渊源中国古代的考试文体曾对当时文人的生活、心态乃至文学创作产生过广泛而重大的影响。本文所研究的"策问"与"对策"则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正式的考试文体，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事实上，除了古代一些著名的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文体明辨序说》等专门对此文体加以研究外，如《文选》、《文苑英华》、《宋文鉴》、《元文类》、《明文衡》、《骈体文钞》、《六朝文絜》等著名的文章总集都收入这类作品。本文拟对策问与对策的渊源流变、文体体制以及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影响等方面加以研究。

一

渊源策问的原始形态是一种政务的咨询，在《尚书》等先秦典籍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最高统治者对臣下进行咨询。策问作为一种正式的考试方式，最早始于汉文帝的策问贤良。汉高祖十一年下诏，命令由地方官察访人才以荐举朝廷。 汉文帝二年、十五年两次下诏，命令各地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亲自对举荐者采用"策问"的方式进行考试。"策问"是对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问题，由应试者作出书面的对答，也就是"对策"。 汉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晁错就是在文帝十五年的贤良方正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的。汉武帝元年，也下诏全国察举，董仲舒、公孙弘皆应试策问。公孙弘因为对策出色而后被汉武帝任命为宰相，而董仲舒在其对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实行。汉代的对策历来为史家和文家所羡称，刘勰《文心雕龙·议对》篇中，论对策最为推崇汉代的晁错、董仲舒、公孙弘、杜钦、鲁丕，称之为对策"五家"，推尊为"前代之明范"。 汉代的试策可分为"对策"与"射策"两种。刘勰《文心雕龙·议对》："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 对策与射策的性质相同，而形式略有不同。对策是针对皇帝提出的政务问题而陈述自己的看法；射策则是由主考者把试题分别写在不同的简策上，由应试者自己探取，然后根据取到的试题作答。对策和射策都是议论政务，从文体上看，"对策"可以说是"议"的别体。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议"与"对"合为一篇加以论述。

渊源关于汉代以策取士，《汉书》所载甚多。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最高统治者非常重视策问。往往亲拟策问试题，甚至亲自干预人才选拔。如《晁错传》说"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错在选中，上亲策诏之"（《汉书》卷四十九）。公孙弘参加对策，"时对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为第一"（《汉书》卷五十八）。可见当时皇帝不但亲自出策问试题，还评阅对策卷子，并对考官评定的名次重新审定。

渊源汉代以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策问与对策一直是统治者选拔人才的主要考试方式。从隋唐开始，科举制度取代了以荐举为主的选士制度，策问与对策仍然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隋炀帝设进士科，也还是以策问为主。唐代的明经科考试分为"帖经"、"墨义"，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又规定明经考试加试时务策三道。唐初的进士科为"时务策"五条，但是由于题目陈陈相因，而多数读书人又缺乏实际从政的经历，所以只能空发议论，或者背诵前人的策论来应付。高宗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就批评"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才"，建议进士科除了试策外，加试帖经和杂文。从此，进士科也就形成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宋代改革了太学考试制度，尤其把考试策问放在首位，以便考察考生们治理国家的能力。庆历四年，范仲淹、欧阳修等推行新政，改革科举，将三场考试中的诗赋改为末场，而策、论改为头两场。后来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将明经、学究等科并入进士科，废除诗赋、帖经、墨义考试，改试经义、论、策，殿试则仅试策一道，策论仍然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宋代的制科考试，除了皇帝御试策论一篇之外，还要求应试者提供平时所作的文章五十篇，以供评卷参考。苏轼在其《拟进士廷试策》文中说："昔祖宗朝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明清的科举考试，乡试、会试三场考试，通常在第三场考"策问"五道，最终的"殿试"则仅试策一道，以之确定进士们的名次，可见试策还是相当重要的。可以说，试策是中国古代历时最久，地位最稳固的考试文体。大致可以说历代选拔人才的考试，都离不开策问与对策。 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对策文风也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汉代以后的对策文风逐渐趋于华丽。刘勰以汉代的对策作为规范，对于魏晋以后的对策颇为不满。"魏晋以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文心雕龙·议对》）。他认为魏晋以后的对策受时代文风影响，过于讲究文采，所以评价较低。但从文体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作为文体，魏晋南北朝的策问与对策还是非常有特点的，由于时代文风的影响，策问与对策已经成为富有文采的典型骈文文体。隋唐时代的进士试策也是从应用性向文学性倾斜，应试策论用对偶精工、文采华丽的骈文形式写成。宋代改革太学考试制度，把考试策问放在首位，以便考察考生们治理国家的能力。庆历四年，范仲淹、欧阳修等推行新政，改革科举，将三场考试中的诗赋改为末场，而策、论改为头两场，策论大致以古体散文写成，这种科举制度的改革，自然对于当时的文风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考试内容来看，六朝以后策问的内容从时事政务扩大到经义，所以策问文体对宋代的经义以及明清的八股文等考试文体的形成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

