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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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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前期的历史境遇与士人人格心态的流变
第一节:道与势之纠缠:明代士人境遇的尴尬
四、于谦之死——士人的尴尬与绝望
从台阁体到于谦之死,其间跨度虽嫌稍大,但二者之间却并非毫无关联。
于谦初入仕途乃是由杨士奇所荐,此为其直接关联。更重要的是,于谦之死
乃是仁、宣以来各种历史因素运演的必然结果。简而言之,于谦之死源于“
夺门”,“夺门”源于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源于王振专权,王振专权源
于仁、宣士风的疲软。其实王振当时的势力尚未达到后来刘瑾、魏忠贤的程
度,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是“势若孤雏,根非磐据,”(《明史纪事本末》卷
二九)最后却弄得生灵涂炭,几于亡国。这除了皇帝的昏庸柔弱外,与士风
的疲软也有直接联系。诚如上述,三杨等阁臣与皇上的关系中师生情感占有
相当的比重,随着仁、宣二帝的逝去,此种情感已不复存在。正统初年的短
时太平无事,实在是因为皇权尚握于太皇太后手中,而随着她的去世,太平
的局面也就悄然隐去。就与皇上的情感而言,也许更有利于太监而不是阁臣,
因为宦官多顺从帝王的情趣爱好而得其欢心,阁臣则多以君道限制其欲望而
招致厌恶,②尤其守成之君更是如此。从王振引导刚登基的英宗在将台观看
比武,到唆使其御驾亲征,再到土木堡之变的英宗被也先俘获,该是一个顺
理成章的过程。士人在失去了与皇帝的情感纽带之后,显然也失去了驾驭朝
政的能力。清慎的心态只能使大多数士人在宦官专权下走向无可奈何的自保,
更进一步,在自保亦难的情势下,许多人便不免弃道从势,捞取实惠。于是
王佑这类士人出现了,他为了讨王振的欢心,竟使其面对“王侍郎何无须”
的戏弄作出如此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同上)无论是清慎的自
洁还是无耻的自污,都不能阻止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于是明王朝政治的恶
化也就势所难免了。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于谦。
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他从入仕为
官至夺门之变时被冤而死,共经历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五朝。
他死后被谥忠愍,又谥忠肃,现代学者则大多称其为抗敌保国的民族英雄。
于谦的确有忠诚无私的高洁人格与济世为民的远大抱负,这不仅有他那再造
社稷的盖世功勋为证,而且凡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略有了解者,可能都读过他
那“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石灰吟》,以及“但愿苍生俱
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咏煤炭》。然而这只是于谦人格心态的一半。
在王振专权的正统年间,他的确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不少实事,也保持
了清白的自我节操,留下了两袖清风的佳话。但面对混乱的政局,他也只能
表示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态:“鬓花斑白带围宽,窃禄无功久旷官。岸帻耻为
寒士语,调羹不用腐儒酸。逢人只说还家好,垂老方知济世难。恋恋西湖旧
风月,六桥三塔梦中看。”(《忠肃集》卷十一,《自叹》)在于谦数量并
不很多的诗歌中,有相当的篇幅是吟咏苦闷与退隐的内容,应该说显示的是
那一时代许多士人的共同心态。尽管于谦后来的赫赫世功曾一度掩盖了此种
心态,但如果仔细辨析,它不仅在其人格中存在过,而且在以后的岁月里还
