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讨论的通俗文艺品是指江湖艺人和游民知识分子所创作、其中蕴涵着强
烈的游民意识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为广大游民所喜爱、成为游民生活和行为的指南。
游民的组织化是由于生存和生活的需求所决定、而又是在这些具有强烈游民意识的
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下而进行的，可以这样说游民的组织化过程正是对这些通俗文
艺作品的接受过程。如果没有生存和生活的需求，游民也没有必要组织起来，有时
小孩子也模仿《三国志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样子结拜为义兄弟，那不过是游戏罢
了，既不会持久，更不可能去履行结拜的义务。游民感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与主流
社会对抗，这不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争取发展的唯一途径；其次，如果没有通俗文
艺作品的帮助，他们的组织活动可能要走很多弯路。这些文艺作品把如何组织、组
织起来要遵循什么原则都告诉了处于社会底层、极不安份的游民（这一点后面还要
细谈），让他们掌握了这“金不换”。虽然游民的最高级的组织——秘密会社的创
始人们在组织原则、特别是在组织技术上有许多发明和贡献（如天地会），但是他
们的思想灵感还是来自通俗文艺的。
江湖艺人自认为，他们与游民的秘密组织是同处于一个空间的、即同属于江湖
的，都是隐性社会的组成部分。组织起来的游民大多是要从事违法活动的，甚至积
极与主流社会对抗。职业违法活动者是被江湖认同的，《水浒传》写十字坡开黑店
的张青说，他的黑店有三种人“不可坏”，包括“云游僧道”“行院妓女”“各处
犯罪流配的人”。这也反映了江湖艺人对违法犯罪者的同情。
一二百年以来许多城镇的码头都被秘密帮会所把持，江湖艺人闯码头、拜码头
少不了要和“码头大爷”打交道，这些“码头大爷”在剥削艺人的同时，也对他们
提供了保护。因此，江湖艺人们熟悉秘密帮会内幕，有的艺人就是帮会的成员（个
别秘密会社拒绝所谓“下九流”者入会，但并非普遍现象），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
帮会活动的内幕以通俗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在前面讲过，产生于明末清初的
通俗小说《隋史遗文》中就写到了以单雄信为首绿林秘密组织。他们有秘密联络网，
有联络信使，有联络暗号，对于这些批点《隋史遗文》的文人感到非常奇怪。这个
情节表现出当时地下秘密组织的成熟，也反映了江湖艺人对于江湖黑道诸事的熟悉，
而且，马上就反映到他们所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里。因此，笔者认为游民的组织化
几乎是与通俗文艺同步发展的。

一，游民的激增与游民的组织化的活动

1，明代人口、流民与游民

第七章对宋代的人口的增长和游民阶层的形成做了评介，在那一章还指出封建
社会里由于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限制，人口增长和耕地之间的比率有个“度”，超
过这个“度”便容易产生游民。一般说来每人平均占有土地应在四亩以上，这样才
能保障粮食的基本供给，不至于产生大量的游民、流民。明代初年由于长期的战乱，
人口大幅度地降低。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发展史》认为洪武三年（1370）为明代人
口的谷底，此年的全国人口大约有6000万。一些地区的人口损失尤为惨重，如华北
平原、江淮与江汉、巴蜀平原等地区都出现人烟稀少，行久无人的状况。元代极繁
荣的大都（今北京）据洪武二年的统计人口不足五万（包括所辖县镇），北平（明
代大都改名）几乎成为一个空城。元朝人口峰值在至正初年，大约是8500万人（据
《中国人口发展史》估计）。只二十余年人口便减少了2500余万，耕地便有了大量
的余裕，使战争中产生的流民和游民又得回归于小农。新建立的明王朝也为此提供
了许多方便，例如组织迁徙、分配土地、给予或贷于种子、耕牛等等。我在第九章
谈到出身游民的朱元璋深知游民对于社会稳定的威胁，因此他在洪武初年便大规模
地用行政手段移民，把流民和游民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人为地制造了数量可
观的小农，重建了小农的经济制度。对于安定下来的农民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措施制
止他们的流动，可防止他们成为新的流民或游民。可是这种稳定小农的措施并没有
执行多久，很快新的社会流动开始了。
由于自洪武起实行分封制度和为分封诸王置庄园以及皇家置皇庄的制度促进了
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这些在李洵的《明代流民运动——中国被延缓的原始资本积
累过程》（收在《下学集》中）一文中有很充分的论述。至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人口已经发展到接近两亿（见《中国人口发展史》），此后明朝残存的四十余
年的生命中人口还有增长，估计其人口峰值超过两亿，而土地不到八亿亩，每人平
均三亩多地。粮食供给已有危机，有明一代贵族圈地运动不断，一个高潮接着一个
高潮，再加上自然灾害，大量的灾民被迫流亡，流民和游民的数量急剧增加；而具
有资本主义特征、可以吸收一些与土地脱离的劳力的城市又多是江南小镇，其容纳
力极其有限。大规模的嗷嗷待哺的饥民不是走上揭竿而起的道路，就是流动于城镇
之间成为了用各种非法和合法手段觅食的游民。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社会大动荡的前夕，许多人意识到这一点；于是，
未雨绸缪，为各阶层的人们所关切，对游民说来则更是如此。游民的自救与应变之
道则是组织起来，特别是在南方一些人口密集的省份里（如福建、浙江等省）。游
民富于社会经验，懂得运用各种方法扩大自己的势力，以对付各种不虞之灾。因为
一切有组织的活动特别是这些作为社会动乱隐患的游民的组织活动是为专制社会所
不容，游民的组织便以地下的、秘密的形式出现。

