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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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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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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前期的历史境遇与士人人格心态的流变 第二节、理学、八股与明代前期士风 一、八股科举制度的选择与理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八股制度与程朱理学的关系是一种形式与内容或者说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八股制度是如何选择人才的方式与手段，而程朱理学则是所选人才应具备的 素质与标准。而二者的共同目的是为明代官场与社会提供朝廷所认可的理想 人才。因此明初朝廷对八股制度的选择便不是一种盲目的行为，而是为达到 确立理学地位与选拔合适人才的目的而认真谋划、反复试验的结果。明代是 代元而起的王朝，其立朝宗旨便是恢复汉家的礼义传统，用朱元璋的话说就 是：“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 有信。”（《御制大诰》）以重新收拾“胡人纲常大坏”之残局。而欲达如 此之政治理想，必先培养出具此礼义品格之士人，则从立国宗旨上说，便是 要建立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治社会。在如此文化背景下来探究八股制 度与程朱理学的明初境遇，才能有一个合适而清晰的诠释视野。 作为教育史的专业研究人员，一般是这样概括八股制度的生发过程的： “八股之法，源于宋，定于明之洪武，而完备和盛行于明宪宗成化以后，泛 滥于清代。”（周德昌《中国教育史研究·明清分卷》第161 页）此种概括 的长处是简洁明快而易于突出主要脉络，需要补充的是产生的原因与不可忽 视的某些细节。八股何以会源于宋，其最初动机是什么，其实早在明代便有 人作出过回答，比如嘉靖时的茅坤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仆尝谓举业一 脉，盖由王荆公厌唐、宋来以辞赋取士，故特倡此经义以揽天下材茂之士。 妄谓举子业，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谓之古文，亦可也。世之为古文者， 必当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为举子业者，亦当由濂洛关闽以溯六籍，而务 得乎圣贤之精，而不涉世见，不落言诠。”（《茅坤集》第321 页，《复王 进士书》）他从王安石废诗赋取策论以重六籍之经义的初衷，推导出举子业 “亦当由濂洛关闽以溯六籍而务得乎圣贤之精，”应该说是比较准确地把握 了当初立八股的本意的。此外，明代八股制度的设立并非直承宋人，而是承 自于元代，这就又牵涉到元人立科举的动机问题。元代本是由蒙古贵族建立 的王朝，开始时并未认识到以科举选拔人才的重要，故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废除了科举。但后来随着统治的稳定与汉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感觉到无论 从争取汉族士人人心还是选拔实际政治操作人才，都必须通过科举来实现， 所以决定重开科举。而且其科举取士的思路竟与宋人王安石出奇地一致，如 元仁宗皇庆二年中书省上奏的意见是：“学秀才的经学词赋是两等，经学的 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勾当，词赋的是吟诗课赋作文字的勾当。自隋唐 以来，取人专尚词赋，人都习学的浮滑了。罢去词赋的言语，前贤也多曾说 来。为这上头，翰林院、集贤院、礼部先拟德行明经为本，不用词赋来。俺 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议等都不用，止存留诏诰章表，专立德行明经科。 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解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这 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才去也。”（《通制条格》卷五，《科举》）尽管 所用汉语颇有元杂剧台词味道而缺乏庄重色彩，但所表达的意思还是清楚的， 尤其是决定以程朱注解为主作为四书五经的标准解释，更是开了明人八股的 先河。