渊源古代文章家都非常重视策文。《文选》把策问列入严格的"文"的范围，一直到清代，历代许多文章选家或作家本人都把策问与对策作为文章收录文集中。比如在唐代，策问与对策就是非常重要的文体。唐代的进士科考试须试策问，一般士子为了应付考试，就收集历年策题和及第者的对策加以研习揣摩，平日也常练习策文准备考试，如白居易集中"策林"部分，便是为了准备考试预制的七十五篇策论。在这种风气下，唐代策文创作的数量自然也就非常多了。《文苑英华》卷四七三至卷四七六收入"策问"四卷。同书卷四七七至卷五0二收入"策"文也就是对策二十六卷。《文苑英华》还把对策分为二十多类：文苑、玄经、将相、宁邦、经国、长才、方正、沉谋、雅丽、直言、体用、直谏、茂才、帝王、任官、政化、礼乐、刑法、平农商、历运、灾祥、泉货、边塞、求贤、文学、射御。从这些类目，可以看出当时策问题目涉及面是相当广泛的。《文苑英华》所收的策问与对策共三十卷，在该书中所占分量相当大，这可以看出唐代策问与对策在唐代文体中的重要地位。

渊源对策是士子精心应对之作，对策成为论文的一体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传统文体学中，作为试题的策问是与对策相提并论的文体。不少文集中都收入"策问"一体文章。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就以"策问"作为专门的文体： 按古者选士，询事考言而已，未有问之以策者也。汉文中年，始策贤良，其后有司亦以策试士，盖欲观其博古之学通今之才，与夫剸剧解纷之识也。然对策存乎士子，而策问发于上人，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者，而后能之。 以策问为文章文体之一，这在今人看来，也许会觉得奇怪。仅从表面来看，策问只是一份考试的问答题目，怎么能称为文章呢？萧统《文选》选录标准是"以文为本"，所收的文章是比较严格的，但是《文选》卷三十六"文"这一部分，就收入"策秀才文"十三首，数量不小，而以后历代的文集中也经常收录这一类"策问"。把考试题目作为一种文章来写，并且郑重地收录到各种文集之中，这恐怕是非常特殊的文学现象。

渊源策问之所以被认为是"文"，这是因为在古人看来，这种试题形式是建立在出题者深入思考基础上的，这就是徐师曾所说的"必善为疑难"：提出问题的深度与意义本身就反映出策问者的见识与水平；策问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有高下，技法有巧拙，策问通常注重文采辞藻，讲究用典，语言骈俪，所以确也体现出策问者的文学艺术才能。一句话，在古代，策问属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章，这大概就是策问之所以被视为"文"的原因吧。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策问一体的特殊之处：它不仅仅发"问"，往往是以"论"带"问"的，甚至是以"论"为主，篇末见"问"，其"论"的本身也是一篇短小论文。所以，古代的策问的确是具有一定独立形态的文章形态，古代的文集收入策问是可以理解的。

渊源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时对董仲舒的三策问，可以看成是三篇特殊文体的文章。兹举第一首策问为例：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絜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虖！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饰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这种策问是非常有意思的，它绝不仅仅提出问题让臣下回答，而是先阐述一番自己的理想与追求、理论与思考，而其所言也是有论有据的，既已独自成说了，在此基础上再明确地提出若干问题让"子大夫"回答。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正是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阐述的。

