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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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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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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王阳明的心学品格与弘治、正德士人心态 第二节良知说所体现的阳明心学境界 三、“致良知”说产生的时代原因及其王阳明的人生实践 正德十六年对阳明心学来说是个值得重视的年头，因为在本年王阳明正 式提出了他的“致良知”的学说，而本年阳明先生恰为五十岁，依先圣的说 法，正好是知天命的年龄。这也许是个巧合，但就阳明的生平而论，他在本 年提出致良知却有充分的人生依据，《年谱二》载：“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 教。先生闻前月十日武宗驾入宫，始舒忧念。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 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 同者。乃遗书守益曰：‘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 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自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 如意，虽遇颠风逆浪，柁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王阳明全集》卷 三四）在此，可将阳明所提出之致良知分为两方面解：一是坚信良知在我， 保证仁者与万物同体的儒者胸怀，无论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均不失其责任感， 此即为“操舟得柁”、“柁柄在手”。二是超越的高尚境界，即不执著于任何 外在的利害荣辱，保持吾心之空灵虚明，从而摆脱险恶环境与自我焦虑的双 重困惑，此即所谓“忘患难，出生死”、“免没溺之患”。而这两方面又是互 为关联的，正鼬忘怀物我的超越境界，为万物一体之仁的现实关怀提供了可 能性；同时良知在我的把柄在手的自信，又反过来增强了自我的超越。就阳 明心学的整体而言，仁民爱物显然是其主要目的。然而就其当时提出的心理 动机而言，则如龙场悟道一样，乃是为了解决其人生自我所面临的困惑焦虑。 可以说，作为具备了儒者品格的阳明先生，仁民爱物是其终生一以贯之的、 不言而喻的人生志向，而如何实现此一志向才是他不断探索的话题。阳明先 生曾说过：“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 （引自钱德洪《刻文录序说》，见《王阳明全集》卷四一）这固然突出了龙 场悟道对阳明心学产生的重要，但却同时留下了一个疑问，即何以他长期提 不出良知二字，必待其五十岁时方始提出。其实，这与阳明本人的学术品格 直接相关。从阳明上述致守益的信中，可以看出致良知说对于他自身生命存 在的重要。他一贯主张心与理合一，“诚诸其身”，“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 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草木之有根，畅茂条达，自有所不容已。” （同上卷六，《寄邹谦之三》）反过来，他的学说主张的提出，也都是以其 自我的人生经历与人生体验为前提的。因此，若欲回答阳明何以在正德十五 年前后提出致良知的疑问，就必须了解此时阳明先生的遭遇与心境。在这方 面，尽管已有人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但将其梳理得具体清晰者于今尚未见到。 ⑧阳明曾说良知二字乃是自己从百难千死中得来，但到底这百难千死包括哪 些内容？我以为起码包括宸濠之变，忠、泰之难与嫉功陷害这三个主要阶段。 以下便分而述之。 宸濠之变是王阳明在正德十五年前后所面临的第一个严峻的人生考验。 