对此朱元璋也是认可的，他在洪武三年的诏书中说；“汉、唐及宋， 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 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才抱道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 而不出。风俗之坏，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 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明史》卷七十，《选举》二）在此朱元璋并 不是认为所行科举制度本身不好，而是权豪势要往往破坏此一制度，通过不 正当途径窃取仕禄，而如今自己要做的便是严格遵守此一制度，做到“非科 举者勿得与官。”（同上）通过上述对明代八股制度在传统取舍上的叙述， 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价值取向与基本特性，那就是由经义学习到德行修养的选 士标准的确立。 但是必须同时看到，八股制度的形成与理学标准的确立并非一次完成而 是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严格地说来，八股制度的核心亦即程朱理学的价 值标准是在永乐时期由朱棣和他的臣子门确立的，而整个洪武、建文时期则 是其探索期。以洪武为例，其试验性质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各种选官 方式的综合运用而非限于科举一途。此时所用的选拔方式主要有荐举、学校 与科目三种。多种方式并用的原因当然非一言所能尽之，有时是施行科举的 条件尚不具备，不得不用其他方式。如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即敕令中书省： “今土宇日广，文武兼用。卓荦奇伟之才，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 士武，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 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是以名闻。或不能文章而见识可取，许诣阙面陈其 事。”（《明史》卷七一，《选举志》三）这显然是在战事紧张而统治区域 又迅速扩展、急需人才的特殊情形下所采取应急措施。与此有关的原因是由 于元末战乱所造成的明初官员及各种管理人才的奇缺，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 施迅速予以补充。《明史·选举志一》曰：“初，以北方丧乱之馀，人鲜知 学，遣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后乃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 文者为教谕等官。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 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尚未筛选出何者为最佳的 人才选拔方式。这从洪武朝选拔方式的多次反复即可看出。初年多以荐举选 官，但时隔不久即发现所荐人才驳杂不齐，于是在洪武三年乃决定实行科举 选拔。然经过一段实验后又发现，“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 寡，”于是“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而罢科举不用。”（《明史》卷七十， 《选举志》二）但荐举的方式毕竟随意性太大而缺乏可操作性，故而至十五 年而复设科举。至十七年才将科举方法确定下来，而且直至明末基本未有大 的改变。本次除了在文章格式与经书传注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外，同时 还制定了观政制度：“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承敕监等衙门者，曰 庶吉士。进士之为庶吉士，亦自此始也。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者仍称进士，观政进士之名亦自此始也。”（同上）稍加比较即可看出， 此次所采取的措施即可保持人才培养与选拔的有序性，又避免了新进后生缺 乏从政经验的不足，为以后的科举取士提供了基本的模式。 （二）取士的价值标准尚未归于一元。如洪武三年选士标准为“经明行 修，博通古今。”（同上）而六年时又重新强调说：“德行为本，而文艺次 之。”并将其具体分为八类：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 秀才，人才，耆民等。