渊源晋代以后，有些策问出于皇帝之手，如太康中的秀才对策由晋武帝司马炎亲自出题策问五道；有的则是由著名文人代拟，如陆机就出过策秀才文。由于文人代拟，加上当时文风逐渐骈化，追求词藻，到了南朝策问就成为一种独立的骈文文体了。如《晋书·纪瞻传》中陆机的策秀才文与纪瞻的对策其实也都是非常讲究华丽文采的骈文。《文选》第三十六卷收有"文"十三篇，所谓"文"是与诏、册、令、教等朝廷专用的文体并列的文体，就是策问。这十三篇是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和天监三年任昉《策秀才文》三首。现以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为例： 问秀才高第明经，朕闻神灵文思之君，聪明圣德之后，体道而不居，见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顺风之请，华封致乘云之拜，或扬旌求士，或设虡待贤，用能敷化一时，余烈千古。朕夤奉天命，恭惟永图，审听高居，载怀祗惧。虽言事必史，而象阙未箴。寤寐嘉猷，延伫忠实。子大夫选名升学，利用宾王，懋陈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盐梅之和，属有望焉。 又问：昔周宣惰千亩之礼，虢公纳谏；汉文缺三推之义，贾生置言。良以食为民天，农为政本。金汤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无迁。朕式照前经，宝兹稼穑。祥正而青旗肃事；土膏而朱纮戒典。将使杏花菖叶，耕获不愆，清圳泠风，述遵无废。而释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贫擅富，浸以为俗。若爰井开制，惧惊扰愚民；舄卤可腴，恐时无史白，兴废之术，矢陈厥谋。 又问：议狱缓死，大《易》深规；敬法恤刑，《虞书》茂典。自萌俗浇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冤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明发动容，昃食兴虑：伤秋荼之密网，恻夏日之严威。永念画冠，缅追刑厝。徒以百鍰轻科，反行季叶；四支重罚，爰创前古。访游禽于绝涧，作霸秦基；歌《鸡鸣》于阙下，称仁汉牍。二途如爽，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将亲览。 又问：聚人曰财，次政曰货。泉流表其不匮，贸迁通其有亡。既龟贝积寝，缗繈专用，世代滋多，销漏参倍。下贫无兼辰之业，中产缺洊岁之赀。惟瘼恤隐，无舍矜叹。上帝溥临，赐朕休宝。命邛斜之谷，开而出铜。且有后命，事兹镕范。充都内之金，绍圆府之职。但赤侧深巧学之患，榆荚难轻重之权。开塞所宜，悉心以对。 又问：治历明时，绍迁革之运；改宪敕法，审刑德之原。分命显于唐官，文条炳于邹说。及嵎夷废职，昧谷亏方，汉秉素祇之征，魏称黄星之验。纷争空轸，疑论无归。朕获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今日月休征，风雨玉烛。克明之旨弗远，钦若之义复还，于子大夫何如哉？其骊翰改色，寅丑殊建，别白书之。（《文选》卷三十六） 王融的五道策问其实就是五道考试题目，它们是以皇帝的口吻来写的，必须逼肖皇帝的身份，这也是一种代言体，同样需要特殊的技巧。这种策问，内容不光是问，重点也不在问，倒是先提出"朕"在纳言、农业、法律、财货及历法等方面的见解与主张，然后再要求对策的秀才，在此范围内提出自己的建议，以备采纳。不难看出，这些策问非常注重形式，词藻华丽，对仗工整，而且用典非常繁密，本身就是结构完整的华丽骈文。王融这五道策问相当有名，不但《文选》选录，李兆洛《骈体文钞》卷十也全文收录。从《文选》所选录的文章与《文心雕龙》所论，两书各有侧重。《文选》重在策问，所选全是策问，而且全是六朝的策问文，但没有选对策文。这似乎意味着在萧统的心目中，策问比对策更为重要。

渊源唐宋以后，历代文集也大量收录"策问"，如《四库全书》的文集中收入历代策问便有数百道，此不赘论。

三

渊源策文，在中国古代文体中与一般的文学文体相比，有其无可伦比的独特性。正如宋人真德秀在《跋黄君汝宜廷对策后》一文所说的："以布衣造天子之廷，亲承大问，此君臣交际之始也。一时议论所发，可以占其平生。" 此种文体，是"君臣交际之始"，也就是士子与最高统治者打交道的见面礼，说白了，就是士子走向仕途的关键。这当然是非同小可的，对于士人来说，对策当然要比一般抒发性灵的诗文更为重要。古代文人对于一般的考试文体通常持轻视态度，但对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却颇受青睐。在封建时代里能够对策王庭，当然是十分荣幸之事，凡是写过对策文的，通常其文集会将它收入，而其他考试文体如八股文，则很少为文集所收录。