将继续存在,并对其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
倘若孤立地看于谦之死,乃是由于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小人的报复
与陷害。但如果深入研究,其原因不仅非常复杂,而且其结果实难避免。土
木堡之变后的京城保卫战无疑成就了于谦的盖世英名,显示了他的耿耿忠心
与处危不惊、指挥若定的气度才能,但同时也种下了他尸横法场的死因。因
为他再一次陷入了在明代最为麻烦也最为危险的皇室权力之争中。于谦的悲
剧在于,他深知陷入这口陷阱的尴尬与凶险,却又义无反顾地投了进去。当
也先拥英宗为奇货而要挟明朝廷时,此刻以于谦为核心的明政府断然采取措
施,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以郕王为辅代总国政,决不接受任何以英
宗为要挟的议和条件,于谦甚至表示了“社稷为重君为轻”(《明史纪事本
末》卷三三)的决绝态度。继之又决定以郕王即皇帝位,改元景泰,遥尊英
宗为太上皇,彻底断绝了也先的要挟念头。当也先感到英宗已失去奇货作用
而欲送其归国时,代宗又恐其归后自己会失去帝位而一再拒绝,此刻又是于
谦从容地说:“大位已定,孰敢他议!”代宗这才放心地说:“从汝,从汝。”
(同上)最终解决了英宗的归国难题。再此过程中,于谦的处置可以说对国
家、英宗、代宗均无不利,尤其对英宗的归国来说更有促成的作用,对此孟
森先生曾分析道:“景帝之于上皇,始终无迎驾之说致也先,其不欲上皇之
归,自是本意。但其阻上皇之归,乃纵令诸将奋勇御敌,而不与敌和,使敌
失贡市之利,则愈阻驾返而敌之送驾愈急矣。”(《明清史讲义》上,第139
页)但可惜的是英宗不仅不会领于谦这份儿人情,恰恰种下了杀于谦的最初
动机。这从勋戚郭登的同类事件中便可得到证明,当时也先曾拥英宗至大同
城下索要金银财物,谎称得钱物即可送回皇上,守城都督郭登断然闭门不纳。
此时,英宗“遣人谓登曰:‘朕与登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
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衔之。”(《明史》卷一七三,《郭登传》)那
么对于始终主战而不主和议,且声称“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于谦,英宗心中
又焉能不“衔之?”更何况在英宗归来之际,众人都不敢发表如何安置二位
皇上的意见,唯有他于谦断言“大位已定,”英宗又焉能不“衔之?”再此,
于歉的二难在于,他要解决国家危机就不能不介入皇位更替的敏感问题,而
介入此一难题他便不能不冒身家性命的风险。于谦的可贵处也许就在于,他
主动选择了国家危亡的大局而置自我性命于不顾。否则他不必感慨万分地说:
“此一腔血竟洒何地!”(《明史》卷一七0,《于谦传》)
如果说他在京城保卫战中的选择具有强烈的悲壮色彩的话,那么在景泰
年间的一系列作为则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明人于慎行曾对于谦的
不幸发过一通感叹:“嗟夫,于少保之功岂不大哉!然君父蒙尘,普天怛痛,
而少保以社稷为重,拥立新主,无一语及于奉迎,岂非虑祸之深不暇两全耶?
吁,亦忍矣。是时,去建文时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如此。然天下莫以
为非,岂非利害之说深溺而不可返耶?少保尝自叹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
其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惟其所遇,尽吾心而已,何所不可
洒耶。当时群臣奉迎之请,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后易储
之议,使少保以死争之,宪庙亦未必出宫。徘徊隐忍,两顾不发,身死西市,
饮恨无穷,可不哀耶! ”(《谷山笔麈》卷三)于慎行的话尽管充满激情,
但却不能算是中肯。他似乎忘记了,于谦所面对的是两位皇帝:一位是无权
的旧帝,一位是在位的新帝,他究竟该听从何人或者说感情上该更倾向何人,
就不能不存在选择的困难。在生死存亡的国家危难中,他可以毫不犹豫地作