尽管宁王朱宸濠之反意早有迹象显露，但在其举事时依然造成了人心的极度 恐慌。这不仅是因为武宗的荒唐行为导致了朝政的混乱，以致人们很难相信 朝廷平息此次叛乱有必胜的把握，更重要的是这又牵涉到了皇室内部权力争 夺的敏感问题。在这方面，明代士人留下了太多的人生惨剧与人生尴尬。方 孝孺气节凛然却被惨烈地祸灭十族，那可歌可泣的历史场面已深深印在每一 位士人的心中；齐泰、黄子澄、练子宁因向建文帝建议削藩而被成祖列为奸 党，他们被死后灭族的史实犹清晰地书之于简册；还有景泰年间的兵部尚书 于谦，他拥有再造社稷的大功却终难免横尸西市的下场，那凄惨的情景仿佛 就发生在昨日。因而凡是稍有头脑的士人都不会去介入此一敏感的祸区，如 宣德元年朱高煦叛乱时，杨荣极力劝谏宣宗御驾亲征，其原因便是臣子处此 类事顾虑太多，诚如夏原吉所言：“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 （《明史》卷一四九，《夏原吉传》）正德年间此种情形并未有大的改变，郑 晓后来曾回忆说：“宁藩反时，余时年二十一，应试在杭。见诸路羽书，皆 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变，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紧急，或曰江西巡 抚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军马船只，传言有变。惟阳明传报，明言江西宁 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今言》卷四）这种徘徊观望的态度固然 有对个人身家性命的顾虑，但也与当时政治形势的复杂纷乱有关，据徐阶说： “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与结纳。至或许为内应，方其崛起，天 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徐阶《阳明先生画像记》，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 就在这形势不明的情形下，阳明却一面毅然“明言”宁王谋反，并且还诈称 “钦奉密旨”；同时又上疏痛责武宗说：“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屡经变难，民 心骚动，尚尔巡游不已，致宗室谋动干戈，冀窃大宝，且今天下之觊觎岂特 一宁王，天下之奸雄岂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懔骨寒心。”（同上卷十一， 《奏闻宸濠伪造檄榜疏》）他可以说将双方都指责了一番，没有为自己留下 任何回旋的余地。拿阳明的精明与干练，他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危险，所 以才会采取如下的断然措施：“先生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环之， 戒守者曰：‘兵败即纵火，毋为贼辱！’”（《阳明先生画像记》，同上卷四 十）是什么东西使他具有了如此义无反顾的决心？在当时，他既缺乏朝廷强有 力的支持，手中又没有足以致胜的兵力，可他硬是要用地方的乡兵义勇去平定 号称有十万之众的宁王叛军。唯一的解释便是儒家拯乱救危的责任心，或者 是如其所称的良知。然而在此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若没有义无反顾的决心 与镇定自若的心态，是绝对不会取得任何实际效果的。阳明靠了他的良知， 既态度坚决，又心境空明，所以才会象李贽所称赞的那样：“旬日之间，不 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唯先生能之。”（《续藏书》卷十四）后来，有许多 明代士人虽不否定阳明的事功，但却认为那是他善于用兵，与其良知之学没 有关系。客观地讲，阳明在正德年间所以能屡次平乱立功，的确与其年轻时 的喜读兵书，留心军事密不可分。但也与其学术素养不无关系，他本人就曾 说过：“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焉。凡人智能相去不 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那么又如何使 此心不动呢？