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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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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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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前期的历史境遇与士人人格心态的流变 第二节、理学、八股与明代前期士风 二、科举与圣学：手段与目的的颠倒 就明代设立科举的本意讲，是为了求得圣人之道与朝政之势的有机结合。 尽管在每位皇帝那里对科举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如太祖为“能以所学措诸 行事”而要求“惟务直述不尚文藻”。（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一《科 试考一》）成祖乃“欲以求博洽之士”而强调“贯通经史识达天人”。（同 上）宣宗则“欲得忠鲠之士为用”而“不尚虚文”。（余继登《典故纪闻》 卷十）但在要求士人明圣学以达实用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明代是一个文治 的社会，离开士人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而欲使士人有效地支撑朝政，其关 键在于培育士气。而士气的培育在历代君主看来最重要的莫过于崇圣学而尊 程朱。就科举所推行的实际效果看，在明前期的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是卓有成 效的，从士人品格讲，如况钟之类的循吏显系与其儒者身份直接相关；同时 此种科考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公平性，贫寒之士凭才德而有了入仕的机会，而 豪门贵族也难以独霸仕途。如典史出身的曹鼐不顾他人嘲笑而刻苦读书，也 中了宣德八年的进士，并因“对称旨，上亲擢为第一。”（《制义科琐记》 卷一）虽还难说是朝为田舍郎而暮登天子堂，但称其平步青云则是恰如其分 的。因而谷应泰曾比较荐举与科举说：“成周兼里选，两汉举孝廉，抑可通 行欤？曰：叔世也，而诈伪萌起。舍高棘重帘，封名易书，孰能为至公! 必 此而君不得私其臣，父不得私其子。”（《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二）作为 一种考试制度，目的明确与形式公平兼顾，应该说有其优越之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却对此种制度不断地提出批评，认为它正逐 渐地失去自身应具备的目的，同时也失去其公正的形式。一种制度在推行过 程中显然不能保证丝毫不出仳漏，但在此却并非指的一些人为的偶然因素， ④而是明明知其错误却难以避免的总体趋势。首先是对圣人与经典本意的背 离，从而导致士人品格的下降。嘉靖时的何良俊是较早对此种现象作出论述 的学者，他先从对比太祖与成祖二人对待经书的不同态度入手，来论述明代 科举的失败。他说；“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 既修五经四书大全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 人未远，学有专经，其传授岂无所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 词片语之所能尽。故不若但训诂其辞而由人体认，如佛家所谓悟入。盖体认 之功深，则其得之于心也固；得之于心固，则施之于心也必不苟。自程朱之 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 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 《四友斋丛说》卷三）无论从“体认”“悟如”的学术方法，还是从对程朱 “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的公然批评，都带有鲜明的阳明心学影响的痕迹。 但他对专尊程朱之学而难得真才的见解，却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将此 种现象概括为如下两句话：“始则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又尽扫宋人而归之 朱子。”（同上）非独此也，更进一步，连传注亦不必读，而只读“旧文” 亦即前人所作八股文字，所谓“更读旧文字千篇，则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矣。” 