出抉择。但是在危机已过、二帝并存时,旧时的清慎心态不能不重新占据其
心头。在京城保卫战中精明果断的于谦,后来却表现得那么犹豫不决甚至近
乎迟钝,可见他的确已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首先使于谦为难的是更易太子
之事。当初本是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而令郕王监国,意思显然是待
英宗回来后复位。但后来代宗登基做了皇帝,朱见深的太子地位当然也就存
在着危机。代宗无疑想传皇位于亲子,可对这样的大事满朝大臣没一个敢于
提起。有一次代宗试探太监金英曰:“七月初二日,东宫生日也。”金英却
顿首回答:“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尽管代宗当时只好“默然”作罢,
但却已打定了易太子的主意。他先分赐给诸内阁学士各金五十两与银百两,
以笼络其心,但还是无人敢于出面挑明。正在此时,广西浔州有一位姓黄的
守备都指挥因获罪怕死,乃上疏请易太子。皇上得知大喜曰:“万里外有此
忠臣。”遂令众臣廷议,尽管“王直、于谦相顾眙愕。”却依然全体通过了。
只有老臣王直扣案顿足曰:“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明史纪事本末》
卷三五)于谦却并未有更多的表示。如果此事就此了结也就罢了,不料不到
半年,新立太子朱见济却又一命呜呼,太子问题成了争议更大的难题。是将
原太子朱见深复位,还是等皇上生下另外的子嗣,朝臣们见解各不相同,其
中不少上疏要求复原太子位者还获罪遭贬。于谦显然对获罪者持同情态度,
如礼部郎中章纶、御史钟同为复太子事下狱时,进士杨集曾致书于谦曰:“
公等国家柱石,乃恋官僚之赏,而不思所以善后乎?脱章纶、钟同死狱下,
而公坐享崇高,如清议何! ”于谦将信拿给王文看,王文曰:“书生不知朝
廷法度,然有胆,当进一级处之。”于是便让杨集任六安州知州。(同上)
书生由于不知朝廷法度而放言高论,王文、于谦等人则知朝廷法度而不敢乱
说,看来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当然不是说于谦胆小怕死,而是无论从情感
还是实际效果上,他都很难作出自己的选择,在对待皇室问题上,以前曾有
过那么多的教训,他于谦能不多方考虑吗?一直到了代宗病危之际,于谦才
不得不与廷臣一起上疏请立朱见深为东宫。但是为时已晚,还未等议出结果,
石亨诸人已拥立英宗复辟,等待于谦的也只有死路一条了。于谦并非不知道
自己处境的危险,而是无可奈何。当年在代宗因其功勋而赐其宅第时,他曾
坚决拒绝而未被允准,他只好将其封存,“取前后所赐樨书、袍、锭之属,
悉加封识,岁时一省视而已。”(《明史》卷一七 0,《于谦传》)他似乎
已经预感到那不幸结局的不可避免,而做好了一切准备。看一看于谦临终前
的言行,便会相信上述的推测并非毫无所据:“文愤怒,目如炬,辩不已。
谦顾笑曰:‘辩生耶?无庸,彼不论事有无,直死我耳! ’”(《明史纪事
本末》卷三五)他面对死亡竟如此地平静,是早已做好心理上的准备,还是
对一切都已完全绝望。其实此二者应该是兼而有之的,因为自景泰元年代宗
登基与英宗被尊为太上皇而入南宫,至今已经整整八年了,于谦有足够的时
间把其中的一切全想清楚。他知道英宗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且不讲曾说过“
社稷为重君为轻”的绝情话,单是那长达八年的南宫生涯,就足以令英宗充
满怨恨,谈迁《国榷》曾如此记述其南宫生活:“在南宫重门内,前后两殿
庑甚湫隘,侍卫简寂,膳自窦入,楮笔不多给,恐其通外也。皇后至刺绣出
卖。”(卷三二,英宗天顺元年)长期的精神孤寂,极度的物质匮乏,这一
切尽管不是于谦的初衷,但作为景泰朝廷的实权人物,他当然不会被英宗所
轻易原谅,更何况英宗复辟的登基仪式也极需要合适的祭品,则他于谦的死
还能避免吗?然而于谦死时又很难产生殉道殉国的悲壮感,因为他眼中的代
宗不可能再作为道义的代表。尽管他也做过于国于民有利的实事,也曾对于
谦有过充分的信任,但在其人格中也充满了自私与狭隘,千方百计地阻止身
陷敌国的英宗归朝,残酷无情地虐待囚困于南宫的太上皇,不择手段地更易
皇太子,心狠手辣地摧折稍持异议的大臣,所有这些难道会轻易地在于谦的
记忆中消失?他有什么必要象方孝孺那样表现出慷慨陈词、大义凛然的崇高
悲剧精神呢?在这场皇室内部的兄弟之争中,没有正义,没有是非,所拥有
