了摇摇欲坠的清政
府余威尚在，作者不不能对这个极敏感的题材有所顾忌。

二，会党活动的公开化及其在通俗文学中的反映

1，会党地位的变化

会党本来是秘密组织，一向被清统治者所严禁。而辛亥革命中会党是革命的基
本力量，因而受到革命党人的肯定和广大人民的支持。有些帮会的负责人成为一时
一地的负责人。革命胜利之后，满清皇帝逊位。在以反清为宗旨的天地会看来革命
已经完成，但是游民反社会、反秩序的本性不仅没有克服，而且大大加剧了。因为
清政府的倒台，对秘密组织的强大压力也随之而消失。这一伙人数众多、文化低下、
而又有组织的力量真象出于柙的“虎兕”，令人恐怖。革命党人最初组织革命力量
时看到了会党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有组织的力量，加以天地会
主张“反清复明”；这样革命党与会党便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基础上联合
了起来。革命党人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具有现代性质的“民主共和国”，实现他们从
西方学来政治理念；而游民是社会的零余者，他们的思想意识里带有强烈的盲目性
和破坏性，如果说建国，那么也是建立起“洪顺天”、而且他们是皇权主义者、或
者是象《阿Q正传》中所说穿上“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带孝，复辟明朝。 实际上
在迅速进步的世界上天地会的理想、早已过时、已经不能实现。于是，他们便热衷
于破坏，在破坏之中，或许还能捞到一些好处。当辛亥革命胜利以后面临着两大问
题，一是肃清清统治的余孽；二是建设一个新中国。游民对建设毫不关心，甚至反
对建设。对于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会党情况十分熟悉的陈浴新说，当时会党：

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所以到了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他们中间就有很多人
走上了歪路，逐渐蜕化变质。在长沙起义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进出都督府（焦达蜂
任内）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安置，都督忙于应接，几无暇
治事。他们以为起义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没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问
题。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
们洪家的天下了。他们就这样庸俗地看待革命的。因此，各地的流氓、痞棍就乘机
冒会党之名，破坏社会秩序，为人诟病
（《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载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34辑）

会党的表现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蜕化变质”，游民的本性就是如此。象阿Q 一类
的人，就是会党的基本群众（当然由于机遇不好，阿Q没有能够加入会党）。阿Q对
革命的理解，在《阿Q正传》中写得很清楚。他“革命”的目的就是三条， 一抢东
西，二抢人（就是古人常说的“玉帛子女”，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一次财产的重新
分配，“玉帛子女”是最重要的财富），三报仇杀人。阿Q 是没有能够获得革命的
机会，如果有了机会，他一定会那样去干的。这些他在土谷祠睡不着觉时早都盘算
好了，甚至把自己的需求的来源都选好了目标。由于会党活动的公开化，游民各种
不正当的谋生手段都表现了出来，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他们对于革命党人的建立
民主共和国的最终目标根本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更不可能支持（怎么可能想象
阿Q会理解呢和支持呢？）。因此， 革命胜利以后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分道扬镳就是
不可避免的。许多地区的政权组织在建立稳定之后马上公布取缔会党的文告。如江
西省在十七省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1911年12月30日），就由都督出
面发布文告，解散会党。文告中说：“现在汉族光复，响应者十有八省，凡我民军，
皆我同族”。因此，指示洪江会、三点会、哥老会“应刻日一律解散。并将票布，
自行销毁，不得稍有私藏，否则甘为匪人，决不宽大”。（《民立报》1911年12月
13日。转引自《中国秘密会社》）当时还有的会社打出皇帝的旗号，反对共和制度，
图谋不轨；有的要求论功行赏，否则就要推翻民国；有的破坏社会秩序、欺压和迫
害百姓。他们的胡作非为马上就失去了人民的好感，革命党人取缔他们尽管有自己
的打算，但是这个行动还是符合广大民众意愿的。
会党活动的公开化以及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种种表现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关注
，特别从民国初年到四十年代末三大帮会——哥老会、红帮、青帮的畸形发展及其
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更为各界人士所瞩目。在抗日战争中除了国共两大党派是有
组织的力量外，第三个最有组织的力量就是帮会。在抗日战争中一些帮会头目做了
汉奸，也有不少帮会站在了抗日力量一边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这些都使帮会外
的人们产生了了解帮会的愿望。于是，在通俗小说之中出现了大量的以会党为描写
对象的作品。