渊源对策的文体有其特殊性。刘勰《文心雕龙·议对》谈到此种文体之要求："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镕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因此他感叹说："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他认为写作对策不但要有治理国家的才干、博古通今的思辨能力，还要有文学才华，总之，"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后来王通在《文中子中说·问易篇》中也有一段关于策的议论，当有人问及："敢问策何谓也？"王通说："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悯而不私，劳而不倦，其唯策乎？"王通还从为帝王之师的角度评论策体的重要。"事者其取诸仁义而有谋乎，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训。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王通把策问与对策看成是明君与大臣交流思想的文体："广仁益智，莫善于问；乘事演道，莫善于对。非明君孰能广问，非达臣孰能专对乎？其因宜取类无不经乎？洋洋乎晁、董、公孙之对。"王通当然不是专门从文体研究的角度来谈策的，但对于我们理解策问与对策的文体特点及在中国古代文体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有帮助的。

渊源唐宋以后，策文中也有一些真正针砭时弊的作品，尤其是历代"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考试中，确也出现一些大胆无畏的策文。唐代最有名的是刘蕡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针对当时宦官专权和藩镇跋扈种种严重的政治弊病，进行透彻的剖析和猛烈的抨击。对策写得非常尖锐直率。"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乃此四者，国家已然之兆。""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将倾也。"呼吁唐文宗"访持变安危之谋，求定倾救乱之术，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揭国权以归其相，持兵柄以归其将。"刘蕡的策文长达万言，新旧《唐书》皆录其全文。当时主考官虽然盛称其文，但不敢录取，刘蕡既被黜落，仍然受到宦官的打击，一直沉沦下僚，抑郁而死。此外如宋代苏辙在嘉祐六年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策论，更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皇帝本人，他责备宋仁宗缺乏远见，"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批评他骄奢淫逸，使国弱民穷。"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当时苏辙才二十三岁，出言无顾忌。考官们对于此策褒贬不一，不敢断定，最后提请仁宗皇帝决定。仁宗皇帝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结果苏辙仍被列入第四等录取，授商州军事推官（见《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

渊源最高统治者策问的目的和初衷，不仅仅单纯选拔人才，通常也希望从中得到一些治国的思想。如文帝在求贤良文学的策问中说："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而汉武帝的求贤良策问，还保证对于诸人的对策内容"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汉书》卷五十六），打消对策者的后顾之虑，保障对策者的安全，语气相当真诚。事实上汉代统治者对贤良文学之士对策中的建议也是非常重视的，有的也会付诸实施而使之产生巨大影响。如汉武帝策问"贤良文学之士"三道，董仲舒的对策被称为"天人三策"，他从"天人感应"说出发，论证了"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的行为，最后归结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武帝所采纳，自此形成了两千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董仲舒的对策，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对策之文。 这些对策倒是真正称得上"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 四 从理论上说，比起诗赋或经义之类的考试文体来说，对策可能更真实地反映出士子真正的处事能力与政治才华，统治者也可以通过对策真实地了解人们对于时事政治的想法和治国的方略。但由于对策考试本身固有强烈的功利性特征，这种真实性往往大打折扣。古人称科举考试为"文战"，可以说是非常形象的比喻。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残酷战争，士子们必须为名誉、利禄、地位、尊严而战。在封建社会里，仕途上的"成功者"正是在此中过五关斩六将而厮杀出来的。在考试中士子们对于帝王的"对策"，也是一场斗智斗勇、兵不厌诈的战争。"对策"也就从文体意义转而成为对付统治者的策略和办法。对策的考试，原本就是为了考查应试者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汉代最早以策问与对策来试士时，它确实是选拔出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然而一种文体一旦成为决定士人前途命运的关键，应试者就会想方设法找出应对的捷径，这种文体也就逐渐失去活力和实际意义。策问考试总是有个范围，有些人便把历年的策文收集起来熟背，所谓"束书不观，专读旧策"，这样却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正如孙何汉说："策问之目，不过礼乐刑政、兵戎赋舆、岁时灾祥、吏治得失，可以备拟，可以曼衍。" 总之，士子们想尽"对策"来对付考试的。白居易在《策林序》中说自己与元稹已中进士以后为了准备再应制举："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他的《策林》成为当时与后代应试者重要的参考资料。苏轼在《议学校贡举状》一文中也指出："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辑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 在古代这一类书籍甚多，如明朝何乔新有《策府十科摘要》，分为经、史、圣贤、帝王、吏、户、礼、兵、刑、工十科。 应试者事先准备好各种题目所需要的经史时务方面的现成资料，考试时则加以编排和剽窃，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真正考出应试者的真才实学也就益发困难了。一句话，上有策问，下有对策。

