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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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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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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明前期的历史境遇与士人人格心态的流变 第一节：道与势之纠缠：明代士人境遇的尴尬 二、成祖朱棣的政治策略与永乐士人的无奈 历史有时往往充满讽刺意味，那位在南京城内杀文人杀得眼红并将儒家 之道践踏得一塌糊涂的燕王朱棣，转眼之间却成了有明一代以儒家理论作为 治国纲领的真正奠基者，而且竟然得到了后来士人的认可，明中叶的李贤便 说：“吾道正脉实由近世周程张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文皇帝，乃始表 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习一归于正。”（焦竑《献征录》卷十三《薛 公瑄神道碑》）但实事求是地讲，明王朝的真正成熟的确是从成祖开始的。 在此不必讲他三次御驾亲征漠北的武功，以及多次派郑和率船队下西洋炫耀 国威的盛举，仅就对士人的控制训化而言，他也较太祖与惠帝更精明炼达。 朱元璋对士人的反复催折尽管使之生气丧尽，然而同时亦造成其多诈死佯狂 而求解职事的消极后果；建文帝虽宽仁重士，却未顾及文人之徒托空议以致 天下不保。朱棣显然是汲取了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创制出一套刚柔并 济的策略。他于永乐元年即摆出重道尊儒的姿态下诏曰：“惟欲举贤材，兴 礼乐，施仁政，以忠厚为治。”（《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三，永乐元年丙子） 其后便是一系列的实际举措，诸如祭祀孔子，大兴科举，组织文人编纂《五 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永乐大典》等大型类书，对热 衷仕途者广开门路，有山林之趣者即放之归野。尤其是三部“大全”的编纂， 更奠定了以理学为本的政治文化方略，朱棣在三部“大全”的序中说：“由 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 使家不异政，国不异俗，大回淳古之风，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将 必有赖于斯焉。”有人曾将洪武、永乐二朝作对比说：“国初右武事，上民 功。士之出为世用者，不限以科第。至于永乐纪元，民庶且富，文教大兴。 龙飞初科，取士倍蓰于前，一时绩学馆阁试政方州者多其人。至今言进士科 者首称之。盖文皇帝所以鼓舞一世，摩砺天下，而为此盛举耳。”（吴宽： 《匏翁家藏集》卷三二《吴县儒学进士题名记》）身当其时的士人们自然更 是大为感激，胡广便说；“陛下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俱至，儒道光荣多 矣。”（《明太祖实录》卷五七，永乐四年闰七月乙亥）杨士奇甚至说： “文皇帝之心，孔子之心也。”（《东里文集》卷二《朴斋记》）此话虽给 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滑稽感，然激动感戴之情却也溢于言表。但朱棣并未能始 终保持此副慈祥面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好大喜功的帝王心 理与维护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势利益。对于那些个性突出的士人与有损皇室权 益的行为，他决不会表现出丝毫的宽容。解缙是个足以说明问题的实例。解 缙（1369—1415），字大绅，洪武二十一年进士。他自幼颖敏，但却同时养 成恃才傲物的脾气。他在政治环境严酷的洪武朝，不仅对同聊上司出言不逊， 而且凭着年轻气盛上万言书批评太祖，尖刻地指出“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 生杀。”（《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他未被太祖杀掉实在是万幸。然 而到了永乐朝他却没能再保持这样的运气，焦竑《玉堂丛语》曾用极简练的 文字概括了他的一生：“解大绅十八举乡试第一，以进士为中书庶吉士。上 试时，称旨，赐鞍马笔札，而缙率易无所让。尝入兵部索皂人，不得，即之 尚书所谩骂。尚书以闻，上弗责也，曰：‘绅逸乃尔耶？苦以御史。’即除 御史。久之，事文皇帝入内阁，词笔敏捷，而意气疏阔，又性刚多忤，中汉 庶人谗，出参议广西，日与王检讨偁探奇山水自适。