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

        约略通晓中国古史的读者，对于有唐一代在中国文明史长河中所处的划时代地位，大概都留有深刻印象。只是近世社会史分期讨论大兴，唐代开创历史新时期的功绩与意义，似乎被冲淡了许多。不过，历史翻开的这一页，实在不能仅仅以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改朝换代的普通一页视之。看来，唐王朝的建立，在中国古代史分期中的地位，是很值得探讨的。收拾河山，建起统一而强盛的大帝国，这无疑是唐王朝完成的伟业。但是，分久而合，乱久而治，这毕竟还是人所共见的显露的变化。因此，更深入地探索这场历史大变革的社会性质和历史作用，就成为许多史学大家倾注心血的一项研究课题。陈寅恪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槁》，开篇便抓住“种族及文化”两个问题，以此作为研讨“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从民族和文化问题入手，解析唐代开创新局之特色，探寻其形成之原因，这确是陈氏推进唐史研究的一大建树。

唐代文化的独特贡献和巨大价值，是人们最易于认同的事。既有大量文化遗存在，所以在后世人心目中，唐代开创了光辉灿烂  的文化新纪元，确是不可抹杀的史实。因此，治文化史者，进行中国文化史的分期时，就很难不以唐代为新文化期之开端。其界石作用，严如先秦诸子创辟中华文化新局在上古的地位。王国维把春秋战国称作“中国思想界之能动时代”，认为汉以后学术定于一尊，儒家抱残守缺，乃堕入思想停滞时代；而佛陀之教东来，乘“吾国思想调敝之后”，自六朝至于唐室，“极千古之盛”，开始了“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后宋儒出而调和儒佛，又使“受动之时代而稍带能动之性质”，（《静庵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口说唐代文化改变了前此中国思想界“停滞”、“调敝”的局面，大体上是对的。佛教文化传入，对中华文化构成重大影响，也是事实。不过，把唐代文化说成是“受动之时代”，恐怕欠妥；说佛教文化与中国本上文化，直到宋儒手里才“一调合之”，在此之前均是“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显然也与事实不符。

        佛教的输入，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巨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波。由于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原因，汉魏以来，佛教在中国虽几经禁绝或受到抑制，但总是旋灭旋兴，旋抑旋起，所以从总体上说，魏晋至隋唐间，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布一直保持着旺势。唐代文化的建立，明显得益于魏晋南北朝以来广泛汲取的佛教文化的精华，不过也应当承认，唐代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割断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传承脉络而自成一体；它也不是在外来的佛教文化支配下，处于纯然“受动”的状态。中华文化数千年间历经沧桑而延绵不断的发展过程证明，不管是处在分崩离析的战乱年代里，还是处在高度极权的严酷统治下；不管是学术文化充满活力的发展时期，还是学术文化进步迟缓。相对停滞的时期、中华文化始终以极强的延续能力保持着发展着进步着，其区别仅在于发展速度之速迟。时代成就之大小而已。汉末文化虽已堕入最无生气的境地，然而经过形式上看似消极、实质上乃谋求思想之大解放的魏晋玄学之反动与冲击，束缚文化发展的桎梏已经挣脱了不少。一个文化新兴的契机，正是滥觞于这一背景中。就中国本土的文化发展来说，面对从东汉开其端，经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的佛教文化大输入，并不是完全“受动”的，相反地应当说，还是相当“能动”的。一则，其间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仍在于中国自身文化的需要；二则，对待外来的佛教文化，在交流中不仅发生过大大小小的辩难和冲突，而且接受佛教文化也是有选择、有取舍的； 三则，对于佛教文化，中国并非完全被动的接受，而是将其放在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中，使之构成互补性的相互交流与交融。更重要的是，这一场中外文化的大交流大融汇，本身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合二为一，而是一次具有伟大意义的文化再创造。在交流融汇的过程中，既改造和发展了本土固有的文化，同时也改造和发展了外来的佛教文化。文化交融的结果，不但使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纳入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旋律之中，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促使本上文化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获得了新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比较充分体现着这场文化交融成果的唐文化，具有鲜明而多彩的独创性，以焕然一新的形象问世，而没有变成一爿兼收儒、道、佛既有货色的杂货店。与其说唐文化的一大特色是融合了儒道佛文化，毋宁说是它在融合儒道佛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化的再造与创新。当然，这种融汇、再造与创新，是经历了渐进的漫长过程，才逐步达到自然天成的程度。但是这一过程绝不是到了宋儒手上才开始的，事实上唐文化的成就已经是这一交融中结出的第一批硕果。至于文化融汇与创新的成熟程度，初唐自不同于盛唐，盛唐自不同于晚唐，晚唐自不同于两宋，那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递进和演化的阶段特征。