阳明认为：“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时时精明，不蔽于欲， 自能临事不动。不动真体，自能应变无言。”（引自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 事》，见《王阳明全集》卷三九）依阳明的心学理论，人若能达超越生死利害 的无我境界，心便能虚，虚而能静，静而能定，定而能明，而明了便会有正确 的决断。《年谱二》曾记述了他心定神明的实际事例：“先生入城，日坐都察 院，开中门，令可见前后。对士友论学不辍。报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须 状，暂如侧席，遣牌斩之。还坐，众咸色怖惊问。先生曰：‘适闻对敌小却， 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后闻濠已擒，问故行赏讫，还坐，咸色喜惊问。先 生曰：‘适闻宁王已擒，想不伪，但伤死者众耳。’理前语如常。旁观者服其 学。”（同上卷三四）弟子们在为其师作年谱时，对此类事容或有些夸张的成 分，但阳明在行军打仗之际常常讲学不辍，却是有很多记载的。也许邹守益 的叙述更接近于真实些：“昔先生与宁王交战时，与二三同志坐军中讲学。 谍者走报前军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见谍者，退而就坐，复接绪言， 神色自若。顷之，谍者走报贼兵大溃，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见谍，退而就 坐，复接绪言，神色亦自若。”（引自《征宸濠反间遗事》，见《王阳明全 集》卷三九）退一步讲，即使并未完全做到心中丝毫不惊，但能够做到惊不 乱其神，而喜不流于色，也可谓大智大勇了，而这应该是阳明从其自信良知 中获得的真实受用。 忠、泰之难是阳明在正德十五年前后所经历的第二个人生考验。此次较 上次更加危险而难于应付，因为上次是对待叛乱的宁王，尽管危险但却有措 手之处，而本次却是来自朝廷内部，阳明完全失去了主动。所谓忠、泰是指 武宗的亲信大臣提督军务太监张忠与安边伯边将许泰。当武宗得知宁王反叛 时，认为正好为施展其军事才能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便亲率数万士卒南下平 叛。然其刚至涿州，守仁擒获宸濠之捷报亦至。武宗大为扫兴，便将捷报隐 而不发，令大军继续南下，并命忠、泰先至南昌。张、许二人为讨好武宗， 竟建议阳明将宁王释放，以待武宗亲自捉拿。阳明岂能拿国事做儿戏，自然 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于是，忠、泰二人及其党羽便对阳明多方构陷，必 欲致之死地而后快。关于当时的危急情状历史上曾有过大量的记载，其弟子 陆深用了“谗构朋兴，祸机四发”来形容此时阳明的处境，并说：“武宗南 巡，奸党害新建之功，飞语构陷，危疑汹汹，群小侦伺旁午于道，或来先生 家私籍其产宇丁畜，若将抄没之为，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陆深《海日 先生行状》，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八）可知当时确实弄得人心惶惶，不知 所措，仿佛大祸立时便要临头似的。那么，张忠、许泰之辈到底为阳明立下 了什么罪名呢？详细情况已经被历史的迷雾所遮饰，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 的，那便是他们曾诬险阳明“必反”：“忠、泰在南都谗先生必反，惟张永持 正保全之。武宗问忠等曰：‘以何验之？’对曰：‘召必不至。’有召面见， 先生即行。忠等恐语相违，复拒之芜湖半月。不得已入九华山，每日宴坐草 庵中，适武宗遣人觇之曰：‘王守仁学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 有返江西之命。”（同上卷三四，《年谱二》）“谋反”的罪名非但有杀身之 危，且更有灭族之祸。故而当时阳明之父海日翁乃言“宸濠之变，皆以为汝必 死矣，”（同上）阳明本人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力，故《年谱》记曰： “先生赴召至上新河，为诸幸谗阻不得见，中夜默坐，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 思曰：‘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如老亲何？’