2，描写会党演变史的《青红帮演义》

最早出现的以帮会为题材的作品，自然都是很直白的。也就是说，最初出现的
多是以帮会本身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我们上面讲过，秘密会社的产生、发展和奋斗
过程弥漫着多重迷雾，似明似暗，充满了神秘感和艺术色彩。这本身就是一部引人
入胜的小说。所以在人们一接触到帮会时马上便会被它的色彩斑烂的外观吸引，那
些会内的神话传说和活动方式自然会构成通俗小说的题材。《青红帮演义》是第一
篇以会党史为题材的小说。
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吴公雄。据作者自《序》说，此书的材料皆得之于公雄的朋
友苏际青。苏某在清朝末年为团总，“所部士卒，皆在青红帮，而苏君为老头子”
。苏某为作者详述了“上自结帮原始，下迄革命成功”的全过程，作者据以成书。
书中所写多为天地会、青帮、红帮的内部传说，并非信史。但是，由于作者熟悉帮
会生活，因此书中对于青红帮的日常活动以及帮内活动分子和游民的心态的描写还
是很真实、很生动的。从这部小说中也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帮会及帮会成员的矛盾态
度。作者在《序》中说：

呜呼！我著《青红帮演义》我怒，怒我国政府无道，官吏昏庸，社会多不平事
；我著《青红帮演义》我喜，喜政府虽无道，官吏虽昏庸，社会上虽多不平事，而
有血性之男儿，竟能结合青红帮，以抵抗政府与官吏；我著《青红帮演义》我哀，
哀青红帮之分子，良莠不齐，不能成大事；我著《青红帮演义》我乐，乐青红帮中
多奇伟之士，喑呜叱咤，不可一世，其所作为，令人气壮；我著《青红帮演义》我
惧，惧其党徒，皆以杀人越货为事，桀黠之徒，多倚帮中势力，以欺压良民，而良
民不能安枕，社会不平，益以加甚；我著《青红帮演义》我爱，爱其人侠义，爱其
事恢奇，爱其血气，爱其天真；我著《青红帮演义》我欲，欲青红帮中人，皆以不
怕死之特性以对敌国，内以勤正当之职业，外以御不同戴天之强暴，则所谓青红帮
者，不以青红帮，修爱国男儿之名，行见洋溢乎世界。