上书请凿章江水，便往 来。上大怒征下狱，三载，命狱吏沃以烧酒，埋雪中死。”（卷七，任达） 解缙的死是相当悲惨的，作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他没有实现自己的 夙愿，他甚至没能象方孝孺那样守道骂贼而死得轰轰烈烈，他就那样被人灌 得烂醉，稀里糊涂地在寒雪中送掉了性命。其实，朱棣在永乐初年时是非常 信任他的，他是明代第一批入文渊阁备顾问参与机务的七人之一，然而，是 什么原因导致了君臣关系的恶化呢？其中自然有性情刚直的个人原因，但是 最致命的是他介入了皇室内部的权力纷争，《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中 的一段话，不必加以任何引申就能完全说明问题： 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引拔士类，有一善称之不容口。 然好臧否，无顾忌，廷臣多害其宠。又以定储议，为汉王高煦所忌，遂致败。 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曰：“皇长 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 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缙。会大发兵讨安南，缙谏。不听。卒平之， 置郡县。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缙又谏曰： “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寝衰。 但朱棣对士人的处置方式显然较其父朱元璋已更为老猾，除对个别“冥 顽不化”如解缙者需消灭其肉体外，他乐得让不顺眼者关进监狱中去领受坐 牢的滋味。与解缙一起入阁的黄淮、杨溥就曾以相同的原因在大牢中度过了 整整十年的痛苦生涯，这留待后边再详细解说。现在要说一件虽然细小却也 足以说明问题的史实。朱棣在永乐二年对新科进士殿试后，亲选曾棨等二十 九人入翰林读书，显然对他们寄寓了厚望。但令其大为恼火的是，这群年轻 进士竟敢不按其要求读书上进，当令其背诵柳宗元《捕蛇者说》时，竟无一 能全诵者。盛怒之下他将此二十九人悉数发配边卫充军，继之又令其充任搬 运木头的苦役，这群身单力薄的读书君子自然不堪忍受，便托人向皇上求情 表示悔过。朱棣料定他们苦头吃足了，方令回翰林重操旧业，自然也就老实 服贴多了。（何孟春《余冬序录摘抄外编》卷五）此法之妙不言而喻，他既 未让朱棣落下嗜杀寡恩的恶名，同时又使文人逐渐懂得循规蹈矩的必要。 做永乐朝的士人的确是够难的，因为他们很难达到朱棣的要求。朱棣理 想中的君臣关系是：“若使进言者无所惧，听言者无所怃，天下何患不治。” （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做臣子的要敢于大胆地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 想法，却又要让皇上听起来舒服顺耳。这实在是一种相当美妙的境界，但要 实现它却几乎是不可能的。真实的情形往往是，为了不触怒皇上而险遭不测， 臣子们会将真实的情感与想法深藏于内心，而小心翼翼地选择一些皇上爱听 的话，从表面来满足朱棣的要求。此种情形犹如一位胆颤心惊的女子想方设 法去讨凶狠丈夫的欢心一样，断难达到平等和谐的情感交流，而只能形成一 种妾妇心理。当时曾入内阁的黄淮就非常典型地拥有此种妾妇心理。他有过 得宠的恩遇：“凡侍朝，特命解公缙与公立于榻之左以备顾问。上虑万机丛 脞，日御奉天门左室，每夕召公语。至夜分，上或就寝，则赐坐榻前议论， 虽同列不得与闻。”（焦竑《献征录》卷十二，陈敬宗：《文简黄公淮墓志 铭》）他也有过失宠的悲哀：“帝征瓦剌还，太子遣使迎稍缓，帝重入高煦 谮，悉征东宫官属下诏狱，淮及杨溥、金问皆坐系十年。”（《明史》卷一 四七《黄淮传》）黄淮与其同僚们又是因介入皇室内部的权力而获罪。在这 十年漫长的牢狱生涯中，黄淮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自身的处境及其与皇帝的 关系，但他却始终将自己固定在妾妇的位置上，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深深悔 过，后来他将这些悔过的文字收集起来，命名为《省愆集》。他回顾了自己 不幸的经历，将其概括为《妾薄命》诗一首： 薄命妾，薄命妾，昔日颜如花，曷来头半雪。翻思初嫁时，朝夕承恩私。 蕙兰播清馥，罗绮生辉光。夜夜庭前拜新月，衷情诉与天公知。愿同比目鱼， 游泳长相遂。愿同连理枝，百岁相因依。岂料衰荣无定在，遂令始终成参差。 参差良可叹，命薄分所宜。报德未及已，妾心徒然悲。愿夫慎保金石躯，好 音慰妾长相思。（《省愆集》卷上） 反复思恋承恩的愉快，深深嗟叹失宠的遗憾，不敢有丝毫的怨心，所流 露出的惟有对夫君的一片忠诚，因而后来四库馆臣在《省愆集提要》中评曰： “当患难幽忧之日，而和平温厚无所怨尤，可谓不失风人之旨。”（见《省 愆集》卷首）然而在这枯燥而漫长的牢狱生涯中，黄淮的内心深处果真能保 持这种温和平静吗？