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八十年代，我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王运熙先生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学习过程中深感文体学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对中国古代文体学一些问题进行思考，我的博士论文就是以《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为题的。九十年代，我在中山大学先后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发展史》。回首对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倏忽之间，年逾一纪。虽困心衡虑，而管窥蠡测，所获实浅。兹将《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暨相关成果，都为一集，以存岁月流逝之迹，并寓自厉之意焉。

文学作品的美学意味是寄托在其语言形式之上的，脱离语言形式，文学的美感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文体研究就是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一种研究，但长期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界对于文体研究非常薄弱。新时期以来对于古代文学形态之研究开始引起注意，也多集中于叙事形态，对于大量的重要诗文形态，仍处于含混不清阶段。所以，我试图比较集中地研究古代诗文形态及其批评理论，弥补学术界的某种不足。

本书是以古代一些文体个案为研究对象的，选题非常具体，而且多是学术界不甚重视的问题。《论语》上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我的研究恐怕就是"识其小者"。但我总以为，在文学史研究中，文体个案研究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作家的个案研究。我在研究过程中，时时企图能对中国古代文体进行探讨和梳理，以比较系统的方法研究文体内部结构的规律性、美学特征、语言形式、表现手法、以及相关的文体分类学和批评理论，研究古代文体的制作形态与传播形态。同时，又以文学史的眼光把文体形态当作文学史发展演进之产物加以剖析。总之，我的研究目的是回归到文学自身的研究，从文体史研究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 我的研究得到我的老师、前辈与同行朋友的鼓励与支持。书中多数章节承蒙《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惠予发表，使我由此而获得不少专家与读者的鼓励与赐正；我的博士生与硕士生们是拙文的第一读者群，我常就古代文体研究问题与他们切磋讨论，他们活跃敏锐的思维也常常感染了我。古人说，教学相长，善哉斯言。 傅璇琮先生应晚辈之请，欣然赐序。时值北京数十年未有之酷热，先生又患腕疾，但为了不影响本书的出版计划，傅先生特地挤出时间阅读书稿赶写序言，还就书稿一些文献和史实方面的问题，提出具体和中肯的意见，又为我寄来相关的参考资料，令我既感动，又不安。傅先生在序言中说，面对各种压力，学者要有一种"傲世"的气骨，"一个学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他在学术行列中为时间所认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时的社会名声或过眼烟云的房产金钱"。激勉之情，溢然纸上。我将谨记此言,并愿与朋友们共勉。

本书稿承获中山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会与评审专家们之青睐，中山大学出版社的章伟博士和裴大泉博士又为编辑本书做了大量琐碎而艰苦的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吴承学 2000年7月于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