（同上卷七十一，《选举志》三）尽管分类标准显得 混乱不统一，但包括德与才二项是显而易见的。加之对“能措诸事”的要求， 可见亦颇重视实际的能力。不过最足以说明问题的是有关科举考试内容的规 定：“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 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 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 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 《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 止用陈澔《集说》。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 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同上，卷七十，《选举》二）在此可以很清楚地看 出，洪武时对经义注疏之归定尚较为宽泛，只是到永乐时方一归程朱，故陈 鼎所言自太祖继位后，“一宗朱子之学，令学生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 洛关闽之学不讲，”（《东林列传》卷二）就颇有些不着边际了。洪武时取 士标准之不能归于单一，是由于此时活跃于官场社会的仍为由元入明的一代 士人，他们在元代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里，其思想意识的构成一般均比较复 杂，如宋濂之浸染于佛学，刘基之杂有黄老谋略之习，高启之难除狂放不羁 之情等等，他们有的也想尽量改掉原有的习性，却非短时所能奏效，如高启 入明后曾明确表示：“近年稍谙时事，旁人休笑头缩。赌棋几局输赢注，正 似世情翻覆。思算熟。向前去不如，退后无羞辱。三般检束：莫恃傲才，莫 夸高论，莫趁闲追逐。”（《高青丘集》973页， 《摸鱼儿·自适》）但他 后来还是被太祖以交涉官员不守规矩而被腰斩于南京。其实即使主张以德行 为首的明太祖本人也未做到思想纯一，直到洪武二十一年，解缙犹如此指出：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臣 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 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当然，解 缙之言是少年气盛而不谙世事的幼稚之举。皇帝总是高高在上不受限制的， 观览一些非儒家典籍亦属正常。但如果由个人的爱好而影响到士子教育，便 会涉及到士风问题，洪武时国子监太学生“所习自《四书》本经外，兼及刘 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同上，卷六九，《选举》 一）其中所习《说苑》，与太祖所好当有直接关联。因而在洪武一朝未能做 到思想观念的纯一是显见的事实。 但是，在朱元璋统治的三十馀年中，经过朝廷的不懈努力，整个士人群 体的思想意识也逐渐地由驳杂向着纯一趋近，其间种种的演变迹象亦颇可考 见。从朝廷方面对士人的要求而言，其标准愈益严格。如洪武三年首次举行 科考时，对五经之释义规定为：“《易》程朱氏注，古注疏；《书》蔡氏传， 古注疏；《诗》朱氏传，古注疏；《春秋》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 传；《礼记》，古注疏。”（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一，《初设科举条格 记》）拿十七年第二次科考规定与此相比，已将《易》与《诗》之古注疏剔 除而仅用程朱释义。改动虽不很大，但从中却透露出对儒家经典的两种不同 态度：首次体现出不忽视经典本意的求实精神，第二次则更重视程朱对经典 的解释发挥。可知程朱之学此时已有定于一尊的趋势。从士人的人格意识构 成而言，在洪武时成长起来的一代亦较其前辈更为纯粹。依宋濂与方孝孺为 例，孝孺之学虽得之宋濂，却又与其颇不相同。宋氏虽为明初大儒，其学亦 不离程朱渊源，但却颇染于佛旨。孝孺则被誉为一代纯儒，他非但专以明道 为己任，且甚严佛儒之辩。正如黄宗羲所述：“景濂氏出入于二氏，先生以 叛道者莫过于二氏，而释氏尤甚，不惮放言驱斥，一时僧徒俱恨之。”（ 《明儒学案》卷四三）宋濂曾总结其为学经过曰：“余自十七八时辄以古文 辞为事，自以为有得也。至三十时，顿觉用心之殊，微悔之。及逾四十，辄 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虽深自惩戒，时复一践之。五十以后，非惟悔之， 辄大愧之；非惟愧之，辄大恨之。自以为七尺之躯，参于三才，而与周公、 仲尼同一恒性，乃溺于文辞，流荡忘返，不知老之将至，其可乎哉! 自此焚 毁笔研而游心于沂泗之滨矣。”（《文宪集》卷九，《赠梁建中序》）根据 他文中那痛心疾首的态度，应该相信这是他发自内心的真诚忏悔。