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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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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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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前期的历史境遇与士人人格心态的流变 第一节：道与势之纠缠：明代士人境遇的尴尬 四、于谦之死——士人的尴尬与绝望 从台阁体到于谦之死，其间跨度虽嫌稍大，但二者之间却并非毫无关联。 于谦初入仕途乃是由杨士奇所荐，此为其直接关联。更重要的是，于谦之死 乃是仁、宣以来各种历史因素运演的必然结果。简而言之，于谦之死源于“ 夺门”，“夺门”源于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源于王振专权，王振专权源 于仁、宣士风的疲软。其实王振当时的势力尚未达到后来刘瑾、魏忠贤的程 度，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是“势若孤雏，根非磐据，”（《明史纪事本末》卷 二九）最后却弄得生灵涂炭，几于亡国。这除了皇帝的昏庸柔弱外，与士风 的疲软也有直接联系。诚如上述，三杨等阁臣与皇上的关系中师生情感占有 相当的比重，随着仁、宣二帝的逝去，此种情感已不复存在。正统初年的短 时太平无事，实在是因为皇权尚握于太皇太后手中，而随着她的去世，太平 的局面也就悄然隐去。就与皇上的情感而言，也许更有利于太监而不是阁臣， 因为宦官多顺从帝王的情趣爱好而得其欢心，阁臣则多以君道限制其欲望而 招致厌恶，②尤其守成之君更是如此。从王振引导刚登基的英宗在将台观看 比武，到唆使其御驾亲征，再到土木堡之变的英宗被也先俘获，该是一个顺 理成章的过程。士人在失去了与皇帝的情感纽带之后，显然也失去了驾驭朝 政的能力。清慎的心态只能使大多数士人在宦官专权下走向无可奈何的自保， 更进一步，在自保亦难的情势下，许多人便不免弃道从势，捞取实惠。于是 王佑这类士人出现了，他为了讨王振的欢心，竟使其面对“王侍郎何无须” 的戏弄作出如此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同上）无论是清慎的自 洁还是无耻的自污，都不能阻止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于是明王朝政治的恶 化也就势所难免了。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于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他从入仕为 官至夺门之变时被冤而死，共经历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 他死后被谥忠愍，又谥忠肃，现代学者则大多称其为抗敌保国的民族英雄。 于谦的确有忠诚无私的高洁人格与济世为民的远大抱负，这不仅有他那再造 社稷的盖世功勋为证，而且凡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略有了解者，可能都读过他 那“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石灰吟》，以及“但愿苍生俱 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咏煤炭》。然而这只是于谦人格心态的一半。 在王振专权的正统年间，他的确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不少实事，也保持 了清白的自我节操，留下了两袖清风的佳话。但面对混乱的政局，他也只能 表示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态：“鬓花斑白带围宽，窃禄无功久旷官。岸帻耻为 寒士语，调羹不用腐儒酸。逢人只说还家好，垂老方知济世难。恋恋西湖旧 风月，六桥三塔梦中看。”（《忠肃集》卷十一，《自叹》）在于谦数量并 不很多的诗歌中，有相当的篇幅是吟咏苦闷与退隐的内容，应该说显示的是 那一时代许多士人的共同心态。