谓门人曰：‘此时若有一孔可 以窥父而逃，吾亦终生长往而不悔矣！’”（同上）但现实不容许他逃走，所 以他依然要面对这危机四伏的艰险境遇。于是，他再一次动用其良知的理论， 在九华山上以“每日宴坐”（同上）的超越从容来忘却现实对其自我的威胁。 关于此一段阳明之心境，我们可在其留下的游九华山诗中得到具体的感受。 他有过“尽日岩头坐落花，不知何处是吾家”（同上卷二十，《岩头闲坐漫 成》）的迷茫，也有过“莫谓中丞喜忘世，前途风浪苦难行”（同上《重游化 城寺二首》其一）的不满，但由此却正好看到了他在危境中“忘世”的本领。 他自信良知，心无愧疚，故而他无畏无惧；他心地平静，魂定神明，故而他 应付自如。“谩对芳樽辞酩酊，机关识破已多时，”（同上《劝酒》）尽情豪 饮，成竹在胸，是何等地洒脱，又是何等地自信！“风咏不须沂水上，碧山明 月更清辉。”（同上《将游九华移舟宿寺山二首》其二）等九华于沂水，效曾 点之咏乐，是何等地超脱，又是何等地趣味盎然！而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他 那“我本无心云自闲”（同上《登云峰二三子咏歌以从欣然成谣二首》其二） 的良知境界。“飘飘二三子，春服来从行；咏歌见振兴，逍遥无俗情。各勉 希圣志，毋为尘所萦。”（同上其一）倘若你不了解阳明的境界，你不把握良 知的真髓，你肯定不会相信这是出于身陷危境的阳明子之手。也许《登云峰 望始尽九华之胜因复作歌》一诗最足展示此时的阳明心境： 九华之峰九十九，此语相传俗人口；俗人眼浅见皮肤，焉测其中之所有？ 我登华顶拂云雾，极目奇峰那有数？巨壑中藏万玉林，大剑长戟攒武库。有如 智者深韬藏，复如淑女避谗妒。谙然避世不求知，卑己尊人羞呈露。何人不道 九华奇，奇中之奇人未知。我欲穷搜尽拈出，秘藏恐是天所私。旋解诗囊旋收 拾，脱颖露出锥参差。从来题诗李白好，渠于此山亦潦草。曾见王维画辋川， 安得渠来拂纤稿？”（同上） 诗可分两层意解。在表层上，它显示了九华山千奇百怪的胜境，抒写了 作者游山时的审美感受；但更重要的是其深一层的意蕴，因为那里边有阳明 的苦衷，阳明的自负，阳明的智慧。“淑女避谗嫉”，是其饱谙世事险恶的苦 衷；“巨壑”藏玉林若大剑长戟之武库，是其身怀奇才的自负；“有如智者深 韬藏”，是其避害全身的智慧。而“谙然避世不求知，卑己尊人羞呈露”之 句则更是隐含着阳明难于言说的一段史实。当时为使武宗满足虚荣心而不入 江西扰害百姓，阳明乃重上告捷文书，声称其平定宁王叛乱乃事先已亲奉“威 武大将军”方略，故而方能取得如此大功。许多士人对此不理解，认为迹近 谀谄，但从上述诗句中，人们应该理解阳明的那份苦心。避世远害是其智， 卑己尊人是其德，关心百姓是其仁，更何况还有其超然不群的高洁境界呢？ 阳明后学万廷言在其《阳明先生重游九华诗卷后序》（见《明文海》卷二六 九）中，曾将阳明此刻之心态及其与良知境界之关系剖析得条理清晰，深入 具体，不妨引述如下： 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廷言诵阳 明先生重游九华诸诗而论其世，其毅皇南巡金陵召见之时乎？是时先生既擒 濠逆，凶竖攘功，阴构阳挤，入在左腹，召至采石，而咫尺不奉至尊，祸且 莫测，盖亦危矣。彼怵于死生祸福之交者，垂首丧气，伈伈俯俯不能自存； 而世称敏略之士，又投机乘变，侥幸于须臾，固皆不足道。其豪杰君子善处 患难，不忘其忠，亦不过悚息待罪，达旦不寐，绕床叹息而已。固未有损得 失之分，齐生死之故，洞然忘怀，咏叹夷犹于山川草木之间，乐而不忘其忧， 油油然不失其恭如先生者也。呜呼！此九华之诗所为作，而诵之者之当论其 世欤！盖其良知之体虚明莹彻，朗如太空，洞视环宇，死生利害祸福之变， 真阴阳昼夜惨舒消长相代乎？吾前遇者而安，触之而应，适昭我良知变见圆 通之用，曾不足动其纤芥也。其或感触微存凝滞，念虑差有未融，则太虚无 际，阴翳间生，荡以清风，照以日月，息以平旦，煦以太和，忽不觉转为轻 云，化为瑞霭，郁勃之渐消，泰宇之澄霁，人反乐其为庆为祥，而不知变化 消熔之妙实在。咏歌夷犹之间，脱然以释，融然以解，上下与天地同流矣。 故观此诗而论其世，然后知先生之乐，乃所以深致其力，伊川所谓学者学处 患难，其旨信为有在。益知先生千古人豪，后世所当尚论而取法者也。苟徒 词而已，骚人默士工为语言者耳，何足知先生者哉！呜呼！先生所处死生利 害之大犹若此，况富贵贫贱失得毁誉之小！ 万廷言字以忠，号思默，南昌东溪人。他是罗洪先的弟子，受其师的影 响，他亦有隐居以求寂体的倾向，故能于阳明先生之超越境界有深切的体会。 