当时国弱民贫，社会混乱，面临诸多问题。作者认为青红帮中多奇人伟士，有着一
般国人少有的优点，如有血性、不怕死、重然诺、行侠义，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成为
保国安民的中坚力量。这也就是民初一些政治家经常谈到的会党的改造问题。他们
看到会党分子的确有一般中国人（也就是老实的平民百姓）所缺少的素质，希望能
够通过改造、利用其所长，克服其所短，这样便可以得到以大批素质优秀国民。他
们不懂得游民的缺点和优点是共生的，作为某个游民有可能长处多于短处，他可能
是血性男儿，有着侠义精神，而又无扰民行为。可是游民作为一个阶层就很难“扬
长避短”，因为所谓长短都是由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经济地位决定的。他们不怕死
的精神、有血性、对抗社会与反抗政府也多表现在杀人越货、欺压良善等不法活动
之中。作者告诫他们“内以勤正当之职业”，这是很可笑的。正是因为没有正当之
职业，他们才成为游民，游荡已久，再要回到原来状态中去非得有强大的外力不可
（如解放后，政府用强制性的力量对无业游民的改造）。从这篇《序》中也可见帮
会活动分子们所创造的“恢奇”的事迹和他们的勇敢精神还是给混乱而沉闷的中国
社会带来了刺激与“活力”的。因此，人们爱听帮会的故事，甚至受到鼓舞。这是
十分可悲的。
如果从历史角度来考察《青红帮演义》（此书又称《青红帮史演义》），书中
有许许多多的重要情节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些情节为例。
第一，此书是从因科举考试不公、从而翁麟大闹武科场开始（这已经成为了套
路，《东汉演义》《明英烈》都有这个情节），引出钱保、潘安。翁、钱、潘三人
在罗祖（罗教创始人）启示下揭黄榜，承包了使当局感到难办的粮米北运的漕运工
作，并为了保障顺利地工作便建立了有约束力的青帮。作者用此三人影射青帮的“
后三祖”——翁岩、钱坚、潘清。这个情节如果揆之以青帮历史则有两个重要的错
误：一是先有漕运而后有青帮，青帮是在漕运基础上建立的，而不是象小说所写的
，先有建帮意识，再承包漕运、并在漕运工人中发展青帮。另外一个是年代的错乱
。漕运最早始于元代，明清一直有漕运，只在太平天国战争者之后才被淘汰。翁、
钱、潘三人为陆逵弟子，他们在清雍正间承包漕运。可是书中说他们在乾隆间承包
漕运，另外，罗祖名罗清，历史上确有其人，生活在明中叶。
第二是混淆了红帮与洪门。洪门是天地会的别名， 而红帮是后起的哥老会的
支派。哥老会活跃于清中叶以后、是由边钱会发展起来的（见胡珠生《清代洪门史》
）两者不是一回事。红帮的章程法度一本哥老会，组织结构也不同于洪门。清代朝
廷档案里记录了一百余个帮会，惟独没有红帮，这说明它出现得很晚，只是在十九
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才流行开来。光绪末年活跃在长江中、上游四川、云贵、两湖
一带的哥老会开始向下游发展，在江苏省北部出现了由盛春山主持的春保山红帮，
盛死后由徐保山主持。
第三，作者还根据青红帮的内部传说，认为洪门出于青帮，为林钧所创。言太
平天国事起，漕运断绝，漕运中的青帮分子没有生活之路，大多数以贩私盐为生。
只有林钧带了七十二只运粮船和一部分青帮分子投奔曾国藩，后来兵败惧诛，遂带
领了十八个弟兄逃跑，在双龙山上建立了红帮，以加强弟兄之间的凝聚力。这个传
说也与历史的真象相去甚远。
其它如大闹演武场，罗祖的呼风唤雨，以及皇帝的出榜招贤和怀才不遇的翁瑞
麟撕皇榜等等，这是纯粹的小说家言，完全没有历史依据的。
从文学角度来看，此书对于青红帮分子的游民心态和生活则写得十分真实和生
动。游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出路，说白了也就是衣食之源，它的位置远远地超过了
他们所尊崇的一切原则之上。洪门结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在其成立以后的二
三百年中，不断地宣传这些，因此，它已经成为活跃于江湖上的人们所共知。青帮
自认为它源于洪门，可是它却在为清朝运粮，为之卖力，这与反清宗旨大悖。书中
张岳就以此责备潘安、钱保等人“只图富贵，违背旧盟，不顾大义”。而他们却不
以为然。钱保冷笑了一声，反驳道：

鸿鹄之志，岂燕雀所能知哉？将军据守绿林，称雄一世，大义固应如此，谁敢
道个不字。但是一无发展，也奈何清朝不得。究竟有什么实益？何如借了运粮之名
，往来南北，集合四方豪杰之士，结一个大帮，名为体皇家出力实在为吾党复仇。
等到羽翼已成，一飞冲天，清朝粮米都在我们掌握之中，不消调兵遣将，已足把满
清鞑子活活的饿死。