士子们既然仅读旧文字便可中进士获高官，而刻苦体认经书者却穷年白首， 饥冻老死，那么“人何不为其易且乐而独为其难且苦者哉？”但负面影响也 相当严重，因为“人人皆读旧文，皆不体认经传，则五经四书可尽废矣。” （同上）科举的本意是要通过考试而掌握程朱之学，再通过程朱之传注而把 握儒家经典之真意，但在何良俊眼中却适得其反，科举的实行正好废弃了儒 家的经典。与何氏同时的归有光亦有同样感受，故曰：“夫终日呻吟，不知 圣人之书为何物，明言而公叛之，徒以为攫取荣利之资。”（《震川先生集》 卷七，《山舍示学者》）可见此乃许多士人之共识。 其次是公平原则的丧失，以致考中者不必有德有才而抱憾终生者却往往 才德过人。翻检明代文人集子，会发现许多科举失意者对此种不公平遭遇的 深沉慨叹。以明中期的士人文征明为例，在其诗文集中先后撰写了《戴先生 传》、《顾春潜先生传》（《文征明集》卷二七）、《杜允胜墓志铭》（同 上卷三十）、《王履吉墓志铭》、《东川军民府通判王君墓志铭》（同上卷 三二）等科举失意的士人传铭。这些士人都曾经耗费一生的精力，从各个方 面探索科举成功的方式，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顾春潜的失败在于驳杂，所 谓“雅事博综，不专治经义，喜为古文辞，习绘事，众咸非笑之，谓非所宜 为。”他的失败命运显然是不可避免的。故“春潜自弘治己未至正德丁丑， 凡七上礼部不中。”但学问博大、议论高远的戴冠先生也未能免于被绌的结 局，“其学自经史、外，若诸子百家，山经地志，阴阳律历，与夫稗官小说， 莫不贯综。而搜弥刳剔，必求缘起而会之以理。为文必以古人为师，汪洋澄 湛，奋迅凌轹，而议论高远，务出人意。诗尤清丽，多寓讽刺。推其余为承 文，亦奇隽不为关键束缚。一时誉闻籍籍起诸生间。”可见他已得到周围同 类士人的普遍认可，而且“先生亦自谓科第可得也，而八试皆绌。”这显然 已不能令士子们心服了。更为令人费解的是杜允胜先生的遭遇，因为他并非 闭门自我摸索，而是得到过内行高人的指点，所谓“王文恪公归自内阁，遂 往游其门，因得作文之要。”王鏊本是明代出名的八股时文大家，曾于成化 十一年乙未科会试第一，殿试第三。杜先生于彼处讨教，所得理应算是“真 经”。就其实际学问看亦然，“其学粹而深，为文光洁而传于理。”但“自 正德丙子至嘉靖戊子，凡五试，试辄斥。”最后“竟不售以死。”科举士子 的命运如此变幻莫测，也难怪会使他们痛心疾首大发感叹了。文征明对此类 失意士人所以深表同情并为之立传，其中显然包含有自我感叹的情绪发泄， 故而在《戴先生传》后意犹未尽地议论道：“以余观于戴先生，一第之资， 岂所不足哉？迄老不售，以一校官困顿死，殆有司之失耶，抑自有命耶？谓 科目不足以得士者，固非也；而谓能尽天下之士，谁则信之？”痛苦的人生 现实迫使士人们不得不对科举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另一位时文大家归有光 亦曾深切地总结自我体会说：“世事殊不可测，劝君行固难，然亦不可不一 行也。七篇文字，顷刻能就；只是时有得失。若造化到，必不见短；不然， 终岁俯首占毕何为者？不须问江东神，鄙人便是也。”（《震川先生集》卷 七，《与沈敬甫》）从自身数十年的科场屡次失败的经历中，归氏得出的结 论是，科举文字毫无定准可言，唯一的标准便是中与不中，所谓“时之论文， 率以遇不遇加铢两焉。”（同上卷二，《会文序》）于是他叹息说：“国家 以科举之文取士，士以科举之文升于朝，其为人之贤不肖，及其才与不才， 皆不系于此。至于得失之数，虽科举之文，亦不系其工与拙。则司是者，岂 非命也夫。”（同上卷二二，《南云翁生圹志》）归有光对待科举的态度无 疑是认真的，他除了为自我的不幸遭遇愤激不平外，还为国家朝廷的人才培 养而忧心。但到了万历朝的汤显祖时，他已将一切都看透，也就一切都释然 了。他曾如此表述对时文的看法：“承以时艺下询，不佞以为时文惟时是因。 ……时义入彀，何必高谈。”（《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八，《答卞玄枢》） 没有了愤怒，没有了不平，也没有了忧虑，在平静的语气里显示了对科举取 士的绝望。明人沈际飞对此深有同感，因而在评“时文入彀，何必高谈”时 说：“文章原无定相，平奇浓淡，入彀即佳，敲门砖管甚方圆粗细也。”也 就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科举八股已与求圣人之道无关，也与才能高下无 关，当然也与入仕后的品格行为无关。于是，原本为检验治学求道的时文， 便逐渐演变成为求官入仕的技巧。如茅坤明知科举设立之本意，故一再提醒 一位胡姓举人说：“从经术中洞关窍，栉骨理，譬则孙吴之治兵，本之正， 以出入变化，百战百胜，无不如意，未有不以诎天下之敌者。”（《茅鹿门 先生文集》卷五，《与胡举人朴庵书》）“圣学以洗心为功，而举子业，亦 当以炼心为案。吾辈能炼其心如百炼之金之在冶，斯之谓自得而资深逢源也。” （同上卷六，《与胡举人论举业书》）其实上述这些言论显然不是茅坤的由 衷之言，说它完全是应付朋友的门面话或许有些过分，其中也许还包含着扭 转士风的苦心与自身对儒家理想境界的追求，但他没有全部讲出自己的心里 话也是实情，看一看下面他给自己的侄子茅桂的家书，就会明白此处的推论 决非虚言。 侄行年且五十，于举子业可谓苦心矣。