2，游民秘密组织的起源

A，宋代以前的游侠结社：

我在第三章谈到游侠时指出，游侠虽然也是脱离主流社会的人群，但更多的还
是一种生活态度的选择。然而，这并非说游侠过的都是十分惬意的浪漫生活，他们
的生存也是充满了危险与艰辛的。不过游侠多有先秦武士的遗风（除了那些把游侠
生活看作游戏或炫耀自己的富贵家庭出身的子弟们），他们既然选择了游侠这种生
活态度，也就是选择了危险与艰辛，大多还能用“生死以之”态度来对待的。陈子
昂《感遇》诗中有“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的名句，诗读起来颇有点快意当前
的浪漫气，实际上是充满“血腥气”的。所谓“赤丸杀公吏”是指《汉书·尹赏传》
中所说：

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
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

这些从事不法行为的人们都是抱着必死之决心的，但他们不是每有行动一定要死，
也是懂得逃避的。其逃避方法之一，是将其活动秘密化，甚至将其组织也秘密化，
因此，游侠集团的结合就是最早的秘密结社。
有的学者认为秘密的游侠集团可以追溯到先秦墨家学派所组织的“钜子集团”，
并说：

墨家之组织非仅一学术团体，似革命机关，亦似后世秘密会党；盖组织甚密而
纪律甚严也。
（见方授楚《墨学源流》）

这一说法恐怕有些不当，因为墨家钜子集团虽然有严密的组织与纪律，但是它的活
动是公开的，可以告人的。如墨子在《公输》一章中公开对楚王说“臣之弟子禽滑
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后来的墨家“钜子集团”
也是尽人皆知的（如其首领为谁、有何主张等等），其内部情况常常被人们所引用，
因此说其为“集团”则可，说“秘密”则有些不当。而且，墨家活动主要在战国期
间，当时诸强分立，专制主义尚未占统治地位，各派的政治家都各自具有其公开活
动的空间，不必作茧自缚，活动于地下。何况墨家又是显学，特别引人注目，想“
秘密”也不可能。另外，墨者“尚同”，主张社会上下要统一在一个秩序之下，不
会搞破坏秩序的活动，这是与“后世秘密会党”的不同点
真正的秘密游侠集团当始于秦朝。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以官方政治秩序替代
一切其它的秩序，如社会秩序、文化秩序等等，并对偏离其政治秩序者实行严刑峻
法，严厉镇压。此时游侠并未销歇，只不过由于统治的严酷转入地下罢了。它与六
国遗民的复国运动联系在一起，汉初名臣张良在参加反秦暴动之前的一些活动可能
就与地下的有组织的反秦活动有关，如黄石公密授兵书，募力士在博浪沙暗杀秦始
皇等。不过因为《史记》把前者写得扑朔迷离，把后者写成单纯的个人行为，其真
相遂不为后人所知。这种秘密的游侠活动直到汉代尚未断绝。
汉代的朱家、剧孟皆“家无十金之财”，可是能救人于千里之外，除了个人声
望以外，可能与游侠秘密网络有关。从前面所引《汉书·尹赏传》也可以看出这些
“赤丸杀公吏”的游侠是有个秘密集团的，否则他们不会有如此细致的活动规则。
而且这些人在长安“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桴鼓不绝”，按照自己
定下的规则去办，从中可见其组织的力量。从此以后除了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的时
期，游侠虽然许多是招摇过市、以自我表现为荣的；而游侠集团因为自外于主流社
会、则都是处于秘密状态的。自两汉以来当朝官府对于游侠集团都是采取打压政策
的，因为他们在破坏着统治阶级的社会正常秩序；而社会舆论（特别正统者除外）
则对于游侠多采取赞美和欣赏态度的，因为他们体现人们历来追求的自由意志和勇
于助人的道德原则。