但他非但 抹不去其早年舞文弄墨的“劣迹”，而且飞逝的岁月也留给他改造自我的时 间太短，以致不可能再创造出一位新的宋濂来。方孝孺就不同了，宋濂的人 生终点就是他人生的起点，他一开始的人生理想就是“末视文艺，恒以明王 道、致太平为己任。”（《明史》一四一，《方孝孺传》）很显然，方孝孺 已经以有别于其师辈的新生代而自居了。 如何来评价这一新生代，学术界并不是有很清晰的认识，有人说他“道 学气甚重”。（《明代文学批评史》43页）大致讲也不为错，但他们与永乐 后之道学却又颇不相同。他们虽较其前辈理学味道更浓一些，但却并不畏首 畏尾，而是意气风发，信念坚定。比如解缙甫中进士即上万言书对太祖之政 治措施进行全面批评，并自称“率易狂愚，无所避忌。”（同上，卷一四七， 《解缙传》）许多人不明白，方孝孺何以会一方面以讲明道学、振作纲常为 己任，一方面又会对庄周、李白、苏轼充满向往仰慕之情。其实，他对这些 前贤离经叛道的思想内涵并没有太大兴趣，而是由衷钦佩其意气风发、奔放 激越的精神。如其论三家之文曰：“庄周之著书，李白之歌诗，放荡纵恣， 惟其所欲，而无不如意。彼其选而为之哉？其心默会乎神，故无所用其智巧， 而举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庄周。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者所及 也。……庄周殁殆两千年，得其意以为文者，宋之苏子而已。苏子之于文， 犹李白之于诗也，皆至于神者也。”（《逊志斋集》卷十二，《苏太史文集 序》）他之称赞三家之文，盖在其无不如意之纵横自如；其所以能自如，则 在其能默会于神；而其能默会于神，又在其意气之充沛。值得注意的是，朱 元璋对由元如明的士人非常严厉，以致不少人虽极力敛其锋芒，仍不免遭致 摧折。而对这群年轻气盛的新一代士人，却又颇能容忍乃至优待。或许他认 为这些士人成长于洪武年间，尽管心高气锐，可对本朝的忠诚是不成问题的。 他曾多次原谅方孝孺，目的是“此壮士，当老其才。”（《明史》卷一四七， 《方孝孺传》）否则也许早就大用之了。对于性情狂傲的解缙，他虽不满其 “自恣”，也只是对其父曰：“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 来，大用未晚也。”（同上，卷一四七，《解缙传》）尤其是洪武十八年中 进士的练子宁，他在殿试对侧时，竟放着胆子说：“天之生材有限，陛下忍 以区区小故，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前人没能记录下当时周围人的反应， 恐怕都要替这位食了豹子胆的新科进士捏着几把汗，却不料皇上反倒“大悦”， 亲自将其“擢一甲二名。”（《制义科琐记》卷一）难怪这些臣子到了建文 年间与惠帝的关系那般和谐而政治热情又那般高昂。从士人的角度来说，也 许这短短的四年才是他们他们最理想的时代。 然而，这昙花一现的局面随着燕王朱棣靖难大军的攻入南京而旋告结束。 朱棣给建文政权所按罪名是变更祖宗成法，故而其掌权后便极力做出一返太 祖成宪的姿态。他继承了太祖软硬兼施的措施且更为严密残酷。《明史·刑 法二》曰：“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诛族、掘冢，妻女 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抗违者既尽杀戮， 惧人窃议之，疾诽谤特甚。”于是京城内外遂形成普遍的告诘之风，陈瑛、 吕震、纪纲等残苛小人也乘势纷纷深文周纳、株连多杀而邀宠。成祖又特设 特务组织东厂以侦测士民隐情，一时弄得人人自危。刘子钦之事例最足显示 当时士人之一般状况。某次成祖派人至文渊阁去窥测庶吉士之讲习情况，适 逢刘子钦因吃饭时饮酒稍多，此刻正“袒腹席地酣设置。”成祖闻报后大怒， 立即召其前来训斥说：“吾书堂为其卧榻耶？”遂即罢其官职，发配至工部 为吏员。刘子钦当时也不加分辨，谢恩后即起身外出买来吏员衣巾，至工部 列身于吏员行列中，弄得工部尚书一时不知所措。此时皇上又派太监前往查 看，得知刘氏这般行为打扮，只好笑着说：“刘子钦好没廉耻。”而后命人 还其官服，仍回内阁读书。（祝允明《野记二》，见邓士龙《国朝典故》卷 三二）如此大起大落的变化竟发生在一日之内，似乎迹近荒唐，但从中却令 后人得知成祖控制士人之严密，以及士人在变幻莫测环境中所领受的人格屈 辱与心理压力。成祖对臣子们的心情忧郁也多有感受，但他并没有表示同情， 而是深感厌恶，并加重了其猜忌心理。永乐六年六月，礼部尚书郑赐忽然亡 故，成祖召翰林诸臣问道：“未尝闻赐病，岂其自尽乎？”众人一时不知如 何回答是好，杨士奇连忙解释说：“臣观赐有病数日，但惶惧不敢退即便安 求医药。昨日晚臣与赐同立右顺门外，赐体力不支仆地，旁人怪其鼻口之气 有嘘无吸，臣遽令其属官扶出午门外。”（杨士奇《三朝圣谕录上》，《国 朝典故》卷四五）无论是因恐惧而自尽，还是因恐惧而有病不敢治疗，其实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均为心理压力过重的结果。 