尽管于谦后来的赫赫世功曾一度掩盖了此种 心态，但如果仔细辨析，它不仅在其人格中存在过，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还 将继续存在，并对其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 倘若孤立地看于谦之死，乃是由于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小人的报复 与陷害。但如果深入研究，其原因不仅非常复杂，而且其结果实难避免。土 木堡之变后的京城保卫战无疑成就了于谦的盖世英名，显示了他的耿耿忠心 与处危不惊、指挥若定的气度才能，但同时也种下了他尸横法场的死因。因 为他再一次陷入了在明代最为麻烦也最为危险的皇室权力之争中。于谦的悲 剧在于，他深知陷入这口陷阱的尴尬与凶险，却又义无反顾地投了进去。当 也先拥英宗为奇货而要挟明朝廷时，此刻以于谦为核心的明政府断然采取措 施，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以郕王为辅代总国政，决不接受任何以英 宗为要挟的议和条件，于谦甚至表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明史纪事本 末》卷三三）的决绝态度。继之又决定以郕王即皇帝位，改元景泰，遥尊英 宗为太上皇，彻底断绝了也先的要挟念头。当也先感到英宗已失去奇货作用 而欲送其归国时，代宗又恐其归后自己会失去帝位而一再拒绝，此刻又是于 谦从容地说：“大位已定，孰敢他议!”代宗这才放心地说：“从汝，从汝。” （同上）最终解决了英宗的归国难题。再此过程中，于谦的处置可以说对国 家、英宗、代宗均无不利，尤其对英宗的归国来说更有促成的作用，对此孟 森先生曾分析道：“景帝之于上皇，始终无迎驾之说致也先，其不欲上皇之 归，自是本意。但其阻上皇之归，乃纵令诸将奋勇御敌，而不与敌和，使敌 失贡市之利，则愈阻驾返而敌之送驾愈急矣。”（《明清史讲义》上，第139 页）但可惜的是英宗不仅不会领于谦这份儿人情，恰恰种下了杀于谦的最初 动机。这从勋戚郭登的同类事件中便可得到证明，当时也先曾拥英宗至大同 城下索要金银财物，谎称得钱物即可送回皇上，守城都督郭登断然闭门不纳。 此时，英宗“遣人谓登曰：‘朕与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 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衔之。”（《明史》卷一七三，《郭登传》）那 么对于始终主战而不主和议，且声称“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于谦，英宗心中 又焉能不“衔之？”更何况在英宗归来之际，众人都不敢发表如何安置二位 皇上的意见，唯有他于谦断言“大位已定，”英宗又焉能不“衔之？”再此， 于歉的二难在于，他要解决国家危机就不能不介入皇位更替的敏感问题，而 介入此一难题他便不能不冒身家性命的风险。于谦的可贵处也许就在于，他 主动选择了国家危亡的大局而置自我性命于不顾。否则他不必感慨万分地说： “此一腔血竟洒何地!”（《明史》卷一七0，《于谦传》） 如果说他在京城保卫战中的选择具有强烈的悲壮色彩的话，那么在景泰 年间的一系列作为则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明人于慎行曾对于谦的 不幸发过一通感叹：“嗟夫，于少保之功岂不大哉!然君父蒙尘，普天怛痛， 而少保以社稷为重，拥立新主，无一语及于奉迎，岂非虑祸之深不暇两全耶？ 吁，亦忍矣。是时，去建文时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如此。然天下莫以 为非，岂非利害之说深溺而不可返耶？少保尝自叹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 其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惟其所遇，尽吾心而已，何所不可 洒耶。当时群臣奉迎之请，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后易储 之议，使少保以死争之，宪庙亦未必出宫。徘徊隐忍，两顾不发，身死西市， 饮恨无穷，可不哀耶! ”（《谷山笔麈》卷三）于慎行的话尽管充满激情， 但却不能算是中肯。他似乎忘记了，于谦所面对的是两位皇帝：一位是无权 的旧帝，一位是在位的新帝，他究竟该听从何人或者说感情上该更倾向何人， 就不能不存在选择的困难。在生死存亡的国家危难中，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作 出抉择。