B，会社的起源与宋代会社的繁荣：

“社”本指土地之神，每年春秋两祭，称之为“社日”。后来也用以称在社日
所举行的赛神会。“社”也是古代乡村基层行政地理单位，先秦有二十五家为一社
的记载。这些名称所代表的意义都是与人群聚集相联系的，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
中说“后人聚徒结会谓之社”。当“社神”“社日”等词义不常应用的时候，其表
示人群聚合的意义逐渐突显了出来。
与“社”不同，“会”的意义相对较为单纯，它是指人们的聚集、会合。用“
会”来称呼一种团体，至迟在北魏已经产生。道宣所著《续高僧传》中就有“义会”
一词的出现，用以称宗教团体（转引自陈宝良的《中国的社与会》）。后来“会”
与“社”并称，而且两者或单用、或连用以指人们在志趣相同或利益一致基础上的
自觉结合。人群自觉地结合有赖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民间结社的事实出现于魏
晋南北朝时期不是偶然的。
民间结社是在晋代产生，这时也正是人们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那些敢于反对
礼教虚伪性的魏晋名士也是民间结社的先行者。如阮籍、嵇康、向秀等结成的“竹
林七贤”可以看作民间结社的滥觞、虽然它还没有用“社”或者“会”来命名自己
组织，也没有明确的组织规则，但它确是人们以志趣相结合的群体。东晋慧远、谢
灵运等人所办的“白莲社”，则是已经用“社”来命名这种民间组织了。宋代民间
结社普遍出现，因此，记载当时民风习俗的《梦梁录》卷十九专为《社会》独立列
了一条：

文士有西湖诗社，此乃行都缙绅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兴适情赋咏，脍炙人
口，流传四方，非其他社集可比。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艺精熟。
射放娴习，方可入此社耳。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则非仕宦者为之，盖一等
富室郎君，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也。奉道教者有灵宝会，每月富室当供持诵经一
卷。……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迎献不一。如府第内官，以马为社。
七宝行献七宝玩具为社。又有锦体社、台阁社、穷富赌钱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
苏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献时果社、东西马塍献异松怪桧奇花社。鱼儿活行以异样龟
鱼呈献豪富。子弟绯绿清音社、十闲等社。……遇东岳诞日，更有钱燔社、重囚枷
锁社也。
周密《武林旧事·社会》中罗列更多名目的结社：

二月八日为桐川张王生辰，震山行宫朝拜极盛，百戏竞集，如绯绿社（杂剧）
齐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角抵社（相扑）、清音社（
清乐）、锦标社（射弩）、锦体社（花绣）、英略社（使棒）、雄辩社（小说）、
翠锦社（行院）、绘革社（影戏）、净发社（梳剃）、律华社（吟叫）、云机社（
撮弄）。