的只是政治权力的争夺与个人私利的算计。于谦的迟钝是因为他没有介入的
兴趣,但最后却成了这场闹剧的牺牲品。因而于谦死前的笑是绝望的笑,他
已对朝廷失去希望,他对政治已没有热情,他感到将生命投入到如此的纷争
中已失去其意义,于是他死得冷静而从容。这乃是清慎士人品格在残酷政治
斗争中所得到的必然结果。
尽管于谦的冤案后来得到了昭雪,但于谦之死依然对明代士人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首先是对朝廷的不满,如袁帙曰:“己巳之变,至今可为寒心。
……夫功盖天下者不赏,于公之谓也。”(同上)所谓的寒心,显然系指朝
廷的薄情寡恩,只是语气稍微含蓄些而已。程敏政的话便讲得更为直率:“
故窃以为肃愍公之死虽出于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
之手,不诬也。首罪之祸,则通于天矣。”(同上)窥诸史实,程氏之论确
有见地,因为后来陷害于谦的石亨、曹吉祥、徐有贞诸人虽被斥逐殆尽,但
终天顺朝仍未能给于谦平反冤案,就充分显示了英宗对他的怨恨之情。这种
不满对士人心态的转变意义巨大。在仁、宣时代,对士人价值评判的标准来
自于皇上,如李昌祺曾自赞其像曰:“貌虽丑而心严,身虽尽而意止。忠孝
禀乎父师,学问存乎操履。仁庙称为好人,周藩许其得体。不劳朋友赞词,
自有帝王恩旨。”(叶盛《水东日记》卷十四)帝王的称许与恩旨成为他生
命价值的唯一根源,甚至连朋友的评价都是多余的,这固然说明了君臣间的
相互信任关系融洽,但是将自己的一切全都毫无保留地托付给皇上,是否能
够永远得到公正的对待?于谦之死毫不留情地粉碎了士人的幻想,使他们不
得不在朝廷之外重新寻找生命的寄托。这就接触到了本书的一个重要方面,
即阳明心学产生的原因问题。其次是对朝廷政治的恐惧。士人中也有象于慎
行那样批评于谦优柔寡断的,但更多人则表示了对其尴尬处境的理解。王世
贞曰:“夫人主以私爱欲易太子,虽留侯不能得之汉高,而谦能得之景帝乎
哉! 天命所昄,大宝中夺,小人贪功,伏机猋发,元勋甫就,膺此祸烈,智
不及避,勇不及决,悲哉天乎! ”(《献征录》卷三八,《兵部尚书于公谦
传》)王世贞除了对于谦的无奈表示充分的理解外,同时指出了两点遗憾:
“智不及避”与“勇不及决。”那么反过来看,王世贞心中合理的处置方式
便应该是“避”与“决”的选择。所谓避便是远离这是非之地,妥善地保全
自我;所谓决便是当机立断作出抉择,从而在政局中处于有利的位置。王世
贞的话是有相当分量的,因为明代后期的许多士人正是作出了此二种抉择:
要么退隐自适以全身远害,要么奋身投入做一次政治的赌博。
其实上述影响当时就出现了明显的迹象,更不必等待王世贞加以指点。
比如在代宗易太子时差点儿“愧死”的老臣王直,在于谦死后便立即请求致
仕回乡,甘心于和佃仆们一起种地栽树,过那种“击鼓歌唱”的平淡生涯,
并对儿孙们发感叹说:“曩者西杨抑我,令不得共事,然使我在阁,今上复
辟,当不免辽阳之行,安得与汝曹为乐哉! ”(《明史》卷一六九,《王直
传》)王直在宣德、正统年间名气颇大,与王英一起称“二王,”却因杨士
奇的抑制而未能入阁,作为文臣其心中怨气之大可想而知。但在躲过夺门之
变的灾祸后,他却衷心感谢起曾压抑过自己的杨阁老了。这说明对于夺门之
变这样巨大的心理恐惧来说,其他的恩恩怨怨也就算不了什么了。此种刻骨
铭心的记忆在天顺朝想必决非王直一人所具有。
当然,也有未能吸取教训而依然故我者,则理所当然地吃足了苦头,其
中岳正便是个典型的实例。岳正(1418—1472),字季方,漷县人,正统十
三年会试第一,赐进士及第。天顺初年以于谦为首的大批代宗旧臣被杀戮斥
逐,随后阁臣徐有贞、李贤亦下狱,英宗颇有无人可用之忧。此时他发现了
岳正这位年轻有为、又是自己所录取的官员,心中大喜,立即命其入阁。岳
正也深感英宗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以图报效。但他仅仅在内阁呆了二十八日,
便以失败而告终。他先被贬钦州同知,随之又被逮系诏狱,受杖一百,谪戍
肃州,后被释回乡为民。岳正的失败虽与石亨、曹吉祥等小人的诬蔑陷害有
密切关系,但其主要原因则是他的正直敢言与尽心图报,《明史》本传记曰:
“正博学能文章,高自期许,气屹屹不能下人。在内阁才二十八日,勇事敢
言,便殿论奏,至唾溅帝衣。”其实态度的过激英宗或可原谅,而敢于说真
话才是其获罪的主因,比如他在借承天门失火而代皇上所撰敕文中,竟如此
写道:“乃者承天门灾,朕心震惊,罔知所措。意敬天事神,有未尽欤?祖