对士人的心理摧残与政治高压只是朱棣的控制手段之一，与此同时他还 在学校教育与科考内容等方面从正面加以引导，力争使思想意识归于一统。 于是在永乐初期他责令大臣们编纂了《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及《性理 大全》等三部士子必读之书，将科举考试内容规定的更为狭窄，以使士子之 思想更为单纯划一。其狭窄单纯的明显标志是，三部大全的宗旨以及对经书 的解释均以程朱理学为准则，学校以此施教，士子以此应试，臣民以此修身， 而不许有任何异议。正如主编者胡广、杨荣、金幼孜等人在进书表中所言， 其编纂目的为：“以是而兴教化，以是而正人心。……非惟备览于经筵，实 欲颁布于天下。俾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 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义，咸趋圣域之归。顿回太古之淳风，一洗相沿之 陋习。焕然极备，猗欤盛哉！”（胡广《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见《皇 明文衡》卷五）其实，永乐十六年三部大全的成书与颁布只不过是永乐君臣 努力为程朱理学确立官方统治地位的结果。而早在永乐二年处理朱季友的事 件上，便已显示出他们的此种强烈愿望。杨士奇《三朝圣谕录上》记此事曰： 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友献所著书，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 其丑诋。上览之，甚怒，曰；“此儒之贼也。”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 士解缙、侍读胡广、侍讲杨士奇侍侧，上以其书示之。观毕，缙对曰：“惑 世诬民莫甚于此。”至刚曰：“不罪之，无以示儆。宜杖之，摈之遐裔。” 士奇曰：“当毁其所著书，庶几不误后人。”广曰：“闻其人已七十，毁书 示儆足矣。”上曰：“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 敕行人押季友遣饶州，会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论其罪，笞以示 罚。其搜检其家，所著书会众焚之。又谕诸臣曰：“除恶不可不尽，悉毁所 著书最是。”（《国朝典故》卷四五） 这是记载朱季友事件较完整的一条，此外尚可补充的是：“杖之一百， 就其家搜检所著文字悉焚之，仍不许称儒教学。”（余继登《典故纪闻》卷 六）亦即被打了一百棍子，然后被端去饭碗并被开除出士人行列。除了上述 二书外，记载该事的史籍还有许多，就手边方便，即有：《献征录》卷十二 《杨文贞公传》、《明通鉴》卷十四永乐二年七月壬戌、《万历野获编》卷 二五《献书被斥》、《国榷》卷十三成祖永乐二年七月壬戌、《明史》卷六 《成祖本记》、《明成祖实录》卷三二永乐二年七月壬戌等七种之多。明代 史籍甚繁，未及笔者经目者当有不少，然仅此已足以说明明人对此事的重视。 其实，朱季友既然敢于将所著书直接献给朝廷，无论是出于邀功希宠还是维 护儒家道统，朱棣都大可一笑置之，实在没有必要如此兴师动众地去折腾这 位七十余岁的老人。朱棣及其大臣们之所以如此重视此事并大张旗鼓地予以 惩戒，无非说明了他们对程朱理学的重视与渴求统一士人思想的决心。应该 说他们的努力借助官方的巨大优势而基本取得了成功，尽管其间出现过姚广 孝著《道馀录》以驳程朱的小插曲，但并未影响程朱理学统治地位在永乐后 期的确立。③而后来有如此众多的史籍对朱季友事件加以记载，则显示了此 事的影响之大。明末的谈迁在记述完该事后感叹说：“先朝守宋儒遗书如矩 矱，毋敢逾尺寸，故惩朱季友，而经学至深邃也。句沿字踵，等于苴蜡，于 是曲士凿其隅见，稍有所缘饰，而矫异之窦，纷互四出，如近日李贽狱死， 纸更为贵，俗尚之觭久矣。彼季友一斥不再振，则当时功令可想见也。”（ 《国榷》卷十三，成祖永乐二年）谈氏身处晚明异端思想纷起的时代，深羡 先朝能使“季友一斥不再振”的“功令”，足可见出该事件巨大的历史效应。 谈迁认识到“曲士凿其隅见”是对“句沿字踵，等于苴蜡”的回应，但他却 忽视了“句沿字踵，等于苴蜡”又是斥季友、尊程朱的直接结果。由此回顾 明前期朝廷对政治的设计与意识形态的建构，实在值得令人回味。依其设想， 政治的稳定在于选拔出合格的士人群体，而士人的获得在于具有合理的选拔 方式，而合理的选拔方式又必须与恰当的取士标准密切结合，于是他们选择 八股科举与程朱理学，并且最终得到了实现。然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政 治局面似乎并不能由此而长治久安，倒是引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可见历史 远比人们想象中复杂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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