《梦梁录》所说的“社”多为切磋技艺的组织；“会”则是带有宗教色彩的团体。
《武林旧事》所载的“社”多为营业性质团体，但是不管其内容如何，既然名称叫
“社”就多是自愿组织起来行乐或赚钱的地方，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如同《水浒传》
中端王（后来就是宋徽宗）所说：“这是‘齐云社’，名为天下圆，但踢何妨？”
颇有点既在“社”中，一律平等之意。
宋代民间还有以练武为名的结社，北宋河北、 京东一带有“弓箭社”“马社”
和“万马社”等。这些地区靠近边疆，为了防止异族入侵，这类的人们自愿结合，
组织起来习武。这种军事性的组织又称为“义甲”或“牛社”，在被宋末年的抗击
金人南侵的战争里起了很大作用。在南宋之初因户部尚书张悫的建议，朝廷规定诸
路、府、州、军什伍其民，并教之战，使其自保疆界。各社均以“忠义”“强社”
“巡社”为名。政府提倡的“社”，自然会对参加者有许多优惠，如免除参加的赋
税和差役，为这些社团出一部分资金帮助他们购买器械与马匹等等。这些军事性的
社团组织编制有序，并可得到及时的训练，具有一定的战斗力。这些结社对击退金
人的南侵和维持刚刚建立的南宋朝廷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上面所述的“社”都是公开的，有的甚至是主流社会所肯定和支持的，它们的
出现与繁荣对于秘密结社有一定的示范和鼓励作用。因此在宋代出现游民的秘密结
社也是自然而然的。
宋代是贵族没落、平民兴起的时代。随着崇文抑武政策的推行，贵族的游侠也
在日渐消失。游侠再不是人们藉以自炫和招摇的资本，更不是可以去任意糜费与挥
霍销金锅（此时的“销金锅”在秦楼楚馆，读者只要读一读当时的词，便可以了解
这种情况）。有钱的可以在城市的世俗生活去尽情享乐；追求荣誉的可以在科举考
试中一逞自己的才华，可干的事很多，只是别再象唐·吉珂德一样去抱打不平了。
主流社会不再需要人们在刀光剑影中去展示和实现自己的价值，人们甚至有些鄙视
武夫，文人士大夫偶然“尚”一下“武”，也被看作游戏行为。我们从苏轼那一首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社会舆论也不象魏晋南北朝和
隋唐诗人那样去热情地讴歌与赞颂游侠了，整个社会弥漫着一派柔靡之风。舆论的
变化，引导人们重新选择生活。不幸的人们企盼的社会良心到那里寻找呢？看来这
个责任只有下层社会或主流社会以外的人们去承担了（这些人的出现往往是“提着
朴刀”或“绾着杆棒”的）。这也正是那些“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类通俗故事
产生的社会基础。不幸的人们期待平民、甚至是游民作为游侠出现，因为老百姓得
不到那些来自上层社会的贵族游侠的救助，自然便把他们的希望转向下层社会。正
象《水浒传》所说的：

只为衣冠无义侠， 遂令草泽见奇雄。

这些“奇雄”的最好去处是“草泽”绿林，当然那里有他们。无奈他们更感兴趣的
不是“替天行道”，而是“杀人放火受招安”。更有生活于城镇中的一些游民，他
们从主流社会那里学会了一种人与人新的结合形式，这就是结社。当然，这些秘密
结社出现以后不会象喁喁望救的人们期待的那样，为世间铲除不平，使不幸的人们
摆脱苦难。反而更多的是给人们造成新的苦难，因为游民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生活的
改善，而不是解救与他不相干的人。从北宋开始，一些以反社会为目的秘密结社多
了起来，如宋仁宗期间在河北、河东一带就有了这类组织，郑克的《折狱龟鉴》中
记载：

耀州有豪姓李甲者结客数十人，号‘没命社’，或不如意，则推一人死斗，数
年为乡人患，莫敢发之。

北宋中期，历城、章丘一带的盗贼“聚党村落间”，号称“霸王社”，到处抢劫财
富，劫囚纵火，官府不能治。宋徽宗间扬州一带也有一些不逞之徒为害乡里，自号
“亡命社”，地方官无可奈何。这些会社只有在其首领被处理之后，才能破坏其组
织。此外，还有由游民知识分子组成以包揽讼词、垄断诉讼取利、半秘密半公开的
“业觜社”。如南宋松阳的“业觜社”“从之者常数百人”，他们“专以辩捷给利
口为能”，有自己组织内的规矩，并有流行于社内黑话。这些人“粗晓文墨”，为
害一方，利用他人的不幸而牟利。因为组织者有文化，与后世的大型的秘密会社有
相似之处。但总的说来这时的秘密组织规模还是很小的，其非法活动的影响的范围
也仅仅是其所产生的“乡里”，以经济目的为主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政治动机，这与
后世动辄跨县连州、政治主张鲜明的游民组织是根本不同的。