这种“曲线灭清”论是何等的光明磊落，何等的行有实效！可惜这只是体现了辩者
伶牙俐齿的狡辩之词，何曾见他们如此干过！后来他们的行为更证明了其言词的虚
伪。青帮第一代大弟子陈园率领所部一百二十艘粮船驶出了运河来到湖南澧陵起事
反清。最初他认为自己义旗一举，同帮弟兄必然是群起而响应。“谁知各处帮魁，
大都坐观成败，杳无回音。”为此，陈园感慨地说：“我们结帮宗旨，本来是要剪
灭鞑子，恢复明朝，所以我们敢到此举事，更希望运河一带也即响应。”不料适得
其反。后来经过千辛万苦侥幸逃出清军的包围，陈园得以见到他的师傅潘安。潘安
不仅没有慰勉他，反而被痛骂了一顿，并被逐出帮门。可见“反清”对于青帮只不
过是一个促使内部团结的口号，对游民来说，口号、原则都是不重要的，它们也当
不了饭吃。重要的是实际利益。一旦有官可作、有饭可吃，早把那些原则、口号抛
到九霄云外去了。陈园的认真，只能说明他“迂”，他还没有了解本帮的实质，因
此也该逐出帮门。
书中还写到太平天国起义后漕运断绝，青帮并没有走上反清的道路，而是冒险
去贩卖私盐。这也是一种“准强盗”行为。对此林钧想道天下大乱“正是大丈夫建
功立业之秋，怎地情愿投身草莽（按：指贩私盐），做强盗的勾当。”林钧投靠了
曾国藩，以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了大功，博个封妻荫子”。可见在人生
路途的抉择之际，游民们首先考虑的是生活的出路，而不是他们在口头上标榜的某
些原则。
“义气”也是游民们经常自我标榜和自我眩耀的口头禅。 近代通俗武侠小说把
它写得带有超世脱俗的色彩，而此书却再现了它本来的世俗品质，突出描写了“义
气”的帮派性质。这是更符合现实生活本身的。游民们经常说的、并带有理想色彩
的“聚义”只是扩大自己的帮派势力。春保山刚建立不久，“寨主”盛春山命令孙
琪“下山立功，招集四方英雄，同聚大义”。当孙琪看到浙江红帮终南山日渐强大
时，便派出自己的亲信张龙、赵虎打入终南山，以刺探情报。每个山头都以“义气”
相标榜，暗中又都嫉妒其它山头的发展、而且，都在处心积虑设法予以打击。他们
采取种种卑劣、残忍的的手段谋害其它山头的头领。陈保山在执掌春保山时用陷害、
暗杀等手段对付同伙，结果闹得众叛亲离枕席不安，最后被清政府收买。总之，游
民奉行的往往是“有奶的便是娘”的政策。陈保山降清的目的就是：“身为春保山
的正龙头，内外都有谋我的人，实在不可安居，还是降了清朝，借了官兵的威力，
抄杀异党，也可出得我一口怨气。”这是帮派性发展到最终的结局，也揭示出通俗
文学作家们常常喜欢标榜具有超越性品格的“义气”，实际上是很难体现在现实游
民身上的。
《青红帮演义》中所写的帮会活动大多是很丑陋的。他们自命为“英雄好汉”
并以干事业相激励，以“替天行道”向外宣传，可是他们干的“事业”只有两类：
“一种是杀人放火，抢劫贩盐，他们叫做武差事；一种是开场聚赌，强凶霸道，他
们叫文差事。”《青红帮演义》的作者虽然没有意识这有多丑陋，但是他把这些反
映了出来，给后世的人们以教育。书中还大量描写了帮会中“黑吃黑”的故事，揭
开了青红帮的黑幕。因此，这部书的叙事骨架虽然是以青红帮内的传说为依据，而
具体情节的描述还是从生活出发的。

3，会党小说作家姚民哀

专门写作会党小说并以会党作家自命的是二十年代的旧式小说姚民哀。 姚民哀
（1894—1938）字肖尧，号兰庵，江苏常熟人。他本姓朱因出嗣姚家，故更姓姚。
生父为朱寄庵能诗善画，著述甚富，但不喜举子业，忤其父志遂挟琵琶浪游四方以
弹唱为业。民哀自九岁即随其生父游，亦以弹唱为业。辛亥革命后加入过激组织中
国少年社，秘密北上，欲暗杀权贵以促进全国统一。他在《江湖豪侠传》的《自序
》里叙述其经历说：