渊源试策的目的是考查应试者对于时事政治的看法、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以及对于经典的熟悉与理解，对策则是应试者根据策问而作出的答复，所以刘勰说"对策揄扬，大明治道"。对策在文体上的特点当然是针对策问而有问必答，《文心雕龙·议对》篇末对于对策文体的总结是"对策王庭，同时酌和"。就是说，在朝廷上应对策问，众人同时斟酌应和。"酌和"二字非常值得注意。为什么要"酌和"呢？难道对策不是要完全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吗？"酌和"的对象又是什么？我以为，对策所"和"的当然是策问里所包涵的意思。因此，制作对策首先要体会最高统治者或主考者的精神、意图，然后才在其基础上谈些自己的看法。对策的文体体制是先引述策问的观点，才进行论证和发挥，通常是针对策问逐条回答，层次分明，而且往往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所以许多策问与对策的关系，颇似诗歌的唱和，一唱一和，有时后者是前者的敷衍。刘勰把对策看成是策问的"酌和"，他对其文体特点的揭示值得深思。

渊源对策文体的矛盾之处在于其要求是"直言极谏"，但对策制作又往往离不开颂圣，尤其当它的审读对象是最高统治者时，士子们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调子。宋绍兴二年壬子科殿试，宋高宗赵构殿试题是："问中兴之本"。当时离"靖康之耻"尚不到六年，南宋政权正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张九成在对策中当然提出许多中兴之策，希望高宗励精图治，实现中兴。但策文中有一段歌颂高宗的文字说： 若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当春阳昼敷，行宫别殿，花柳纷纷，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尘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气凄清，窃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蛮毡拥蔽，不得共此疏畅也，亦何安乎！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劲，两宫得无忧乎？"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享此乐时，必曰："朔雪袤丈，两宫得无寒乎？" 至于陈水陆，饱奇珍，必投筯而起曰："雁粉腥羊，两宫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广厦，处深宫，必抚几而叹曰："穹庐区脱，两宫必难处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闾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乐，陛下虽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温，夏不得清，昏无所于定，晨无所于省，问寝之私，何时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时可救乎？日往月来，何时可归乎？每岁时遇物，想惟圣心雷厉，天泪雨流，抚剑长吁，思欲扫清蛮帐，以还二圣之车，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若小民之心则不然，以谓搜揽珍禽，驱驰骏马，道路之言，有若上诬圣德者，此臣所以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不量微贱，思为陛下雪之也。 这是以赋体铺陈的写法来歌颂宋高宗不忘两宫之心。文字当然是华美动人的，构思也颇为别致，艺术效果应该是很强烈的。他以想象虚拟的笔法和强烈对比的修辞方式设身处地描写宋高宗无论何时（春、夏、秋、冬）何境（陈水陆，饱奇珍、居广厦，处深宫）都会联想到宋徽宗与宋钦宗，因此内心充满痛苦，时时刻刻想着恢复之大业，"思欲扫清蛮帐，以还二圣之车"。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记李清照曾"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李清照把张九成对策的华丽与柳永词的轻艳相提并论，明显流露出轻蔑的态度，可见这对策在当时已经引起人们的反感。事实上，高宗本人并不是有恢复大志的君主。明代的文徵明在《满江红·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中尖锐地说："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他认为宋高宗对抗金本来就是持消极态度的，因为如果抗金胜利，徽宗与钦宗既返，高宗本人又该置何处呢？文徵明认为秦桧所为只不过逢合宋高宗阴暗心理而已，这可谓诛心之论。当然我们难以责怪张九成对策之逢迎谄媚，他这段颂圣并不是自作多情的空穴来风，因为宋高宗策问中已经明确说他即位后，"六年于兹，顾九庙未还，两宫犹远，夙兴夕惕，靡敢荒宁。"而张九成那段对策，也仅是对高宗这几句自我表白的出色敷写而已。张九成既为状元，其对策自然是众口争诵的，在当时，对于高宗肯定起了美化的作用。张九成的对策，可谓是以策为颂体的典型。

渊源"对策"其实在文体本质上是一种论说文，但是对策与一般论说文的差异又是十分明显的：一般论说文的内容是作者自拟的，而对策的题目却是"给定"的，有限制有范围。一种是自主之作，一种是奉命而作，两者差别极大。对策可以说是最早的命题作文， 这在中国古代文体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策文是一门揣摩艺术。他必须把功利目的与用世目的结合起来，把劝上与颂圣结合起来。要搔到痒处，而非痛处；用力合度，轻重适中。

