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

关于今年四月间，吴承学先生来信，约我为其新著《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写一篇序。刚看到信中所提的书名，马上就想到明代两部文体学的著作，即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文章辨体》详列歌谣、赋、乐府、诗及各种骈散文体五十九类，《文体明辨》更细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当时我很担心吴承学先生如何把中国古代如此繁复、琐细的文体作统括全局的概述和分类辨析的细研呢?后来接到来稿，先翻目录，不禁眼光一亮，原来全书十七章，第一章至十二章分别选择了先秦盟誓、谣谶与诗谶、策问与对策、诗题与诗序、题壁诗、留别与赠别(诗)、唐代判文、集句、宋代隐括词、明代八股文、晚明小品、晚明清言等文体进行个案式的清理与研讨，第十三至十六章则对文体学理论作历史性和逻辑性的梳理，最后一章则以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古代以评点形式所显示的文化传播与文化普及行为作出颇有当代意识的评议。以上章节，大部分在前些年曾以论文形式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过，当时我也读过几篇，这次为了遵嘱写序，就集中把全稿细读一遍。每读一章，说实在话，真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论议深沉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我想，书序这一文体不是书评，不必对书作全面的介绍和评论，--此书书前的"绪论"也已对本书的宗旨作明晰的阐释。书的序言应当是一种较为自由的文体，大致是撰写者的一篇读后感，可以对书作感想式的评论，也可与著者作学术上或友情上的交流，也还可抒发撰序者本人的某些感慨。就我个人来说，吴承学先生比我年轻约20余岁，按照友人蒋寅先生《四代人的学术境遇》所述，在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行列中，我算是第二代，承学先生算是第三代，但我总有一种与吴、蒋都是同一代的感觉，因此每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彼此都能促膝而谈，也无"忘年"之感。这样，我这篇序也就随意而谈，无一定之体。

关于我读这本书，以及读《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晚明小品研究》，曾于灯下默想，承学先生治学有怎样一种路数?于是得出八个字，这就是：学、识贯通，才、情融合。再演绎为四句话：学重博实，识求精通，才具气度，情含雅致。我认为，博实、精通、气度、雅致，确是这些年来吴承学先生给学术同行的一个总印象，也是承学先生一辈中的前列者这些年来在其著作成果中所显示出来的艺术才能和精神素质。

关于将以上的八个字、四句话，具体落实到这本书，首先我觉得承学先生有一种坚实而敏感的学科建设意识，而学科建设也确是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界面向新世纪所必须正视和承担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项目。十多年前承学先生在复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提出"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并写有专著，经过近几年的潜心研究，又提出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学。我认为，这不只是针对目前学术界对文体形态研究的薄弱情况，更重要的是有鉴于文体学研究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有不可忽视的完整学术结构的意义。正如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的说到："我的研究目的是回归到文学自身，从文体研究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往往把文体单纯看作一种形式技巧，不予重视，这是出于一种偏重所谓政治因素的误解，从而限制研究的视野。如果按"绪论"中所说，我们在建立文体学的过程中，全面研究古代文体的内部结构、文体的审美特征，以及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文体发展的规律等等，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文体所反映出来的人类感受方式和审美心理及文化心态，这就能促使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推进。

关于当然，作为学科建设，一方面要有科学规范，另一方面更要有重点突破的创新意识。以古代文体学而论，面对从先秦至近代三四千年间几十种、上百种的文体，要一个个排着队来评述，谈何容易，这也是古代文体学面临的一个客观难题。但我们可以作主观突破，这就是本书的一种创新精神，即先不作系统的概论，而是对过去长时期不受重视而实有文化涵义的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从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等等，"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我觉得这样作，对当前学科建设来说，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我们不要先作大而全的概述性工作，这样难免重复、浅层，先选择有一定代表性的几个点，作精细而又有高度概括的探讨，这就能使这一学科成为富有现代意义的、具有众多坚实实验室的科学园区。

关于这里提到实验室，我以为人文科学也应该有自己特色的文献材料库，而本书在这方面也颇有建设性的创新点。我在上面曾讲到学重博实，而就现代来说，博实必须注意利用新的科技成果。在第一章《先秦的盟誓》中，作者表示，他通过现代先进的电子检索系统，得知"盟"字在《左传》中出现640次，在《公羊传》中出现162次，在《谷梁传》中出现172次；"誓"字在《左传》中出现22次，在《谷梁传》中出现1次，在《公羊传》中没有出现。又，在《汉字游戏与汉字诗学》一章，作者从《诗牌谱》中摘下开头三十个字，根据北京大学网站《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得出它们在《全唐诗》中出现的次数，分别是：天17614，云19029，烟6176，霞2008，霜3813，等等。这样的"总账"式数字统计，并不纯粹是技术性的，它往往会带给人们一种文化探索的兴味。我在一次会议上也曾听《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制作者说过一段话，他说他输出"夕阳"一词，来检索《全唐诗》出现次数，结果是初唐时期最少，晚唐时期最多，说得与会者发出会心的微笑。

关于当然，对我们搞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掌握文献材料，不能全靠电子检索，还得靠头脑积累，头脑中的众多积累和有效利用，有时是电子检索所不能代替的，它的表现特点是"活"。譬如本书中讲到判文对叙事文学文体(戏曲、小说)的影响，就举出宋《醉翁谈录》所引用的公案小说，元代的《陈州粜米》、《朱砂担》、《蝴蝶梦》、《灰阑记》、《窦娥冤》等十余个杂剧，明代的《包公案》、《龙图公案》等白话判案小说。又如《晚明小品》一章述及古人以本草、药方形式写出富有情趣之文，所举之例，有唐张说《钱本草》，贾言忠《监察本草》，侯味虚《百官本草》，宋释慧日《禅门本草》，明袁中道《禅门本草补》，清张潮《书本草》(按药方所举例，省)。这是现在电子检索还做不到的，需要我们当代学人，排除外界的诸种干扰，安心读书做学问，才能有所获得。