二，明末游民秘密组织的成熟：

1，游民秘密组织的力量及其所受到的通俗文艺的影响

前面说过明代人口众多，超过两亿，建国后不到一百年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
运动，其中有不少变成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众多，谋生便成为大问题。为
了一口饭，人们可以从事各种行当，用各种手段以满足自己肚子的要求。职业打手
出现了，称之为“打手”或“青手”。这个行业最初产生地少人多，农民易于变成
游民的地方，如广州、新会、广西等地。散文家茅坤曾谈到当时的东南沿海的抗倭
军队中有不少是“柳州水东岩之游民，与广州、新会之打手”（见《条上李汲泉中
丞海寇事宜》）。在江西也有大量的游民，并且赣南的徭役类别中还有“打手”和
“力士”一类。官方觉得这类人还有可利用之处，而且，作为一个类别直接编入徭
役的征发之中，这是令人惊讶的。实际上，职业打手之类决不是有力气、会武艺便
可胜任的，它需要泯灭一切道德与良知，成为一种打人的工具，这决非老实农民能
干得了的。或者他们本是游民，或者他们在长期的“打人”生涯中变成了不为传统
的道德观念所束缚的游民。这些人被征发之后，往往就会“千百为群，恃羽檄文移，
公行剽掠，所过无不残灭”（转引自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使用这些游民，
不过是把他们的集团从秘密状态转到公开状态罢了。
苏州、松江二府自宋代以来被认为是人文会萃的地方，在明中叶以后不仅有了
打手，而且成立了自己的秘密组织——“打行”。清初褚人获在《坚瓠集》把“打
行”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的“打行”，“即秀才贵介”亦参与其中；中等的
“打行”多为“行业身家之子弟”；下等的“打行”“则游手负担里巷无赖耳”。
看来连富贵人家的无赖子弟也窜入其中，“打行”也作为一种特定的行业能够世代
相传了（所谓行业身家子弟）。他们所干的就是：

人家有斗殴，或讼事对簿，欲用以为卫，则先谒头目，顷之斋集。后以银钱付
头目散之，而头目另有谢仪。散银钱复有扣头，如牙侩然，故曰“行”也。

（《坚瓠九集》）

既然称作为“行”，除了规矩以外，还要有“技术”。据陈宝良《中国流氓史》记
载：打行人中有其独特的打法，只在内部传授，秘不示人。他们打人，或胸、或肋、
或下腹、或要背，可以做到定期让被打者死亡，或者被打以后三个月死，或者五个
曰死，或十月、一年死，一般不会出现差错。从这些记载可以想见其“技艺”之高
超。嘉靖三十八年（1559），翁大立任应天巡抚在三吴地区，严禁“打行”。侦缉
诸恶，置诸监狱，严惩渠魁。为此打手歃血誓盟，用白头巾抹额，各持长刀巨斧，
夜攻吴县、长洲、苏州卫的监牢，在七十几个在押犯的配合下，打破牢房，火烧衙
门，劫囚自随，逃入太湖。在这场变乱中连应天巡抚翁大立都差一点丧命。这场较
量反映了游民秘密结社组织的已经日趋完善，并且具有一定的攻击力量。
还有一些由所谓的“矿徒”或“盐徒”组成的团夥也极富于冒险精神和战斗力
，并且十分好斗。“矿徒”也就是的矿工，这里特指活跃在南阳、邓州等地游民组
成的“千百为群”在其首领“角脑”的带领下“专以凿山为业，杀人为生”的矿工，
他们又号“毛葫芦”（《豫志》）。“盐徒”指私盐贩子，历代盐铁多为国家专卖，
不许私人染指。敢贩私盐者大多为刁顽非常的游民，而且以有武装者组成团夥者为
多，其头领称作“盐枭”。这两种人随时可以为各种政治力量充当雇佣兵，作政治
“打手”，没有什么原则性，但是他们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从明代游民的结社中就可以看出通俗文艺作品对他们的影响。 游民不仅
因为文化程度低愿意以通俗文艺作品为消遣，而且在这些具有游民意识的小说或戏
曲中适合他们的口味。这些我们在南京一些无赖游民在结成团夥时所用的名目也可
以看出一二。他们有了“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等名称。这是在
模仿有关晚唐五代李克用的戏曲与话本小说。因为李克用在这些通俗故事中被说成
有十三个义子，号称“十三太保”。其中最勇敢的是第“十三太保”李存孝，后来
被谗言害死，受到五马分尸的极刑。关于李存孝的故事在元代也是热门，大戏曲家
关汉卿写了《哭存孝》、还有无名氏的《存孝打虎》。关剧中写李存孝自报家门时
说：“某本姓安名思敬……有阿妈李克用见某有有打虎之力，招安做作义儿家将，
封我做十三太保飞虎将军李存孝。”根据这个“李存孝”的自白，可知他除了勇敢
和是个英雄之外，其出身也近于泼皮无赖，为游民所欢迎，所以才用他以命名自己
的组织。直至今日海外如台湾、香港地方的人们仍然称不走正路的男孩为“太保”、
女孩子为“太妹”，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是为人们
所熟知的，它是从《水浒传》和有关水泊梁山的故事里来的，数字表明了这些组织
的规模。帮会的头头们还象《水浒传》的许多英雄好汉那样根据所使用的器械为自
己取了绰号。既用以炫耀、又作为自己的代号通行于江湖之间。
明朝末年在苏州有些游民秘密组织径称为“天罡党”，这个帮会与《水浒传》
中英雄好汉的行为比较起来相去何天壤？他们以“凌轹小民”为务，即使被治之以
法，他们也会把脏栽到无辜的良民百姓身上。使善良的百姓无不畏之如虎。
这些事情表明游民的有组织力量在不断壮大，并且在酝酿着更大规模游民组织
的出现。