渊源汉代察举选拔人才，以推荐为主，以考试为辅，在推荐基础上进行考试，与后世以考试为核心的科举选士制度不同。南宋叶梦得在其《石林燕语》卷九中说："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耳。"汉代的察举考试与后代科举考试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对策者皆被选，只是有所高下而已。后来的科举考试面向一切读书人，不必由官吏举荐，也不论出身地位，都有资格报名考试。随伴着这种"平等"必然是残酷的淘汰和激烈的竞争机制，考场文章优劣也就成为文人能否走上功名富贵之途的关键。汉代的策问与对策属于察举制度的一部分，与后来科举制度的文体并不完全相同，汉代的策问制度的确选拔了不少真才实学之士。但是，策问与对策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正式以文章取士所采用的考试文体 ，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名次的方式，实际上也开了以文章取士之先河，这种考试文体无论是对于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还是对于古代文人的创作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刻影响。

渊源以文章取士的考试文体产生之前的一切论著，无不是各抒自见而面貌各异的。像《汉书·艺文志》所说，先秦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王道既微"这是出现百家争鸣局面的政治背景。以文章取士的考试文体恰好是出现在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政治文化思想逐步走向一统的时代。凡是以考试形式选拔人才，对于选拔对象的文章总是需要评断高下，定其优劣，所以，必然要有一定规范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作为衡量人才的评价标准--并且逐步形成一种封建社会的人才评价体系与文章评价体系。这也是由考试的目的所决定的：在封建社会里，考试的目的就是选拔为朝廷所用的人才，而绝不是为了培养自由的思想家和独立的学者。焦循在《时文说》一文中说谈到八股之论与诸子之论的同异时说："诸子之说根于己，时文之意根于题。"此说言简意赅。八股如此，策问其实也如此。它作为考试文体实则是一种最早的命题作文，其文体特点是有问必答，无论考试者自己对此问题是否真有深切感受，也必然要围绕题目敷衍一番。更值得注意的是，多数策问者对于考试题目其实都有一个潜在的答案，或已隐含一定的倾向性，他们需要的是考试者对此加以进一步阐释、论证和补充，是居高临下式的咨询。所以，对策制作的关键是要体会最高统治者或主考者的精神、意图，准确判断"题中应有之义"，揣摩策问者的观点与他们希望获得的答案，以此来确定最佳的"对策"，这也就是《文心雕龙·议对》篇末所说的"对策王庭，同时酌和"之意。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就决定了对策之作不可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完全背离策问而擅自立论，"答非所问"，也不可以完全充分地、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因此，我们看到历史上的多数对策，看起来斐然成章，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细看却无一自得之语，对策也就成为一种面对主考者加以敷衍与发挥的程式化艺术文体。

渊源考试文体的出现，在中国古代影响重大。它标志着文人的写作从此与功名富贵结下不解之缘 ，这种文体写作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表达个人自由的思想，而是为了追求一己之名利地位。策问的初始目的是让考生为国家大事献计献策，而实际上多数考生的对策却往往仅为自己的仕途而殚精竭虑--他们考虑的首先不是如何以独特而尖锐的思想去影响社会改造现实，而是如何以出色的见解与高超的技巧来获得社会的认同与赞赏。 总之，他们的一切表达，他们的所有努力，都不是出于不能自已的强烈动机，而仅仅是为了取悦、满足或者应付他人的需要。荀子曾感叹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荀子·劝学》）。意谓古人读书是为了自我修养，而今人则以读书为进身之阶。扬雄《法言·学行》有一段话，"或曰：'书与经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哑尔笑曰，'须以发策决科'。曰，'大人之学也，为道；小人之学也，为利。子为道乎，为利乎？"此语发人深思。可以说，从一开始"发策决科"就是"为利"之学，带着强烈的功利色彩。

渊源我们可以说，在以文章考试取士制度产生之前，作文者为己；在以文章考试取士制度确立之后，作文者为人。任何文人，纵使是非常杰出的文人，只要想进入上流社会，就离不开这"敲门砖"，还要俯首曲身，才能走得进这特制的门槛。自考试文体产生之时起，功利动机成为许多中国文人写作的驱动力。考试文体的产生，在古代文章史上是一大转折。学术界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学自觉的时代"自西汉就开始了， 我基本认同这种说法，不过要补充的是--在轰轰烈烈的"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同时，"写作的功利时代"也悄然而至。

（原载《新国学》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