阳明靠了自己的学养，不仅在千钧一发的当口能保持镇定自若的心境，从而 度过了生命的危境，而且为明代士人树立了处乱不惊、临危不惧、若凤凰翔 于千仞之上的大丈夫榜样。 嫉功陷害是王阳明在正德十五年左右经历的第三个人生考验。正德十六 年武宗病逝，世宗因武宗无子而以藩王的身份入继大统，首辅杨廷和利用皇 权交接的关口而大力革除正德朝旧弊，朝政顿时为之一新。阳明在正德末曾 四上归省奏折，名义上是因亲老多病，而实际上是因“权奸谗嫉，恐罹暧昧 之祸”，“故其时虽以暂归为请，而实有终身丘壑之念矣”。嘉靖改元，使他 感到命运有了转机，当时大有“若出陷阱而登春台”的欣喜之情。但这显然 是他的错觉，正当朝廷要对其平叛之功进行封赏时，从内阁到科道都有不少 人嫉妒他的功赏，从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谗构”阳明之风。（见《王阳明 全集》卷二，《年谱二》）其实，作为阳明朋友的方献夫早就提醒过他，方氏 初始时语较含蓄地说：“朝廷赏功大典不日当下，然盛德者不居其功，明哲 者不保其盈，先生进退之间，可以自处矣。先正谓留侯有儒者气象，非观其 进退之际欤？”（《西樵遗稿》卷八，《柬王阳明》）他要让阳明学汉代人张 良，做一个功成身退的明哲之士，言外之意是他将在功高赏巨之时遇到麻烦。 后来方氏干脆将话挑明说：“赤松之托，此正其时。古人云：功成身退，天 地之道。幸谛思之。时情固有大不可人者，不必论也。”（同上，《又柬王阳 明》）可尚未等阳明采取行动，攻讦之词便接踵而来。当时对阳明的“谗构” 可分为两方面：一是言其平宸濠之功不实。阳明的弟子陆澄在《辨忠奸以定 国是疏》曾对此类攻讦进行了概括，将其分为六条：“一谓宸濠私书，有‘王 守仁亦好’一语；二谓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见宸濠；三谓守仁亦因贺宸濠生辰 而来；四谓守仁起兵，由于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五谓守仁 城破之日，纵兵焚掠，而杀人太多；六谓宸濠本无能力，一知县之力可擒， 守仁之功不足多，而捷本所陈妆点过实。”（《王阳明全集》卷三九）各条之 间矛盾颇多，明眼人一看便知为诬蔑不实之词，可当时人言汹汹，一时难以 置辨，尤其是前三条交通宸濠之言，均有杀头之罪。二是诬其伪学欺世。任 士凭《江西奏复封爵咨》曰：“科道官迎当路意，劾公伪学。”（同上）可见 是有后台、有组织的行动。钱德洪在《仰止祠记》中也说；“夫子始倡是学 也，天下非笑诋訾几不免于陷阱者屡矣。”（同上卷三六，《年谱附录一》） 面对这些攻讦，阳明心情异常愤激，在给兵部尚书王琼的信中，他用了“惟有 痛哭流涕而已”（同上卷二七，《与王晋溪司马》）的沉痛语气，这在以前他 是很少用的，哪怕是在艰苦的龙场驿所他都没有如此沉痛。当然，这沉痛之 中不全是对个人得失的考虑，更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他曾明确地说：“今 地方上事残破惫极，其间宜修举者百端。去岁尝缪申一二，奏皆中途被沮而 归。继是而后，遂以形迹之嫌，不敢复有建白。”此时他已知道，“地方事决 知无能为”，于是只好“闭门息念，袖手待尽矣”。（同上）他在《与胡伯 中》的信中作一总结说：“正人难得，正学难明，流俗难变，直道难容，临笔 惘然，如有所失。”（同上卷四）在如此形势与如此心境中，他还有什么理由 呆在这是非之地的官场而不归乡隐居呢？但此时的阳明先生已处于学术的成 熟阶段，他已经受了太多的磨难，面临过太多的险境，因而尽管蒙受了极大 的冤屈，他已没有兴趣去与对手争辨曲直是非，从他的人生经历中，他得出 的结论是：“君子与小人居，决无苟同之理，不幸势穷理极而为彼所中伤， 则安之而已。出之未尽于道而过于疾恶，或伤于愤激，无益于事而致其怨恨 仇毒，则皆君子之过也。”（同上）这当然不是有意苛责君子而放纵小人，而 是自信良知而卑视污浊，他决不会做同流合污的乡愿，而是要做高傲的狂者， 他曾对弟子说：“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 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胸次，使天下之人都 说我行不掩言也罢。”（同上卷三，《传习录》下）他已没有任何犹豫顾虑， 天下所有的人既然已不能改变其对良知的自信，那么他还有什么必要去与攻 击自己的几个小人计较胜负得失呢？他此时的确是要退出官场，但并没有绝 世的打算；他固然想回归自我，但并不要放弃社会的责任。