关于承学先生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博通中外古今，书中好几处引及现代外国的哲学、文学理论著作，如论集句时，引述俄国美学家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美学原理；论《诗牌谱》，就随手联系西方文论中的意象研究，据美国学者华兹生对《唐诗三百首》所作统计为例。更让人感兴趣的是，《晚明小品》一章中论及作者自己立名的"意象式小品"，也即一连串的意象联缀而成的小品，这些意象有时看来只是杂纂而成，而实际上则有内在的联系，构成一种独特的艺术意境。作者写到此，特地举了现代作家汪曾棋的小说《钓人的孩子》一段描写。为提供我们搞古代的人欣赏，我这里把这段美文移录于此：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小西门外。米市、莱市、肉市。柴驮子、炭驮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锚。炯鸡米线，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炒莱的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红黄蓝白黑，甜酸苦辣咸。 这样的意象式字句，更能使人体味抗战时期昆明郊区一个普通小镇的独特景致。讲古代文体，引用现代文学创作，这不但是增加书中的文采，更使人得到沟通古今的启发。我过去在论述朱东润先生史传作品时，曾提到"朱先生的传记作品还有一种神来之笔，那就是在讲述历史时，忽然会把过去的生活拉到现代来，增进入们的时代意识与生活情趣"，并举《杜甫传论》中论及杜诗《严氏溪放歌行》，引及近代乐曲《二泉映月》，论及杜甫在江陵的遭际，联系法国雨果的小说《笑面人》(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所刊拙文《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沟通古代文学与现代创作的内在联系，挖掘我们华夏民族的潜在文化意蕴，这应当也是我们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命题。

关于我恐怕不能讲得太多，影响读者对这部佳作的研读和欣赏。我想再补充谈两点。一是作者注意过去不大受人重视的一些文体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强调"文体其实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历史的产物，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如论文字僻涩的先秦盟誓，指出"盟誓是中国古代历史最为悠久、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文体之一"；讲到具有神秘意味的谣谶和诗谶，说"它们具有某些其他类型诗歌所没有的文化内涵"；说古人的题壁、题树等题诗，"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的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一种富有艺术色彩的人文景观"；讲到一向被视为政治文体的判文，说"判辞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对一向被视为臭文的八股文，说它是"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影响最大的文体之一"。这样从文化视角来探讨文体的产生、演变及社会意义，确能使人扩展视野，加深思索。另一点是书中对某些流行看法和传统观点，能独出新见。如论八股文，说八股文确影响明代文人和文学的创新精神，但又指出其理论却比较复杂，对于古代文章学、技法理论产生的影响难以断然否定，并说作为科举的一种文体，八股文"确综合和融化了古代许多文体的特点"；又如这些年来备受人赞赏的晚明小品，作者在作了肯定论述外，提出其一个特点是"虽小亦好，虽好亦小"；对晚明清言，指出其思想内容的两重性，即"清言所标榜的是清旷，而最终却容易使人走向平庸、世故和滑头"。这些都是使人惬意的中肯之论。

关于承学先生于四月中旬寄来此书书稿时，并附一信，信中有几句话，颇值得深思："这里远离学术中心，在许多外地学者看来，此间不是做学问之处；而在此间人看来，在此做学问乃是不合时宜之事。这两种看法都近于事实。既难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所以学者在这里想真正做点学问实在具双重的困难和压力。也许正是这样，我的论文总是带有某种'边缘'色彩和寂寞之音，格格不入时流。"这几句话我是完全能理解的。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做古代学问之人，是不能与股票"联网"，与"票房"比值的。我们要有一种高层文化导向的自期，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承学先生那样的才具气派与情含雅致。人生总是有压力的，就我个人来说，20几岁时就承受过难以想象的政治重压，现在也还不时有一些莫明其妙或所谓世态炎凉之压，根据我早年的经验，这就需要有一种"傲世"的气骨。我总是以为，一个学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他在学术行列中为时间所认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时的社会名声或过眼烟云的房产金钱。

关于关于广州的文化环境，最近我从上海古籍出版社送我的一本书得到新的启示。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今年年初出版一本大十六开本的图集：《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书中影印了19世纪初期广州画铺中的画师绘制的所谓外销画，画师当时从营利出发，将各种题材的水彩水粉外销画绘制出来，销售并流布到欧美各地。这些外销画所表现的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片断题材，而画法却摹仿西方，现在看来十分别致，可以看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具体情景。这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可见在鸦片战争这个被作为中国近代史起点之前，广州的社会与文化风气已有一种相当西化的倾向。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走向是一个整体且相对独立的行动，并不完全受政治的制约和影响。陈寅恪先生早年所作的宗教史名篇论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就提出过一个论点，说两种不同民族的接触，"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港湾之地"、"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颇多"。对读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这本表现广州19世纪初期三百六十行市井风情图集，更显得陈寅恪先生论点预测性和推导性之可贵。近20年来广州的开放成绩显著，文化的活跃也有其他地区所不及之处，吴承学先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以寂寞之心钻研其所称之"边缘"，必将是一片为人注目的学术"新境"。--这，也是拙序的殷切期望之情。

2000年6月中旬，北京六里桥寓舍，时当数十年来未有之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