我年九岁，即随先君子旅食离乡，往返江浙乡壤间。时巢湖客民，出没于太湖
流域，所至以聚赌、贩盐为事，声势甚强。尝出于此辈秘窖中，对于个中之特殊术
语及风俗，是时已习见熟闻。因见彼辈之见义勇为，同党相共患难，志坚金石，心
窃慕焉。故余少长，亦投身其中，并加盟陶焕章先生之光复会，陈其美先生之中华
革命党为会员。

可见他青少年时代的流浪生活给他创作留下很深的印迹。他羡慕会党生活、也熟悉
会党生活，因此他写了大量以会党生活、活动为题材的小说。如《江湖豪侠传》《
四海群龙记》《箬帽山庄》《山东响马传》《龙驹走血记》《太湖大盗》《商妇琵
琶记》《盐枭残杀记》《秘密江湖》《周四先生》等。他还写了许多关于会党的秘
闻，散见于二、三十年代的报刊之中。可见当时人们对于会党问题的关注，因此，
才有象姚民哀这样以专门写会党生活的作家的出现。姚民哀也特别关心有关会党的
资料，他在《箬帽山庄》的《开场的重要报告》中说：

近几年来，在下因为要搜集秘密党会珍密的材料，所以不惜耗费精神和金钱，
随时在江湖上跟此中人物交结，留心探访各党秘史轶闻，摸明白里头的真正门槛，
才敢拿来形之笔墨，以供同好谈资。冤枉铜钱，固丢去不少，但是被我探访得确实
的秘党历史以及过去、现在的人物的大略状况，也着实不少。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见他在研究会党方面所下的功夫，这是由其独特的经历和爱好
决定的，也是其他作家（包括一些武侠小说作家）所没有达到的境界。因此，他的
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作野史读。
姚氏小说写到帮会内幕、江湖秘闻乃至黑道暗语、调侃切口都是如数家珍，十
分熟悉。但是有时沉溺于此而不返，脱离了小说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刻划，滔
滔不绝地缕述会党生活中的奇人奇事，把小说写成江湖秘闻记。作为证史固然有用
，作为文学则缺少审美的感染力。
作者虽然参加过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也参加了辛亥革命；但由于没有受
过新式教育，其思想仍属于旧式文人范畴，头脑中缺少进步观念，因而，在其写到
会党生活时缺乏正确的审美判断。从理性上说，姚民哀认为帮会是推翻满清王朝的
中坚力量，他们的活动许多与排满有关；但是他在感性上所看到的帮会所干多是违
法乱纪、败坏国计民生的行为。姚氏既不能按照其所感受到的生活去写；又不能根
据自己的理性认识加以演绎。因此，他的小说充满了矛盾。作者在表彰会党时其内
容总嫌抽象，而写到帮会的黑暗面却十分生动真实。下面我以姚氏影响最大的《四
海群龙记》为例作些说明。
《四海群龙记》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清末镇江，帮会头领姜伯先组织了“三不
社”，此社如果从它的宣言来看仿佛是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它为“带有革
命色彩之无产阶级，与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开始奋斗，奋斗结果，现尚未定。本社
为襄助无产阶级前途战胜起见，求其能免真正民意与帝国主义之武装冲突，则本社
目的，至此可云完全达到。故定一不做官、二不为盗、三不狎邪三项主要规例，因