《啾啾吟》是他 在江西任上的最后一首诗，其中所显露的心态对他此一时期的人生态度作了 一个全面的总结： 知者不惑仁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 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类虚舟。丈夫落落掀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 千金之珠弹鸟雀，掘土何烦用钃镂？君不见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 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竿驱虎如驱牛。痴人惩噎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 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同上卷二十） “不惑”是由于他拥有了知是知非的自我灵明，“不忧”是由于他具备 了廓然大公的超然胸襟，一句话，是由于他自信良知。正因为他一任自然而 无涉于私人谋智，所以他具有了“信步行来皆坦道”的心理感觉，同时也具 有了“用之则行舍即休”的无牵无挂。正是有了“丈夫落落掀天地”的精神 境界，因而也就不会在失意时如落魄的囚徒，小人尽管可以施其攻讦陷害之 伎俩，但你不必与之计较，不必用你这千金之珠去弹那些鸟雀，不必用你这 钃镂利剑去切那些不值一提的粪土。只有自信良知以保持心境的平静，才不 会自乱阵脚而被邪恶所害。人生只要达到了致良知的“不惑”“不忧”，就能 真正认识生命的真谛，从而也才能获得洒落超然的自得境界。王阳明在他五 十岁时，自认为已达到了如孔夫子那般的“知天命”境地，“达命”不就是 了知天命吗？当他嘉靖七年在征思、田回军至南安青龙铺时，他走到了生命 的尽头；当弟子们向他询问有何遗言时，他留下的临终遗言是：“此心光明， 亦复何言！”（同上卷三五，《年谱三》）是的，他自信良知，心地光明，因 而也心中安宁，他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死而无憾，难道不是一个人最值得满 足，最值得得意的事情吗！阳明可以瞑目矣！ 正德十五年左右，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现实的生命历程中，对阳明先 生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后来曾如此回忆说；“君子之学务求在己，毁 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 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夫闻誉而喜，闻毁而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 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 测，僚属咸危惧，若此宜图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 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同上卷六，《答友人》） 在此，阳明主要强调了本段经历对于其学术的切磋砥砺之功。其实，应该说它 对于其学术与生命现实同样重要，此段人生经历固然促进了阳明心学的成熟 与完善，但也正是有了心学良知的支撑，才使他度过了现实生命的难关，并 使之始终保持一种洒落超然的心境。就实际而论，也许后者的意义更加重要， 因为这不仅是阳明心学发生的前提，即首先它是为解决自我生命存在的困惑 而进行哲学思辨与生命体验的；同时，对于他同代与稍后的明代士人，这种 生存的智慧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从李梦阳开始，直至嘉靖末的士人群体， 阳明先生“用之则行舍即休”与“人生达命自洒落”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生境界，都无疑是一剂极为难得的良药。读过上节文字者想必已有初步的同 感，以后我们会有足够的文字进一步加以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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