其实凭他敏感的文人心灵，不会感受不到岁月的流逝与 暮年的降临。读黄淮的诗，使人总感到有一种两分的结构模式存在，即上半 首是对命运的嗟叹与凄伤情感的抒写，而下半首则往往是对忠诚之心的表白， 比如：“常时不对镜，对镜即伤情。自觉衰容恶，谁知白发生。松筠存晚节， 蒲柳谢春荣。喜有丹心在，常怀报圣明。”（《省愆集》卷上，《对镜》） “人生七十稀，十载守圜扉。暮景还能几，芳心半已非。秋霜风叶老，朝日 露华稀。俯仰默无语，悠然愧昨非。”（同上，《偶成》）这种结构模式透 露出作者的真实心理，前边是其真情的显现，是自言自语，当然也不排除有 自伤乞怜的意味，后者是他言，是对皇上言说并渴望得到理解的。用他自己 的话说就是：“中情无限凭谁诉，安得因风达九霄。”（《言志》，《省愆 集》卷下）他要让皇上知道，他并没有灰心，他理解皇上对自己的惩罚是对 自己的磨练与考验，因此才会说：“谓阳舒阴惨兮，皆至仁之流形。彼困心 衡虑兮，庸玉汝于有成。”（《闵志赋》，，同上）当然，上述的所有良苦 用心，均是为了一个目的，即重新获得帝王的青睐，在《拟去妇词调风入松》 中，他又一次借“弃妇”的身份表达了此种愿望：“落红万点委苍台，春事 半尘埃。满怀愁绪知多少，思量遍无计安排。好似风中飞絮，时时拂去还来。 当年鱼水正和谐，两意绝嫌猜。谁知命薄多乖阻，箫声远零落天涯。破镜终 期再合，梦魂长绕阳台。”（《省愆集》卷下）此种妾妇乃至弃妇的心理显 示了永乐士人在君臣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而且此种心理还将在以后的相当一 段历史时期内缠绕在士人的心头，形成其牢固的人格心态。 黄淮的妾妇心态并非是永乐士人中的特例，与其抱有相同心态的尚有内 阁重臣“三杨”。且不说象黄淮一样也蹲过十年牢狱的杨溥与沉稳持重的杨 士奇，甚至连多次随成祖出征且勇于言事的杨荣，也竟然总结出与皇上相处 的如下经验：“吾见人臣以伉直受祸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体，进谏自 有方。譬若侍上读《千字文》，上云‘天地玄红’，未可遽言非也，安知不 以尝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黄’不可为‘玄红’？遽言之，无 益也。俟其至再读再三，或有所询问，则应之曰未达此炉火纯青的境界， ‘臣自幼读《千字文》，见书本是天地玄黄，未知是否。’”（叶盛《水东 日记》卷五）杨荣的经验显然是从自身以及同僚那种伴君如伴虎的人生现实 中总结出来的，无疑有颇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倘若一味不知弯曲而使龙颜 震怒，非但本人要吃苦受辱，而且于事亦无补益。他杨荣则因“进谏有方” 而始终恩荣不减。并以此挽救过不少获罪文臣的性命，据载：“夏原吉以兵 饷不给坐系，吕震言其柔奸；侍读李时勉尝论事，亦有言其卖直者。皆激上 怒。公悉委曲为之辨解。”（杨士奇《文敏杨公墓志铭》，《明名臣琬琰录 后集》卷一）可见其效果颇佳。然而其中也并非无懈可击，杨荣的个性已经 在环境的压迫下极度地萎缩，在其患得患失的盘算中，也就根本谈不上守道 与否了；同时还使其作为大臣的政治责任心也大打折扣，因为倘若皇上始终 未能醒悟而不加询问，那么他亦将永远把话留在腹中而不纠正那明显的错误 了。“天地玄黄”与“天地玄红”的区别也许无关紧要，但若是有社稷陷溺 的大事呢，是否也可以站干岸而不援之以手？更何况象黄淮、三杨那般谦恭 谨微地做人，倘不下长期而痛苦的水磨功夫，是断难修炼到家的，尤其是要 做到表里如一身心俱化则更为不易，可以说永乐朝士人包括“三杨”在内都 尚未达此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们只是在形式上服服帖帖并不断表示“吾皇圣 明”的谦恭，至于他们心中盘算些什么那只有天知道了。 一向以圣明自居的天之子朱棣对此显然尚未糊涂到毫无觉察的地步。余 继登《典故纪闻》卷七曾记述了成祖与太子之间的一次私人谈话，话题是由 陕西耀州百姓向朝廷供呈一只作为国家祥瑞征兆的玄兔而引起的。聪明的朱 棣深知“彼一物之异”实难证明国家已真达尧舜之盛世，因为“今虽边鄙无 事，俄郡县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尝无。”深居皇宫的朱棣尚知不能 盲目乐观，则饱读诗书的文臣心中自然应该比他更为清楚。可他们非但不肯 讲出实情，反倒争先恐后地献上溢美诗文，可见他们是言不由衷，朱棣则称 之为“喋喋为谀。”为此他郑重地告诫皇太子：“尔将来有宗社生民之寄， 群下有言，切不可不审之以理，但观此表与诗，即理了然而情不能遁矣。” 本条史料的真实性已难以考辨，是否为余氏的推测之词或经过夸张润饰，均 已不可知晓。但证之以上述其它史料，此则史料便不能被视为空穴来风。明 察秋毫固然是朱棣的聪明之处，但不也说明在其治下君臣间尚未达到知无不 言的融洽境地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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