而定名曰‘三不社’”。虽然革命目标阐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其革命倾向则是十
分明显的。
书中还介绍了姜伯先早年的留学日本的经历，在日本他与幸德秋水门下订交，
从而“对于纯粹的社会主义非常崇拜，故而也主张无家室主义”。他说自己的“爱
妻就是爱祖国”。回国后，他组织秘密会党，私藏军火，养有志之士，并以镇江的
焦山日浴庄园为基地，以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结交五湖四海豪杰为事。全国各地
江湖好汉，多与姜氏交好，姜的朋友或部属外出，只要持有他的标记，走到哪里，
哪里就会有秘密会党的热情款待，安排茶饭，提供各种帮助。姜伯先文武双全，他
的学问、见识、才干都远超过一般的文人学士。就这样一个十全十美的、带有革命
色彩的新型侠客，并未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书中只是写到他曾经资助过东北
才士闵伟如，惩罚过忘恩负义的贪官包后拯，使之成为残废，再也不能为官，以及
与土棍，地痞刘六决斗等。后因姜的名气太大，树敌甚多，有不少吃过姜伯先亏的
人做了案子，推倒姜氏头上。包后拯为两江总督张之洞的红人，在张面前屡进谗言
，张也耳闻过姜氏的不轨行为，于是命镇江丹徒县令沈斗南缉拿。沈氏也与会党有
交往，豪侠重义。他把姜氏接入县衙，见面晤谈后十分投机，于是姜竟住在县衙之
中。沈愿以全家性命为质，向上峰担保姜是“奉公守法，安份良民，从不为非作歹
，向来寡言慎交，非但断无暗通匪类，谋为不轨之事，并且才堪的用，乞从节取，
定有作用。”上峰取索甚急，姜伯先为“义气”、不肯牵连沈斗南，结果沈氏丢官
他去，呕血而死。后来的县令李鹤千暗下毒计，把姜氏逮捕。姜氏之友曾经想尽办
法搭救他，并且劫过监狱，皆未成功，最后被斩首示众。从海外归来的闵伟如等再
救已迟，只好杀掉陷害姜伯先的李鹤千及捕快王大忠小泄其愤而已。姜氏死后闵伟
如与与姜之军师任仲文等联络六十四个秘密会党组织了“兴中会”，以“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为奋斗宗旨。姜氏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先驱和富于新思想的斗士决
不会象作者描写的那样迂阔、那样宥于江湖义气而轻易地断送自己的生命。这反映
作者对这类带有新思想的会党及其组织者是不太理解的，只是按照过去侠客的模式
去塑造他，那些新词句、新思想只是外加的罢了。
当然作者的兴趣主要还不在于写姜伯先这个先驱人物。它想通过姜伯先这位群
龙之首，写四海之“群龙”，而这些“群龙”实际上是鱼龙混杂，即使是“龙”也
多是 骨污泥、扬浊波之“龙”。他们只是一些土棍、地痞、流氓、惯匪之流， 为
害地方、欺压百姓。他们有的在官场、有的在会党，但是官匪一家，通力合作，瞒
上不瞒下。对于这些，作者十分熟悉，娓娓写来，令人感到十分真实。如第十回、
十一回写浙江梅里镇的邓国文因加入青帮、而热衷于帮会活动，把庞大的家业“牺
牲得干干净净，只剩了一个光棍身子”。由于他熟悉帮会礼仪，从此就靠开香堂、
散票布生活。第十一回中描写了邓国文代表秘密会社党魁刘六在镇江都天庙二更天
以后开香堂招收徒众的情节。书中介绍了青帮开香堂的具体规定以及再现了县衙门
里的蠹吏虎役前往庆贺道喜（他们也多是帮会的成员）的热烈场面，并描写了青帮
上香、请祖、参祖等复杂和近于演戏的仪式，此后邓国文还以抑扬顿挫的腔调讲述
请的规范和历史。他说：