举业而入苦心之路，其于名理， 虽或精研，而于风调，不免沉滞。尝闻先辈举业“三字符”曰：“典、浅、 显。”予独更之曰： “轻、清、精。”然“精”之一字，亦不易得；但能“轻、清，”而稍 加之以秀逸疏爽，则百试百中矣。尝谓头场七篇，最为吃紧，须如行云之出 岫，巧燕之穿市，荷叶之擎露，柳絮之飘风，万无过思深构，必致重滞艰涩。 于二三场后，并听侄之蹀躞驰骤，出经入史，千金之骏，绝尘而奔，亦无不 可者。……千万令放“轻、清，”而加之以秀逸疏爽；斯则侄之老马长途， 而姑从康庄以策辔而驰，亦所以慰我衰飒悬悬之望也。（同上卷九，《与侄 举人桂书》） 倘若说与胡举人的信重在谈“名理”，与其侄子的信则重在论“风调”， 此种差别同一般学者论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各有侧重不同，因为在二者之间 不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亦即他在此所谈之“轻、清、精”风调并非是为了 更好地突出所谓的“名理”，而是如何能够得到主考官的青睐，说的俗气点 便是研讨敲门砖的方圆粗细问题。当然，此种不同的谈话内容也许针对不同 对象及不同场合的因素，但同时更应看到，茅坤所言的“轻、清、精”风调 乃是真正的内行之论。如明人对苏轼的文章极为推崇，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 苏文的便爽畅达、疏宕犀利更有利于博得主考官的好感。所以王世贞曰：“ 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公之作最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 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文者。”（《弇州山人续稿》卷四二，《苏 长公外纪序》）陈绍英亦曰：“当今以制义取士，学术事功，无所不备，而 尤以疏宕犀利为夺目，故最便子瞻文。”（《苏长公文燧》卷首）李贽甚至 对自己所选苏轼文集有如此的自信：“令学生子置在案头，初场二场三场毕 具矣。”（《焚书》卷二，《复焦若侯》）稍加对比即可看出，茅坤所突出 的风调与众人的推崇苏轼文章风调是颇相一致的。由此可以得知，明代文人 经常聚会以讲论揣摩时文，其中所揣摩的大都不是名理，而是当时流行的所 谓“风调”。当然，科举既然已失去公平，欲中举者所揣摩的便不会只限于 “风调”，而会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选择最有利的手段，如婺源人倪进贤 “素不读书，以房术进万安。安大喜。适成化戊戌科，安嘱考官刘吉、彭华 取之。遂登进士，选庶吉士。”（《制义科琐记》卷二）这就更是等而下之 了。但从实质上讲，它与揣摩“风调”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同样都是将检验 圣学的方式手段异化为人生的目的，从而使科举制度变成仅具形式而无内容 的空壳。 至于说科举制度何以会逐渐背离圣学本意与失去公平原则，明人亦曾作 过一些自我反思，他们往往将其归结为利禄的侵蚀，其中以顾炎武的话为最 明快，而以黄省曾的话为最具体。顾炎武曰：“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 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 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日知录》卷十三，《名教》）所 有的祸患皆起源于利欲之求。正德时的黄省曾较之顾氏的笼统之言就更为具 体了，他认为士人之父师妻子对科举仕宦的目的便是：“何不仕而华其宫也？” “何不仕而膏粱乎其口也？”“何不仕而积夫千金以侈老而利夫子孙为也？” 正由于此，“五尺童子方辨仓颉，而即皆以此为之心。所以分官以往，各以 其官而渔猎于亿兆。环九州布四海去来乎守令，万千乎南面，各求饱其谿壑 之欲而已。轻之者为贸易，加之者屠沽，极之者乃盗贼而已矣。”随后他又 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夫今城衢之内有门将堂观煌煌而穷极土木之丽者，必 进士之家也；郊遂之间青畴万井柳碕百里而肆其畎亩之辟者，必进士之家也； 役奴下走文衣麂履泛鹚浮马贱妾愚妇翠髻瑗冠一珠千金拱如后妃出则象舆者， 必进士之家也。”（《仕意篇》，见黄宗羲《明文海》卷九二）其实，顾炎 武、黄省曾都是把圣学与利禄对立起来加以论述，仿佛士人生来便只能追求 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而不能有丝毫的利欲之需。这显然仍是宋儒的利欲 观而并不符合先儒的本意。《中庸》曾曰：“舜其大孝也与! 德为圣人，尊 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 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四书集注》25页）此乃言舜因大孝之德而贵为 天子，故由此顺推便得出大德必有位、禄、名、寿的结论。