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及其成员在其中的地位 |
五，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的思想意识
“民间”是研究文学、文化、民俗学使用得十分频繁的一个词。但历来对“民间”
的理解过于广泛，定义也嫌不够准确。凡是非官方、非文人士大夫的，都视为“民间”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农民占全体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要分析“民间思
想意识”，首先，应该指的是农民的思想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广大农民的思想意识是由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所决
定的。过去一些理论家谈及农民只强调了他们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一面以及他们被压
迫、被剥削的的阶级特点。于是在分析其思想意识时如果注重后面的一点便赞扬其革
命性；若是看重前一点则强调其保守性。有人两者兼顾，说农民革命性、保守性共存，
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这就叫“辩证地”看问题。实际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因
为中世纪里所有的农民大都如此。为什么中国农民与欧洲农民不同，中国农民的特点
在哪里？这一点研究者们没有给予明确而完满的解答。
通过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背景的分析，我认为影响中国农民思想意识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能决定他们思想特质的是家族和专制政权对农民的双重控制，以及宗法共同
体之间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的双重联系。农民对这种控制的基本认同与对这种联系
的无法根本摆脱。正象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生于斯，死
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
象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的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
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
这决定了农民思想不能摆脱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这种主流意识也就是宗法制度在意
识形态层次上的表现——儒家思想）。这是很悲哀的，但它是事实。
农民与地主同处于宗法（或称家族） 共同体之中， 地主豪强通过多种手段力图
加强对于农民的控制，这些我们在上面已经讲到。这种控制除了强制的一面以外，更
多的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还是温情脉脉的一面，看不到这一点是片面的。宗法族长既是
领袖，又是家长，他对家族管理是对宗法共同体的维护，有对族众的盘剥，更是对宗
族成员的爱护。当地主豪强的对家族的控制没有影响到朝廷根本利益之时，作为封建
性的、依靠组织编制国家而存在的历代统治者也用法律、道德舆论支持这种控制。因
此，农民对于本族地主豪强的依附性也在日益加深。他们的是非观念往往来自乡居的
退休的官僚地主，乡绅的影响力甚至超出了本姓本族，扩展到整个他们所居住的地区。
《儒林外史》第四十七回写到五河县人的势力眼说:
问五河县有甚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甚么出产希奇之物，是
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性，是奉承彭乡绅；
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
这一段显然说不单纯是文人墨客，而是作为一个地区的民风来写的，当然也包括了绝
大多数的农民。长时期的人身依附，人们失去自我意识、丧失了判断能力，他们对宗
族和土地的依赖是他们思想意识的主流。秦晖在他的关于农民学的著作《田园诗与狂
想曲》中讲到农民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沉睡状态下，即使取消‘强制’
，造成的也不会是自由，而是宗法式的散漫。”“散漫”本身是人身依附反面的表现，
因为人身依附的问题决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秦晖又说封建社会的人身与人格依
附关系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封建主义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第二层次是自
然经济条件下所有人都是宗法共同体的依附者。”农民意识与农民的群体性格首先是
建立在这一宗法社会特征之上的，在这一点上有产有业的地主阶级与农民没有多大区
别。如果他们没有摆脱共同体的控制，经济力量的强弱不可能对他们的群体性格起决
定性作用。
农民有革命性的一面，首先我们对“革命”一词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过去，我们
理解的革命总与造反流血联系起来；实际上，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经济的是否
发展和社会的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检验是否革命的
试金石。我们这里说的农民的“革命性”不是指他们所表现出的通过暴力形式改变财
产所属权的激烈要求，虽然这种要求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其合理性的。然而，实事求是
地说单纯的农民暴动也是不能改变其所处的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他们改变了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属权，也不过是姓张的不当地主，改为姓李的当而已。从社会发
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们从来也没有提出过改变经济制度及社
会制度的要求，那些为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和“摧
富益贫”的口号等等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而且，这些思想观念最初也是
儒家的创始人首先提出来的，而不是造反的农民发明的。往往是造反者接受一些依附
他们、或企图在农民造反的队伍中为自己寻求出路的文人士大夫指导、为争取更多群
众的响应才高举起要求改变分配结果这面旗帜的。另外，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说的，
摆脱或失去了宗法共同体的控制与约束的、个性发展不成熟的农民在社会大动乱中有
着盲目烧杀破坏的倾向，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经济文化积累可能毁于一旦，造成社
会的大倒退。虽然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被迫揭竿而起的造反者来负，但是没有分析地一
律赞美说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推动社会进步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中国农民的革命性