但是在危机已过、二帝并存时，旧时的清慎心态不能不重新占据其 心头。在京城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于谦，后来却表现得那么犹豫不决甚至近 乎迟钝，可见他的确已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首先使于谦为难的是更易太子 之事。当初本是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而令郕王监国，意思显然是待 英宗回来后复位。但后来代宗登基做了皇帝，朱见深的太子地位当然也就存 在着危机。代宗无疑想传皇位于亲子，可对这样的大事满朝大臣没一个敢于 提起。有一次代宗试探太监金英曰：“七月初二日，东宫生日也。”金英却 顿首回答：“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尽管代宗当时只好“默然”作罢， 但却已打定了易太子的主意。他先分赐给诸内阁学士各金五十两与银百两， 以笼络其心，但还是无人敢于出面挑明。正在此时，广西浔州有一位姓黄的 守备都指挥因获罪怕死，乃上疏请易太子。皇上得知大喜曰：“万里外有此 忠臣。”遂令众臣廷议，尽管“王直、于谦相顾眙愕。”却依然全体通过了。 只有老臣王直扣案顿足曰：“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明史纪事本末》 卷三五）于谦却并未有更多的表示。如果此事就此了结也就罢了，不料不到 半年，新立太子朱见济却又一命呜呼，太子问题成了争议更大的难题。是将 原太子朱见深复位，还是等皇上生下另外的子嗣，朝臣们见解各不相同，其 中不少上疏要求复原太子位者还获罪遭贬。于谦显然对获罪者持同情态度， 如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为复太子事下狱时，进士杨集曾致书于谦曰：“ 公等国家柱石，乃恋官僚之赏，而不思所以善后乎？脱章纶、钟同死狱下， 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议何! ”于谦将信拿给王文看，王文曰：“书生不知朝 廷法度，然有胆，当进一级处之。”于是便让杨集任六安州知州。（同上） 书生由于不知朝廷法度而放言高论，王文、于谦等人则知朝廷法度而不敢乱 说，看来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当然不是说于谦胆小怕死，而是无论从情感 还是实际效果上，他都很难作出自己的选择，在对待皇室问题上，以前曾有 过那么多的教训，他于谦能不多方考虑吗？一直到了代宗病危之际，于谦才 不得不与廷臣一起上疏请立朱见深为东宫。但是为时已晚，还未等议出结果， 石亨诸人已拥立英宗复辟，等待于谦的也只有死路一条了。于谦并非不知道 自己处境的危险，而是无可奈何。当年在代宗因其功勋而赐其宅第时，他曾 坚决拒绝而未被允准，他只好将其封存，“取前后所赐樨书、袍、锭之属， 悉加封识，岁时一省视而已。”（《明史》卷一七 0，《于谦传》）他似乎 已经预感到那不幸结局的不可避免，而做好了一切准备。看一看于谦临终前 的言行，便会相信上述的推测并非毫无所据：“文愤怒，目如炬，辩不已。 谦顾笑曰：‘辩生耶？无庸，彼不论事有无，直死我耳! ’”（《明史纪事 本末》卷三五）他面对死亡竟如此地平静，是早已做好心理上的准备，还是 对一切都已完全绝望。其实此二者应该是兼而有之的，因为自景泰元年代宗 登基与英宗被尊为太上皇而入南宫，至今已经整整八年了，于谦有足够的时 间把其中的一切全想清楚。他知道英宗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且不讲曾说过“ 社稷为重君为轻”的绝情话，单是那长达八年的南宫生涯，就足以令英宗充 满怨恨，谈迁《国榷》曾如此记述其南宫生活：“在南宫重门内，前后两殿 庑甚湫隘，侍卫简寂，膳自窦入，楮笔不多给，恐其通外也。皇后至刺绣出 卖。”（卷三二，英宗天顺元年）长期的精神孤寂，极度的物质匮乏，这一 切尽管不是于谦的初衷，但作为景泰朝廷的实权人物，他当然不会被英宗所 轻易原谅，更何况英宗复辟的登基仪式也极需要合适的祭品，则他于谦的死 还能避免吗？然而于谦死时又很难产生殉道殉国的悲壮感，因为他眼中的代 宗不可能再作为道义的代表。尽管他也做过于国于民有利的实事，也曾对于 谦有过充分的信任，但在其人格中也充满了自私与狭隘，千方百计地阻止身 陷敌国的英宗归朝，残酷无情地虐待囚困于南宫的太上皇，不择手段地更易 皇太子，心狠手辣地摧折稍持异议的大臣，所有这些难道会轻易地在于谦的 记忆中消失？