2，被误认为是清代天地会源头的明代游民组织

在论述清代组织规模最大、历时最为长久的游民秘密组织——天地会之前还需
说一下，被一些研究者误认为是天地会源头的明末的一些游民组织。这就是万历十
年（1582）被破获的、以汪元洪和尚为首领的“票党”。这是一个不大的事件，它
只是通过潘季驯的《奏疏》被记载下来的。
从这个案件可知在明万历初年南北两京及其附近地区活动着由异姓兄弟结拜组
成的票党。他们是以游方僧人为主，票党组织严密，分为南北两票。南票活动在南
京，兄弟五人，包括汪元洪、雪峰、贞成、蔡元溪、元明等五名异姓兄弟，以“金、
木、水、火、土”为号；北票活动在北京，包括黄思、黄仁、黄义、顾实、贞静等
异姓兄弟五人，以“仁义礼智信”为号。南北相约，于万历十年四月初一日北票兄
弟于北京在天宁寺，南票兄弟在南京报恩寺同时起事。票党主要通过散发票符的方
式发展党徒，组织力量和进行联络。并将票符散发给一般平民，作为接受他们保护
的凭证。票党活动的目标远大、以夺取明朝政权为目的，他们先取镇江，以据要害
之地，次取傍郡库藏，以备军饷之需，壮大武装力量，进而夺取全国政权。1948年
目录学家王重民在《天地会始于明季说》中首先提出票党是天地会的先驱。王氏提
出洪门（即天地会）之创立，即为了纪念票党的创始人汪元洪，不过到了清代改为
“朱洪英”或“朱洪竹”。又说汪元洪弟兄十人，均有作五祖的资格；洪门中也有
五祖，甚至也用“仁义礼智信”为号。不过这些证据太薄弱，经不起推敲。如票党
的“五票”和洪门的“五房”都是按照《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
中的封某某为“五虎上将”的情节创造的，从中可见通俗文艺作品对下层民众影响
之强烈。至于只根据汪元洪有“洪”字就把“票党”与“洪门”扯在一起，这是缺
少说服力的。
另外，陈宝良在《中国的社与会》中提出“天地会”始于明万历七年。因为《
明神宗实录》万历七年载诛“妖犯王铎”事。王于万历初创立“天地三阳会”。他
“盖三阳殿，造混元主佛三尊，傍列伪封蔡镇等三十六天将，捏造妖书、违法器物
，煽惑男妇六千余人，以度劫为名，事党。伏诛”（《明神宗实录》卷八十三，转
引自《中国的社与会》P100）。陈氏根据王铎“幼为僧，后还俗”和上面所述三阳
会的活动等事（如言王初为僧，天地会创始者“万大哥”也曾为僧；三阳教有三“
十六天将”，天地会也有“三十六天罡”；三阳会为首将领蔡镇，天地会长房为蔡
德忠等等）断定“天地三阳会”就是天地会。这不仅证据薄弱，多数不足为据。更
重要的是陈氏忽视了秘密会社是与秘密宗教两者的差别。天地三阳教是秘密宗教，
作为一个教派，它是有独特信仰、有师承传授、有经文宝卷、相信彼岸世界的地下
宗教。三阳教是弘阳教的变种，与白莲教有一脉相承之处。它的骨干分子有些是游
民，如游方僧人或游方道士之类，但是其基本群众则是农民，所以它是乡土类型的
；而帮会则是以游民为基本群众的，它是江湖类型的，从总的倾向来看它没有宗教
观念的。秘密教门与秘密帮会之结没有传承关系，特别是秘密宗教排它观念很强，
不可能传给不相信自己信仰的人们。一般说来秘密宗教与通俗文艺的关系较少，这
里不再深论。不过它的确是与本书下面将要探讨的游民组织秘密会社是没有什么关
系的。
总之，明代秘密结社已经显露出它在组织和思想上所受到的通俗文艺作品的影
响，但这还是初步的。到了清代，秘密组织天地会才完全按照通俗文艺作品的形式
规范自己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