      于此可见，能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外来的佛教文化，平等地与之交流，确乎是唐代实现文化变革的一大关键。既然这样，也就 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何以会从两汉以降的文化禁锢氛围中，一变而形成文化开放的环境呢？除魏晋玄学颇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之外，恐怕最重要的当是陈寅恪所云“种族”状况所起的作用。魏晋南北朝三百七十年间，发生的最为重大的社会变迁，是境内各民族通过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血缘的各种途径，经无数次战争劫难及和平共处，乃如百川汇海般地逐步汇合熔铸，构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民族的大融合，当然也就促成了（或者说包含着）民族间文化的融合。因受发展程度的制约，这场文化大融合，当然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融汇。北方各民族某些识见卓越的当政者主动提倡汉族文化，汉族士人与北方各民族知识群体在较高层次上的交流，自觉汲取北方各民族文化，更是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这场境内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大冲破了胡汉习俗的壁垒，同时也大大淡化了中外文化的界限，从而造就了一种“取我所需，尽为我用”的大家气象。这就无疑逐渐打破了因袭守旧的文化状态，改变了排斥他族文化的社会心理与习俗；一种充满开放气魄和创造精神的社会文化环境于此乃得以形成。境外传入的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流融汇，恰恰就是在境内各民族问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的过程中，同时发生、交织实现的。境内各民族间的文化既可化解隔阂，儒道佛间的文化交融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可以说，正是境内民族文化的大交流，造成了有史以来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流的前提条件；境内民族间既可取文化开放的态度，对外来文化取开放态度自然也不存在障碍。李唐王室所具有的血缘上那种胡汉的特征，无疑有力地促进了这种开放心态的形成，从而使得唐王朝出色地担当起了重构泱泱文化大国的这一历史重任。文化开放，于中华文化的复苏、新生和突飞猛进，功莫大焉。正是境内境外的文化大开放，才使得中华文化的古树上绽开了唐代文化的满树奇葩。

          唐代文化的创新是全面的，道德、风俗、哲理、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服饰诸端，无不呈现出开一代新风的气派。而其中诗歌一项，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加之其本身又具有便于保存便于流传的特点，成就尤为显赫。但是应当看到，数百年来文化交流所形成的全新文化氛围，以及文化开放所带来的勃勃生机，更是使这一艺术形式异彩大放的深层原因。诗歌在唐代获得了适合其茁壮生长的沃土，而诗歌的巨大成就，则更以其独特的        魅力凸现出唐代文化的辉煌。也正因为如此，“唐诗”几乎可以视之为唐文化的时代徽徵。唐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正是由于它以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一个伟大时代的时代精神，反映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所达到的新的颠峰。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唐诗的形成与发展，当是研究唐代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从而揭示唐代社会和唐代历史形成与发展之谜的一条有效途径。

          尚定的博士论文《走向盛唐》即将付梓，嘱我作序。这实在是所选非人。我于唐诗，充其量只算得上是心窃爱之，毫无研究，业余客串之奢望亦不敢生，岂能跨进门槛去说三道四。之所以没有推托的原因，唯在于我曾经看过他的这篇论文，并且深感他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旁徵博引，条分缕析，从社会建构的深层次中，探讨境内民族文化大交流和儒，道、佛文化大交流的史实，以阐明初唐诗风演化的轨迹与趋向。我认为这的确是一项研究唐        代文化的很有价值的尝试。读后既有所感，于是现在乃借机大发了上边一通不着边际的议论；这些空话倘能于此书读者以微助，则幸莫大焉。

         我向读者推荐尚定这一著作的同时，也殷切希望作者将来能够“走进盛唐”，写出研究盛唐诗风的专著来。

就我本人而言，写完这一篇言不及“诗”的序文之后，聊以自慰的心得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确也不失为是一种藏拙的良方。

                                                    丁伟志

                                             1993年4月24日于北京