他有什么必要象方孝孺那样表现出慷慨陈词、大义凛然的崇高 悲剧精神呢？在这场皇室内部的兄弟之争中，没有正义，没有是非，所拥有 的只是政治权力的争夺与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迟钝是因为他没有介入的 兴趣，但最后却成了这场闹剧的牺牲品。因而于谦死前的笑是绝望的笑，他 已对朝廷失去希望，他对政治已没有热情，他感到将生命投入到如此的纷争 中已失去其意义，于是他死得冷静而从容。这乃是清慎士人品格在残酷政治 斗争中所得到的必然结果。 尽管于谦的冤案后来得到了昭雪，但于谦之死依然对明代士人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首先是对朝廷的不满，如袁帙曰：“己巳之变，至今可为寒心。 ……夫功盖天下者不赏，于公之谓也。”（同上）所谓的寒心，显然系指朝 廷的薄情寡恩，只是语气稍微含蓄些而已。程敏政的话便讲得更为直率：“ 故窃以为肃愍公之死虽出于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 之手，不诬也。首罪之祸，则通于天矣。”（同上）窥诸史实，程氏之论确 有见地，因为后来陷害于谦的石亨、曹吉祥、徐有贞诸人虽被斥逐殆尽，但 终天顺朝仍未能给于谦平反冤案，就充分显示了英宗对他的怨恨之情。这种 不满对士人心态的转变意义巨大。在仁、宣时代，对士人价值评判的标准来 自于皇上，如李昌祺曾自赞其像曰：“貌虽丑而心严，身虽尽而意止。忠孝 禀乎父师，学问存乎操履。仁庙称为好人，周藩许其得体。不劳朋友赞词， 自有帝王恩旨。”（叶盛《水东日记》卷十四）帝王的称许与恩旨成为他生 命价值的唯一根源，甚至连朋友的评价都是多余的，这固然说明了君臣间的 相互信任关系融洽，但是将自己的一切全都毫无保留地托付给皇上，是否能 够永远得到公正的对待？于谦之死毫不留情地粉碎了士人的幻想，使他们不 得不在朝廷之外重新寻找生命的寄托。这就接触到了本书的一个重要方面， 即阳明心学产生的原因问题。其次是对朝廷政治的恐惧。士人中也有象于慎 行那样批评于谦优柔寡断的，但更多人则表示了对其尴尬处境的理解。王世 贞曰：“夫人主以私爱欲易太子，虽留侯不能得之汉高，而谦能得之景帝乎 哉! 天命所昄，大宝中夺，小人贪功，伏机猋发，元勋甫就，膺此祸烈，智 不及避，勇不及决，悲哉天乎! ”（《献征录》卷三八，《兵部尚书于公谦 传》）王世贞除了对于谦的无奈表示充分的理解外，同时指出了两点遗憾： “智不及避”与“勇不及决。”那么反过来看，王世贞心中合理的处置方式 便应该是“避”与“决”的选择。所谓避便是远离这是非之地，妥善地保全 自我；所谓决便是当机立断作出抉择，从而在政局中处于有利的位置。王世 贞的话是有相当分量的，因为明代后期的许多士人正是作出了此二种抉择： 要么退隐自适以全身远害，要么奋身投入做一次政治的赌博。 其实上述影响当时就出现了明显的迹象，更不必等待王世贞加以指点。 比如在代宗易太子时差点儿“愧死”的老臣王直，在于谦死后便立即请求致 仕回乡，甘心于和佃仆们一起种地栽树，过那种“击鼓歌唱”的平淡生涯， 并对儿孙们发感叹说：“曩者西杨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阁，今上复 辟，当不免辽阳之行，安得与汝曹为乐哉! ”（《明史》卷一六九，《王直 传》）王直在宣德、正统年间名气颇大，与王英一起称“二王，”却因杨士 奇的抑制而未能入阁，作为文臣其心中怨气之大可想而知。但在躲过夺门之 变的灾祸后，他却衷心感谢起曾压抑过自己的杨阁老了。这说明对于夺门之 变这样巨大的心理恐惧来说，其他的恩恩怨怨也就算不了什么了。此种刻骨 铭心的记忆在天顺朝想必决非王直一人所具有。 当然，也有未能吸取教训而依然故我者，则理所当然地吃足了苦头，其 中岳正便是个典型的实例。岳正（1418—1472），字季方，漷县人，正统十 三年会试第一，赐进士及第。天顺初年以于谦为首的大批代宗旧臣被杀戮斥 逐，随后阁臣徐有贞、李贤亦下狱，英宗颇有无人可用之忧。此时他发现了 岳正这位年轻有为、又是自己所录取的官员，心中大喜，立即命其入阁。岳 正也深感英宗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以图报效。但他仅仅在内阁呆了二十八日， 便以失败而告终。他先被贬钦州同知，随之又被逮系诏狱，受杖一百，谪戍 肃州，后被释回乡为民。岳正的失败虽与石亨、曹吉祥等小人的诬蔑陷害有 密切关系，但其主要原因则是他的正直敢言与尽心图报，《明史》本传记曰： “正博学能文章，高自期许，气屹屹不能下人。