更多地还是表现在日常的生产发展、经济进步与财富积累之中，以及这些渐变所导致
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缓慢的变革比那种足以扫荡
一切财富积累的暴力变革更重要。长期的战争，大量的毁灭人口和社会财富，必然导
致社会的倒退（当然在残酷的压迫与剥削下暴力革命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后，
生产与经济也可能很快得到恢复或长足的发展）。中国农民家庭虽然依附于宗法共同
体，但并非全无个人财产。他们具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生产的发展中，
部分富裕的农民自然会产生摆脱宗法网络的控制和对于经济独立性的追求，继而产生
对自主意识的要求、并逐渐形成独立的个性。这些都不是贫穷的产物，而是随着经济
的发展而产生的。所以在封建社会里最革命的不是那些辗转沟壑、为求生存、揭竿而
起的的造反者（如李自成、张献忠），而是默默无闻的“自发势力”（江南苏州、松
江一带那些半是农民，半是手工业者的劳动致富者）；不是未庄里那些穷途末路、梦
想着“造他妈妈反”、从中获取些个人好处的阿Q， 而是太湖周围小镇的富裕和追求
发展的农民。但那是明代中叶以后、封建社会末期的事了，而且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真
正的资本主义。这与处于落后的社会阶段的满洲入主中原，及其推行的高度专制的经
济政策与政治方针密切相关。
农民的保守性主要表现在：
留恋自然经济下田园诗式的宗法生活，留恋‘道德经济’的和谐与安定，希望有一
个庇护所保护他们逃避商品经济所必然带来的竞争、分化、风险、动荡和破产的威胁。
因此他们又有因循守旧、安土重迁、轻商抑商的一面。
（《田园诗与狂想曲》）。
由于长期生活在宗法共同体之下形成对家长、族长的崇拜、从而发展到对官府、皇帝、
鬼神、以及一切权威、乃至一切有势力者的崇拜，甚至崇拜给他们带来明显危害的恶
势力，鲁迅先生就说过：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
（《谈皇帝》）
因为不奉承则作恶更甚。从这个例子可见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群体性格缺欠，这
是专制压迫与宗法控制的产物。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往往强调“以孝治天下”？除了它
能够为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各个阶层的人们所认同之外，就是因为“孝”的精义是“
无违”，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听话”，完全彻底地“承认长老的权力”（费孝通语）
。只有在家族之中作个百依百顺的“孝子”，在社会上才能作一个逆来顺受的良民。
在统治阶级不断地思想灌输下，他们把封建国家这个专政机器视为与自己利害相关的
家庭，把压迫剥削他们的官僚、皇帝看作保护他们的父母。有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被剥削得难以生存，他们也只是认为自己不幸，遇上了贪官污吏、为富仁的豪绅，或
径认为皇帝太昏庸了，从而希望能够遇到“好皇帝”、“清官”、希望他们能够“体
察民情”、“为民作主”给自己带来幸福。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农民的群体性格是日
益萎缩保守，他们缺少进取精神、特别是在政治上，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进取精神的。
平时，他们也视造反为叛逆，农民的造反往往是盲目的，是完全没有再活下去的希望
时候的选择（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造反”的历史意义，因为一切有生命的物质，在
其生命受到威胁时都要反抗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游民作为造反的领袖或中坚
力量的。农民是自我封闭的，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愿意接受外来的挑战的，只要保
住自己的衣食饱暖就够了。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圈子里的农民，割断了和外界一切事物
的联系，除了本地与本家族之外，对于外面的世界则知道得很少，其思想意识受到很
大的局限。
从整体上来说，农民对于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是认同的。因为儒家
思想从总体上来说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现，而世代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
农民对于儒家思想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所以不必封建统治者的灌输，农民对于儒家
的政治思想、伦理观念都是能理解和遵守的。例如儒家由族类意识衍化出来的以自我
为中心的“爱有等差”的“差序格局”，农民不仅理解，而且能够实践。他们能从爱
自己的亲属开始到关心自己家族、宗族、甚至扩大到周围的人们（例如同村之人），
但是出了这个范围，就是他们很难理解的了。至于对待其他的宗族，他们便会采取“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态度。应该指出宗法农民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意识大多是实践
性较强的一面，至于儒家体系中的那一点超越精神，如对“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肯
定；对“达则兼济天下”与大同理想的追求；对“朝闻道，夕死可矣”“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非功利的执着精神等等是绝对不能理解的，生活
的视野与文化教养局限了他们。儒家思想毕竟是宗法文化中精英部分。当然，劳动与
生活的重压也会教育他们，使他们也会产生一些不单纯是属于儒家的思想片断，如对
生产劳动意义的认识，对压迫、剥削的看法等等。但是，这些如果不经过思考者的理
性化过程，它们还不是系统化的思想，只能是一些片断的感悟，因而，它很难对某些
群体的行为起指导作用。
上面所述就是我理解以农民思想为主体的民间意识，也可以称之为乡土意识。因
为它是由“乡土中国”衍生出来的。千余年来“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
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乡土中国》）因此，人们的思想
意识也很少变化。直到近百年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欧美的异质文化，才使
得中国固有的宗法文化受到空前的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其中精英文化，后来也波及到
民间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动荡。然而，较为落后的地区农民意识仍然没有多大变
化，我们从美国汉学家和思想史家欧达伟根据对华北农村流行的小戏、民间谚语的调
查分析写下的《中国民众思想史论——20世纪初期～1949年华北地区的民间文献及其
思想观念研究》中所展示的华北地区农民的思想意识仍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个时期的
民间思想意识与我们上面剖析的仍然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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