宗成宪,有不遵欤?善恶不分,用舍乖欤?曲直不辨,刑狱冤欤?征调多方,
军旅劳欤?赏赀无度,府库虚欤?请谒不息,官爵滥欤?贿赂公行,政事废
欤?朋奸欺罔,附权势欤?群吏弄法,擅威福欤?征敛徭役太重,而闾阎靡
宁欤?谗谄奔竞之徒倖进,而忠言正士不用欤?抑有司闒茸酷暴、贪冒无厌,
而致军民不得其所欤?”这全面的质疑淋漓尽致,略无顾忌,难怪会获致“
举朝传诵”的轰动效应。但同时也因有“卖直讪谤”的嫌疑而惹怒了皇上,
则其遭贬下狱的结果也就在所难免了。英宗曾为岳正下过如此评语:“岳正
倒好,只是大胆。”(《明史》卷一七六,《岳正传》)他只要岳正的“好”,
而讨厌其“大胆”,却不知只有大胆了才会有好。于谦在景泰年间的隐忍徘
徊本是欲求一个好的结果,却落了个横尸法场;岳正在天顺年间的大胆直言
也是欲求一个好的结果,也照旧落了个几乎丧命的谪戍下场。则士人在当时
官场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岳正的确是够顽强的,在经过了贬官流放
的折磨后,却依然我行我素,他的两首《自题小像》,不能不让后人充满深
深的敬意。其一曰:“有自京师来者,传天语于甘曰:‘岳正倒好,只是大
胆。’或以贺正曰:‘上念如此,行召公矣。’曹生为写陋容,遂隐括其辞,
题于上云: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惟帝念哉,必当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
敢。尝闻古人之言,盖将之死而靡憾也。”他已获知皇上没忘记其好处,亦
深知皇上不喜其大胆,更知道倘若改掉这大胆的性情,就会重新得到皇上的
重用,但他却断然表示,宁死也不会改变。岳正在此对理想人格的认识显然
与皇上产生了分歧,故而又曰:“孔学不惑,孟心不动。汝年四十,物理犹
哄。四举方售,非百中之材;一试辄败,非万全之用。既不能随时以浮沉,
又安足为世之轻重。倘伥伥然以执迷,徒哓哓乎而自讼。此盖古人之所谓狂,
而今人之所谓蠢也。”(《类博编》卷八)可见他不仅知道皇上不喜欢自己
的率直大胆,而且更知道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接受。但尽管举世非之而认其为
蠢,他却在古人那里寻到了知音,这就是孔、孟对行不掩言的狂者的称赞。
岳正也许并未意识到,他在明代士人的人格演变史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即
从依附朝廷而走向独立。此种独立更显示出另一种趋势,即道与势的出现裂
痕乃至初步分离。当然,为迈出这一步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永远地脱离
官场。他显然已做好了准备,并且没有太多的遗憾。在晚年,他寻到了两位
在生活情趣与人生理想上的知音,即超逸的陶潜与求乐的邵雍,他以诗言志
曰:“归去来兮不是辞,陶家家数正如斯。近来次第施行尽,只欠临流会赋
诗。”(《景陶》)“年才五十便休官,却向床头学弄丸。不觉冁然开口笑,
邵家生活这般般。”(《慕邵》,均见《类博编》卷二)这种生活情趣的转
变是否也预示着一种哲学人生观的转向呢?因为在陈献章的诗文中,陶潜与
邵雍也一再被作为人生理想的楷模而加以称扬,这该不是偶然的巧合吧。
岳正在明代无论事功、哲学还是文学当然都不是第一流的人物,之所以
选择他作为士人心态研究的代表,是因为其前后联结着两位重要人物,这就
是于谦与李东阳。与于谦的比较价值已见上述,至于与李东阳的关系,我以
为四库馆臣在评岳正诗文时的一段话颇有启示意义,同时也可为本小节提供
一个恰当的结尾,其曰:“正统成化以后,台阁之体,渐成啴缓之音,惟正
文风格峭劲,如其为人。东阳受学于正,又娶其女,其《怀麓堂集》亦称一
代词宗,然雍容有馀,气骨终不逮正也。所谓言者心之声欤! ”(《四库全
书总目》卷一七 0,集部,别集类二三)这的确是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李东
阳受学于岳正,又是其女婿,甚至连那篇洋洋洒洒的《直内阁翰林院学士岳
公正传》也是出自他的手笔,但他竟然与岳正的人格迥然不同,其原因究竟
何在?我们留待后面再详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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