可见先儒也并不 排斥利禄的获取。但这充其量亦仅为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才德与禄为 并不能完全对等，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孔子，其才德被后人广为称扬，他却 未能获致应有的禄位，不得不被后人遗憾地封为“素王”。在明代，才德与 禄位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巨，有才德者不必有禄位，有禄位者不必具才德。 于是，求取禄位的必然途径——科举制义便不能不被称之为俗学了。这才应 该是问题的实质，而并非是顾、黄二人所痛心疾首的追逐利禄。这种简单的 否定利禄的做法并不限于此二人，自唐宋时期科举产生以来，便不断有人提 出此一问题，认为它导致士人追求利禄而败坏其心性，从而有违圣人之学。 宋儒朱熹指出，士人为了求取利禄，便不再有追求圣学真意的兴趣，从而造 成如下之局面：“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 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 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盖 诸经皆然，而《春秋》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谬，乃反以置之高等，习以 成风，转相祖述，慢侮圣言，日以益甚。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 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不可坐视而不正也。”（《朱子文集》卷十三， 《学校贡举私议》）拿朱子的话与何良俊所言明代科举弊端相比，简直如出 一辙。既然有人对此种目的与手段相颠倒的现象不断提出批评，那么何以会 不能加以避免，反倒有愈演愈烈之势呢？这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 就本质讲，科举入仕乃是对社会知识精英的选择，而被选入者也必将是这个 社会中利益的真正获得者，被儒者经常痛斥的所谓“利禄”，尽管听起来颇 为俗气，但却是士子入仕的真正目的,举凡光宗耀祖，改换门庭，人生受用， 家族繁衍，无不与此相联。而且这不仅是其本人的追求，更是其家族的共同 愿望。当然，一位真正的儒者决不应满足于此，还应该将出仕视为治国平天 下的成物过程。但从朝廷设立官位尊卑与俸禄差别来看，其鼓励士人的根本 手段仍是利禄。在儒家官员中，求名利与济天下兼得者已是不易，而沦落为 只求名利者却比比皆是。在此种为利禄而仕宦的社会结构中，无论采用何种 选拔方式，最终都会将高远的理想目标沦落为谋利的手段。汉代以察举为选 拔官员方式，但经师告诉弟子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 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 将“取青紫”与“耕”并列，可见其视利禄为当然。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而 代之以科举，其目的便是“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 靡不毕集，”“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北史》 卷八一，《儒林上》）至宋代亦然，杨时曾曰：“今之治经者，为无用之文， 侥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杨龟山先生集》卷二，《语录·荆州所闻》） 由此看来，明代之八股制义既然作为一种文官选拔方式，选拔者与被选拔者 均以利禄作为目的，那么它就没有理由不把圣学变为谋利的手段。如果仔细 观察将不难发现，一旦失去利禄此一目的或者有更大的利益领域可供追求， 就会减少士人的入仕兴趣。前者如明初的洪武时期。当时过低的俸禄与严酷 的政治环境，使许多士人视官场为危途，乃至使朱元璋专门制定出一条法律， 凡是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可以戮其身而籍其家。为此清代史学家赵翼在 其《廿二史札记》中，特意列出“明初文人多不仕”加以强调，认为“盖是 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并引用明初文人叶 伯臣之语曰：“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磋跌，苟免诛戮，必在屯田筑城 之科，不少顾惜。”（卷三二）在此可以袁凯为例透视一下士人之惧仕心态。 袁凯，字景文，号海叟，华亭人。他以《白燕诗》而在元明之际的文人中享 有盛誉，人称“袁白燕”。以他的名气，理所当然地会被太祖征召入仕。