好。既出自愿，静听慈悲。可知粮船跳板三丈三，进帮容易出帮难。我们粮帮
宗旨和袁家一样，不过办法截然不同。皈依袁家的，名为进红帮，乃是国际性质的
。我们粮帮却名青帮，乃是家门性质的。方才引见、参跳两前人已将三般家法，十
大帮规同本帮创立大概，罗祖得道，天降红雪、芦柴发芽等种种历史，慈悲过了，
如今俺代表你们本命师慈悲。人家问起，老大在马？你们应该站起来、立正了回答
道：“不敢，兄弟是靠祖师灵光。”人家又问：“老师大几炉香？”应回答道：“
头顶二十二，身背二十三，手捧二十四。”（按：指其在青帮中的辈份）人家问及
贵前人上下，应答道：“在家子不言父，出外徒不言师。不过，鸟不啼声，怎晓乌
鸦、彩凤？人不留名，怎知李四、张三？敝前人姓刘，上德下标，镇江府丹徒县商
籍。敝爷爷姓杨，上泗下江，淮安府淮阴县清江浦军籍。敝师太姓姜，上廷下枢，
也是清江浦在公门为业，昔充刑、工两房卯首。”人家问及船只，应回答：“本帮
嘉抚第八帮嘉海卫，乃是浙江杭州廿一帮中的分帮。运粮船计有一千六百三十一条
，本帮派四十六条，内除十条停修，三十六条走运披水打金棍，诨名死人膀子。大
将军无雀杆，无飘带，仅铁三叉暗记。初一、十五打红边白旗。嘉兴府石门、桐乡
两县兑粮。浙江十府八十县，地丁银征二百九十一万四千九百四十六两，杂税银征
一万零六百五十两，浙西三府漕米六十一万二千七百二十石。监课藩库起运银，存
留本省。银粮关税征数不计，只谈出运，由本帮和其余二十帮分装分兑。海宁所管
辖，吃本斗本水。回南在嘉兴南门闸口渡河码头停泊。北上在石门北外东南码头上
载。”这是你们本命师的一帮三代。不过诸位既然看得起敝帮，从前寄名，今日上
香之后，第一要敬重尊长，友恭兄弟，悌恤后辈；第二要在外交结，自己建立基础，
所谓“前人领进门，交情自己寻”。切不可江河乱道，横行不法。潘祖爷留有“见
事不明休开口，身家不清早回头”两句遗训……
所引未完，后面还有一段很长的训词。作者借邓国文之口滔滔不绝地讲述了青
帮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以及帮会内的种种规则。这个情节有助于塑造邓国文形象，
他长期靠走码头、开香堂吃饭，熟悉帮会内幕，而且，在江湖的交往中养成了伶牙
俐齿，成为职业的帮会活动分子。这种靠嘴皮子吃饭的人，在中国是很有典型性的，
数量不少。在各种各样的赢利性的组织中，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当然，作者如此
细致的描写邓的“布道”过程，也有藉此卖弄自己关于帮会的知识之意。邓国文的
一番话基本上是符合帮会生活的实际，既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可以看作帮会史
料。这段是姚民哀以帮会为题材小说中比较好的一段，因为它还没有脱离人物形象
的塑造单纯地介绍帮会知识。
作者还热衷于描写帮会分子和江湖黑道的种种不法行为和他们之间的互相争斗，
如第十七、十八回，写帮会头子刘六的横行霸道、逼死民女之后还把她的一双小脚
斩了下来“装在一只玻璃匣内，好似军人的胜利纪念物品”。第二十一、二十二回
写丹徒县的班头周祥从“名贼”改造成为“名捕”，以及他一次被断指、二次被挖
去双眼的经过。这段血淋淋的故事写尽了江湖黑道规范的严厉与残酷。惩罚周祥的
黑道势力的代表人物并未在小说中正式出现，但是从周祥的恐惧与他最后“自愿”
把自己的眼睛挖出的过程中，读者可以切实地感受到黑道势力的强大与凌厉。作者
轻易写来，活灵活现，令人读了很不舒服，颇有点自然主义。
有些情节出人意外，还是使人长知识的。如第三十、三十一回描写绿林劫匪拦
路抢劫的场面。当劫匪出现时，五个车夫却毫不惊慌失措“一丝不有惊慌色态，反
都把车儿停在路上，自顾自蹲在路旁吸烟拭汗，静瞧坐车的去和断路的打交关”。
因为他们知道断路匪的生意经诀就是“陆路不害车马夫，水道不碰篙舵工”。这些
确实是作者的江湖经验之谈。
姚氏的小说虽然历来也被视为武侠小说，并把姚民哀排在“鸳鸯蝴蝶派”之内
，但是他的小说对武打技击、行侠仗义写得很少，对此他也不太熟悉。他的大部分
作品都是写会党人物违法乱法、盗窃打劫、坑蒙拐骗的行为的，他们从破坏社会秩
序的活动中捞到好处，并藉此以生活生活下去的。因此，称姚氏小说为“会党小说”
还是比较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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