在内阁才二十八日，勇事敢 言，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其实态度的过激英宗或可原谅，而敢于说真 话才是其获罪的主因，比如他在借承天门失火而代皇上所撰敕文中，竟如此 写道：“乃者承天门灾，朕心震惊，罔知所措。意敬天事神，有未尽欤？祖 宗成宪，有不遵欤？善恶不分，用舍乖欤？曲直不辨，刑狱冤欤？征调多方， 军旅劳欤？赏赀无度，府库虚欤？请谒不息，官爵滥欤？贿赂公行，政事废 欤？朋奸欺罔，附权势欤？群吏弄法，擅威福欤？征敛徭役太重，而闾阎靡 宁欤？谗谄奔竞之徒倖进，而忠言正士不用欤？抑有司闒茸酷暴、贪冒无厌， 而致军民不得其所欤？”这全面的质疑淋漓尽致，略无顾忌，难怪会获致“ 举朝传诵”的轰动效应。但同时也因有“卖直讪谤”的嫌疑而惹怒了皇上， 则其遭贬下狱的结果也就在所难免了。英宗曾为岳正下过如此评语：“岳正 倒好，只是大胆。”（《明史》卷一七六，《岳正传》）他只要岳正的“好”， 而讨厌其“大胆”，却不知只有大胆了才会有好。于谦在景泰年间的隐忍徘 徊本是欲求一个好的结果，却落了个横尸法场；岳正在天顺年间的大胆直言 也是欲求一个好的结果，也照旧落了个几乎丧命的谪戍下场。则士人在当时 官场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岳正的确是够顽强的，在经过了贬官流放 的折磨后，却依然我行我素，他的两首《自题小像》，不能不让后人充满深 深的敬意。其一曰：“有自京师来者，传天语于甘曰：‘岳正倒好，只是大 胆。’或以贺正曰：‘上念如此，行召公矣。’曹生为写陋容，遂隐括其辞， 题于上云：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惟帝念哉，必当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 敢。尝闻古人之言，盖将之死而靡憾也。”他已获知皇上没忘记其好处，亦 深知皇上不喜其大胆，更知道倘若改掉这大胆的性情，就会重新得到皇上的 重用，但他却断然表示，宁死也不会改变。岳正在此对理想人格的认识显然 与皇上产生了分歧，故而又曰：“孔学不惑，孟心不动。汝年四十，物理犹 哄。四举方售，非百中之材；一试辄败，非万全之用。既不能随时以浮沉， 又安足为世之轻重。倘伥伥然以执迷，徒哓哓乎而自讼。此盖古人之所谓狂， 而今人之所谓蠢也。”（《类博编》卷八）可见他不仅知道皇上不喜欢自己 的率直大胆，而且更知道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受。但尽管举世非之而认其为 蠢，他却在古人那里寻到了知音，这就是孔、孟对行不掩言的狂者的称赞。 岳正也许并未意识到，他在明代士人的人格演变史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即 从依附朝廷而走向独立。此种独立更显示出另一种趋势，即道与势的出现裂 痕乃至初步分离。当然，为迈出这一步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永远地脱离 官场。他显然已做好了准备，并且没有太多的遗憾。在晚年，他寻到了两位 在生活情趣与人生理想上的知音，即超逸的陶潜与求乐的邵雍，他以诗言志 曰：“归去来兮不是辞，陶家家数正如斯。近来次第施行尽，只欠临流会赋 诗。”（《景陶》）“年才五十便休官，却向床头学弄丸。不觉冁然开口笑， 邵家生活这般般。”（《慕邵》，均见《类博编》卷二）这种生活情趣的转 变是否也预示着一种哲学人生观的转向呢？因为在陈献章的诗文中，陶潜与 邵雍也一再被作为人生理想的楷模而加以称扬，这该不是偶然的巧合吧。 岳正在明代无论事功、哲学还是文学当然都不是第一流的人物，之所以 选择他作为士人心态研究的代表，是因为其前后联结着两位重要人物，这就 是于谦与李东阳。与于谦的比较价值已见上述，至于与李东阳的关系，我以 为四库馆臣在评岳正诗文时的一段话颇有启示意义，同时也可为本小节提供 一个恰当的结尾，其曰：“正统成化以后，台阁之体，渐成啴缓之音，惟正 文风格峭劲，如其为人。东阳受学于正，又娶其女，其《怀麓堂集》亦称一 代词宗，然雍容有馀，气骨终不逮正也。所谓言者心之声欤! ”（《四库全 书总目》卷一七 0，集部，别集类二三）这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李东 阳受学于岳正，又是其女婿，甚至连那篇洋洋洒洒的《直内阁翰林院学士岳 公正传》也是出自他的手笔，但他竟然与岳正的人格迥然不同，其原因究竟 何在？我们留待后面再详加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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