但 他并不以此为荣，反而心怀忧惧，视若水火。“命严孰敢后，中夜去田里。 邻友赠予道，切切语未已。妻孥独无言，挥泪但相视。于时十月交，悲风日 夜起。轻舟溯极浦，瑟瑟响枯苇。警凫乱沙曲，孤兽嗥荒市。回首望旧庐， 烟雾空迤逦。抚膺独长叹，胡为乃至此。”悲风枯苇、警凫孤兽，一派凄清 荒凉的景色，配以邻友的依依不舍，家人的挥泪无言，作者的一步三回首， 构成其灰暗感伤的诗境，使人很难将其与赴朝做官的事件连在一起，但这确 系作者入朝辞家时所作的诗篇。究其伤感原因，则正如诗中所言：“趋事深 为难，速戾将在是。皇恩尚嘉惠，还归卧江水。”（《海叟集》卷二，《新 除监察御史辞贯泾别业》）而在京中为官时，他似乎也未感到有丝毫的快意， 地位权力仍难以冲淡他那凄凉的心境与浓郁的乡思：“檐影望参差，霜气纷 荡漾。耳目幸无役，心意多遐想。园庐日应蔽，萝茑春还长。况兹纲纪地， 王事方鞅掌。安得春江棹，东原归偃仰。”（同上，《察院夜坐》）他日夜 想的竟然还是回家。而一旦其归乡愿望得以实现，则心中顿时充满喜悦之情： “欣然入场圃，儿女各来亲。当轩释负担，拂去衣上尘。老夫行役久，归来 志复伸。陶潜爱清风，张生思故莼。援笔为此诗，示我邻里人。”（同上， 《京师归别业》）与出家门时的心情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明初本是个百 废待兴的时代，急需大量士人辅佐王政，否则朱元璋求士之心不会那么急切。 然而，在入仕非但无益甚且有害的政治高压下，什么自我抱负的实现，什么 天下苍生的安危，什么服务王室的责任，被许多士人统统置于脑后，只有自 我生命的保存才是最为实惠的选择。明代对士人入仕构成一定影响的另一时 期是商业经济发达的晚明。一方面是有限的官僚队伍难以容纳所有的士子， 另一方面是丰厚的商业利润的刺激，使相当一部分士人不再选择仕途，而是 涌入商人的行列。《吴风录》曾言“至今吴中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所说 尚较为笼统，因为象徐阶之类的官员虽以“货殖为急”，却只是令家人为之， 其自身并未失去士人身份。而晚明文人汪道昆所言便更为明确具体：“古者 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嬴者才不 足于儒，则反而归贾。”（《太涵集》卷五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 铭》）汪氏之言是否有充足的根据，今已难以判定。但他说是“吾郡”如此， 则所指乃安徽歙县之情状。该地为明代商业最发达地区之一，凌蒙初在《叠 居奇程客得助》中曾如此概括道：“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 科第反在次着。”（《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此虽为小说家言，却亦可从 一个侧面支持汪道昆的看法。⑤从上述所论即可见出，无论儒家曾经为士人 设计出多么高远的人生理想，但只要他们步入仕途，就无法避免利禄的追求， 因为利益驱动乃是这个社会颠扑不破的真理。或许在某些个别人身上与某些 特殊的历史时期会表现出某些例外，如不计个人名利的献身精神与拒斥个人 欲望的天理追求等，但最终支撑这个社会运转的仍是名利二字。一个成功的 统治者不在于取消人们对于名利的追求，而是如何利用名利鼓舞其服务于朝 廷的热情，同时又用伦理与法律限制其对名利的过分追求。作为拥有过于理 想化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儒的人生理念的那些士人，往往无视名利对这个社 会不可缺少的价值，而一味沉迷于理想的境界，以致对士人的生存空间作出 了过于狭隘的限制。这种限制显然无法永久维持下去，名利的追求便日益强 烈，可许多思想家除了对其大加痛斥之外，并未能为名利的追求设计出应有 的法则与措施，于是便感到天下大乱、人心不古了。科举制义正是这样一种 制度，从本质上讲，它是士人追求名利的途径，但却为它设计了过于高远的 目标，最后便不能不走向目的与手段互为颠倒的结果。 作为有明一代心学的开创人物王阳明，无疑清楚地察觉到了此种历史趋 势，故而才会说：“惟世之号称贤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而相讲究，然至考 其立身行己之实，与其平日家庭之间所以训督期望其子孙者，则又未尝不汲 汲焉惟功利之为务，而所谓圣贤之学者，则徒以资其谈论，粉饰文具于外， 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王阳明全集》卷八，《书黄是重新确立圣学的 地位，再塑士人的儒家理想人格。但是从上述所言的复杂情形而观，王梦星 卷》）因而阳明心学的建立，可以视为是对此种历史现象的回应与反拨，其 目的之一便阳明为自己背上了过重的历史负担，在整个社会格局与基本特性 没有改变的状况下，要想挽狂澜于既倒显然是过于天真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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